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二题

闵定庆，张 洲

(1.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5)

2000年2月，章士钊女章含之主编的十卷本《章士钊全集》由文汇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录了《甲寅杂志存稿》《中等国文法》《长沙章氏丛稿》《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专著及散篇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书信、电文、启事、题词等，多达460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但是，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阙而未收，实为憾事。2009年，岳麓书社将陈书良编校的《章士钊诗词集》与胡如虹编校的《程潜诗集》，合为一册刊行，也未收章氏《论近代诗家绝句》，细味整理前言所云当是“未见”之故。[1](P5)众所周知，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曾以三种文献形态流行于世，或是短暂连载于《京沪周刊》，或是全文刊登在《江海学刊》上，或是部分诗篇附丽于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无论以何种文献形式出现，都与汪辟疆《点将录》存着一定的关系。这也有助于考证章诗的创作时间，探讨其所咏对象与汪录范围的内在关联性。

一、《论近代诗家绝句》的写作时间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云：

章士钊在渝时，从余索缮本去，又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惟旨在论人，不在论诗。其原诗附以小注，尤多诗人故实，正与余诗相发，遂亦附入。[2](P784)

此跋署“甲申十一月记于重庆西里覃家小湾”，即1944年。汪跋明言将章诗附入定本的过程。据此可以肯定，章诗写作时间应略早于这个时间。1945年6月，汪辟疆在日寇将降的喜悦中，重新修订了一个“合校本”，署名“铁棒栾廷玉”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赞语有这样一段话：

及避寇居渝州，行严、旭初偶谈及此，乃取藏箧原稿覆按之，觉有原稿合而刊本不合者，亦有刊本漏略而进本宜补入者。寇锋日挫，受降匪远，心境恬适。一夕，被酒初醒，乃援笔逐一厘定，并各系赞语，或论人，或论诗，遇感辄书，难以例范。[2](P61)

文末署“乙酉六月”，即1945年。对此，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交待：

《光宣诗坛点将录》初稿是汪老师1919年在南昌写的，今天已不可见。1925年，作了一些修改，连载在《甲寅》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1934年到1935年，《青鹤》第三卷第2期到第7期，又刊登了一次。除序文中删去章行严先生曾索此稿刊之《甲寅》这一记载外，两本全同。1944、1945年，老师在重庆，对《甲寅》本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写成定本，另外还写了一篇定本跋。十年浩劫中，定本被毁，跋文以有副本，幸得保存。所以在我整理老师的这部遗作时，它便成了工作条例。按照老师的设想，这部点将录在每位诗人名下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赞、诗、评、杂记、小传，然后附录章行严先生的《论近代诗家绝句》。各项不求全备，可以缺少；每项不定一条，可以增减。(如或有赞无诗，或有诗无赞，或赞后又有赞，或二人合一赞。)其他各项也是如此。有一作，有附见。[3](1061)

这里谈到了汪辟疆先生《点将录》定本的几个有机组成部分，章诗虽是最后一道工序，但凡有则必录，同时补写注释若干，因此，章诗附入的时间应在作跋之前，而收到章诗则至少应在定本写定工作启动之时。照此推算，章诗完成的时间应在1944年10月。

程千帆《〈论近代诗家绝句〉跋》亦云：

先师汪辟疆先生早岁所为《光宣诗坛点将录》，虽一时兴到诙谐之作，然其辩之博而论之精，阐述近世诗学流派者，未能或之先也。长沙章行严先生读而善之，为刊诸《甲寅》，遂以流布。抗日战争中，先师与章先生违难入蜀，同客渝州。虽时际艰虞，而不废讲艺。先师既取《点将录》重加厘定，章先生亦别撰《论近代诗家绝句》百余首，间加小注，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而先师复增注焉。[4]

