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秋

朱璐彦

一.母亲

黄喜记得褚淑丽第一次带她去见高先生的时候，也是秋天。一转眼，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第一次走在姑苏的路上，风卷起三两片叶子送到黄喜脚下，松脆、焦黄、卷曲。黄喜心想，这哪里是树叶？分明是一块块的“佛手酥”刚在油锅里滚了，捡起来就能吃呢。

黄喜的父亲在她七岁那年出差去了深圳，回苏北老家之后就闹着黄喜母亲褚淑丽离婚，说是在深圳另一位貌美年轻的女人已然怀上了他的小孩。如今算起来也有十几年了，父亲离开建湖之后杳无音讯，黄喜连他的眉目都开始记不住，“自己可能得了老人痴呆症。”她自嘲道。说来也奇，在那之后，母亲长年无人问津，一日总有大半日窝在被子里，一床印着高粱红牡丹花的棉被裹住她，富贵祥和的图案裹藏的却是萧索与困顿。她就那样把自己捣在床上，关门关窗关窗帘。黄喜不解母亲缘何无法再嫁，她的小姨“哧溜”一笑：“看你妈那对阔颧骨，再加上黑皮、小眼、大骨架。后面看看五十五，前面看看六十五！你爸多好看哪，你妈当年图的就是你爸那张脸。结果呢，凭她？现在这模样，更难找了！”说这话时黄喜还在上小学，初中之后小姨便不愿这样直言快语。小姨却是生了张鹅蛋脸粉质皮肤，像黄喜姥爷。美人总是对丑人带着天生的批判和不屑，亲生姐妹之间尤甚。

褚淑丽多年没有“男朋友”，却渐渐交往了两位“男性朋友”。据她自己讲，这两位“男性朋友”对她忠贞异常。她将一幅二十四寸的耶稣画像和一幅三十六寸的释迦牟尼像齐齐高悬于床头，每日在床上披着牡丹被子三叩九拜。拜耶稣的时候她在身前煞有介事地划个“十”字，再以一句“阿门”结束祷告。拜释迦牟尼的时候她紧闭双眼，双手合十后以头触床面，连叩三下，最后念一句“我佛慈悲，菩萨保佑婚姻顺利”结束。每晚十点多，褚淑丽拜完两位“男性朋友”，还要窸窸窣窣从床头柜中摸出几只晶莹剔透的水果糖，朱红的是西瓜，草绿的是薄荷，鹅黄的是橙，茄紫的是葡萄。她一块一块舔着，糖果原是贱价的鸦片，口里的甜埋葬了心里的苦。这时，她的世界重又充满了各种愉悦的事物，菜单上的美食，时装杂志上的毛衣，旧历年打折抢来的高跟皮鞋。还有……抛弃她的丈夫。两年“叩拜”下来，婚姻毫无起色，牙齿倒了不少。带女儿启程去苏州之前，她把两位“男性朋友”从墙上揪下来，送进了垃圾桶。

高先生是褚淑丽的大姐托了朋友介绍的。二人先是电话联系了大半年，中间只见面一两次。拖到不能再拖“定事情”那日，褚淑丽也没几件衣服，勉强配了一身才赶去县里的长途汽车站。只见她一头男人似的短直发，双耳露在外边。上身着一件纯白色長袖衬衫，下身配一条黑色过膝百褶裙。她紧扣着衬衫最上面一粒扣子，珍珠样的扣子透露出禁忌和畏缩，下衣的百褶裙叙述的却是试探和流动。如此上下衣搭配中和了激进与保守，整个人便没有什么明确的意思了。高先生的家唯有两室一厅五十多平方米，是一套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机关单位盖的单元房。迎客的时候已是下午，高先生只穿了一件白汗衫和白中裤便开门招呼。那种白色由于浆洗过多次，泛着灰白的凝固的颜色，像一层皮脂被生生活剥了。

先生姓高，人却短。黄喜偷偷瞥一眼，只见粉润的长长的国字脸，秃发，看得出来年轻时五官生得醒目而鲜明，涂了红脸就能扮关公，抹了黑脸也能演钟馗。母女俩坐下，高先生嚷嚷着去厨房奉茶。说是沏茶，结果是端了两只瓷碗出来，里面撒了几粒陈年茉莉香片。客厅小，但是显大，皆因家具寥落：只得五六平米的地方，只勉强添了几样家什。母女二人坐的酱黄色木头沙发，不远处还有一张白色塑料折叠饭桌。沙发左手立着一台矮小不知名的冰箱，把手和门面上多处落漆，慢慢露出冰箱那金属的本质。客厅太暗，主人又没有点灯。疏落的家具全隐在黑暗里，仿佛是一处随意搭建的上演悲剧的舞台，污秽、空洞。或许随时可以拆掉，随时可以撤离。客厅之外尚有一大一小两处卧室，高先生小心翼翼半掩着门，并不预备让人多看一眼。客厅夹在卧室和厨卫之间，是褪色的照片。两处卧室掩得密实，倒像是未显影的底片了。

寒暄之后，高先生从木沙发底抽出一张小板凳，坐在母女二人对面，带点笑道：“上次说好的东西你带来了吗？”褚淑丽忙从随身拎的一只紫金双色格菱帆布包中拿出户口本，递给高先生。高先生打开首页，默读了两行，竟然大笑开来：“户口本上的信息怎么涂得乱七八糟？”褚淑丽紫涨着脸，吞吞吐吐道：“哎，哎，哎……小孩她爸离婚时候闹的，他改的……”大概她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言词，喉咙发不出声音，像被人掐住一样。她的双腿不由自主打开着，呈“八”字，两腿之间阔得可以放下一口锅。黄喜臊得低下头去。几天前，褚淑丽在家也是这样敞开双腿坐在吃饭桌前，专心致志抽出那一页的户主信息，用一支圆珠笔把身高从“160厘米”改成“164厘米”，把“职业性质”的“工人”抹了几个圈，写上“干部”。再把“学历”一栏的“初中”涂了，换上“大专”。初秋还有些燥热，褚淑丽只穿了一件苹果绿的背心和红底黑花的短裙。她坐在那里绞尽脑汁，肚皮上横出三圈肉，乳头激凸成两粒图钉。“这也能行？”黄喜晃过来搧着扇子问道，她母亲只当没听见。

高先生皮笑肉不笑，道：“你大姐，还有你大姐的那些个朋友都说前段婚姻失败不是你的错，是小孩爸爸移情别恋，在外面又有了小孩，回来之后催着你离婚？”

“哎，哎，哎……”见高先生放过了她，褚淑丽感恩戴德，却也只会一口一个“哎”。黄喜知道她母亲最爱说的、说的最多的只是一个虚词、一个叹词：“哎”。高兴时，“哎”替她贺一声喜；哀伤时，“哎”替她抱一句怨；争执时，“哎”化作一句龃龉；胆怯时，“哎”干脆成了结语。不知不觉中，黄喜渐渐放弃从“母亲”的视角观察褚淑丽，她开始告诫自己尽量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猜想母亲。显然，这“另一个人”是拙于表达、善于掩藏的。

“那就奇了！他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还有心思管你这户口信息？而且只改好不改坏，你前夫还真是考虑细心，希望你这个前妻再嫁的时候前程似锦呢！哈哈哈！”高先生放声大笑着，他那菱型的厚唇笑开见了牙齿，眼睛却瞪得更圆了。最后，他还是接过她的户口本，收下了。

褚淑丽不会表达，可是并不蠢。见高先生半推半就收下户口本，她立即追问：“上次我大姐提的小孩户口的事……”话音未落，高先生手一摆，敲在那“学历”、“身高”、“职业性质”上，道：“这些都可以不计较，你女儿户口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否则，大家撕开面子都没脸。”黄喜盯着手里的瓷碗，一盏细小的象牙白瓷碗，碗面上镶着幽蓝的花纹。她的耳朵什么都没有听见，但她的心却一字一句聽得清楚明白。在高先生的口中，她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只是一个代号：“你的女儿”。她只得聚精会神地假装喝茶，那白底蓝纹是细嫩的皮肤上覆盖的缕缕青筋，她一口一口咬在那脆弱的皮肤边缘，咬破它，咬死它！

母亲无力回天，大约是深深迷恋着眼前这个男人在苏南市级机关公务员的名头和安全感，只得认输。母女一场，黄喜到底不想目睹那“输”的结局，借故躲进了卫生间。才放水洗手，高先生就在外面捶门，道：“洗手洗脸不能用活水，要积在脸盆里洗‘死水啊！你们这些小年轻，太浪费。还有——”高先生指着黄喜身后的一只祖母绿的塑料桶道：“你看见那只桶在接水龙头里的滴水吗？”黄喜点点头。“这样一滴一滴下水，水表不转。用这桶里的水冲厕所。现在上水要钱，下水也要钱，不省怎么行？”

再出来的时候，褚淑丽已经忙手忙脚地替高先生摆晚饭了。为着他是这十多年来第一位与她谈及婚嫁的男人，褚淑丽不预备、也没有本钱再置喙。她是带着感恩和被赏赐的心情来的。再说，他终究比她虚长十四岁，她还怕自己没有盼头吗？夏末初秋，高先生拧开厨房的橘色小灯，借着那毛毛的暖光邀她们母女在客厅食晚饭。客厅里的日光灯不晓得是不是摆设，黄喜想。他们坐在三张折叠椅上，面前一道玉样的苦瓜梅条肉，一道滚汤。汤尚在“嘟嘟嘟”冒着泡，像一个口齿不伶俐的孩子说胡话。一筷子下去便夹起了笋、香菇、碎肉、细骨头。最妙是骨头，炖得入味，似化非化。黄喜和褚淑丽吃得入神，连骨头都没吐出多少。“好吃吧？这是我老高独门‘鸭骨汤！为了这道菜，昨天我特意去斩了一整只鸭，特意没吃得太干净，把吐出的鸭骨渣子全部留下。今天小火慢炖了一个上午，知道你们下午来。鲜吧？”高先生没说完，黄喜便冲向卫生间吐了，她喉咙口向来浅。不过这一次，她记得用“死水”漱了口。

