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国华人身份认同重构及其政治诉求
——以反映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作品为中心

覃鸿波，蓝长龙，杜科迪

（泰国东方大学，春武里府 泰国 20130）

18世纪以来，泰国华人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主要通过与泰国王室及权贵阶层结亲或官商互利维护经济利益和特权。1855年，英泰签订《鲍林条约》，华人在利益诉求上才有了更多出路，华商加入英国司法庇护体系，并利用中泰双重身份维护自身利益。20世纪初，泰国民主思潮兴起，封建制度风雨飘摇，拉玛六世为稳固封建统治，以华人为异族标榜，鼓吹“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泰民族主义政治思想[1]，全面打破泰国华人的原始身份认同。1932年，泰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继续推行排华政策，限制华人民主权利。二战后，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与军警联盟或以资金扶持政党成为其寻求政治庇护以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途径[2]。与此同时，持泰国籍的华人子女经过父辈的积累逐渐演变为泰国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更关注泰国社会及政治局势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但泰族对华族的猜忌与不信任，使华人的政治经济权利遭限制，如：禁止参加竞选与投票或考军校[3]。政治地位难以支撑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获得同一的社会身份认同，取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身利益，成为新兴华人资产阶级的迫切需求和渴望。他们掀起了一场以文化思想为载体的政治抗争运动，为其在新历史时期下名正言顺地参与泰国政治活动奠定舆论基础。1960年代，反应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由此应运而生，并被搬上电视荧屏广为传播，激起泰国华人社会共鸣，泰国华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根源、身份认同及未来发展。泰国著名华裔政治学家Kasian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对华人传统身份认同的叛变”[4]。解读这些文学作品对了解特定历史时期下泰华社会思潮及其趋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反映泰华社会文学作品的时代使命

1968年，牡丹的《南风吹梦》在泰国《妇女周刊》刊发，其中对泰国社会及泰人陋习的深刻剖析，遭到部分泰国读者强烈批评[5]，但次年合订后成为首部反应泰华社会的泰文小说，并获得年度最佳文学奖。截至90年代陆续出版的同类小说不少于14部，此后出版的类似文学作品则更多。其中以《南风吹梦》《我的祖父》和《龙腾暹罗》最具典范性①《南风吹梦》于1969年荣获东南亚防护联合公约组织授予的年度最佳文学奖。《我的祖父》于1973年荣获泰国国家图书周最佳文学奖；1974年入选中学生课外阅读课文。《龙腾暹罗》于1990年年度最佳书籍评选赛中荣获“优秀文学奖”。，华裔作家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深刻反映泰国华人艰苦的奋斗经历及在双重文化矛盾与新旧思想冲突中痛苦的蜕变历程。符丽娃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它们揭示了华人与泰国社会的矛盾源于中泰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指出相互理解尊重是双方友好共处的基石[6]。Lalida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认为《南风吹梦》中华人在泰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奋斗成功的经历与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失败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的祖父》倡导忠于国王忠于国家的思想；《龙腾暹罗》推崇以德经商的高尚品格，它们之所以成为典范是因其顺应了当时泰国执政者推行的杜绝社会主义，忠于国王忠于国家，以商利民利国的政治思想和需求[7]。反映泰华社会的文学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泰华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是无法脱离生活与政治的，是解读政治的文化文本，不知政治或不指涉政治的作家也绝无仅有[8]。他们看到了文学文本最为直接的外在体现及其政治利用价值，却忽略了作家作为文本制造者在文本中所隐含的对现实社会与政治所发出的呐喊和深层创作需求。