显然，汪辟疆对《点将录》重加厘定的工作与章士钊的吟咏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章诗的创作，看似亦如汪录一般，为一时兴到之作，实则蕴涵了一个漫长的心灵互动过程。1925年，汪录首次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五至九号上连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后又于1935年连载于《青鹤》第三卷第二至七期。抗战时期，汪辟疆随中央大学迁重庆，时与章士钊、汪东从容论学，激发了继续修改、写定的决心。①章士钊索阅《光宣诗坛点将录》缮本，“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以为“桴鼓之应”。由此可见，章诗应作于1944年7月以前的一段日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章诗文本内发掘出有关记述，对其具体写作时间作更深入一步的探究。

例如，“谢无量二首”其二“麟凤郊游四十年”句，自注言赵启霖督蜀学，于南门外立祠，内设存古学堂，以谢无量任其事，时年不过二十五、六而已。章诗所谓“四十年”，非指谢无量任建祠堂事，而应从1901年谢、章二人订交算起，至今已过四十年。这应该是一个约指之数，但至少可以划定一个较为明确的写作时间，即在1941年以后。

又如，“于右任三首”自注：“君初出峡，沿途题《一剪梅》词，哀感顽艳，时流敛手。吾与汪旭初曾在重庆见其九稿，闻为西安故人所存，浸忘之矣，屋被炸后始发见。”此诗是于右任1941年底巡视西北之后带回重庆的，可知此诗所忆欣赏词稿之事至少是发生在1942年春天。

又如，章诗“赵尧生三首”其二自注：“四年前，君到渝，对称诗者以高格、正宗、古韵、雅言相标榜。曾履川请示有清诗家谁为第一，君曰：‘袁枚。’”按王仲镛《赵熙年谱》“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条：“(赵熙)应江庸、曹经沅之请，前往重庆北碚修禊。上巳，到北泉，下榻数帆楼。来者十余人，以《兰亭序》分韵赋诗，独不与。值陈铭枢请见合影。程潜偕章士钊方叔章后至，会已散，仍分韵有作。上巳后，移居上清寺，程、章及于右任、周钟岳等俱来访，邀请宴集。”数日后，赵熙见过蒋介石、孔祥熙即行返乡。[5](P1322)以“四年前”云云算来，当是1944年。

又如，章诗“程伯翰子大三首”其三自注：“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此《风雨同声集》系沈祖棻门人词集，1944年7月初版刊于四川成都，沈祖棻序则作于六月天中节(25日日)。程千帆笺曰：“杨国权，四川綦江人，金陵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词笔清丽。尝与同学池锡胤、崔致学、卢兆显合刊《风雨同声集》，内收杨生《苾馨词》三十六首、池生《镂香词》二十五首、崔生《寻梦词》三十一首，卢生《风雨楼词》三十六首，祖棻为之序”，“章行严见而赏之，其《论近代诗家绝句》有云：‘大邦盈数合氤氲，门下门生尽有文。新得芙蓉开别派，同声风雨已堪闻。’自注云：‘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6](P124)则知此“程伯翰子大三首”定作于《风雨同声集》刊行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之后。这至少可从内证的层面证明这个时间节点是在《论近代诗家绝句》创作的过程之内的。

上述四诗所涉及的史实，呈现了一个逐步缩小时间范围的推进过程，虽无法考知其开始写作的切确时间，但至少可以据此将定稿的时间确定在《风雨同声集》出版的1944年7月之后、汪辟疆撰写定本跋的1944年11月之前。由此可见，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所言1944、1945年间，应是指写作《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的时间，不可与《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及章诗的写作时间混淆。

二、章诗所咏对象与汪录范围之间的关系

有论者认为章诗完全附丽于汪录，其所吟咏的人物全在汪录范围之内。但是，细品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似无此意。汪跋云：“章士钊在渝时，从余索缮本去，又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惟旨在论人，不在论诗。其原诗附以小注，尤多诗人故实。正与余诗相发，遂亦附入。”[2](P784)强调的是“就其师友所知者”，亦即章士钊自己所熟悉的近世诗家，也许有的在汪录内，也许有的会逸出汪录。

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也进一步说明，按照汪辟疆的设想，在每位诗人名下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赞、诗、评、杂记、小传，最后附录章诗。各项不求全备，可以缺少，每项不定一条，则可以增减。这一考虑，完全是基于史料多寡而定的。但从程千帆先生的行文上看，章诗之于汪录的依附性关系似乎不明显。程千帆在《江海学刊》本《论近代诗家绝句》跋语也说：

