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四次判断

丁 龙 嘉

(1.中共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山东 济南　250001；2.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山东 泰安　271021)

(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随着治国理政地位的即将来临，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P209)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新中国建立头七年，党和政府就是按照这一基本判断与概括治国理政的。

经过了七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党于1956年9月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P341)

这段话阐明了两个观点，一是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据《中共八大史》一书记载，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胡乔木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定稿上写的。胡乔木“加写的这句话是在毛泽东看过之后，胡乔木是否报告了毛泽东”，《中共八大史》一书的作者不得而知。今天看来，胡乔木加写的这句话，显然在理论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据《中共八大史》一书记载，对于胡乔木加写的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示了不同意见”[3](P182)。

中共八大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得出了如下结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P341-342)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和主要任务的确定是正确的。

(二)

历史的行进往往是曲折的。

虽然中共八大正确地解决了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问题，但是由于1957年前后国际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主要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认识。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后，随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出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即把它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认为这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当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P475)自此以后，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逐渐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错误判断所替代。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之中。毛泽东错误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又在阶级关系方面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判断，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5](P288)

自此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左”倾观点不断趋于系统化、理论化，并且在党内和社会上占到了支配地位。这其中有两次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次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批判、斗争中，认为党内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而且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把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另一次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全会中，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与实践越来越严重。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交互作用，将中国推到了“文革”这样一场大内乱中。

1969年4月召开了中共九大。九大的政治报告，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认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又将毛泽东在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系统起来，归纳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的这一观点、理论，既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完全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完全是“左”倾错误理论。

“左”倾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必然导演出“左”倾的社会实践。“左”倾的社会实践，将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的思想搞乱了、组织搞乱了、社会生活搞乱了。总之，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设想的“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自己折腾自己。

(三)

由于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在20余年间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改正这一错误，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肯定了八大对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解决了长期以来党未能实现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全会公报认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绝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6](P5)这实质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P1)。全会公报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我们国家的阶级状况怎样，主要矛盾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谈到了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问题，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前进了一大步。他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在长时期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7](P181-182)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报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

会议报告中指出，实际生活无可否认地表明，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台湾外)由于采取了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正确的合理的步骤，已经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确立了自己的稳定的统治。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我国政府对他们采取了正确的赎卖政策，顺利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和教育，这些阶级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会议报告中同时指出，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经济斗争密切地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将长期存在，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会议报告在总结了上述两个方面后说，我们需要采取的方针应该是，第一，承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同时承认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第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这两个矛盾，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无论处理哪一类矛盾，都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

会议报告中说，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生产力很低的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就必须改革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习惯势力。这就是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现阶段的中心工作。这与邓小平讲话不同的是补充了一个内容，即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间妨碍生产力的东西加以改革。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决议》中说：“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8](P841)

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决议》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P839)

《决议》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概括，基本精神与邓小平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提法是一致的，与党的八大的提法也是一致的，只是在语言上更为精炼、准确。

《决议》从1981年面世，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历经了36年。36年的中国社会实践证明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概括是正确的。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判断和概括，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显然是对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的判断、概括。如何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处理好“不变”与“变”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所谓“不变”，就是新论断没有改变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谓“变”，就是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就是新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发生的新变化；就是新论断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不变”与“变”的辩证关系，至为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9.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