这次见面之后，黄喜一个人回老家继续复读高中，褚淑丽留在苏州，顺便给作媒的大姐打了个电话，道：“定下来了。”褚淑云也不问“定下来”什么，或者何时“定下来”，反正大家心照不宣地默认，一切算“定下来”了。人们谈及婚姻，常常引用订婚、婚礼作为盛大喧闹的开场，之后方才引入那灰白的日常和庸碌的琐屑。凭借“开场”，“日常”依然会渗透；然而一旦“开场”缺席，庸碌的日常入侵得更为敏捷。

中秋某一日晨起，褚淑丽自公园散步回家。她见厨房砧板上嫣红的塑料袋里装了二斤嫩青菜，高先生又不在家，立即主妇似的张罗起来，把那二斤青菜洗涮完毕，落了油下锅全炒了。午饭时，高先生刚坐下，眼见青菜在他面前堆成了尖，他的眉、眼、唇等不及攒在鼻子周围抽动，屁股更是受惊一般椅子上弹起，仿佛火烧了屁股。他一路跳一路嚷：“娘哎！这二斤青菜是预备明天吃的，你怎么问都不问就全炒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在这里白吃白住就算了，老子架不住你这大手大脚的劲！有本事自己买菜吃——”说着高先生另拿出碗碟将大半青菜拨入，以保鲜膜覆紧，宝贝般纳入冰箱。褚淑丽没料想高先生为了几根菜叶子一跳三尺高，吓得只敢连连说道：“哎、哎、哎……”高先生并不搭腔，坐下来大口大口嚼着白饭，头面上的青筋隐隐暴出。褚淑丽垂手坐着，筷子都不晓得要往哪里落了。她红着眼睛，以为自己要哭，其实只是鼻子吸溜地发出与她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年老的声音。墙上的黑色六角形电子钟滴滴答答走着。她原觉得委屈，还想争辩什么，可转念一想，她到底“白吃白住”。况且身边并无娘家人撑腰，即使有了娘家人撑腰，人多口杂也未必全数为她说话。她决定不再言语。

与高先生生活的时间久了，褚淑丽渐渐摸熟了“老爷子”的脾性。他原比她大十四岁，虽然她也“老相”，可她总爱尊称他一声“老爷子”。明里是蜜里调油的“敬重”和“乖巧”，暗里是提醒高先生“年岁已长”。

高先生却也受用得紧。秋去冬来，这一日褚淑丽在窗前站着，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从对面屋顶上走过，天气渐冻，猫也忍不住抖了一下脖子。褚淑丽打了个寒颤，开了高先生那“三立门”的木制大衣橱，想寻一件暖点的棉衣。听高先生说，那大衣橱还是他一九七六年第一次结婚时远在苏北的木匠堂弟赶制出来的。架不住用了三十多年，底边的门栓早已翘在衣橱门外。她费劲打开衣橱，突然发现自己乳白色羽绒服的衣领处有几块黄渍。褚淑丽抱着羽绒服走到卫生间洗衣机面前，只见那洗衣机盖板上一层黑灰，插头也耷拉在面板上，她知道这机器定是久弃不用了。褚淑丽四下张望，寻来一只镶花鸟的塑料盆，放上冷水。到底是快入冬的节气，刚一下冷水她的双手便像触了冰一样疼，太凉了！褚淑丽只得哆哆嗦嗦地去炉子上烧热水。火苗蹿起好高，像一个人的牙根旁逸斜出。那是高先生的牙根！她吓得打了一个哆嗦，一把拧死了煤气，就着冻水便洗起衣服来。正在此时，高先生买菜回来。他刚把两条带鱼挂在水池的龙头上，就望见褚淑丽正在徒手浣衣。高先生的嘴顿时笑得咧到耳根，三步并作两步跑回自己的卧房拿出件玩意来。

“这是我昨天才在市级机关医院开的‘冻疮膏，等会儿洗完了你涂上！”高先生转身又回到厨房，一边清洗带鱼一边兴高采烈：“这一盒‘冻疮膏几个钱？公费医疗不要钱！烧热水的煤气、转洗衣机用的电又得花多少钱？你这么个蠢人跟着我老高也算是开了眼、学了乖了！”生怕褚淑丽在卫生间听不见，高先生扯着嗓子高谈阔论着，嘻笑的大眼像锃亮的灯泡。相比之下，褚淑丽的嘴突突得像只鸟喙，说不出来正经话。没多久她得了关节炎和冻疮，高先生便用那“公费医疗”的药品忙前忙后地伺候着，却是眉开眼笑，鲜有抱怨。

冻疮发作起来，又疼又痒。褚淑丽的双手废了大半月，渐渐迷恋起在阳台看风景，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其实从阳台望出去原是见不到什么景致的，一幢幢乌漆麻黑的、牢笼般方正的七层楼霸住了她的视线。但也只有坐上阳台那把老藤椅的时候，褚淑丽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做事、不想事。其他的时候她也少做事、少想事，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安。时不时在屋子里到处转悠，感觉这里一半像是自己的家一半又不像。只有在阳台藤椅上坐着的时刻，她是安心的。有的时候，褚淑丽还会在藤椅旁置一张小凳，小凳上搁一碗糯米藕。晒着太阳吃着糯米藕，第一口甜腻，第二口绵软，第三口糯中带点微脆，这才是生命该有的味道。褚淑丽多么希望这是她生命的味道啊。

坐久了，褚淑丽觉察出这阳台没有封闭，冬日里起风，扬尘似黄沙般飘滚，不似江南，更似漠北。阳台内墙早已斑驳剥落，成了残垣断壁中的一段风干的历史。褚淑丽定了定神，跑去楼下的菜市场转了两圈，寻了一个瓦工、一个漆工上来。

“把这阳台封起来，上面加玻璃，做成封闭阳台。里面和地上加层漆吧。”褚淑丽大声发号施令，一阵忙碌的紧张通电似的穿过了她的手心。

“五百块。”两个小工量了尺寸，报价。

“三百。一口价，不做我另请。”

“三百五。”两个小工互相看看，打开工具箱。

“哎，这花盆搬进来！藤椅挪进来。还有小吃，小吃给我……我都忙晕了，你们动作慢点，不要把灰扬进房间……”褚淑丽前前后后转着圈，带着一股久违的兴奋。在高先生居所，她还是第一次听见自己说这么多话。久久未听见自己的声音，褚淑丽几乎难以确认那是她的声音。

突然，褚淑丽也听见了高先生的声音：“你什么时候自作主张把我这旧箱子扔了？”老人家前一脚刚踏入门厅，一只松石绿的藤条箱就跟着滚进房里。“啪！”高先生另一只脚除了皮鞋也入了厅堂，站稳之后忙不迭用尽全身气力挪这二十八寸的巨箱入床底。他头也没抬道：“还得了！要不是我碰巧遇见收垃圾的小林，我竟不知你都把我这空箱子扔了！”高先生一边用抹布上下清理藤箱，一边斥责道：“好好的一只箱子，你给我扔了干嘛？”為了在外人面前挣点面子，褚淑丽不甘示弱，走到高先生面前正色道：“老爷子，你这箱子破成什么样了，连收破烂儿的都不要了。你自己看看，里面全给虫蛀成洞了。一个家，一年到头尽用这些坏东西，都是霉运啊……”

高先生道：“我自己的家，霉死了我也住。你嫌霉，你看哪儿好你去哪儿！”高先生知道她在苏州城里举目无亲，拿眼角飞快地嘲笑似的[目留]了她一下：这才发现阳台上还有两位“叮叮当当”的小工，小鬼似的赶着活，大气也没敢喘。

“干什么你们？”高先生呵叱道。

“她让我们装封闭阳台。”他们朝她努努嘴，随即低头去拾掇，并不再抬眼。高先生一听，把手中的抹布和地上的藤条箱“哗啦啦”一掷，梗着脖子走向自己的书房兼卧室，未置一言。褚淑丽冷眼瞧着，心想当着外人谅你也不敢上蹿下跳，今日的先斩后奏算是对了。“师傅，来来来，喝口水！”“师傅，抽根烟！”“师傅，要休息一下吗？”她终于在外人面前找回了点女主人的尊严和身段，在阳台的逆光里挺着肥硕的肚子来回转圈、取物、周旋。金色为她周身涂上一层油漆，欢悦的她成了主事的小佛了。

两三个小时之后，工程结束。一位小工立于门外，提取工具；另一位则半倚于门柱，等工钱。褚淑丽喜笑颜开走到高先生房内，尚未近身便被他雷声般的轰鸣喝住。褚淑丽心脏跟着乱跳了数下，杵在离高先生一米远的地方，只听见高先生架着花镜看着面前的小报道：“你不是有本事，翅膀长硬了么？既然你敢未经我同意、就擅自做了我高某人的主，那便请你一竿子做主做到底。想找我要工钱，门都没有！”

他的二婚妻嘴角战战兢兢磨了两下，想起屋里尚有外人，壮起胆子：“我还不是看你的阳台邋遢得太不像话，每天积的灰喔，白面那么厚。你看上下左右哪一个邻居没有封阳台？况且就几百块，我都还了价了。”

“废话！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的产权！我老高还没死呢！我没让动阳台，你更没同我商量，最后倒是学会直接报帐。眼见是没了先来后到，没了王法呢！没钱！让这两个小工在家等吧，爱等多久等多久！”言毕，起身，穿过窄厅，去了厨房，大力关上厨房那三合板做的薄门。厨房里的排风扇用了十几年未洗未换，肥腻的油渍顺着风扇往下滴，犹如墨汁。高先生却是定定当当拿了一条葱和一点肉，准备开饭。

两位小工见势不妙，既不敢出声，更不敢离开。两颗戴着灰色鸭舌帽的脑袋在门口探来探去，好像褚淑丽那一上一下的忧心。此时此刻，她知道他砧板上的葱姜蒜是抗议，他那嗡嗡作响的风扇是抗议，他那猛然合上的三合板也是抗议……她的头晕了，跑去睡房拉开自己的抽屉，从几层内衣内裤之下抖抖霍霍摸出了几张簇新的纸币。在这荒芜的、异样的空间里，男人惯用耍泼，女人却是吓得连泼辣都没得耍了。