抗日战争中，先师与章先生违难入蜀，同客渝州，虽时际艰难，而不废讲艺。先师既取《点将录》重加厘定，章先生亦别撰《论近代诗家绝句》百余篇，间加小注，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而先师复增注焉。客岁，余为先师编定遗集，超伯大兄出章先生手稿见示，因悉取其所咏诸家见于《点将录》者附入之，俾相发明；然亦偶有章先生论及，而先师书中不之载者。[4]

所谓“别撰”显示出来的与汪录的关系，即为“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但也“偶有”汪录所不曾论及的诗家，程跋对此现象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通过对比《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个不同点：

第一，从《江海学刊》所刊全文来看，章氏吟评的对象有自己的先后次序，并未遵循《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的次序，故未与汪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章诗与汪氏《点将录》大致一致而有所增补。章氏吟咏了一些汪录“一作”、“附见”的诗家，也吟咏了一些汪录未录的诗家，如蒯光典、汪辟疆等26人，同样是光绪、宣统至民国年间的代表性诗人，最后延伸到《点将录》的撰作者——汪辟疆先生，弥补汪录的不足。程千帆先生的增注主要是揭示某诗属谁，凸显“一作”、“附见”的延展性功能。

第三，章诗所咏对象及自注并未遵循汪录的论诗方向，而是基于阅读汪录时所激发的对于自己亲友的回忆进行的“激情写作”，故多侧重记事，同时也旁及词事，相对而言，论诗成分极少。因此，汪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激活回忆的感兴作用。这也直接导致汪辟疆对章诗做的注同样偏重于追忆往事，又使得《点将录》原有的诗学批评轨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

总之，汪录、章诗、汪注、程案四者的延展与叠加，呈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文本形态，整体的写作姿态随着每一个创作环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论诗，发展到最后的记人，显然是由其内在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章士钊吟咏的对象突出了师承、交游两个层面。首先，勾画了一幅“分布诗史”轮廓。“分布诗史”又曰“横向诗史”，即同一个历史阶段中各诗人的地位、分布和交游情况。如“周少朴中丞”条“七世将家三楚少”句再现了周树模、樊增祥、左绍佐“楚中三老”的往来唱和情景。三老均为退宦诗人，入民国后又均寓都下，文酒过从，一时称盛。这与陈衍所记“左笏卿兵备、周少朴抚部，皆常与仁先唱和者”非常符合。[7](P157)又“赵尧生”条“陈、杨都到西川去，善颂西川第一人”句，即言陈衍、杨增荦、赵熙同科及第，平生相契，暮年之时在赵的陪同下作峨眉之游。其次，近代诗人的师承渊源，突出了“横向诗史”应具的“纵向诗史”特点，能将同一诗派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流变情况彰显出来。如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未录夏寿田，《点将录》将其列入王闓运的“附见”，章诗“夏午诒”条“善爇王翁一瓣香，五言高浑跨潇湘”句，点明夏寿田为王湘绮徒弟，学行炳然，夙抱经世之才，但壮志难酬，晚年沦于深沉。由章诗可知，夏寿田亦属湖湘派，诗学六朝，五言尤善，晚年诗作禅意飘渺，是为湖湘派之变，但渊源仍是非常清晰的。

章诗吟咏的诗家，更与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相表里。章诗吟咏了近代诗人70人，计湖南籍12人、江苏籍9人、广东籍8人、浙江籍7人、江西籍7人、福建籍7人、安徽籍6人、湖北籍4人、四川籍4人、陕西籍3人，河北、河南、蒙古族各1人，可入《近代诗派与地域》所言近代六大诗派者，共计44人：

湖湘派。领袖：王闿运(诗坛旧头领)。羽翼：曾广钧、程颂万(入天罡，为诗坛中坚)，陈锐(入地煞)。别子：樊增祥、易顺鼎(入天罡，为诗坛中坚)。桴鼓之应：文廷式(入天罡，为诗坛领袖及诗坛中坚)，章炳麟、刘师培(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旧派。

