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述评

曹 建 刚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泰山作为人类早期生息繁衍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遗产众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泰山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1](P22)，“承载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2](P1)，“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季羡林语)[3](P1)。上古以来，历代帝王封禅祭祀天地，名人达士登临揽胜感怀，黎民百姓崇拜信仰，对泰山文化的传播与兴盛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研究泰山文化的重要途径。

学者们对泰山人物的研究表现出持久的热情，特别是对各时期名人达士，由于其人数众多，事迹鲜明，史料记载充分，政治、社会影响巨大，相关撰述评论尤为丰富。近二十年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新史料的涌现，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泰山文化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

一、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专著

2000年前后，在传统的考证阐释、传记评论基础上，学者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讨泰山名人群体的内涵、外延、特征、内部构成、精神内核等众多问题，并提出“泰山名人文化”概念。袁爱国于1999年出版的《泰山名人文化》通过叙述和阐释历朝历代40余位文化名人及其在泰山交游、驻足流连之际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总结了这些名人的泰山情结，归纳出泰山名人文化的系列特征和其所展现的泰山文化精神品格，奠定了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基石。[4]

在此之后，有数部历史名人相关著作出版。周谦、吕大明2001年出版的《泰安三千年人物传》[5]，姜华2004年出版的《泰安籍历代高官传》等，均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考释了泰安地区的历代名人及其主要事迹，是历史人物传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客观上便利了泰山名人文化研究，遗憾的是体裁所限，未能作深层次的探讨与系统研究。[6]

2012年至2015年，聂立申《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金代泰山文士研究》与《金代泰山名士稽考》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是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关键成果。这标志着泰山名人文化研究在传统的考证阐释、传记评论与前期理论探索尝试的基础上，以个案考察结合群体研究，综合论述泰山名人群体的内涵、外延、特征、内部构成、精神内核等众多问题，着手构建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探索名人与泰山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泰山名人为切入点揭示泰山文化之形成与变迁。

2012年出版的《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是作者“地方名人文化及遗产保护的应用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书从宏大的视角将党怀英所处的历史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党怀英个人的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在金代社会概况分析、归纳基础上，对党怀英的求学经历、仕宦经历加以精细考证，对党怀英与泰山书院、辛弃疾、全真七子、赵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准确厘定，对党怀英的诗歌艺术、书法作品、思想脉络、泰山情怀和历史地位也进行了公允的实时定位。该书首次为党怀英研究提供了成规模的作品文献，是2000年以来泰山名人个案研究的范本。[7]

2014年出版的《金代泰山文士研究》，是一部系统论述地域文学、文化历史脉络的著作。该书着重考述了金代泰山文士的界定、渊源、构成、类别、发展脉络、生活状况、价值取向和活动轨迹等内容，并对金代泰山文士所处的地域特色整体特点和历史地位、作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期间选取了党怀英、赵沨等作家做为个案进行了探究。该书对于深化金代文学，尤其是地方区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作者有言：“加大对历史上泰山名人的怀念与研究，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2](P176)

2015年出版的《金代泰山名士稽考》，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关于该群体人物社会关系与影响的学术研究成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以泰山名士群体和典型名士为研究对象，用一种细密的钩沉、典雅的表达和切中肯綮的分析，对泰山名士的代表东阿候挚、徂徕石震、东平赵沨、平阴三贤、济南五士等文士的籍贯、家世、求学、仕宦经历加以描述，对部分名士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事迹进行了准确厘定，在此基础上，采取全息化思维研究历史人物的模式，广泛考察了泰山周边各个历史遗迹中该名士群体所留下的历史足迹。[8]

二、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论文

2000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外交流的加强，以及碑刻墓志、档案文书等的不断涌现，大量文献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借助这些优势，2000年以来关于泰山文化，尤其是泰山名人文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关的研究论文众多，多点开花，兹分专题胪列如下：

