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的茅盾与瞿秋白
——从迎合到疏离的心路历程及其根源解析

□田 丰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在通常的文学史著中每每谈及左联时期茅盾与瞿秋白的关系时往往关注于两人密切合作、相互协助的一面，却忽视了两人之间龃龉和疏离的一面。然而，深究其实，我们发现左联时期茅盾与瞿秋白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政治理念等方面都经历了从迎合到疏离的转变过程，而并非如同一般文学史著所描摹的那样一直亲密无间、信任有加。

一

茅盾在加入左联之前便与瞿秋白有过长期接触，1923年春，瞿秋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时两人在一次教务会议上初次相见[1](p251)，1925年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之后就住在茅盾家隔壁，杨之华不仅与茅盾夫人孔德沚成为好朋友，而且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仅如此，杨之华还与孔德沚一道撮合了张琴秋和茅盾胞弟沈泽民的婚姻，由此便不难想见双方家庭之间亲密往来的情形。此外，茅盾本人还曾明确说过：“秋白与泽民的友谊，比对我的友谊要深”[1](p623)。

1930年8月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听说茅盾已经从日本回来便用暗号写信由开明书店代转约请茅盾晤谈，茅盾夫妇按照信上所留地址前去拜访。茅盾坦言自己打算根据秦汉之交的陈胜吴广起义史实写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瞿秋白表示予以支持。1930年10月沈泽民奉命从苏联返回上海，1931年初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后分管过左联工作的文委负责人潘汉年被调往中宣部协助沈泽民分管文化出版工作，期间沈泽民还向阳翰笙问起过胞兄茅盾的情况。茅盾自1931年4月从沈泽民处获悉瞿秋白的新住址后曾多次前去拜访，期间提出请求想要重回党组织，但瞿秋白反过来劝他像鲁迅那样安心从事文学活动。

茅盾在1931年5月下旬被冯雪峰任命为左联行政书记，这无疑“是可以加强他的左翼地位的”[3](p21)，此后不久瞿秋白便直接找他谈论加强左联的事情。有了瞿秋白加盟左联，茅盾对于左联工作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并非如同胡风所言的那样“除开会外，不做任何具体工作，也不采取积极态度”[3](p21)，而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道做了大量工作，以至于1931年整个秋季他“都忙着写论文和参加‘左联’的各种会议，小说只写了一篇”[1](p474)。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茅盾对瞿秋白可谓言听计从，甚而不惜违背自己的主观想法也要与其保持步调一致，在左联工作上密切协作。这与茅盾加入左联之初冷静旁观的游离状态形成鲜明对照。茅盾在刚开始时发现原来文学研究会中人像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没有参加左联，为此感到纳闷，问过冯雪峰后才知道是因为多数人不赞成，对于此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他深感不满。在参加过两次全体会议后茅盾又感到“‘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1](p441)，因此对于左联事务并不热心。再加上神经衰弱和胃病、眼疾等疾病缠身，茅盾在加入左联的前半年很少参加左联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等政治运动，甚至也没有给左联刊物写过文章，“只是埋头搞自己的创作”[1](p444)，并因此引起左联中激进盟员的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工作主要是本着个人喜好，由于他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有着崇高的威望，加之在文学上也有着出色的造诣，左翼文界也甘愿受其领导。在瞿秋白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后，第一个前来造访的左翼人士正是茅盾，通过茅盾他方才得以结识冯雪峰等左联中人。1931年4月底，瞿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住了一两个星期，两人不仅天天谈《子夜》，而且还说起对于左联的诸多意见，比如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以及不重视作家创作活动等等，瞿秋白大致表示赞同。在瞿秋白正式领导左联工作之后，他对左联工作的很多意见都是通过茅盾来传达和落实的，比如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坚持办下去，再创办一个专门刊载文学创作的文学刊物《北斗》，让茅盾带头写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章等等。甚至可以说是茅盾和瞿秋白一道努力扭转了左联不重视文学创作的倾向。在整个左联时期唯有这一阶段茅盾表现得最为活跃。茅盾也对在瞿秋白领导下这一时期的左联工作做过高度评价，“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之所以会如此“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1](p476)。

在茅盾担任行政书记不久，瞿秋白让茅盾带头写一两篇文章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总结，以便从中汲取教训。