封闭阳台修葺之后，她更加顺理成章地坐在黄藤椅上，隔着灰簇簇的玻璃望向外面的世界。她的右手如常在小凳上取着自己买的各类甜食。上次是枣红色的糯米藕，这次是杏白的花生牛乳糖。她一块块扔进嘴里，甜蜜的糖块镇静了味蕾，也滋润了全身。甜点当真是天下最温柔的食品，她想。远处的树荫，在淡淡的橄榄油样的晨光里裹着，不知是今日树叶的影子，还是昨夜细雨的点滴。

甜点润身没多久，一日，褚淑丽唤来高先生道：“老爷子，我这牙齿好几个地方像有小钻头在里面钻孔。胃也不怎么好受。”高先生见她一口牙只剩十余颗，其他蛀的蛀，倒的倒，门牙也缺了。把这一口牙补全了，没有好几万下不来。不如等褚淑丽的牙掉得差不多了，戴一口假牙方便又实惠。高先生拿定主意，道：“这样蛮好啊！刷牙不费力，省了多少事。”褚淑丽原本只是嘴张得大，听了这话眼睛瞪得和嘴巴一样大，不知下一句话该是如常巴结还是临时反诘，道：“你——”“我什么？”高先生知己知彼，一把按下话头，放缓语速，和颜悦色道：“从明天起，每天给你五十块钱，你出去买菜吧，你管家。”褚淑丽立即不出声了，牙齿的疼痛似乎也在瞬间缓解了许多。高先生见褚淑丽停了一秒没有言语，瞪大的眼睛和嘴巴却回收了大半。这一秒钟其实是一种沉默的较量，亦是一次诡谲的沟通。高先生带着“诱敌深入”的决心和“志在必得”的视野，邀请他的二婚妻步入他的棋局。这二人貌似一对棋友，却不是互相勉励、彼此祝福的“棋友”。他们更似一对“棋敌”，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在对方的沦陷和低潮中制造自己的攻略和高潮。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切磋之后，双方又在“战斗”中体会了某种从未经历过的对抗的乐趣，竟然都有了些欲罢不能。

褚淑丽于是爱上了上菜场，更爱拿着高先生的钱上菜场，虽然不过区区五十块。她不再睡回笼觉，也不再痴迷吃甜食望风景，每日早晨五点半就起身去赶早市。她像一位久未登场的女演员，在等待多年的演出机会终于来临之前，莫名感到无数细小的激动与紧张毛毛虫似的抓住她脚踝，一寸一寸麻麻地向上攀。

“这条姜都烂了，不如你便宜点给我？哎呀，或者我照原价给你，你把旁边这个小的也送我算了！你看，这小的也开始坏了！”

“哎唷喂，这三毛钱零头你也算进去啊？老板，我下次还来照顾你生意呢！”

褚淑丽的手指一时在腥气的鱼鳞上划几下，一时又去抓肉档里的肥肉。撒娇、发嗲、啰嗦、计较，那些被她的二婚丈夫无情削弱、甚至大力剥夺的女性气质，竟然在菜场和菜贩子中悉数复活了。从此，她对菜场产生了虔诚的情感，总要梳好了头发，再挑上一件像样的双排扣大衣才去与菜贩子们饶舌。那件大衣是多年前置办的，如今凭空紧绷着她日益突出的肚腩和桶腰。不曾想，好景终归不常久。

因为每日出钱的是高先生，他便叮嘱褚淑丽要记帐，还乘机丢来一本笔记本。褚淑丽亦不觉得不妥，梳理一下账面当然可以管理财政，只是她也不太清楚每日五十元的流水还有多少管理的空间。记帐不到两个礼拜，高先生在饭桌与褚淑丽的交流越来越少，在白纸上与她的交流却越来越多。

周二，褚淑丽购芦荟一条，高先生用樱桃红水笔拉出一条长线到边角，字迹活而不乱，施施然批注道：“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不要动官中的费用。”褚淑丽这才忆起几日前她在菜场见新鲜芦荟，两块五便买来肥厚一大块，彷彿翡翠装成的带鱼一般。芦荟的两侧也像带鱼一般生着刺，她便拿着这条芦荟走到高先生面前央求道：“老爷子，你帮我去下皮啦！”“老爷子”铁青着脸，大力淘洗着锅里的米，半晌才憋出一句：“你早就是个老妇女样了，吃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二百五乱花钱！”褚淑丽见势不妙，不敢再求，那条芦荟最后烂在冰箱里。周四入的几只蛋黄月饼，高先生也拉出一条匕首似的红线，写道：“甜食我们家谁消费很清楚。拿别人的钱填自己的胃，做人不要这样自私！”评语全以出神入化的“欧式”小楷写就，句尾那只感叹号画得尤其大。周五买的一箱苹果，高先生也点评得不亦乐乎：“水果一只一只买，不要一批一批买。天天吃水果，吃不起。要吃苹果花自己的钱。”

自从给了褚淑丽家用之后，高先生说话一日少过一日，每晚食完晚饭就埋在他的房间里对账。他的面前摆着一只瓷碗，里面盛着几只鲜橙。嫌微波炉费电，高先生早早卖了微波炉。初冬，他一口一口嚼着橙，好似一口一口嚼着冰。他的下巴禁不住颤了两颤。褚淑丽从高先生蝇头小楷的批注里窥见他掩藏不住的“骄傲”与“亢奋”。高先生大约从“监视”中获得了“亢奋”，又在“掌控”中重塑了“骄傲”。她不想参与他那自以为是的“亢奋”与“骄傲”，最后赌气退还了剩下的菜金，从“家庭主妇”的虚位全身而退，亦在与第二任丈夫的短兵相接中暂时败下阵来。

偶尔还是气不过，褚淑丽便给远在西安作中文教授的大姐打电话埋怨。大姐是媒人，听不得这些，掐了她“哎哎哎”的开篇便是一阵劈头盖脸的训斥：“他多大你多大？‘老头子眼见往七十五上奔的人了，工资卡还有几年可以自己拿？再说了，‘老头子的房子，最后还不是你的？他儿子在英国定居当律师了，你一直住下去，住到最后房子不就成你的了吗？小是小了点，但是现在房价飙成这个样子，没有百万也有大几十万！你不算大处，倒尽算这些鸡毛蒜皮，难怪以前爸妈都说你最没出息，一点见识都没得！”大姐教文学，大姐夫教哲学。此番训话情绪饱满，语调昂扬，思量周全长远，完满地结合了文人的激荡与哲人的理思。

“你当时在县教育局当个图书管理员，说起来好听而已。家里人都知道那个底子无非是工人编制。况且你内退那么早，每月到手工资不到六七百块钱。‘老头子既然容得下你‘白吃白住，你就把他那里当成亲戚家住下来。你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黄喜上大学、结婚不都是开销吗？”大姐心直口快，向来直呼高先生为“老头子”。“老头子”与“老爷子”一字之差，却分别叙述了高先生的“社会性”与“功能性”。

“哎，哎，哎……”

“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亲戚可以让你这样‘白吃白住一辈子呢？”大姐捉住电话说个没完。褚淑丽心想也是，我“被离婚”那些年你就从不让我在你家住多过半月。

“你多大了？还在想什么‘尊重、什么‘情感。这‘尊重和‘情感究竟可以当饭吃还是可以换三两金？”

“哎，哎，哎……”褚淑丽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是，在一阵似是而非中结束了对话。她虽不全数赞同大姐的劝解，但有一句她是听进去了：她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想多”了。再婚之后，她一刻像殷勤讨好的童养媳，一刻像斗智斗勇的保姆，一刻又像进退不当的合伙人。她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一位妻子。经过大姐的提点，她才晓得也许在一段再婚关系里最不应该期待的，就是双方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相处。

理清这一处之后，褚淑丽也不再奢求高先生扮演“丈夫”。她有的是办法从正面交锋中短暂隐居。他唤她吃中饭的晨光，她脚一踏说要去隔壁公园参加老人合唱团；他打电话同她讨论要不要留她吃的晚饭，她立即说不要了，她还在外面卖保险，以表明她不稀罕他一成不变的西红柿面条晚饭。他早起去菜场，她又装赖床起不了身，尽量不去碰他置的酸奶和馒头。数月之后，他果然如期感到沮丧和无助，无人处竟暗自感叹自己那些锱铢必较的算计竟然被这新来的婆娘用“回避”生生浪费了。他没想到这新妻还有这样看似蠢笨、实则高明的“欲退还进”的招数，一时也无可奈何。鉴于离婚前史，他更不敢声张。然而沒过多久，“老爷子”也平复了心境。只要她不像他的前妻那样同他离婚，这便是“好”的生活。只要她既不离婚、又不经常在家、更不太频密地消耗他的柴米油盐、并且不再提出“看牙医”这些充满小资情调的“昂贵且荒诞”的要求，眼前的生活更算得上是“美好”的生活。他从来不需要婚姻的实质，他只在意婚姻的形式。他亦不需要生命的实质，他也只在意生命的形式。至于她吗，实在只是他堵住众人悠悠之口的一件工具。他被前妻离了婚，不得不用“再婚”证明自己的剩余价值。即使身为无权无势、人老色衰的男人，他依然有残余的利用价值。虽然这“剩余价值”在他前妻看来不值一提，然而终究还是有像他新妻这样的人愿意“利用”他。“有本事你找别的地方住！”他用眼角瞥了瞥尚在熟睡中的她，轻蔑地笑了。

闲下来时日长了，褚淑丽坐在藤椅上，深冬的暖阳照着。她猫似的蜷成一团，瞇着眼睛给远在县城的女儿打电话。“‘三模成绩还是不行，你能不能争口气？你妈在苏州省吃俭用、忍气吞声还不都是为了你？”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自己把自己都感动了。

