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依据与开创性意义

杨雨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历史方位是一个包含着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概念，既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又有空间上的规定性，特定时间与特定空间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时代。时代是表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和内涵，这些主题和内涵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规划，而对所处时代的准确判断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新的历史方位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新时代产生新问题，新问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历史方位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的工作目标与指导思想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三个意味着”分别从民族历史的维度、主义的维度、世界的维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依据

（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

世情、国情、党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时间、空间上的三个维度。世情是宏观背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又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现实依据，是我们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和规划的根本前提，在判断历史方位的变化中，国情变化最为根本。从党情来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正所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关键在于党是否能永葆生机活力、是否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面对执政环境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1.从世情来看。随着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背离时代潮流的倾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方除了在经济领域方面暴露出来诸多问题外，在政治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逆袭”成功等事件则凸显了西方社会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民粹主义、极端宗教、白人至上的传统思想卷土重来，导致其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地区难民的涌入，改变了欧洲传统的种族、宗教格局；英国脱欧公投给欧盟的未来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传统右翼势力不断坐大使劳资矛盾、种族冲突更为激烈；凡此种种。这些矛盾与冲突深刻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框架下无法摆脱的困境。西方代议制民主是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为实现形式，而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需要的基本条件就是同质化的社会条件，即对重大问题具有高度共识，否则选举民主就会走向族群冲突。同时，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还需要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满足政党在选举过程中对选民作出的各种承诺，不至于选民在选举之后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进而产生报复性的政治行为。然而，这两个代议制民主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今的西方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全球化没有改变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金融危机后其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更为严重，这使得大量的底层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的“黑夜占领”等。中东战乱使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给欧洲传统的种族、宗教格局带来了更大的冲击，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则为这些冲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政客为了自身的利益刻意地渲染和夸大各种矛盾冲突，致使政治乱象频发。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整体经济形势低迷，经济增长乏力，因而在满足选民各种要求时出现了力不从心，加深了社会大众的不满。放眼今日世界，西方模式正遭受着严峻的挑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仅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尤其是作为其思想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之治所呈现的景象以及背后的形成机制更加为世界所瞩目。中国之治背后最强大的支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政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其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旨归，其执政地位不受政党之间竞争性选举的影响，能够专注于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长远规划。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之治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一以贯之而坚持的政治原则。

2.从国情来看。五年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五年来的发展速度、改革力度、治理深度都是空前的。第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和质量；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大力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程，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及有效性，全力提高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第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态势。五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使多年来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法治理念、法治行为、法治思维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了“美丽”一词，意味着对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有关经济发展、反腐败斗争、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这一历史方位的变化给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3.从党情来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治国必先治党，强国须先强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历史和人民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地位与使命。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存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如何将自身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何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托，这些都迫切需要党的创新理论来予以阐释和指导。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举措，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必须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夺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新胜利。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不因个人意志、主观好恶而变化，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和重要标志。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物质文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表明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而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方面客观的“硬需求”，而且还包括在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等更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求”。原来的“硬需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进一步升级向“软需求”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定位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中的阶段性定位，这个阶段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一个具有相对突出特点的时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发展的长期性与阶段性问题上能够把握阶段性特点、在运用辩证思维能力方面更加娴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新的特质、新的格局、新的气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个意味着”正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的直接说明，“三个意味着”分别从民族历史的维度、主义的维度和世界的维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一）民族历史的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4］。这意味着从民族历史的维度表明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征程上取得了质的飞跃，在现代化进程中跨入了全新的阶段。如果说“站起来”主要侧重于民族独立，那么“富起来”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发展，而“强起来”更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国防等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各方面要素全面发展水平、资源优化配置整体功能的提升，是在经历了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后将追求发展的质量摆在最突出地位的期盼。这意味着从民族历史的维度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二）主义的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再一次用强大的事实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占领着人类的道德和科学的制高点，人类世界今天的发展规律依然处于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范围之内。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十月革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走过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从一国走向多国），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高潮走向低潮，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崛起则为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既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日益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现了更加充分、有效、深入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原因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又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了人民意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代表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舞台上的繁荣与发展。

（三）世界的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追求民主几乎是各个国家共同的历史选择，但在追求现代化、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选择也造就了不同的结果。“有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二战之后，在新兴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而走上发达序列；第二，在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南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只有中国是民主集中制，其他8个全部是代议制民主，治理上的差异不是很明显吗？”［8］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有的国家对西方模式亦步亦趋，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而且陷入了族群冲突、社会分裂、经济停滞的境地；而中国在学习、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高度重视现代化理论和经验的本土化改造，注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实现现代化途径的垄断，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说，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制度选择和道路参考，更为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1］［2］［3］［4］［5］［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01）.

［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8］杨光斌.论西方政制危机之政体条件原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