茅盾在七八两个月内“遵照秋白的建议，试写了两篇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1](p459)，这两篇文章分别为刊发在《文学导报》创刊号上的《“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的《关于“创作”》。在写作之前茅盾“都与秋白交换过意见，其中有的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例如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1](p460)。遵从别人的意见来进行批评写作，对于茅盾而言还几乎从未有过，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他就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而不愿意随声附和”[1](p382)，然而，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严格遵照瞿秋白的观点来评价“五四”运动。

茅盾的这两篇文章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评价都极低。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中他这样写道：“无产阶级运动的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4](p231)。在文章最后茅盾所作的总结性结论稍稍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的‘五四’虽然是失败了，但亦相当的尽了它的历史的使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至少是破除封建思想这一点，是有它的历史的革命的意义的”[4](p247)。然而随后笔锋马上一转，又转入对“五四”运动现实价值的彻底否定上来，认为“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4](p247)，以至于扫除这些残存的“五四”成为“目今革命工作内的一项课程”[4](p248)。虽然茅盾也承认这篇报告反映了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无疑主要还是受到了瞿秋白的影响。

《关于“创作”》也同样有着刻意贬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弊病，同时对普罗文学的历史功绩也针砭有余而肯定不足，“当时就未能为一些提倡普罗文学的年轻人所接受”[1](p469)，但鲁迅和瞿秋白却都表示支持。

茅盾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与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章中所表露出的观点如出一辙，明显带有受到影响的痕迹。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所取得的成绩也微乎其微。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瞿秋白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而随着大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5]，因而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属于无产阶级的“五四”。

此外，瞿秋白对茅盾的《路》《三人行》以及《子夜》等小说创作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和批评意见，尤其是对茅盾创作《子夜》所提供的帮助“是瞿秋白从政治战线转向文学战线后所办的第一件实事”[6](p195)，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文坛佳话。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在茅盾和瞿秋白在左联事务中相互密切配合的“蜜月期”，事实上已经潜伏着危机。

首先，单从茅盾和瞿秋白之间的私人交往情况便可以见出两人逐渐由亲密变得淡漠的情状来。

1931年4月底瞿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1931年5月初，瞿秋白在茅盾家里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据茅盾回忆由于当时他租住的房子“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1](p503)，于是与冯雪峰商量说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的高级公寓里，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住在这所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中国人都不去那里，因此比较安全。但此时瞿秋白和鲁迅尚未见过面，贸然而去的话也不太妥当，冯雪峰提议介绍秋白到朋友谢旦如家里去住。然而，自从瞿秋白迁居谢旦如家以后他和茅盾的联系逐渐减弱，冯雪峰取代茅盾成为瞿秋白与左联发生联系的中介，而在冯雪峰介绍下瞿秋白又结识了鲁迅，开始与鲁迅亲密互动，相较而言瞿秋白与茅盾的关系却在一步步疏远。之后瞿秋白主要“通过冯雪峰和旦如，了解当时‘左联’和文化界的动向”[7](p65-66)，而瞿秋白和鲁迅关系的转折也正“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8](p137)。自瞿秋白入住谢旦如家之后陆续写出《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章，开始酝酿倡导大众文艺。1933年2月的一天，组织上获得敌人要破坏中共在紫霞路上重要机关的情报，经分析后，认为很可能是瞿秋白夫妇的住处，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去处，瞿秋白忽然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9]，之后在夜幕掩护下到了鲁迅家。这次避难从2月5日左右开始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是年6月因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9月份又第四次到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是于1933年4月11日从北四川路底的公寓迁往大陆新村的，14日茅盾前去祝贺乔迁之喜，鲁迅得知茅盾也有搬家的念头，便建议他也搬到大陆新村，由于此时茅盾刚好收到《子夜》一笔可观的版税，加上其他书的版税和稿费，经济上负担得起，加之也想同鲁迅住得近些遇事方便商量，所以决定搬去，其租住房子的前门同鲁迅住的房子后门正好相对，茅盾在此一住就是两年多。但瞿秋白最后两次避难都是到鲁迅家，而却再未到过与鲁迅比邻而居的茅盾家，由此可以推知在此之前瞿秋白和茅盾的关系相比左联初期已经有些冷淡。此外，同样是提出入党申请，丁玲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向时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提出入党请求，不久就在南京路大三元饭店举行了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宣部来主持”[10]，同时宣誓的还有田汉、叶以群和刘风斯等人。而反观茅盾，虽然他前后两度出任过左联行政书记，但其入党申请却一直未被批准。