文学文本是作者传达政治主张及诉求的主要途径，政治意蕴通过政治哲学的哲思方式，以易于为读者接受的文艺作品出现，在潜移默化中激起读者共鸣[9]。刘锋杰认为这一过程中文本首先将政治生活化，通过刻画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使政治模糊化，再经艺术的渲染使政治隐晦起来；读者通过对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解读还原生活后，再在其中窥探政治[8]。这一特性使文学成为执政者或社会阶级宣扬政治主张，操控社会思想，引导国民服从政治管理的重要手段。拉玛六世是将这一特性运用到极致的泰国近代文学先驱，他通过戏剧、小说、通讯文稿等多种体裁文学作品塑造华人“可憎”的异族形象，构建与宣扬“三位一体”的政治理想，巩固封建政体。正如Khamporn所说，他是以华人为磨刀石，把泰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打磨得更锋利[10]。但文学并非从属政治，而是根基于现实，以审美的方式构建艺像化的世界，进到公共领域中，形成具有明显政治诉求的公共话题，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参与[11，12]。胡铁生和夏文静指出，文学是公众参与现实政治的经验积累，可促进读者的政治认识和情感，再现前代政治文化及特定政治社会环境，潜移默化地促使全体社会成员经过长期心理既定，形成政治心理定势[13]。近代以来，拉玛六世文学及泰国政府排华政策思想的长期作用下，泰国社会形成了“华人异族，不宜参政”的传统政治心理定势，使二战后长时间内，持泰籍华人得不到同一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平等的政治待遇。1960年代，更多的新一代华人接受了泰国高等文化教育，甚至到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思想，国家认同感逐渐趋向泰国，他们渴望冲破传统社会心理定势，获得泰国社会的认同，因此文学运动成为他们表达自身诉求的首选途径。反应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所刻画的故事与人物形象正是新一代华人重新构建社会身份认同，要求融入泰国社会的呐喊。它与近乎同一时期复兴的泰华文学互为呼应，立足本土，面向泰国现实，认同政治层面的泰籍身份且不再动摇[14]。本文将以《南风吹梦》《我的祖父》《龙腾暹罗》三部经典为例，深入解读文本，窥探泰国华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身份认同的重构及其政治诉求。

二、原始认同的颠覆与传统的形成

20世纪以前，泰国政府和泰人并不把华人当“外国人”，华人可与泰女通婚，自由就业经商，担任官职，与泰人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20世纪初，这一原始身份认同被彻底颠覆，导致华人作为少数民族备受猜忌与排斥的传统社会身份认同亦逐渐形成，其过程主要可分为两阶段。

（一）泰封建社会末期民族主义兴起阶段（1910-1925年）

1910年，拉玛六世登基，对华人掌控泰国经济命脉，广泛开展民主政治活动深感不满，维护封建统治是他的迫切需求，华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其彰显泰民族特性的异类。他以戏剧文学及报纸评论文章等主要形式全面树立华人异族地位，塑造丑陋的华人异族特性，激发泰民族认同感和泰人的爱国热情。

他在评论文章中充分论述了华人操纵泰国商业牟利，危害泰国安全的思想。在《东方犹太人》中说道：华人从未考虑过以诚信与我们经商，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供他们欺诈牟利罢了；《中国未来政治》则直言：华人忘恩负义，煽动他人推翻国家政权。在《不受欢迎的混血泰人》中阐述了混血华人虽有泰族血统却心怀中国，且从不明确民族身份，而是根据利益需求随机认定，并将华人比作“双头鸟”，丑化华人形象，刺激泰人对华人的怨恨和爱国热情。《徒有师》《贸易的繁荣》《中国真理：恶得福报》等也均论述了华人操纵泰国商业及对泰国的潜在危害，他在《泰国醒来吧！》中呼吁泰人不要在商业上依赖华人。戏剧中的华商形象则是笑里藏刀、不忠于泰国的“异族特性”。如：《战士之心》中的顺平，表面上与泰人无异，实则贪图钱财，危害国家，抗战期间不思捍卫泰国，却加入西方列强的司法庇护体系谋求自身利益，唆使热爱国家的帕皮隆包庇逃兵，抨击泰国政府。《捕鱼栅》中的巴满，表面与泰人无异，实则为图钱财伙同泰人盗窃国家机密，密谋炸毁泰国军舰。

