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a.国学院; b.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有关于焉耆地理人文资料等国情记录。在匈奴奴役西域的时代，曾经以焉耆所在地方作为行政重心。汉王朝“出西域”有“南道”“北道”，焉耆是沟通两道的枢纽。汉王朝曾经于此组织军屯。焉耆在西域列国中国力较强。在汉王朝控制西域的战略中，焉耆的态度有重要意义。焉耆对汉王朝的靠拢和附从，有利于汉文化在西域的扩张。而在焉耆持敌对与对抗的立场时，西域局势往往难以控制。

一、《西域传》焉耆国情记录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明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尽亡其军。合骑侯后票骑将军期，及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1]3769其中“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所指示的远征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焉耆山”的方位，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甘肃永昌西[2]33。而另一名号相同的西域“焉耆国”，与“焉耆山”相距甚为遥远。二者共用“焉耆”之原始名义，似乎值得思考。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焉耆国”条有关于焉耆包括地理、人文信息的国情介绍：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1]3918

记录了“焉耆国”方位、户口、行政机构等信息。所谓“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提示了这一国度“南”近塔里木河流域，“北”通伊犁河流域的交通形势。而“近海水多鱼”的生态环境条件亦载于史籍。此所谓“海”即今博斯腾湖*纪昀《河源纪略》卷28“哈喇沙尔”条：“博斯腾淖尔，即古焉耆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既提供了水产资源，也曾经被利用以为与汉王朝抗争的地理阻障。据《后汉书》卷47《班超传》记载，汉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控制焉耆，“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李贤注：“‘十七’本或作‘七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582页。。

二、匈奴经营西域时代的控制中心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役属匈奴”，颜师古注：“服属于匈奴，为其所役使也。”《汉书》，第3872页。

新疆考古工作曾经取得的成就中，包括可能与匈奴活动有关的遗存收获中的发现。有学者在总结“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曾经指出：“1983—1984年、1988年考古人员先后两次清理了和静察吾呼沟三号墓地*据原注，资料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文管所《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载于《考古》1990年第10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县察吾乎沟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载于《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主要是竖穴偏洞室墓，时代为东汉前期，可能与匈奴有关系。《汉书·西域传》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从文献看，焉耆盆地及今库尔勒地区是匈奴控制南疆最重要的一个行政驻地，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发现证明了匈奴在这个地区频繁的活动。”[4]和静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发掘可能“匈奴在这个地区频繁的活动”有关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一墓地确实与“僮仆都尉”“控制南疆”有关，则其年代应早于“东汉前期”。

史籍既说“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则可以理解为“僮仆都尉”的行政中心所在或许并非始终确定在此地，也有游移变换的可能。安作璋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匈奴)不得不让这些被征服的人民留在原地，按照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而匈奴则在那里设立‘僮仆都尉’，经常领着数千骑兵，往来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对他们实行监督，并向他们征收极繁重的赋税。”[5]在匈奴控制西域地方的时代，应当曾经以“焉耆盆地及今库尔勒地区”作为重要的据点。

所谓“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体现出匈奴实际上已经通过行政方式实施了对西域地方经济的有效控制。匈奴骑兵对汉地等农耕区的侵犯，其实并不仅仅追求闪击式的劫掠和短暂的占领。他们理想的征服形式，应当是这种“役使”和“赋税”。“匈奴西边日逐王”对西域的控制，或许可以说实现了游牧族军事势力征服农耕区与农牧交错区的最完满的境界。这种“役属”形式，可以说是汉帝国北边农耕族与游牧族关系中比较特殊的情形*参见王子今《“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载于《新疆文物》2009年第3～4期；《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载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匈奴“僮仆都尉”考》,载于《南都学坛》2012年第4期；《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贸易》,载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收入《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又《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汉书》所谓“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记载提示我们，匈奴对于施行这种控制，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专职的行政官员。“焉耆盆地及今库尔勒地区”应当曾经是匈奴控制西域经济的职能部门施行行政操作的地点。

三、汉“出西域”“南道”与“北道”间的枢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关于西汉王朝交通西域的道路，有这样的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关于“自玉门、阳关出西域”交通保障的形式，又写道：

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出西域”之“南道”和“北道”，汉王朝起初只能“独护南道”，而未能全面控制“北道”。这一情形直至神爵三年(前59)匈奴内部发生变化始得扭转：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

于是，西域交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汉王朝的力量由“独护南道”转变为“并护北道”，即“南道”“北道”“都护”。汉代西域行政长官“都护”名号，因此与交通控制有重要关系：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都护”负有“督察”“安辑”西域各国，及在必要时对敌对势力“击之”的使命。但是其起初职名，得于“护南道”“并护北道”的“护”。对交通道路的有效控制，使得“都护”握有行政领导与军事打击的机动权。“号曰都护”的郑吉封“安远侯”。“安远”名号，提示了对西域远国外交、行政、军事诸事务全面把握的责任。

“都护”行使权力的处所在“乌垒城”：“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1]3872所谓“都护治乌垒城”“于西域为中”，说明了都护治所择定的政治地理学意义。“护南道”“并护北道”的“都护”居所“于西域为中”，反映对“南道”和“北道”的全面控制。