其次，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茅盾与瞿秋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立冲突。在与瞿秋白共同合作不到半年，茅盾便于1931年10月以专心写作《子夜》为由向冯雪峰提出请求想要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一职，未获批准，但可以给茅盾放长假。因此茅盾参与了左联11月决议的拟定，并对决议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同时1931年左联的年度总结也是由他来写，基本上照抄了11月决议的内容。既是如此，茅盾对决议中所强调指出的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11]等论点自然是了然于胸的。然而到了1932年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时，茅盾却一反常态，开始撰文针锋相对地反对瞿秋白提出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主要论点，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而将他与瞿秋白等人之间的观念分歧公开化。深究其实，我们发现1932年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时茅盾与瞿秋白之间的激烈论争并非标志着两人观念分歧的开始，而是此前逐渐累积起来的矛盾的外显和放大。

二

左联自成立伊始便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不仅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还出版有《大众文艺》半月刊，1930年春《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茅盾对此却并不热心，既没参加座谈会，也没公开发表文章，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没有认真思考过文艺大众化问题，在私人信件中他曾明确表露过自己的看法。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说过：“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瞿秋白引起的”[1](p545)，然而事实上瞿秋白之所以挑起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却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1931年春，瞿秋白在《致迪兄（一）》《致迪兄（二）》《致新兄》和《致伯新兄》等四封信①这四封信都收录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中，所标注的时间均为“约写于一九三一年春”。起初笔者也怀疑这四封信的时间标注有误，似乎应该为“一九三二年”也即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期间。但由于茅盾在整个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只在1932年7月公开发表过《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这一篇长文，这四封信中所提到的茅盾的诸多观点并未在该文中出现过，由此可以判定这四封信并非因茅盾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况且瞿秋白在《致迪兄（一）》中已经点明是迪兄把茅盾的信转寄给了他。但由于《茅盾全集》中并未收入1931年间的信件，因而对于茅盾所写信件的具体内容尚有待查证。中已经谈及1932年第二次文艺大众化时所公开讨论的诸多话题，而写这些信的起因正在于迪兄将茅盾论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私人信件转寄给了瞿秋白。

瞿秋白在给友人迪兄的第一封信中认为茅盾的意见虽然很有趣，但将用什么话写和用什么话讲的问题混缠到一起却造成了意料之中的误会。在致迪兄的第二封信中瞿秋白又特意指出茅盾认为中国没有普通话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这些恰恰是瞿秋白和茅盾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论争的焦点所在，由此足以说明早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开展之前双方的观点分歧已经存在，只不过日后方才形成正式论争文字。在给迪兄的第二封信中瞿秋白毫不客气地指出宣传和提倡彻底完成文学革命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却“不料茅盾会误会到那种地步”，他还专门强调“‘用什么话写’的问题——答案是用现代的普通话写”[12](p332)。

透过以上信件内容不难见出瞿秋白之所以挑起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与茅盾是有着直接关联的，也正因此两人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争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瞿秋白在给新兄的信中点明了问题的根结所在：“你说茅盾的立场很奇怪，这是不错的”[13](p338)，这也就意味着茅盾的立场问题才是瞿秋白所要重点批驳的，观点分歧还在其次。此外，瞿秋白在给伯新兄的信中开头即提到“你说，茅盾不应该把‘为主义而牺牲’那样的句子也当作文言——当作‘骡子话’。这当然是茅盾的误会。其实这是老问题——十三四年以前的问题。‘五四’之前，最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不是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的吗？”[14](p341)在此信中瞿秋白还特别点出在茅盾看来“仿佛凡是‘下等社会’的人现在所不说的一些字眼和句法，就都不是白话，而都是文言；凡是白话文之中掺杂了这些字眼和句法，就都是半文不白的骡子话。茅盾自己对于真正白话和骡子话的区别，是这样的观念。他却把自己的这种观念当作是我们的，然后，再来反驳我们的主张”[14](p341)，显然此时瞿秋白已将茅盾排除在“我们”（左联）之列。为此，瞿秋白还特地于1931年5月30日撰写了长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予以批驳，号召要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1931年10月25日瞿秋白又写就《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正式拉开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帷幕。而就在1931年10月25日也即瞿文写成的当天，冯雪峰拟出《秘书处通告》并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公开发表。通告强调指出：“‘大众文艺’及‘文学大众化’问题为联盟目前十分注意的工作。秘书处要求各同志除在小组开会时讨论外，亦务必提出书面的意见，论文式，通讯式，杂感式，均无不可。此项意见，除交大众文学委员会参考外，亦将择要在本联盟机关报上刊布。”[15]显然瞿秋白在发起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前与冯雪峰等人商议过，但茅盾对此却并不知情。