此外，拉玛六世常以低等动物作比喻贬低华人，提醒泰人要善于应对华人的粗野行为。《藏小积少》将反对泰国政府政策的华人比作叽叽喳喳的蝙蝠；《是丑角还是狗》中利用泰语“（中国）”的辅音字母“”（读作 zo）与“（狗）”同音，将华人比作狗；《世界法变革诗》中则直呼华人为狗，以“（哎欺）”来蔑称华人。戏剧中亦是如此，如：《重要案件》中的华人，名叫“（钦高）”，是潮州话“小狗”的意思，译为“中国狗”。这些华人形象多为滑稽可笑、自负贪婪。如：钦高讲泰语咬字不清，在法庭上大骂脏话。《帕沙陌之争》中的德里为了赚钱，不惜出卖尊严用自己的辫子给别人擦鞋。《闲话俱乐部》中钦陵专放高利贷，表面仁人君子，实则奸诈狡猾，是收刮欠债人血汗钱的缺德商人。《虎视前方水井》中的帕威仟是有爵位的华人，为了赚钱他欺骗銮帕迪为自己作担保，怂恿他骗婚图谋女方的财产。

拉玛六世在位15年间，共在报纸媒体上发表类似文章309篇[1]，戏剧作品约6部，并将其编成舞台剧进行演出，对泰国知识分子及上层社会阶层的华人认知观念带来巨大影响，为泰国民主革命后推行大泰主义路线做下了坚实铺垫。拉玛六世还颁布相应的政策限制华人政治经济活动，如：1913年《国籍条例》规定在泰国出生的外国人子女自动获得泰籍；1918年《民校条例》限制华人学校教授中文的课时；1920年成立商务部及商业促进委员会鼓励和支持泰人经商，对泰国华人社会和经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同时，这些政策也成为民主政府推行排华政策的借鉴和依据。

（二）泰民主社会初期民族主义发展阶段（1932-1957年）

这一阶段对华人原始认同的持续否定主要通过立法限制华人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等手段来实现。1932年，泰国民主革命政府为巩固民主政权，推行以“国家”为核心的泰民族主义，颁布措施限制华人政治经济活动，宣扬排华思想和大泰主义。1938年7月，华裔政治思想家、民主政府重要成员金良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时再将华人比作“东方犹太人”，主张采取与希特勒处理犹太人的同样方式来解决华人问题。他也是此后銮披汶政府严厉推行排华政策的首要倡导者和策划者。

泰国民主政府陆续开办国营企业并立法鼓励和保护泰人经商及就业，试图打破华人在金融、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垄断，削弱华人经济实力，如：暹罗稻米有限公司、暹罗船舶有限公司等。1938年，銮披汶政府强行收购华人的10家大型碾米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农业合作社及小型碾米厂；同年颁布《暹罗船舶条例》规定船舶持有者及运营者必须持有泰籍；《燃油条例》《食盐条例》《烟草条例》等也规定相关执业者必须为泰籍。1942年颁布《民族敌人及其财产条例》使华人在法律上成为了泰民族的敌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銮披汶政府封闭华文报纸和学校，禁止华人开展政治活动。二战期间又连续三次圈定“外国人禁区”，逼迫华人迁离禁区。二战后，銮披汶政府成立经济发展部门促进泰人经商，禁止非泰籍人士持有土地；1952年颁布《消费品管理条例》《金融及工业管控规章》全面限制华人经济活动。华人为避免受限，广泛聘请政府高官或有影响力的政客在企业中任职或持股，寻求政治庇护[15]。1953年銮披汶颁布《社会主义言行防控条例》打击泰国共产党宣扬社会主义思想言行，华人被视为共产党的同伙，人人自危，严厉的排华政策最终激起泰人厌华、排华情绪，引起华人不满，致使屡屡发生冲突事件[16]。