“少来了！你在那‘高老头面前装小辈，在我面前当长辈？大姨都告诉我了！”黄喜最初便不满母亲未能说服高先生把她的户口也办去苏州，新仇旧恨一起上来，摔了电话。

褚淑丽这才发觉，一个女人若是不能赢得丈夫的尊重，多半也不能赢得子女的尊重。

她的两颗门牙全掉了，说起话来透风，笑起来像贴了一块黑胶。她从此不肯再笑，看上去愈发老了十岁。

二.高先生

高先生天生老相。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坐在土炕上，盘着腿，下半身覆盖着洞比席子还大的凉席。数九隆冬，高先生的娘冻得口角打了颤，受惊似的结巴着：“看这个老巴子，脸皱得哟，像俺们村后结的山核桃！”高先生长了一张“山核桃”似的脸，来人世这几十年来也从未舒展过。他十五岁赶集就有邻村问路的小孩讨打似的唤他“叔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结婚那年，高先生已经四十岁了。他与前妻一同上街，二人的同事在观前街“老凤祥”首饰店门口嬉皮笑脸地截了他们，道：“小严，这是你爸爸？”有了儿子之后，高先生牵着儿子去幼儿园，幼儿园的小崽子们用粉团似的手指对着他，不知好歹地闹道：“高云开，这是你爷爷？”“我是你爷爷！”当着小孩子，高先生终于按捺不住，吼着发作起来。洪若雷声的叫声，更让人听真了他把“我”念作“沃”的口音。

吃夜饭的辰光，高先生“呼拉呼拉”扒拉两下米饭，再夹点牛肉到碗里，碎碎念道：“四五十年代人穷啊，我一年吃一次肉，过年时才有一点饺子。哪有卫生不卫生这样的讲究？只有夏天能到河里洗澡……”前妻与儿子听烦了，早早离开了饭桌。冬日五六点，天光渐渐没了，他还舍不得点灯，一个人杵在客厅里，披着件驼色面粉口袋样的夹衣。据他说，也穿了三十年了。晚风吹过黑隆隆的房间，像一处落光了牙齿的口腔。高先生果然感到一阵阵麻木的空洞，他将夹衣又裹紧了一些。他在沙发上逆光坐着，是一尊被时光弃置在黑洞里的化石。

转眼到了两千年，高先生的亲戚们纷纷寻着门路，升官的升官，买厂的买厂，非富即贵。高先生不愿巴结人，更没有钻营的格局，只能孜孜不倦地住着单位五十平米的“房改房”。“妈的，现在左邻右舍住的是谁都不知道，旧同事买了新房子全搬走了。新买房上来的人不是打工仔就是学生，招来的小偷倒是不少，等于和小偷做了邻居！”高先生愤愤道。一年家宴，一位刚刚升了厅局级的“连襟”端着红酒杯，对他苦口婆心：“老高，你不能一天到晚只和自己‘竖比，也要放眼和周围人‘横比啊。你从山里出来，部队转业又到了苏州，最后成了小公务员是不错。可你的儿子还要和其他小孩竞争呢！你总不愿意在那个小破房子里给儿子结婚吧？哈哈哈！”高先生不“服气”，可是却“服老”得很，悻悻道：“现在的生活我是满足了，谁不满足谁自己奋斗去！我当时穷啊，十二岁才上小学……”这大概是高先生作为“家长”和“丈夫”的“独立宣言”，没人接得上话。高先生也委屈，他不知道人为什么除了为自己活，还要为那么多的“别人”活呢？明明为自己活已经不易，更何况替他人做嫁衣裳呢？儿子上了大学之后，他的妻果然带着儿子另寻了一任丈夫，去了英国。高先生不晓得他的枕边人还有这等能耐，核桃般的脸上又添了新的皱纹，刀刻似的堆在前额和嘴角。

高先生的儿子自幼天赋异禀，十成九随了他那清高敏慧的前妻。对付自己的前妻和儿子，高先生像是架着一辆不知何时会失控的汽车，终日胆战心惊。上小学后没多久，儿子突然在吃午饭时道：“爸爸，妈妈，我长大后要做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事情。”儿子学什么都太机敏，十岁不到就说话通畅、立意高远。高先生渐渐憎恶起面前这个日益敏感的小魂灵，“太聪明要折寿啊！”高先生怨道。“什么喜欢、兴趣、意义！药店里拿药的一辈子拿药，人还不是过一辈子！”他的北方口音永远把“人”念成“银”，“药”念成“越”。再想到儿子这番追求自由的宏论可能都是他那心高气傲的妻灌输的，高先生于厌恶之外更添了愤怒。他第一次意识到即使亲如父子，他也是有可能不喜爱自己的小孩的。高先生掷下筷子道：“要什么好呢？要什么强呢？太‘要好就是‘要死，太‘要强就是‘要命！差不多得了，你当自己是谁啊？”

高先生就从来不把自己当谁。冬天，他穿着从地摊淘来的羽绒服，一路走一路漏鸭绒，下了场小雪似的。高先生把双手缩在袖管里，一天精心辗转三处公立医院拿免费药。拿了就囤在家里，今年吃着前年的药。“即使是这过期药，也不是谁想吞就能吞的。总得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干部。”高先生怀着骄傲这样想着，便是前妻和儿子也享用不到他的“特权”，他只将药大方地赠与一位同事。

那同事早早死了父亲，唯母亲尚长命百岁地活着，无奈卧床多年，缺医少药，这男人便求了高先生，三五不时让高先生“顺便”开点他母亲需要的常用药。只是这“顺便”于双方都不是真“顺便”，男人每每敲开高先生的防盗门，手上必拎两瓶“洋河”，左手一瓶，右手一瓶，这样方才不显得两手空空。况且双手齐拎，更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接下来，高先生递药，男人奉酒。他们甚至省略了刻意的寒暄与对白，在门口站着就把“交易”了斷了。

用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高先生还嫌不够本，干脆在一年隆冬住进了医院，免费疗养了整整一个月。亲戚们打听出来他没有什么毛病，只晓得高先生在病床上吃医院的免费饭吃得开心，饭量比在家里整整大了一倍。儿子去看他，他对儿子道：“大学毕业之后，很快你就要找工作了。别指望我，我该做的全做了。我四十岁生你，同事、战友都退休了。”妻子在高先生四十岁的时候生了儿子，高先生于是百感交集，总感觉儿子是自己生出来的。儿子稍顿，不急不慢道：“爸爸，你放心，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考取了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暑假结束就和妈妈飞英国了。继父供。”儿子还称他“爸爸”，只是儿子也心里清楚，他再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位父亲了。剧情急转直下，高先生哭笑不得，反被当头将了一军。

“老实说，高家儿子很小的时候，高先生倒是说过砸锅卖铁都要把小孩培养出来的。”他们家的一位女亲戚说。

“谁知道他家儿子鬼精鬼精，从小到大真的一路头名，吓得他家老子再也不敢提‘砸锅卖铁的海口了。那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高家儿子上初中以后吧。”一位男亲戚自问自答道。

“是喔！高先生后来经常说，老子连‘房改房都装修不起，儿子还想读哈佛牛津？！”女亲戚不依不饶地补充道。

被迫离了婚，儿子又一走千里，高先生突然得了许多空闲。他坐在沙发上，脱了鞋，脚下踏着两只塑料小滚轮。手上也不曾落空，一手抓了一只钢球，转得“克拉克拉”响。屁股下坐着一只扁圆盘子，名唤“磁疗仪”，三五不时“吱吱”叫两声，提醒着使用者光阴的流逝。夕阳覆在高先生的左脸，阴影覆在高先生的右脸，他的双手与双脚却在不住地转动，像被一条绳牵住了一般，带着平缓的节奏与恒久的韵律。

仔细想来，黄喜上次打道去苏州也不是第一次见到继父高先生。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透过电话，她听见了他的声音。

那一年她在老家，高考失利。若服从志愿只能进附近小城的一所大专，连“二本”和“三本”都望尘莫及。黄喜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可也不愿意在一个小城了此一生。但若想翻盘，她需得复读，再考一年。

她于是在宿舍给母亲挂电话，发榜之后其他的同学都回家了。黄喜的脚底板入了夏便开始生脚气，她坐在自己的床上，泡脚上的那些真菌。脚盆里一盆温热的紫色药水发出淡淡的腥气，她低着头用手机免提拨通母亲的住家号码，她知道那里还有一位素昧谋面的男人。然而，眼下的情形是断然管不了这些了。褚淑丽那时自己并没有手机，她勉强凑了点钱给黄喜置了部二手手机，已然用去一些积蓄。

“大专有什么不好？三两年后就毕业了，父母跟着你也解放了。”褚淑丽也是有能力不用“哎”字作对话的开篇与结尾的，特别是话语涉及银钱关系的时候。“每年复读不都要出几个自杀的、跳楼的，读疯了读傻的，费那个神和自己较什么劲？再说了，复读费比普通学费贵多了，你晓得不晓得？”褚淑丽在电话那头略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你这个小孩，尽拣高枝跳，从小到大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全像你那个不知好歹的爸。”

此时，电话线中只听见褚淑丽的呼吸。她说完了，电话却不能挂，因为黄喜还没有回答。褚淑丽有点心慌，她的呼吸一声紧一声松。

黄喜慢慢道：“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是不会在小地方过了。你自己还不是千方百计地到苏州落户了，凭什么我就不可以再试一年看看？”说着说着黄喜突然悲从中来，她不甘心就这样向命运那看不见的手屈服。她何尝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更无美貌加持——可凭什么只有聪明人才能进大城市，又凭什么只有肤白貌美方可觅得良婿？难道不是正因为生于谷底，才更不能自甘堕落，才更需要锐意进取吗？书里都是这样描述的，跳了龙门，攀了贵亲，人生从此换天换地。然而她的母亲不是书里的人。书里有改变、喜悦、成功、报仇、爱恋……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真的人生里只有认命、结婚、无常、无数的冷眼和永远的嘲弄而已。