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展开之后，起初茅盾并不公开发表意见，据他本人所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在创刊号上刊登之后，大概《文学月报》的编者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我在主编的再三约请下，就写了一篇与秋白探讨的文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用‘止敬’的笔名，登在《文学月报》第二期上”[1](p546)。茅盾不仅在该文中谈起创作的缘由，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有意坚持己见的态度，“如果做‘应声虫’或是‘注释家’，换汤不换药地也来那么几句，未免糟蹋纸张，哄骗读者。既然推托不开编辑先生的要求，我一定得提出些不同的意见来让大家参考”[16](p109-110)。由此可见，茅盾本不愿卷入论争中，但却无法置身事外。然而，如何去写，毕竟是由茅盾本人来决定的，说到底他还是有着表达己见的强烈愿望。而此时的茅盾并不愿意曲意迎合瞿秋白对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这与他在瞿秋白授意下撰写批判“五四”的两篇文章时的情形正好相反，此种态度上的急剧转变是有其深意的。

瞿秋白在给新兄的信中说过：“我们和茅盾的不同，不在于他主张要采取文言的字眼，而我们主张不要。不是的。分别是在于他只主张简单的采用文言，而我们主张要采用口头上说得出来的文言，就是要把文言变成白话。”[13](p338)这段话所表明的具体论点的分歧尚在其次，真正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倒是此处所说的“我们”，茅盾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由此也可以印证瞿秋白挑起论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批评茅盾个人的“错误”观点，从而为“无产阶级的‘五四’”张目。这也就难怪瞿秋白与茅盾的论争发生之后，其他左联中人陆续写的文章“多半是赞成或补充秋白的论点的”[1](p564)。原本就不愿过度卷入论争中的茅盾也自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便没有再继续参加讨论。实际上在整个三十年代，茅盾也只公开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这一篇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长文，其余还有三四篇短文。但值得注意的是，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正如其题名所表示的那样是有意要将文艺大众化问题化，而“止敬”这一笔名就其字面意义而言也有着“停止尊敬”之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茅盾在文艺观点上自觉摆脱瞿秋白的影响而回归自我的开端。

总体而言，茅盾与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对“五四”式白话的价值评定。瞿秋白对于大众文艺的语言问题极为重视，他认为“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17](p57)。在他看来，“五四”式的白话是中国文言文、欧洲文法以及日本文法的混合体，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是新式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和听不懂的。他所推崇的是旧小说的白话，认为这是从民众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虽然不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口头话，但却始终能够为劳动大众读得出听得懂，由此他得出结论旧小说的白话是比较接近群众的，只不过为反动的大众文艺利用罢了。对此茅盾是难以认同的。首先，他认为读得懂旧小说的白话的仍然不过是测字先生之流的少数群众，而不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一般群众所能掌握的。其次，听得懂的也只是那些受过特殊“说书场教育”的群众而非一般群众。反过来看，接受新式教育专读所谓“新文言”的白话小学教材的小学生很难懂得旧小说的说白，却可以勉强听懂《儿童世界》和《小朋友》等刊物中的“新文言”作品，甚至还能够读懂叶圣陶的童话小说《稻草人》。因而他认为“五四”以后的白话并不像瞿秋白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罪孽深重，认为“宋阳先生挑取了最极端的‘文言’以骂倒全体，不能使人心服”[16](p118)。

其次，技术和文字两者的主次问题。茅盾敏锐地注意到瞿秋白无论是宣布“新文言”的死刑还是认为旧小说的白话对于普通大众的魔力要远远大于“五四”“新文言”，其立论的落脚点都在于“文字本身”，但他认为此种文字决定一切的言说倾向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从而使人们误认为只要能为普通大众听得懂的就是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在读得出、听得懂之外还必须能够让读者感动。