(一)关于泰山名人与宗教的研究

宗教与泰山名人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宗教人士的探索中取得了不少硕果。如阚文文的《泰山祖珍禅师的茶禅思想》一文就深入探讨了普照寺祖珍禅师的泰山茶禅与祖珍禅师的关系和泰山茶禅文化的渊源[9](P1-5)；陈金凤、汪超的《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一文则深度分析了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历程及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指出唐玄宗封禅泰山时没有道教宗教人士的参与，这与唐玄宗重视儒家政治、节制佛、道教发展的政策因素相关[10](P39-44)。

(二)关于历代帝王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帝王与泰山的关系，历来是泰山文化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屡见不鲜。如赵波平《泰山无字碑或为武则天所立——兼述新发现的总章摩崖》一文从无字碑自身的字体结构、碑的形制及风化程度，对泰山无字碑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泰山无字碑是武则天在唐总章二年以封禅名义所立的告天石碑，为唐代政治制度及泰山碑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启示[11](P33-35)；朱英《乾隆皇帝东巡泰山考论》则探讨了清代乾隆皇帝巡游泰山的原因、过程以及其巡游泰山后对泰安及周边地区发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12]。

(三)关于泰山地区政治名人的研究

黄觉弘《泰山羊氏考》一文认为泰山羊氏起于东汉，兴盛于两晋以及南北朝前期，衰微于萧梁高齐之后。泰山羊氏以南城系最为显赫。南渡后因羊氏家族长期隔离故里，失却了赖以发展的势力凭借而迅速衰落，此后更由于宗族分裂及当时政权新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泰山羊氏最终的湮没[13](P29-32)；周郢《羊祜故里在新泰》一文结合文献、碑志史料、通过列举十条主、旁证史料、九条实证史料考证了晋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羊祜(公元221-278年)故里不在山东临沂费县,而是在泰安市新泰县(古称平阳)羊流镇[14](P89-92)；其《泰山羊氏源流考》一文则详细考证了羊姓源出及其先世羊舌氏本末，泰山羊族的兴衰起伏与名人行迹，泰山羊族后嗣的播迁蕃衍及不同支派等[15](P86-90)；《流寓韩国的泰安名臣世家》一文考述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九义士王氏一系系出泰安范镇王氏家族，王以文为明朝大臣宁夏巡抚王揖之孙[16](P18-21)。

(四)关于历代文士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泰山及附近地区文化昌达，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贤士文豪，很值得作深入研究。”[2](P3)近年来，泰山文士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发展。聂立申《金代泰山文士交游考》一文从活动于泰山及周边地区的金代文士入手，通过考证这些文士的社会交往及活动方式，详细论述了这些文士的类型及活动轨迹，对构建与拓展泰山文化有着重要作用[17](P98-104)；其《辛弃疾、党怀英决蓍分手原因探析》一文则通过对文献史料、碑志等相关文献考证，首次在探讨二人关系基础上，深入阐释了宋金对峙时期辛弃疾、党怀英二人分手原因是两人家庭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不同及政治价值取向不同等因素造成[18](P43-47)；而《金代文士刘长言家世生平考》一文则结合历代文献及地方碑志，在学界第一次考证出刘长言的生卒年(生于北宋元祐五年，卒于大定二年及生平事迹)，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影响，为金代文学尤其是区域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19](P85-90)。魏伯河《北宋名士姜潜生平考略》一文从学术交游、与王安石关系、名士风度、生平问题、北宋人文环境五方面详细考证了姜潜的生平事迹及学术界的疑惑问题[20](P78-84)。刘硕伟《泰山羊氏的家庭教育及其廉洁家风》一文从家族出仕者律己甚严、口碑极佳的羊祜、羊篇、羊敦等廉吏作为羊氏家族典范考证，深入挖掘了羊氏家族家庭教育与廉洁家风的关系，以及对当代家庭教育及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21](P60-64)周郢《泰山和圣祠与历史上柳下惠的崇祀》一文从和圣祠作为泰山历史上的著名祠宇考起，详细考证了该祠创构以来的沿革兴废，通过和圣祠祭祀历程观察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柳下惠的阐释与解读,总结了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向与时人心态；[22](P33-37)《泰安回族士人与泰山文化》一文探讨了泰安回族士人对泰山文化的贡献，认为回族入居泰安后，即与泰山发生关联，在历史演进中，泰安回族不仅丰富充实了泰山文化，同时也为泰山的建设保护及其文化的弘扬传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23](P60-63)《明清易代中的泰安士人——〈泰安施氏族谱〉中相关人物史料考索》一文则指出，新发现的《泰安施氏族谱》对明清易代之变中，泰安士人命运也随之起伏不定有生动反映。《泰安施氏族谱》所记萧启濬谋叛罪案、施天裔曲折身世及赵国麟应试经历，分别显示了明朝勋臣的末路、从龙新贵的崛起与治世名臣的产生。三家不同的人生遭际，无疑折射了明清之际社会巨变之一斑。[24](P17-22)《农学家范一双与泰山天外村》一文深入分析了农学家范一双兴建天外村的过程及贡献，并考证指出天外村开发始于清末农学家范一双，时任候补直隶知州的范一双去职后因在泰山西麓置田数十亩，建别墅“天外墅”而得名“天外村”[25](P9-11)。