像黄喜老家这样的县城在中国遍地都是。市中心有一条主要街道，地方小，三拐两拐便出了城。小城里全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展现便是几家中小学、工厂、医院和小百货商店，以及一两处没有景致的人民公园。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黄喜不依不饶。

半天没人接话，黄喜以为电话断了。突然间却听见有男人的声音细细碎碎从那头传来，听着倒像是清爽不黏滞的年轻声音：“小姑娘，受受挫是好的。只是‘越挫越勇這个词也是看人看天分的。”

褚淑丽低声嘀咕了两句：“好了，她知道了……”

那声音顿时高了两度，像是特意让她听到：“人小心大，明明是块小板凳的料，却偏偏要打个大衣橱；明明是个人下人，偏偏还要争人上人。天生丫头命，自己不要宠自己当大小姐啊。”这话之后，母亲唯唯诺诺不敢言语，女儿却像被人隔空赏了几个巴掌，双颊紫涨起来。脚也泡完了，一盆紫水，血水似的污浊。

好在她第二年拼了“小命”考进了苏州一处师范学校，终和母亲同在一城。没有“大小姐”的富贵命，可她到底也没让自己沦落成“小大姐”。她终于是替自己争了一口气。褚淑丽这一次在与女儿的争拗中败下阵来，自知失了一些体面。她从此与女儿尽量免于冲突，表态更以沉默居多。

在那座满是女子的师范学校里，转眼过了四年。临近毕业，有美貌的女子已然在打点婚宴，盘算着是要一克拉还是两克拉的订婚戒指。太重压手指，太轻丢身份。有家室的女子已经被父辈安排去欧美镀金，学校里的课程都是敷衍了事。剩下无色无势的女子如她，则被班主任抓去问愿不愿意接受保送硕士研究生的名额。

一只烫手的山芋，到底接受还是拒绝？周末回高先生家，黄喜问褚淑丽。从黄喜开始描述这件事情开始，褚淑丽的眼睛就盯住面前的一块地。黄喜言毕，褚淑丽头也没抬，依然盯着面前的那块地。高家从来没有精装修，地面还是刚搬入的时候上的一层油漆。二三十年流去了，人老了，漆也老了，土黄变成泥浆色。褚淑丽看着，嘴里漏着“哎、哎、哎”的短音，像是一口痰堵在喉咙口。开了口表态便有可能得罪人，还是堵了喉咙为妙。“老爷子，我来帮你弄吧！”褚淑丽愣了半晌，突然大嗓门一亮，字正腔圆，却是对着高老爷子。高先生不客气，从烟熏火燎中退出来，一边在围裙上抹手，一边回头对褚淑丽高声喊道：“把西瓜里面的瓤抠干净了，外面的绿皮去了，等会儿炒西瓜皮吃。什么都涨就工资不涨，一个钱恨不得掰两半花。”

高先生捧了玻璃杯，里面泡着从小商品市场淘来的陈年龙井。他喝了一口，全是碎木头渣似的茶梗子，不由“呸呸呸”吐了几口，这才心不在焉地坐到沙发上来。他循循善诱道：“黄喜，不是我说，你这孩子做事太自私、太不考虑我们老人的感受了。你妈马上六十多了，我马上往八十上过了。你啊，不说早工作早赚钱，让我们做家长的早得利；反而一天到晚脑子转个不停，成天在那里‘作什么东西？看你妈一口牙颗缺的，跑了多少医院没敢补。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褚淑丽缺牙不假，可黄喜从来不晓得她是没钱补，因褚淑丽一直都对外宣称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黄喜这才晓得自己也是母亲眼里的“外人”，原来是母亲怕在小孩面前失了面子。高先生继续道：“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你看我上厕所大小便的卷纸全剪成了小条，冲马桶的水我一年四季偷着把水龙头调到最小，用‘漏下来的水做‘下水。家里的碗你也看见了，破了口的我还在用。‘观前街我几十年不去了，还不是怕花钱？”最后，高先生干脆扬起声音道：“我是没钱，褚淑丽你有钱你给她读。现在博士生读完都没有工作，不要说硕士了！”褚淑丽炒菜炒到一半去卫生间解手，听了这话心里一急，手里一热，竟然错按了马桶冲水开关，为的是急急忙忙冲出来抢白一句道：“你哪一只眼睛看见我有私房钱？”高先生听见澎湃的冲水声，也顾不得同她争辩，嘴里忙不迭道：“水！水！水！”说着就入了卫生间查看。没有钱，黄喜这硕士自然没了下文。

黄喜的工作找得不很顺利，她看上的学校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学校她看不上，相亲似的高不成低不就。那年四五月间先是签了扬州一家初中教英文，没两个月却收到最先应聘的苏州一家中学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签约。黄喜原是很希冀留苏州的，立刻毁了扬州这边的合同，付了四千元左右的违约金，巴巴回苏州上班了。黄喜哪里有钱赔违约金？当然是褚淑丽的钱。褚淑丽见黄喜已然答应不再深造，也不忍太过于违逆孩子的心意，即刻赔了钱让她来苏州。这下更让高先生坐实了褚淑丽有“私房钱”，更加不愿意接受这位继女儿要与他在同城共度一生的事实。

黄喜没多久就接到她大姨打来的电话，那时她正在为租房忙得焦头烂额。为求省银子，她的新屋是一处破旧的四层楼房的单元房。她住在二楼最里面一户，一室一厅，每月八百元租金。马桶里混沌一片，大约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就是这样一派令人恶心的不清不楚。黄喜放下行李，卷起袖子屏住呼吸就开始刷洗马桶。沉淀的脏渍是流逝的时间，而她却要大刀阔斧将这些时间全数清洗。终于，这里没人不让她冲马桶。

既然工作了，便实现了经济独立，高先生于是让黄喜大姨转告黄喜，以后尽量少去他那里。厨房里的煤气炉子在烧水，快要煮沸的水发出呜呜的声音。这边，大姨在手提电话里的声音透过免提响彻了屋子。窗外，又是一年的秋天，江南的新鲜菱角开始上市，上了年纪的女人把个头大的菱角挑出来，洗净煮熟后，到小街深巷叫卖一声：“热老菱哟——”吆喝声虽不敞亮，却把个“哟”字拖得晃晃悠悠，一把嗓子落了蜜样的甜。各色声音此起彼伏，没想到一个人住竟也如此热闹。她听完大姨的电话，天色也晚了，只留点残阳将她的身影印在墙上，墨蓝色的，深一层浅一层，像一只伏着腰的小兽。远处一抹斜塔，她知那是虎丘，斜塔周围俱是山脊，波浪似的一山赶着一山，也像是小兽。

说也奇怪，明明隔着千山万水求着褚淑云给黄喜打电话，要求黄喜远离自己的生活；没过几周，高先生又亲自致电黄喜，邀请她周六回去吃饭。他的声音急促：“你妈也在，我买了大虾，二十块钱一斤的。”怕黄喜不赏面，高先生特地加了这么一句。对于成日以鸭骨汤和炒西瓜皮为生的人而言，这无异宣布他烹调了鲍参翅肚。

这天，黄喜放下长发，修了齐刘海，套了件鹅黄薄夹衫，配了条石灰色松腿裤子就出了门。走出去不远入了平江路，这才察觉早已入秋多时。平江路走完落入凤凰街，每一间食肆都依了仿古风格修建，屋梁顶部均是飞檐翘壁的线条。凤凰街上没有凤凰，只有这茶色的屋顶四只角桀骜不驯地扬开去，像一群振翅高飞的凤凰。只是凤凰的脚爪被牢牢钉起，也是些被钉死在房梁上的凤凰。秋光来，每家馆子都发了力上“时菜”。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太湖的银鱼，桂花糖炒栗子，桂花酒……一阵秋风吹过，黄喜先是感到一阵微凉，接着又闻到风中裹挟的桂花气味。如同被一只香甜而柔情的小手轻轻抚摸脸庞，黄喜深吸了一口气。

离了凤凰街，高先生住的那处旧宅便显出了眉目。黄喜上了楼，推门而入。见褚淑丽照例蒙头躺在卧室床上，她便朝那盖了母亲的橙黄色毛毯打了招呼：“妈”。橙黄色绒毛毯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上面印的两个胖硕的招财童子咧着嘴对黄喜笑。高先生从厨房里端出葱油爆虾、炒空心菜和西红柿蛋汤，招呼她洗手、落座。他夹了两尾炸得油亮亮的虾于她面前，嘴角挑了一下对她道：“吃、吃、吃，别客气。”黄喜知道，那便是继父的笑容了。黄喜一边吃一边道：“妈，你怎么还不起来？”褚淑丽依然没有出声，高先生却在饭桌上愣了一愣，愣完之后卻是离开了饭桌。他从里间拿出一张纸，摊在黄喜面前，继续吃饭道：“你妈生了胃癌，要尽快手术。不过医生说不要紧，发现得早，是初期。初步判断应该连化疗都不需要。你也不用大惊小怪。”

癌症？怎么突然就得了癌症？褚淑丽多年胃病不假，可如何入了你高先生门四年多就成了癌症？黄喜一口虾吓得吐出来，盯住了眼前的诊断书。她的后脑像被人重重击打了一拳，胸前又像被另一个人死命掐住，喘不过气。吃饭桌对面的灰墙上有一面小玻璃框子，里面镶着高先生后生时的标准照。玻璃透着光，里面映着另一位高先生和另一位黄喜，也在吃饭。这一餐饭彷彿有四五个人同吃似的，喧哗而又孤独，黄喜简直使不上脑子动不了力气。“医院、医生，你妈都联系好了，现在就需要你妈配合治疗，费用他们会给你妈公道价的。”什么意思？这是说他不担费用，让我们全部承担？黄喜思忖道。高先生又道：“只是你妈现在情绪坏了，不愿去医院——”“我要去养老院！我死也死在养老院！”那“招财童子”覆盖下的人突然传来了呼唤，后面还有呜呜咽咽的啜泣之声。