闽赣派。领袖：陈宝琛、郑孝胥、陈衍、陈三立(俱诗坛头领，为光宣诗坛领袖)。羽翼：沈瑜庆、林旭(入天罡，为诗坛中坚)，李宣龚、夏敬观、桂念祖、胡朝梁(入地煞，为诗坛名家)。桴鼓之应：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俱入天罡，为诗坛中坚)。又鄂派：周树模(入天罡)。皖派：姚永概、吴保初、周达(入地煞，为诗坛名家)。此为光宣诗坛之正宗。

河北派。领袖：张之洞(入天罡，为诗坛中坚)。受熏化：吴观礼。(入地煞)。旗籍：三多(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别派。

江左派。领袖：金和(入天罡，步军头领)，李慈铭(入天罡，诗坛头领)。羽翼：朱铭盘、张謇、汪荣宝(入地煞，多马部军将校)。逸出：李详、俞明震、诸宗元(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别派。

岭南派。领袖：康有为、黄遵宪(入天罡，为诗坛中坚)。羽翼：丁惠康、梁启超(入地煞)。同风会：谭嗣同(入地煞)。此亦光宣诗坛之别派。

西蜀派：赵熙(入天罡)。羽翼：林思进(入地煞)。此亦同光诗坛之别派。

由此可见，章诗虽为游戏兴到之作，但在体现近代地域性诗派方面，确实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章诗与汪录确实存在着很密切的关联性，但绝非一一对应关系，更不是一个依附性的关系。在章士钊的笔下，汪录庞大的结构所绘就的一幅巨大的诗史画卷，形成一个激发其人生回忆、刺激创作灵感的机制。章诗进而从亲历者的角度出发，侧重描述了自己所知晓、相交的诗家，通过诗意化的记忆，再现其生平事迹与诗词创作，为汪录所描画的近代诗坛画卷补上一幅幅“亲历者”眼中的“个体影像”，具有较高的诗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注释]

①汪辟疆《复徐中玉书》：“世局扰攘，吾辈尚得以从容讲习，又当何可谓非天厚？”见张亚权编《汪辟疆诗学论集》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3页。

②按：赵启霖督蜀学，在宣统元年(1909)八月上任，次年三月辞职。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4月15日“时报”部分“赵启霖辞职”条：“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提请辞职。3月26日获准。据传其辞职原因是与总督意见不合。赵启霖乃直谏之臣，与江春霖、赵炳麟并称‘都察院三霖’。四年前因参与参劾段芝贵、抨击庆亲王而被罢免御史，但去年摄政王爱其人物，擢用为四川提学使。”见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赵启霖赠诗”条：“湘潭赵芷生提学启霖，官御史，性刚直，以言事得罪去。余电趣还湘，请监督高等学堂。比过武昌，张文襄留主存古学堂讲席。文襄内召，芷生谢归，余坚请主高等学堂。未几，诏复原官，录简四川提学使。先后有赠余诗数章。芷生学行，在湘中士大夫当首屈一指，余所最心折者。一别十年，世变澒洞，乃至于此。录其诗，益不胜今昔之感云。诗凡五章。”又，谢无量《送赵芷荪侍御南归》，见赵启霖著、施明、刘志盛整理《赵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

③刘长荣、何兴明《谢无量年谱》，《文教资料》2001年第3期。另，彭华《一代名流谢无量——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与蜀学因缘》：“1901年，谢无量与章太炎(1869-1936)、邹容(1885-1905)、章士钊(1881-1973)等交游，为名重一时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撰稿。1903年7月(闰五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被捕，谢无量积极撰文并想方设法营救。在章士钊出狱后，谢无量与之逃亡日本，在东京补习日文、英文、德文。”见《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陈书良，胡如虹.章士钊诗词集程潜诗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汪辟疆著，王培军笺.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汪辟疆著，程千帆整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程千帆.《论近代诗家绝句》跋[J].江海学刊，1985，(3)

[5]王仲镛.赵熙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95.

[6]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陈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