(五)关于历代儒学名人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泰山及周边地区，是儒家学说产生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摇篮。”[2](P65)风景独特、地理位置优越的泰山，作为帝王莅临、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驻足停留或宗教人士心向往之的地方，吸引着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民众前来，从而使之成为泰山一道靓丽风景，并催生了系列关于儒学名人与泰山关系的研究成果。如戚焕丽《孔子与泰山文化》一文认为孔子对三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授与推广，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量留存文献表明泰山独尊地位的形成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关系密切，研究泰山文化应从孔子编著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溯其源,并从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文化发展中理其流[26](P110-114)；刘渊、刘平《孔子与泰山》一文论证了孔子与泰山在地位、精神内涵方面的相通性以及孔子思想在泰山上的新发展等[27](P13)；葛焕礼《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辩》一文从碑志、文献考证出范仲淹、石介、孙复及胡瑗等人的社会关系和结识的前后，纠正学术界对孙复生平研究的误区[28](P60-67)；万昌华《泰山——中国宋代理学的龙兴之地》一文从胡瑗、孙复及石介在泰山的修身治学之地出发，细致探讨了宋初三先生对宋代学术转向产生的巨大影响[29]；周绍华《〈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辨误三则》一文，结合文献及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陈植锷先生遗著《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中对石介部分作品写作时间的判定不尽准确，并进行了详细辨析与考证[30](P32-35)；曹俊明《泰山先生孙复和他的泰山书院》一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探讨了孙复及泰山书院的关系[31](P118-119)；王枫秋《徘徊于泰山与儒家之间的新泰人》一文则从新泰人深受泰山文化浸染和地区文化影响两方面探讨了新泰名人身上所具有的本土情节重、崇尚礼仪、尚俭质朴、敦厚实在的品格精神[32](P352)。

(六)关于民间名人故事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民间故事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历来备受民间大众和学者喜爱，传承与研究的热潮不减，但近十年来关于泰山周边民间名人故事的研究成果却不多，如李晓光、张令河《泰山狼虎谷黄巢遇难考》一文从传世文献和今人研究成果及地方地名、碑志，认为黄巢败亡之地就在泰安境内下港乡祥沟村、黄路湾村、黄巢观村一带，为黄巢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依据[33](P11-12)；周郢《杨家将故事与泰山》一文通过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宋真宗封禅大典的考证，将杨家将与泰山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指出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是戏曲穆桂英等艺术形象的直接源头，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郎过招的情节,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一个关键链环。

(七)关于近现代名人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近现代名人的研究，近年来不断进入泰山文化研究的视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新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冯玉祥、万里等名人身上。