“于西域为中”的“乌垒城”空间位置临近匈奴僮仆都尉所谓“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地方[2]37。当时焉耆地方控制今开都河流域通往伊犁河流域道路的情形，经考古学者对巴音布鲁克草原附近交通条件的调查已得基本确认*参见巫新华《丝路天山道巴音布鲁克草原路网综合科考成果总结》，2017年6月23日，库尔勒“丝绸之路·天山道巴音布鲁克草原综合科考”研讨会论文。。居于《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焉耆国”条所谓“北与乌孙接”的交通地位的优势，可以看作汉王朝“出西域”“南道”“北道”之间的重要枢纽。

四、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坐标性意义

《汉书》卷96《西域传》关于西域诸国空间位置，有涉及交通信息的定位。叙述习惯，往往言“去长安”若干里，“至都护治所”若干里，以及由某方向“至”某国若干里、“通”某国若干里*或说行旅日程，如《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且末国“南至小宛可三日行”，第3879页。《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乌弋山离国“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第3888页。大月氏国“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第3890页。康居国“至越匿地马行七日”，第3891页。尉头国“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第3898页。。如：

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1]3875

……

《西域传》写道：“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1]3928所列诸国交通信息者，“去阳关”13例，“去长安”48例，“去都护”“去都护治所”“至都护治所”52例*包括“乌垒”“与都护同治”，也记录了与“都护”间的位置关系。。其中言“通”某国、“至”某国里程日程者涉及26国，唯有“至焉耆”出现频次最高，独至4例。即《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

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1]3917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1]3920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1]3921

“至焉耆”若干里者数量最多，特别值得西域史以及西域交通史研究者注意。《汉书》卷96《西域传》在说明西域诸国间交通关系的记载中数见“至焉耆”若干里的情形，可以理解为“焉耆”在西域交通形势中地位比较特殊的反映。

五、辛庆忌“屯焉耆国”

《汉书》卷69《辛庆忌传》记载了名将辛庆忌参与汉帝国西域经营，又以“校尉”身份“将吏士屯焉耆国”事迹：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还为谒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补金城长史，举茂材，迁郎中车骑将，朝庭多重之者。转为校尉，迁张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1]2996

辛庆忌在西域有功，后来相继在金城、张掖、酒泉任职，据说“朝庭多重之者”。他在西域的经历，除直接参与军事生活，“陷陈却敌”外，曾经“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有在西域组织“屯田”的经历。这对于“屯焉耆国”的决策及组织实施，或许是有积极意义的。

屯田，是汉王朝处理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策略。《史记》卷30《平准书》：“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143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3]2911西域屯田也显现出重要作用。如《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1]3924这位“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的表现，值得考察西域屯田史及焉耆地方史的研究者关注。

六、焉耆“慰抚”与西域“降服”

焉耆在与汉和匈奴的外交关系中，其取向直接关系到西域总体局势。中原王朝与焉耆的关系，影响到对西域控制的成败。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记载：“……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在王莽遣军“出西域”的情势下，焉耆持直接军事对抗的态度：

天凤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1]3927

《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对于此次西域政治变局，称“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

所谓“焉耆先叛”“西域自此绝”，提示了汉王朝与焉耆交往关系的变化，竟然影响到整个西域的形势。《后汉书》卷2《明帝纪》：“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悉没其众。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尉耿恭。”[6]123也说西域危局由自“焉耆先叛”。而《后汉书》卷4《和帝纪》记载永元六年(94)事：“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6]179以“大破焉耆”致“西域降服”情形，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焉耆”对于“西域”控制总体局势的重要性。

《后汉书》卷47《班超传》记载建初三年(78)班超上疏请兵，言：“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而“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之后，“超居龟兹它干城，徐干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焉耆在少数“未服从”即未能“定”的国度中排名在先，应有最值得重视的国力和影响力。班超于是发动了征服焉耆的战役：“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班超军击焉耆，施用了灵活的策略：“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结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6]1575

《班超传》记载，在这样的形势下，班超依然进军焉耆：“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班超斩杀“焉耆左候元孟”密使的举措异乎寻常，当有深沉考虑，可能意在迷惑“焉耆王广”等。于是，“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6]1581-1582所谓于焉耆“期大会诸国王”，体现了焉耆联系“诸国”的交通形势。

班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的意义也是重要的。焉耆新王元孟的行政控制力当因此稳固。

《册府元龟》卷375《将帅部·褒异一》记述此次进军攻伐焉耆的意义：“班超自章帝建初八年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加都护，讨焉耆，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焉。诏曰：超安集于阗以西，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缓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日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7]连说“讨焉耆”与“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直接明确地强调了“讨焉耆”对于全面安定“西域五十余国”，致使“莫不宾从”的作用，这样的判断是符合当时西域史的真实情状的。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75-876.

[5]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M].济南：齐鲁书社,1979：9.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中华书局据明刻初印本，1960年6月影印版：4473-4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