高先生毫不动容，夹着面前的一盘绿菜，油落得太少，出锅时已经微焦了。黄喜透过墙上的镜框，看见相框里的那个高先生倒影也是不疾不徐咀嚼着虾，既没有起身安慰妻子也没有给她递上擦脸的手巾。家里一片死寂。高先生舔了一口汤，道：“她现在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哭哭闹闹的，只会耽误治疗。再拖延下去变成晚期，可就不像初期这样便宜、好治了。”听到这里，黄喜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她在我这里成天发神经，你赶快带她走，去你那里先住下。那，这张条子上写的是之前我们去问诊的医院地址和主治医生电话——”

就在这时，黄喜问道：“她怎么突然得了这个病？”黄喜声音细若游丝，自己也不晓得哪里来的勇气。她看见墙上相框里自己的影子，是一个黄瘦的女孩，瞪着细细的眼睛，要望她的继父却又不敢看。“你这说的什么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难不成，你的意思是我害她成这样的？”高先生把饭碗往塑料桌上一掷，头侧向黄喜。再一把揪下自己的贝雷帽，衰老的头皮眼见着先变青后变粉。“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来我家的时候一路说自己胃不好。户口本吗自己涂得见不得人，还撒谎前夫改的，滑天下之大稽！前夫为了甩你在外面把孩子都生了，还有心思管你这点破事？多看你一眼都是多余！学历是大专吗？工作性质是干部吗？别让我说出好话来了！”褚淑丽当初对前夫的抱怨和指责，如今却成为现任丈夫审讯她的证据和利器。她是一句话也没有了。

高先生起身去厨房，在那水泥池子里吐了一口痰，一手叉着腰，另外一只手指着那床橙色的“招财童子”道：“要过就好好过，不过就散伙。成天吊着张死人脸给谁看？我高家祠堂里祭祀死人，屋子里养活活人。不死不活的人，我不知道怎么伺候。”此时，褚淑丽一动不动趴着，盖在身上的“招财童子”，举着肉球似的脚丫与肥藕似的臂膀不知好歹地嬉闹着，四只眼睛弯成四道桥，吐着舌头像吐着两朵莲花。没有人说话，只有爽清的微风穿堂而过，搅动了挂在卫生间的几条毛巾。几只咸鱼干似的毛巾被一条细麻绳吊起，麻绳的一头系在黑胶下水管道上，另一头系在窗户的开关把手上。从这卫生间望出去，也能看见凤凰街上那些雕龙刻凤的屋檐。她的母亲从来不是凤凰，顶多是只痴肥的麻雀，早早被钉死在她继父家——无论她是否是一位癌症患者。

黄喜看着母亲的床，想起之前陪她去看过医生照过胃镜，那也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医生说是老毛病，浅表性胃炎，注意情绪和饮食即可。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母亲得了癌症，不会也不敢离婚，顶多在床上蒙着头吼两句口不应心的话。高先生重又回到饭桌前吃饭，黄喜却真是吃不下了。她放下碗筷，走到母亲床前，看见母亲的脸庞朝墙侧着，她知道在那姜黄色的秋毯之下有母亲衰老的垮塌的肉体。这肉体的脸庞与脖子稍稍暴露在外面，发出微微的气味。既不是肥皂，也不是香水，而是一种混合了油脂和氧气的腥气。啊！她的母亲！一阵膨大的厌恶与同情同时压迫着她的心脏，那是“哀其不幸”的同情，那也是“怒其不争”的厌恶。她和她都是被碾压在社会底层的女人。她还能怎样？她母亲还能怎样？何苦自己去做恶人？做了恶人又能怎样？黄喜在心里问自己。

于是，她听见自己对高先生道：“我妈原来胃就不好。”听了这话，她母亲没有反应，只嘶嘶地大力呼吸，那咻咻的吸气给人一种促狭的感觉……更像是接受了女儿对自己的审判。

一听这话，高先生方才缓颊道：“这才像人话。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趁早带你妈去手术，一切都好说。”说完，高先生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信封，推至黄喜面前道：“这里面有三千块钱，你拿去。手术后你也轻松点，不要马上送回我这里，请个护工在医院住一个月再说。我现在老了，听不得这些病病歪歪、哭哭啼啼的事情。我的命也是很苦的。”说完，高先生竟然红了眼圈。稍顿，又从一只铁盒子里挑出一支牙签来剔牙，顿了顿：“手术费，你妈有。平时在我这里吃住，攒了不少钱。万一不够……”高先生寻思了一下，把到嘴的“再找我”换成了“再说吧”。

那天是如何扶着褚淑丽走出高先生家的？黄喜已经不太记得了。褚淑丽尚未病入膏肓，行路却开始颠簸起来，一步切成三步，这病人的架势委实拿捏得不错。下到二楼，一个着灰衫蓝裤的老年女人正在锁门，望见母女二人立刻收了眼光，被火星烫了一样。可没走几步那女人又追上来，在黄喜和褚淑丽前面领走小几步，低着嗓子看着脚道：“看你们母女俩可怜才告诉你们。他前妻生了胃癌才下定决心带儿子和他离婚的。你妈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也不好唉。这个老头，我们单位里的同事多少晓得点……”黄喜听完，吓得第二天就安排褚淑丽住院，一周后手术。手术当日险象环生，主刀医生出来道，麻醉前褚淑丽的高压飙升到一百八十。母亲心疼的是命还是钱？黄喜茫然。然而无论怎样，小孩通常是通过了解世界而了解父母，黄喜则是通过了解父母而了解了世界。

三.男朋友和糖果纸

褚淑丽手术成功，活了下来。如高先生所愿，术后第一个月，她住在医院；术后第二个月，她又搬回高先生那里，再也没提去养老院。七七八八花了四五万手术费，医保只报销了一点，她自己从银行里取了三万多填上自费部分。由始至终，她甚至都不曾想过向高先生透句话、提个醒，暗示他作为一名“丈夫”的义务。算了吧，褚淑丽知道女儿觉得自己无能，但那也是生不由己的、懦弱的无能。褚淑丽还不想把自己变成“无能”中的“无能”，变成那种自觉自发的、寡廉鲜耻的“无能”。

大病之后，褚淑丽与高先生的婚姻合作模式也在细微处发生了变化。褚淑丽与高先生愈发像一对配合多年、舞姿默契的舞伴，男与女随着舞曲的流转自然而然有了“进”和“退”的法则。一个人“进”两步，另一个人就“退”两步。一个人拿上“攻”势，另一个人便赔上“守”势。这样的“舞蹈”显着刻意，露着尴尬。只要他们还在“舞”着，他们便不会“离场”，其他舞客便认定了“他们”是“自己”中的一部分。而他们最惊的便是“离场”时舞客那异样打量的目光。至于“舞相”是否难看，恰恰是他们最不在意的。褚淑丽自医院回家，高先生备了鸡汤。褚淑丽瞥了一眼，道：“鸡是‘发的。”高先生嘴也一撇，将鸡汤挪到自己面前，“呼噜呼噜”咻得响亮。隔了一阵褚淑丽得了空就往外面跑，高先生也根本不打听她同哪些男人女人在消磨时间。他原是不稀罕打听她的。只是每每临到褚淑丽出门，高先生就瞟上两眼，道：“现如今肚子也没有了，千金难买老来瘦啊！”听了这话，褚淑丽一脚蹬上人造革皮鞋，另一脚索性把鞋子踢到门口，“啪”一声关了门再穿。

医生叮嘱褚淑丽胃病由阻滞而来，切不可频繁动气。为此，褚淑丽重新吃起了甜点。枣泥麻饼，云片糕，酒酿饼，猪油糕，花生糖，紅豆糕，月饼……家里原本就不干净，现在更加乌七八糟。地上永远有碎屑，养了老鼠似的。吃了没多久，一口烂牙全部掉光，高先生给她全部装了假牙。

黄喜上班后不久，身边便聚了一群年长的女人。她们可能是藏在书堆间的图书整理员，亦可能是团委的一个出纳，或者竟是教务处一个多年升不上去的秘书。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气质总是相通的。她们早已在自己的人生里无事可忙，巴不得跑到别人的人生里旁观、评论、指手画脚，“别人的人生”俨然成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动机了。这一日，“她们”中的一员，笑嘻嘻递给黄喜一张照片，让黄喜回家同父母商量一下。“派出所的一个小警察，部队转业回来的。算是公务员呢，收入很稳定。人也不错，成天和居委会打交道，以后你家不怕居委会了！”这位女人一口气“劈里啪啦”地倒了这么多字，自己不需要停顿，更不容聆听者发问。黄喜心里蒙蒙的，心想介绍个对象和怕不怕居委会有什么关系。正在思量，那女人扭着硕大的胯部靠近来：“老家呢，远了点，湖北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在江苏安家落户不就可以了？个子是不高，一米六。可是你也不高啊，正好配。年纪比你大个七八岁，多好啊——有积蓄，会疼人！”

褚淑丽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高先生家正好停了电。下午三两点钟就没了电，好在高先生向来主张靠“天光”吃饭，五点不到就把晚饭往客厅里端。

“老爷子，添支蜡烛吧。这厅太暗了，什么都看不见哪！”

“你吃吧，还能吃到鼻子里去！”高先生添了蜡烛，却不忘还击一句。

褚淑丽迎着蜡烛光在厨房看照片。高先生借着倒水的借口，也一并去看。黄喜夹了一筷子食物，突然听见褚淑丽在厨房道：“黄喜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褚淑丽和高先生并排站着，扯住那照片一阵端详，仿佛那人有四只眼睛两张嘴一样。如此较真的模样倒使他们更像一对诚挚而关切的父母了。黄喜从来没见她的母亲同继父以这般严谨的态度钻研过她的事情。她像一只流浪猫忽然得了从天而降的赏赐一样，一时悲喜交加，鼻子都酸了。

“不怎么样，还想再看看。我又不大。”黄喜一口吞下，道。夹入口的那一块食物被面粉裹住，外软里脆，炸得算是美味。

“那就再看看，我看了半天也没记住样子。他那个眼睛，到底是绿豆眼、三角眼、还是老鼠眼？”褚淑丽笑道。手术之后，她开始挑衅“老爷子”的威权，也开始思考未来女婿应该具有的一些质量。