目前学界关于冯玉祥的研究众多，但涉及冯玉祥与泰山的则较少，其中有：蒋铁生《李达泰山讲学对冯玉祥世界观的影响》一文从李达1932年6月20日至 7月15日来泰山给冯玉祥讲学及二人关系入手，考察了李达讲学的内容为辩证法和唯物论，探讨了李达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对冯玉祥世界观的影响[34](P54)；王英维、赵国材、章国军《察哈尔抗战的酝酿:冯玉祥离开泰山移居张家口原因考述》一文认为冯矢志反蒋救国，初把希望寄托在韩复榘身上，但因韩复榘私心过大并且只想谋求个人地盘，冯失望之后看到西北军余部二十九军可资利用，遂想借助宋部掩护企图东山再起，进而抗日反蒋[35](P42)；王新峰、李俊领在《冯玉祥先生泰山史迹钩沉》一文结合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些旧址与遗迹，从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两次隐居泰山期间，砺志读书，造福地区人民，尊烈敬贤，积极宣传抗日的诸多事迹，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凸现了冯玉祥敢为天下的精神,进一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36](P13)。

近十年来发表的各类万里研究文章百余篇，涉及农村改革、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城市改革与建设等各个领域，如丁龙嘉《万里与农业经济管理学者杨勋对话包干到户》[37](P1-3)、《“南方谈话”与万里田纪云的阐发及其当今价值》[38](P1-8)、《万里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批判与否定》[39](P1-6)等系列论文对万里于1980年进入中央决策层后,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将双包到户推向全国,并最终形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的意义和万里锐意改革的精神价值进行了详细阐释；王智勤《论万里农村改革思想》一文从万里于70年代末主张清除“左”的影响入手，探讨了万里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的措施与意义，提出了其改革思想对当下的“三农”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观点[40](P20)；徐岩的《万里的环境保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41](P6)及郭兆红、王国聘的《论万里的环境保护与造林绿化思想》[42](P13)等相关论文从万里所作的重要指示、讲话、谈话和文章中，概括出万里预防工业污染、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群众，坚持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念思想，从而为国家长远战略的规划布局奠定了基础；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政治》一文通过考察万里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农村改革在发轫、突破、推进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体制阻力和思想限制,探讨了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和外在条件，并认为,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突破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以民众的需求和选择作为政策调整的根本出发点[43](P12-14)。

三、总结与展望

自1999年“泰山名人文化”概念提出以来，泰山名人文化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在继续保持传统的人物考证、传记评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地方石刻与出土资料，个案考察与群体研究相结合，探讨泰山名人文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等重要理论问题，论述名人与泰山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关照泰山地区社会、政治、人文生态，追索泰山文化精神内核与地方社会构建与运行的相互关系。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泰山地方社会与文化的认识，在地方人物与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认真审视这些成果,我们为学术界取得的成绩而高兴,然而，同时也需要承认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依然存在某些不足：第一,在以往的成果中,泰山名人文化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许多学者只是在研究其它问题时简略涉及,或是仅就某一段历史时期泰山名人与文化考释，这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泰山名人文化体系构建任重而道远。第二,在以往的成果中,对泰山名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泰山名人与中国历代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之关系缺乏全面、具体的研究。总的来看,着眼于宏观概括的成果多一些,着眼于微观研究的成果少一些。

基于对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根据主要研究内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第一,泰山名人在泰山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泰山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和山东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典型代表，泰山名人的参与无疑对泰山文化的兴盛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应当在考察泰山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结合对泰山名人的个案分析,比较全面准确地评价泰山名人对泰山文化所做的历史贡献。

第二,泰山名人在不同社会中其政治地位的变迁问题。从炎黄创业到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泰山名人活跃于不同朝代兴衰起落的各个历史时期，泰山名人的政治地位各不相同，应当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细探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泰山名人参与政权运作的情况,进而在动态中勾勒出泰山名人政治地位变迁的轨迹。

第三,泰山名人与中国社会进程的关系问题。自有史记载以来，不同时期的泰山名人几乎参与了中国社会所有的重大进程活动，同时他们还传播并实践着历代的传统文化思想,应加大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与定位，从而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诚如学者所言：“在泰山及周边地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山东地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的事件。”

第四,泰山名人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生活。以往对泰山名人的研究,偏重于名人的政治功用,而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矛盾和这种矛盾消释的过程。有鉴于此，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对泰山名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作比较全面的描述和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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