泰国著名华裔政治学家Nidhi指出，近代“泰国华人特性”是封建统治者和军方政客掀起的以泰国权贵阶级文化为核心来异化其它文化，塑造“泰民族特性”的政治运动产物[17]。这种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华人异化”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最终形成了“华人乃不良异族”的传统认同和认知，演变为泰国社会对华人猜忌与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定势，使华人难以真正融入泰国社会。

三、对传统认同的“叛变”与重构

反应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作品向社会呈现最真实的华人特性，驳斥了近代封建统治者及独裁者构建的“华人乃不良异族”论调。玉·武拉帕在《我的祖父》序言中强调，作书的目的在于让国家主人（泰人）与迁居者（华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文中的思想与价值观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人（华人）的奋斗精神本质。小说从多方面塑造华人热爱泰国，忠实善良的高尚形象，与传统认知中的华人特性完全相反。我的祖父是一个穷工匠，却善良热情，与《龙腾暹罗》中的巨富阿梁一样对给予他们安定生活和生存机遇的泰国充满感激之情。《南风吹梦》中的陈顺伍与《我的祖父》中的玉珠是传统认知中保守固执的华人形象代表，对泰人充满偏见，在与新一代华人（子女）展开激烈而又痛苦的文化思想斗争后，重新认识并接受了泰国社会文化。它们的蜕变代表了新历史时期下老一代华人摆脱传统观念梏桎，与泰人交好的强烈愿望，指出人的观念应该跟进时代的更新，沉溺于旧思想，无益于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小说塑造华人知恩图报，热爱泰国的良好形象与拉玛六世笔下忘恩负义的华人特性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阿梁回击情敌沙严的责骂时说道：我来依靠泰国…我跪谢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这与祖父常说“中国是出生地，泰国则是我养家糊口和生活的地方，愿死后能以这片土地上的土将我掩埋”互相呼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泰人和泰国收留华人于危难之际的无限感激。不仅老一代华人对泰国拥有炙热的爱国心，新时代的华人更是摆脱了传统华人社会对泰人的落后认知观念，主动融入泰国社会，对泰国充满热爱之情。陈顺伍最小的女儿明珠，不顾父亲强烈反对，与泰国老师结成夫妻，并劝道：我们住在他们的国家就不该厌恶他们。

小说充分刻画华人忠实仁厚、不见利忘义的本性，改变传统中狡猾奸诈、贪图钱财的奸商特性。我的祖父是贫穷的工匠，却从不偷工减料，每一件活都要做到最好。他常教导我“穷并不羞人，做恶却是可耻的”。陈顺武是非常爱钱的小商贩，却坚决不做触犯法律的买卖，他认为“不能让钱奴役了自己”。阿梁靠自己的努力，从贫穷的苦力变成商界巨贾，为人处世“义”字当先，他认为做任何事都要清白，像蚂蚁一样只吃干净的东西，住干净的地方，而不是像虫子般随意，唯利是图。祖父、陈顺伍、阿梁是泰华社会穷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都经历过艰辛痛苦的生活，泰国给他们得以生存和谋生的机会，因此无论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华人都是热爱泰国、忠于国王的，他们忠实厚道，对泰国社会和泰人心存感激。小说以主人公颇具哲理的话提醒读者：品行败坏的华人是极其少数的，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华人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好人和坏人，但好人总比坏人多。正如玉·武拉帕在《我的祖父》序言中所说“像祖父这样的华人遍布了泰国所有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反映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作品在泰国读者群中广泛传播，并陆续被拍摄成电视剧，不仅完成了对泰国华人传统认知和身份认同的驳斥和重新塑造，也向泰国社会传达了华人的善意和感激之情，消除近代以来因政治思想冲突而造成双方之间的隔阂与猜忌，期望得到泰国社会认可，与泰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泰国。