茅盾还以《水浒传》为例来说明技术较之文字的重要性，指出大众之所以爱好《水浒传》中的武松和鲁智深等人物并非单纯因为他们看得懂听得懂，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能够透过这两人的动作来写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而反过来使用普通大众可读可听的“新文言”创作而成的大众文艺之所以不能被大众所喜闻乐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从动作上表现，而只用抽象的说述”，其结果是“缺乏了文艺作品必不能缺的感动人的力量”[16](p111)，只能为少数人理智地去读，因而“不能单把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开刀了事”[16](p113)。总之，茅盾认为旧小说之所以能够更加接近大众并“不在‘文字本身’”[16](p112)，而这恰恰是瞿秋白最为看重的。由此茅盾得出结论，几年来“新文言”的革命文艺之所以没能跑进大众堆里去，其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像杰出的旧小说那样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而“新文言”本身却“不能独负其罪”[16](p113)，他倡导左翼作家“应当在‘文字本身’以外搜讨旧小说比之‘新文艺’更能接近大众的原因。这原因并不全在旧小说的文字易叫大众上口”[16](p112)。与此同时，茅盾还就文学的形式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大众的文化水准较低的，他们没有知识分子那样敏感，他们的联想作用也没有知识分子那样发达。他们不耐烦抽象的叙谈和描写,他们要求明快的动作。……一篇大众文艺的故事应得有切切实实的人名地名以及环境。听去好象明明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大众不要听。”[16](p113)茅盾藉此深化了他对大众文艺技术层面的认识。总之，茅盾对于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审美价值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他在总结革命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受欢迎的原因时就曾说过：“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18](p188)，因而可以说茅盾对于大众文艺技术层面的重视正是延续以往观点的具体表现。

再次，关于“现代中国普通话”是否成立和如何建立的问题。瞿秋白认为在无产阶级“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面正在每天都创造着现代中国普通话，因此“统一言语的任务必落到无产阶级身上”，终有一日“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智识分子到现在口头上的俗话——从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19](p40-41)。由此可见，瞿秋白是从政治角度来提倡和看待现代中国普通话的，在其背后有着明晰的意识形态内涵。而茅盾却是从人员流动和语言交流的现实角度来探讨现代中国普通话问题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此种新兴阶级的‘普通话’是北方话的色彩浓厚呢？还是南方话的色彩浓厚？”[16](p114)根据茅盾自己所做的调查仅上海就存在着三种“普通话”，依“势力”大小分别以“上海土白”“江北话”和“北方音”为基本构成，而在其他大城市也有着类似情形，因而即使某一地有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却没有。由此茅盾得出结论：“在目前，我以为到底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宋阳先生所谓‘新文言’”[16](p118)，他认为从事创作的人只要多下功夫，尽力肃清欧化和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用于口头上的名词和文言里的形容词、动词，或者还不至于读出来听不懂。

瞿秋白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中对茅盾列出的观点逐一做了批驳，但此后茅盾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回应。据茅盾自己解释这是由于他发现他和瞿秋白对于大众文艺概念及文艺作品艺术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没有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由此问题被搁置起来。

三

表面看来，茅盾与瞿秋白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五四”文学语言的评价以及要想实现文艺大众化“技术”和“文字”谁为主次等具体问题上，但究其实质却与两人所持的言说立场的不同以及对“五四”的总体评价和价值定位等观念分歧有关。

瞿秋白虽然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但他对革命矢志不渝，因而主要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其落脚点在“大众”，至于文艺本身却并无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只是被看作无产阶级“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20](p106)。在他看来，文学只能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总体需要，因此在广大群众缺乏文化知识甚至不识字的前提下唯有彻底扫除文字障碍，以大城市工人群体中通行的现代普通话作为语言基础方才能够实现文艺大众化。此外，瞿秋白对于“五四”的批判和清理确然有着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作于1931年6月10日的《学阀万岁！》一文中，瞿秋白就特意从政治角度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并由此判定陈独秀所提出的文学上的三大主义一步步演变为“非驴非马”的文学，显然他是要借此一并清除和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左联时期瞿秋白为纠正左联的极左倾向，使其摆脱“左”的桎梏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自身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极左思想残余，比如他认为中国革命可以通过与世界革命交流直达社会主义，同时他提倡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同时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又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这很容易让茅盾联想起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遭受太阳社、创造社共同打击的情形。总之，瞿秋白非但没有刻意隐瞒自己倡导大众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反而是大张旗鼓地予以揭示的，他曾直白地说过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17](p55)，由此可见瞿秋白有意要将文艺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