高先生一言不发，重新落座之后就开始吃饭，仿佛摸着黑他也看得清楚。像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高先生没有闭口咀嚼的习惯，一边吃一边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那声响仿佛替高先生在说着什么，然而高先生的嘴巴终于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一餐饭吃完，电来了。黄喜看见面前的白色折叠桌上，左面有一碟炒豆芽，右面有一碟炸黄鳝头。没有黄鳝丝和黄鳝段，只见一小段一小段小拇指长的黑鳝鱼头挤在碟子里，无数的小蛇头似的。“蛇头”瞪着眼翘着嘴，似乎还能一跳三尺高。

自从黄喜婉拒了这次的转业军人，凑上前来的“热心女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她们的人虽然不来，她们的话却总能藉着张三李四的嘴传到黄喜耳朵里。黄喜知道学校传达室的老头也在传，图书馆的收发员也在传，食堂里的掌勺也在传：“你们不要看她一个小县城的丫头，什么背景都没有，母亲还刚刚得了癌症。人家还看不上派出所的呢！”

“她自己就是国字脸，身材是五五开的，上下身一样长！”另一个人接过话头。

“眼睛也难看，一点短。不过也罢了，天生是个‘黑煤球，五官再丑也看不出来。”

“我看食堂新来的那个进货的最衬她。两个人脸上颧骨翻的，都比脸还宽！”

“那个进货的姓李还是什么？哪里人？”人们团笑着，她隐约见过这些人口中的小李，套着沾满黄黑油渍的白色工作服，前额永远有几缕头发油饼似的粘在头皮上。笑起来牙是黑的，垢一样洗不清。

黄喜终于知道，在城里人眼中，像她这样一位贫穷的丑陋的乡下地方的女子是不配追求爱情的，像她这一类的女子甚至是不配谈论爱情的。下班的时候，黄喜看见学校后地小花园的篱笆破了，墙塌了一角，缺口处露出一些灰色的小瓦房。小瓦房像极了老家的房子，离开的小城在这瞬间咬上了她的衣角不放松，迷路的狗似的追上来。黄喜这才察觉，小城原是道家常小炒，小头小脑还小家子气，却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闲适的松阔，和自在的落后。大城却是道宴席大菜，大开大合中糅着霸道的摩登和凶残的规则。她在大城中得到多少虚荣的满足，便感到多少诡谲的恐怖。

所以当陈诚约黄喜“喝茶”的时候，黄喜逃婚般迅疾地应承了。不知为什么，作为教研组里的新人，两人总是办公室众同事高谈阔论的“下酒菜”。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陈诚和黄喜决定由“同事”转为“同盟”。“做人”吗，就是要将自己这份人“做”出来给其他人“看”方才够兴致，有趣味。不过，尽管陈诚和黄喜决定将“人”重新做一次，奈何过程并不如二人想象般容易。虽为“同盟”，黄喜与陈诚的天资性情确实相去甚远。黄喜到底是个女孩子，虽然对于生活有种种义愤填膺，落到实处时却总带点无可无不可的将就。陈诚却不同，他将一种少见的、持续的紧张充斥了他的生活，到最后不禁下死劲搅动着，呈现出一种凶扩的悲哀。

说是“饮茶”，其实是一个借口。礼拜六，陈诚邀黄喜入十全街，他的构思里包括“逛街”、“赏园”、“午饭”三件事情，并无“饮茶”这一项。平生第一次，黄喜同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个头也相仿的男人缓缓并排走着，她的左臂同他的右臂摩挲着，他的右臂好像一块肥美多汁的蛋糕，每当他不经意触碰过来，她的左臂便不由自主感到一阵酥软和娇甜。甚至连他那双备受同事挑衅嘲笑的细长的眼睛，她也品出了吊梢丹凤眼的古意。

又是一年秋天，十全街的大酒店、黑瓦下的白墙、墙下的青石板路开始吃进光线，周围的景致显得柔和而宁静。黄喜正沉醉在这色泽柔静的水彩画中，一阵秋风吹过，她竟连打了几个喷嚏。原是没有太多闲钱置衣服，为了褚淑丽的医疗费黄喜也贴去初初几个月的工资。为着今日约会，黄喜特意翻出旧年的一条白底蓝条纹长裙。裙子有点厚度，长度过膝，只是短袖。她无计可施，勉强套了这件出了门，如今现眼了。陈诚倒是乖巧，忙道：“有點秋凉了，你冷喔？”

黄喜感激地点点头。陈诚又道：“这样吧，你去‘网师园门口等我，前面有一家衣服店。你就别跑来跑去了，越跑越冷。”黄喜正想说新买衣服太破费，陈诚道：“我也正巧没穿外套，你看，一件衬衫也脱不下来。”说完便跑开，几下没了踪影。黄喜如何见过这殷勤架势？从小到大，她的母亲于她是敷衍，她的父亲于她是摆脱，她的继父于她是鄙视，她的同事于她是讥讽。只有这陌路的陈诚，于她竟然是赤诚热肠的。黄喜的世界一下子活络起来，她看见“网师园”门口的小贩捧着刻在短木片上的“春宫图”向几位金发红肤的白人兜售；她闻见白人身上的廉价香水味；她还听见乌鸦“哇哇”从梧桐树叶里窜过去了。她的世界忽然跌跌碰碰全是颜色、声音、气息，只因这第一次与她约会的男人自告奋勇地替她添新衫，为着那五个喷嚏。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看！”陈诚奔回来，带着喘。“这件男式夹克也没的挑了，五十块。颜色灰了点，还算大方吧。”陈诚道。

“我？这……”黄喜一脸错愕，不知陈诚什么意思。

“你套上，套上啊！没有关系的，你先穿，晚饭之后送你回家，我再带回去。我正好缺一件半休闲半正式的秋天的外套，正好！”陈诚难掩兴奋。

说话间，两人半推半就走到售票处，陈诚一把把黄喜推向前面，在她身后露半个脸，微弓着腰道：“刚才为你买衣服钱花了，现在剩下百元大钞找不开，这门票你先垫付，回头给你。”第一次出来，黄喜不好意思驳回，身子如在大海里飘着荡着，手里还是拿出了门票钱。她丢下钱僵着腿往前走，直到那个售票小姑娘一连声叫：“唉，票！你的票！”黄喜这才缓过神来，拿住那两张薄纸。“你把衣裳穿起来啊，专门为你买的。受了凉回头要请假，不能上课了。”陈诚一路追着，见黄喜执意不穿，便自己搭上外套：“颜色还不错，烟灰色。不过料子太坏了，不然怎么就五十块呢！”他行了一路，话掉了一路，没想到竟是位能说会道的，真是难为他平时在办公室里装聋作哑了。

进了园子，黄喜走到一处假山之上，下面有明镜似的湖水，一只鸟向远处的山巅飞去。她看见自己在湖水里的影子，瑟缩的、青玉色的、抖动的，泛着陈旧与哀愁。陈诚不知轻重地朝她的影子丢了颗石子，石子连蹦几下把她的倒影砸碎了。她看见自己的脸在湖水里碎成无数涟漪，五官挣扎着分散开去，像哭又像笑。这园子倒是比人更早知秋，园里的花和叶，灰的灰，黄的黄，整个世界好像被人拎着水桶洗过一次，落过一次颜色，不由回归到那原始的单调。黄喜这才发觉自己的人生也不过是浣洗过的、二手的人生，她争得过自己却争不过其他的一些东西。至于“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她一时还说不上来。

从“网师园”出来，陈诚说他知道附近有一家小餐馆，落在园子后面的一条小街上。七拐八拐到了这家小餐馆，原来是一家人辟出了后院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两张宽木色方桌，几只木板凳，地下一堆的菱角壳和葵花籽壳。一张旧日的“姑苏晚报”被风卷到阴沟边，那阴沟如同了存了多少陈年旧鼻涕，显着墨中藏青的脏色。黄喜刚坐下，陈诚便把一本菜单塞到她面前：“你点，你点，女士优先！”黄喜从下巴那里接过菜谱，其实只是一张A4纸上复印了菜名和价钱，然而这单子竟也像是煎过，滑腻腻根本拿不住。黄喜抓着单子一只角，正想说她想点一道凉拌水芹，没想到对面的陈诚用十只手指抓紧另一份菜单，举得有脸那么高，挡住了大半个脸，抢道：“一道黑鱼两吃，一道茭白。”说完放低菜单，对黄喜连珠炮般道：“你点，不要客气！黑鱼鱼肉炒一盘，汤一碗，茭白也是江南特色水蔬，也差不多了喔！”两人三道菜，自然“差不多”。只是黄喜自幼不喜黑鱼，皆因此鱼黏腻生猛，让黄喜联想到蛇一类无脊椎爬行动物。她忍着恶心抿下几口汤，却见陈诚将鱼肉杀了个片甲不留。临了结帐，陈诚见她只动了几筷茭白和白饭，更是忙不迭一路嚷着要结帐。他实在怕黄喜食不饱，又要添菜。

“这两块钱零头你去掉啦！”陈诚道。

“不好意思，老板不在我们做不了主。”满脸雀斑的女孩子红着脸道。

“两块钱别要了，我下次还来帮衬你们。”口气暧昧，不晓得是赞誉还是威脅。

“我们要贴钱的。”女孩子低下头。

最后还是没给两块钱。雀斑女孩收拾桌子的时候还不忘瞪他们一眼，那犀利的眼神鞭子般抽了黄喜的脸。傍晚的城中起了一层白雾，变魔法般地裹走了苏州城中一切高大耀眼的建筑物。枝叶茂密的梧桐树不见了，远处一幢石砌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小楼也不见了。如同在漆黑的海上点起了灯塔，街边路灯一盏盏燃了起来，活像一颗一颗胖柿子。陈诚在前，黄喜在后。黄喜一只脚踩住陈诚的影子脑袋，另一只脚踩住陈诚的影子胳膊。她左一只脚右一只脚踩得不亦乐乎，算是对这一天滑稽而无言的总结。