四、新历史时期华人的政治诉求

政治诉求是具有一定现实性的利益诉求[18]，是经济活动中对政治有所需求的表达，赵美英指出，一个群体在经济社会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将提高，以通过政治影响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地位[19]。王晓华认为政治诉求的实质包含两方面需求即：平等参政和竞争；维护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20]。20世纪50年代，华人经济地位提升及泰中两国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华人更关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泰国政治局势。但作为合法公民，他们有必要也需要直接参与泰国政治活动，但其前提条件是得到社会层面及法律层面的公正与平等的对待。小说在人物对话及故事情节中所体现的民族平等，公平竞争，和平共处的思想正是新历史时期下华人对泰国现实社会所发出的强烈诉求。

华人对泰国战后经济复苏做出巨大贡献，却因传统观念作怪，无法完全享受公民合法权利，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遭受民族堡垒的限制。牡丹因此在《南风吹梦》中深刻驳斥了“华人抢走泰人生意”的落后观念，质问“经商这样的职业抢得走吗？”；陈顺伍在寄回中国的信中写道：我恳请泰人公正一点，我们并非要掌控谁的经济，我们只想拥有稳定的生活…生意的大门永远敞开着，泰人喜欢做轻松的工作，又怎能怪我们呢？我的祖父则强调“财富是经过艰苦的奋斗积累得来的，穷人应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去改变命运”，驳斥了传统认知中华人操纵泰国商业，利用泰人牟利的谬论，传达了新历史时期下华人要公正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的强烈需求。

此外，作为少数民族，华人更渴望民族平等与相互尊重。陈顺伍的儿子在学校受到泰族学生冷嘲，遭遇民族身份尴尬，他强烈要求将华人姓氏改成泰人姓氏。陈顺伍只得开导道：记住自己是泰籍，只要遵纪守法，就不怕被嘲笑。我的祖父则直接提出了“华人与泰人是同一肤色的种族，只是语言风俗上不同罢了”。祖父是持中国籍的华人，但与泰人一样忠于国王，遵守法律，热爱泰国，他认为不应以民族评好坏，正如他劝导玉珠接受泰国儿媳时说：每个民族都有好人和坏人，不应以民族来评好坏，认为他们配不上我们”；阿梁也同样提出“每个民族都有好人与坏人，但好人一定比坏人多”的观点，驳斥了“华人乃不良异族”的落后观念，追求民族平等与民族尊重。

华人意识到理解和包容才是双方和谐共处的基石，渴望能够真正融入泰国社会。陈顺伍经历家庭离散和凄凉的晚年生活后，最终接受泰国女婿和中泰融合的现实。红梅和明珠作为第二代与第三代华人，更是主动接受泰国文化，与泰人交好。明珠不顾陈顺伍强烈反对，与泰男成亲；在陈顺伍批评她穿泰式婚礼服时，红梅驳斥道：无论泰人或是华人都应友好相处。玉珠强烈反对儿子与泰女成亲，最终也欣然认可和接受现实；阿梁不仅与泰女成亲，还主动让子孙接受泰国文化教育，他的子孙几乎已全部泰化。这些华人形象代表热爱泰国文化，主动与泰国文化结合，但这并非以往的被动适应同化，而是积极主动的融入。他们之间并非单纯的演绎新一代华人与老一代华人之间的时代隔阂与思想意识冲突，而是新一代华人在新历史时期下追求政治经济地位平等、民族平等对泰国社会所发出的呐喊。他们作为泰国的合法公民，渴望得到泰国社会的认同，真正地融入到泰国社会。

20世纪70年代，泰国政治经济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华人得以真正融入泰国社会，甩掉“不良异族”的帽子，取而代之的是“勤奋、节俭、知恩图报、诚实忠厚”的光环，形成了当代泰人与泰国社会对华人的新认知。反映华人社会的文学作品是泰国华人掀起的争取平等与社会认可运动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它的推动下，经过长期的中泰文化与血统交融，逐渐形成有别于纯中泰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泰华文化体”。这种特殊的文化体成为了现今泰国华人用以不断塑造自我形象、历史认知及自我身份认同表达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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