此时已经脱党的茅盾在数次提出重回党组织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已经对于政治有些心灰意冷，他更多地是从文学家的角度来思考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其落脚点在“文艺”，关注的焦点在于大众文艺的文学属性和审美价值。因此，茅盾并不赞同瞿秋白降低语言文字的“门槛”的主张，而是想着如何通过提高创作技术吸引着大众走进文学殿堂。茅盾更为看重的是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究竟有多大现实可行性的问题，而瞿秋白等人却是主要从政治层面强调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指向的是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功能。不可否认的是，茅盾确然从现实可行性方面解构和否弃了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诸多观点，但却并未能一开始就明晰地意识到瞿秋白之所以发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根本目的和内在动因，直到展开激烈的论争之后他才逐渐意识到瞿秋白的立论的真实目的，而一旦意识到此，他便迅速停止了争论。其实也不仅仅是文艺大众化讨论，整个左联时期茅盾一直都对论争尤其是左联内部的论争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尽量不卷入其中。他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中就有意缩小了讨论的范围，将论点集中于文艺大众化的语言和技术层面，而刻意回避其政治功能。瞿秋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中他就曾指出过茅盾“提出问题的方法和我完全不同，范围要小得多，因此，实际上取消了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而只剩得大众文艺的描写方法问题……可是，单纯的文艺技术问题，却代替不了大众文艺运动的全部。这是我和止敬先生之间的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的第一部分”[21](p123-124)。

1932年左联除了集中力量展开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之外，还将斗争锋芒直指坚持文艺创作自由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但身为左联重要人物的茅盾除了短暂涉入前者的争论之外并未对后者公开发表过任何批评意见。事实上茅盾对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是颇为同情的，他认为这次论争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颇为相似，甚至以为这是1928年论争的继续，在私下里他还曾与“第三种人”杜衡交换过意见，明确表明自己不愿意涉入对他们的批判论争。茅盾虽然未公开表露过自己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观点和看法，但私下里他也曾向夏衍表明过自己的态度，认为“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22](p142)。其实，反过来说，不公开表明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在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甚至包括张闻天在内都纷纷著文发表批评意见的热闹情景下，茅盾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在当时即引起左联同人的非议。

其实，“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把文学从少数士大夫手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文学能够反映大众的要求，为广大普通民众服务，但由于其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未能真正代表和反映底层大众的呼声。因而，在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之后，革命文论家就开始呼吁文艺大众化，“以后革命文艺是应该推广到工农群众去，……应该反映工农的意识”[23]，具体而言，则是“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24]。林伯修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普罗文学的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25]。也正因此，左联成立之后即将文艺大众化摆上了工作日程，瞿秋白和左联中冯雪峰、钱杏邨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他们想要实现的是文艺大众化所附带的政治目的，对此瞿秋白曾明确说过：“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19](p46-47)，这与茅盾从文学角度理解文艺大众化自然是难以协调统一的。前文说过瞿秋白信中的“我们”并不包括茅盾在内，事实上此时茅盾已经被视为左联阵营中的异己者，而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艺术歧见也常常被笼统地判定为政治歧见”[26](p3)，因而茅盾自然而然地被列为抨击的对象，最终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论争的漩涡中。

由于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论争的主要倡导者瞿秋白有意要将论争引向政治层面，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5]，同时由于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左倾路线的影响，偏重于从组织上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比如不切实际地模仿苏联开展工农通信员运动等，想要从工农大众中造就出一大批文艺战士，并不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即成作家的作用，歧视和排斥所谓“同路人”作家，由此最终导致文艺大众化讨论“所花的气力与所收的效果很不相称”[27](p421-422)。

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以激进的姿态号召左翼作家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而其基本理路则是首先要全盘推倒“五四”白话文，之后在清场的废墟上再建构起“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殿堂，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却对此发起了阻击。深究其实，瞿秋白并非像茅盾所认为的那样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28](p36)，而是要彻底否弃“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以便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另辟路径。如果茅盾当时真的认为瞿秋白只是为了矫枉过正，显然没有必要如此这般大动干戈地公开论争，因为该文“一以贯之的意图就是要维护“五四”的欧化白话文，他实际上堵塞了瞿秋白所有关于语体文大众化的解决途径，然后指出自己的路径：在目前，我以为到底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宋阳先生所谓‘新文言’”[16](p118)。表面看来茅盾撰文的态度是有些勉强和模糊的，但其观点却异常鲜明，与瞿秋白的观点恰恰是针锋相对的，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五四”白话文的现实地位以及历史价值。最终，虽然瞿秋白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中也对茅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但在对于“五四”的认识和评价上却做了重大的让步，开始转而指出：“总之，新的文学革命的纲领是要继续“五四”的文学革命，而彻底的完成它的任务”[21](p134)，这与他之前全面否弃“五四”文学革命的论调形成极大的反差。

然而，两年前茅盾在瞿秋白授意下撰写的《“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两文对于“五四”的论调却与瞿秋白几乎别无二致，但在两年之后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茅盾却几乎完全否定了瞿秋白对于“五四”的批评观点，由此也映证了茅盾从文学观念和政治理念上对瞿秋白从迎合到疏离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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