礼拜天睡起来，黄喜心口没来由堵得慌，无人可诉，她只得给褚淑丽挂了电话。褚淑丽问完原委，道：“觉得不合适就再等等，谈个恋爱么，挑挑。弄只‘铁公鸡回来谁家不得鸡飞狗跳？”高先生却难掩对这位后生的喜爱：“吝啬有什么不好？吝啬才能理家省钱。他给自己买外套，没给你女儿买外套，但这外套当时是给你女儿穿的，这小子眼头见识麻利呀。至于吃饭不点你吃的菜，你当时怎么不说，跑大人这来诉苦……”高先生还在絮叨，褚淑丽一把绞了话头，对电话里外的人同时道：“不说了，我一会儿还约了小姐妹去公园唱歌，听人传耶稣。”

“哈哈哈，黄喜，你高伯伯我现在才知道你妈是我的一根肋骨变的！早知道我拿根细点的肋骨变个瘦点的人出来了！”多年以来，褚淑丽与耶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耶稣虽然从未抛弃过她，却也从未施惠于她。

一周之后，陈诚约黄喜去灵岩山。黄喜觉得在办公室里交头接耳太引人注目，就应承下来。上灵岩山，一路上有走不完的破烂残缺的石阶。山外不远处传来车辆驶过的声音，在那淡淡的阳光下，如同荒凉的海涛一阵阵拍着岸。陈诚穿着黑色长袖上衣与黑色裤，行路的时候将双手背在腰后，拿出的是六七十岁年迈的长者的架势。

黄喜边上山边思量如何交代不再交往的事，陈诚走在前面却先开了腔：“不如你和我一起带家教吧，每周末带两个全天。我带了一年，好几个小孩，储下的钱加上父母给的钱，差不多够在苏州买套二手房付首期了。你们女生没有这个压力，我们男生和父母都为房子愁死了！我上了班就没睡过整觉，每天不是家教就是上课，五个小时都不敢睡！”

黄喜现在勉强当了班主任，每日奔早自习早过学生，留晚自习又晚过学生。周末大多用来备课，却也常常一睡大半日。一次，褚淑丽打她手机整日无人应，吓得报了警。民警最后发现黄喜一个人睡死在家里，并无异样。“我不做家教。现在的工作已经闹得我人仰马翻，我应付不来，肠胃炎发了好几次。忙起来要改作业，写教案，找学生谈话，上课，盯早晚自习。我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家教，做了哪天可能真会睡死在家里。”想到“睡死”的可能性，黄喜越说越激愤，道：“再说了，一个大男人不养家，你还有点责任感吗？动员女人赚钱养家，你知道中国文化一向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吗？”见陈诚不语，黄喜追道：“我们两个话不投机三句多，以后还是少来往。同事反正还不清楚，不会尴尬。”说完，黄喜一甩脸，转身往山下走。陈诚如当头迎了一棒，这才明白一路以来以为最易控制的人原来最不易控制。

因着她的寡言、内向与薄面，他过去忽略和蔑视了她沉默的反抗。然而一旦她的反抗得逞，那便是最致命的反抗。黄喜令这黑衣黑裤黑面的男人恼羞成怒了，他急行几步，一把捉住黄喜的胳膊：“不就是分道扬镳吗，谁怕谁！黄喜，以前我不过以为你蠢，才捡你试下女朋友。你以为自己真的走俏吗，回家照下镜子啦！现在我知道你不仅蠢，还懒。像你、像我这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老家考到城里的人，不吃苦就是等死等淘汰！几年前社科院新出的社会阶层报告你看过吗？”

黄喜果然没看过。她正欲老实说没有，陈诚一口气接上来，道：“一看你就是一脸愚昧的样子。自古人分三六九等，农民最幸苦，属于第九级，你母亲和我父母这样的城镇贫民也只比农民高了一层，在第八级。不好意思，我已经把你的家底在交往前摸清了。还有你那位继父，市级机关的小公务员。别说他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供给你平台，就算他有资源也不过是个底层公务员。退休也就熬到正科吧？社会等级比我们父母高那么一点儿，七级！说句不好听的，你继父连个正处都混不上去，在机关里也就算“人下人”。再说你，你这一辈子差不多也就一眼望到头，到死就这样了。城里的普通初中教师，高于你母亲平于你继父，也七级吧。再不赚钱外快，你还以为自己能当校长呢？你知道我们荣校长的老公是教育局副局长吗？算了，同你说你也不懂。你啊，就是一只‘蝼蚁，死了活了都不会有人记住。”

“你也是‘蝼蚁，不过是一只忙一点的‘蝼蚁。”黄喜不甘示弱。

陈诚想笑，却又觉得笑场会消解他对黄喜的厌恶与不屑。他扭头大步走了几步，黄喜跟在他后面下了山。从这半山腰望下去，那是满城星星点点的灯光吗？或者，竟是那旧年铸铁的熔水，那半液態半固态的橙金色铁水洒在城里的火花？冰蓝色的冻夜因为镶了那铁水样的花火竟然渗出点暖意，恰如黄喜和陈诚以“人”的身份相识，却以“蝼蚁”的身份相怨，诡谲地透露出某种解构主义的幽默。然而此处的幽默是令人疼痛的。此处的幽默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唰唰唰”几下刺破那伪善的生活表面。之前她一直“争不过”的一些东西，渐渐在她心里显了影。

周一上班，黄喜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张叠成块状的字条。她一看是陈诚的字迹，心即刻快跳了几下，面也烫起来。这是他低头认错求复合吗？黄喜走出办公室，找了处无人地方，忐忑地打开字条。第一行全以芙蓉红的水笔书写，字迹工整，明显下了死劲，以至于字条的另一面都凸着字的痕迹。第一行横过来，写的是“上上周末”，“地点十全街网师园”，最后是“晚餐六十元（一起吃），珍珠奶茶十二元（一起喝）”。第二行换成豆沙绿，同样格式依次写明“上周末”、“地点灵岩山”、“打车费五十元（一起）、矿泉水一瓶三元（黄喜全部喝完）”。第三行用紫罗兰色写道：黄喜应该归还陈诚六十四元整。芙蓉红、豆沙绿、紫罗兰大开大合地衬托了彼此，像小时候裹硬糖的彩色玻璃纸。黄喜记得自己年幼时常常在吃完糖以后，举起那玻璃纸对着太阳，整个世界瞬时换了颜色。此时此刻，她的世界也换了颜色，脑袋“轰”一声炸开。

勉强撑到傍晚，黄喜一片混沌，无处可去，鬼使神差回到了母亲和高先生的住处。有了收入之后她大多吃过晚饭才过去，如此高先生的闲话少了很多。门虚掩着，黄喜打完招呼也无人应答。她换下鞋子，进了客厅才看见高先生正蹲在自己的房间里，斜对着她，面前是一尊已经砸破的水泥储蓄罐。那罐原是一只肥胖的大熊猫在吃竹叶，大熊猫的头是雪白，眼睛乌黑，爪子给漆成了松石绿。熊猫斜倚的那只竹筒上有竹节臌胀着暴出来。“竹筒”便是存零钱的所在。眼下这熊猫储蓄罐碎成几大块白白翠翠的零碎，银闪闪的零钱散在高先生面前，好似一片月光。

“高伯伯好。”

“黄喜来了？你妈在厨房。”

“高伯伯你这是？”

“哦，云开出国这么多年，这些小孩玩意儿他肯定不要了。砸开来，弄点零钱到银行换换。现在啊，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

黄喜一转身，差点又撞上她母亲。褚淑丽一把抓过她，直往前推，道：“你去厨房看看。”

厨房门已经被锁上，透过门上的玻璃望过去，厨房地上的白色磁砖年久失修，炸裂开来，乌龟壳似的连成一片。现在，“乌龟壳”上爬满无数赭石色的蟑螂，大的有两只小拇指那么肥，小的也有一角钱大小。三四十只爬虫填满了厨房一平方米的地面，四下逃窜。“还有呢！从那个下水管道旁边的洞里爬出来的，做了窝了。叫他把那个洞封起来他不听，家里坏了什么都不修。现在好了，和这么些鬼过这么些年，能不生病吗？才打了‘雷达，你看你看，小的又出来了！今晚有的闹呢！”黄喜看得直要发癫，没说一句话，冲进卫生间拿凉水泼了脸。

她暂时不想出去，把卫生间的门从里面拴了。弯腰躲过两条悬在半空的干丝瓜样的洗脚毛巾，她倚在窗前。尿臊味刺鼻，因多年不敢用活水冲厕所。洗衣机闲置多年，洗脸盆洗脸肥皂悉数压在洗衣机面板上。黄喜打开了窗，隐约见到楼下是一条“丁”字路，朝北的那条路通往她原先的大学，朝南的那条路通往她现在的单位，朝东的那条路则通往她的住处。在这偌大的城市，黄喜好像把每一条路都踏遍了，却又像从来没有走通过其中任何一条路。小城闭锁落后，大城锋利市侩。她逃离了小城，却又一次在大城中无处藏身。当年她是为了活出个“人模人样”才千难万险地拼搏出来，现在她却不知该如何令周遭的人们真正把她当作一个“人”去对待了。究竟在何处她才能体会到作为“人”的尊严和滋味呢？她曾经笃信自己的命运将同母亲的命运完全不一样，现在看来这样的愿望竟然像是个诅咒。不一样，有那么不一样吗？不一样，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出了卫生间，母亲已经在厨房收拾残骸。黄喜在沙发上坐下，从旁边“五芳斋”的甜点盒子里摸出一块云片糕。象牙白的云片糕，糕点上嵌了珊瑚红的丝。赤色红丝袅袅婷婷牵出去，活脱脱一幅“冬日寒梅图”。不过猪油填得太多，糯米研得也不够细。再咬一口竟然是潮的——她竟不知母亲现在窝囊成这样，连发了潮的东西都往嘴里送。“呸呸呸”，吐出来一望，竟然是她自己的眼泪。这是黄喜来江南的第六个深秋。在这秋日的夜里，她坐在那里半日，静默无声地落下泪来。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