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思维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

张 勇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在当代文学的相当长时间里，文学创作固着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学、伦理学的层面上，虽然也取得了非凡的创作实绩，但文学的境界和层次显然是相当有限的。出于对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提出“文化寻根”，提倡“寻根文学”的创作，从而推动文学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进入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层面，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当代文学的境界和层次也由此得到提升。韩少功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的首倡者之一和旗帜性作家，他的理论文章《文学的根》将1980年代人们的文学视野转向了一个无比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其后他的“寻根小说”创作无疑也是在实践自己的文学理念和主张。时至今日，韩少功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对当下及今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示，或者说，在当代社会复杂的文化语境和各种思潮倾向既冲突又融合的背景下，韩少功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本身就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一种文化行为。笔者试图从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认同的这个角度来透视韩少功的“寻根小说”所表征的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症候和思想症结。

一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文学对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学无论是顺向跟从还是逆向拒绝，都已经无法摆脱与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20世纪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而言，现代性是一个核心理论话语。西方现代性进程带来了物质经济的极度繁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1]4也就是说，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造成了现代人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断裂，那种流转不停和变动不居的追逐物质的现代生活必然带给现代人以分裂感、破碎感、压抑感、焦虑感和非稳定感。西方文学史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发生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是人类对自身陷入精神困境的一种自我拯救。

因此，现代性总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两个层面发生和发展，并且进入西方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以来这两个层面又经常处在相互反拨的关系中，或者说，现代化越是高速发展，其所造成的现代性两个层面的冲突和矛盾就越是显著。现代性的分裂由此形成，“一种是作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产物的，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一种是对此予以否定批判的‘美学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非理性的现代主义。”[2]在笔者看来，现代社会的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创作实际上都面临着处理自身和这两个层面的现代性的关系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主要面向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进步、理性、文明仍然是其所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其所秉持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社会物质压抑人性的痼疾采取了一种批判态度，但总体而言，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认同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的。然而，面对社会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和冲突，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能力和文学手法显然是不够的，无法完全表达现代人在高度压抑的现代社会的内心感受和个人体验，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潮就此发生，并被身处其境的现代人广泛认同和接受。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潮主要从精神、艺术、审美层面对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予以否定和批判，表达和释放现代人在高度压抑的现代社会的孤独感、绝望感和焦虑感，并试图以此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

也由此出发，原先高高在上，以西方为世界中心自居的西方人开始将眼光转向前现代的非西方，包括东方民族和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正是有别于西方的非现代理性文化和思维的。“现代性的现代阶段，现代物理学、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都有一种对非西方文化灵犀相通的情怀。这一巧合应隐含着更深的历史‘天命’：现代主义以文学艺术的感悟象征了现代性的第一次转折。”[3]8在理性规范和物质文明的规制和压抑下，带来的可能是现代人生命感觉的麻木和生命活力的衰退，而处在非文明状态下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状态反而可能会成为补救现代文明痼疾的良方。

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文学而言，泛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将其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却也难以再在原来的形态上超越和更新自我，这就意味着文学必须予以变革，必须寻找新的变革路径和资源，1980年代的作家于是将目光转向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他们共同认定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创作必须找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韩少功无疑以自身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且，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更新自我、走向世界、追赶西方现代文明成为一种非常紧迫的现代性冲动，而从文化尤其是文学上率先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这其实也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走向世界也存在两种路径，其一是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如1980年代中期的现代派文学，这当然也是必须的；另一种路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受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反身走向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当年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种合力的作用下，当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寻根文学思潮其实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发展规律。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寻根文学所寻找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实用理性主义特征的儒家正统文化。政治的规训和道德的教化不是寻根文学的兴趣。那些仍然处于现代文明边缘地区的民间原始状态的文化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爸爸爸》的故事发生在偏僻闭塞的湘西鸡头寨，而《马桥词典》写的也是湖南汨罗的偏远乡村。这种处于原始状态的民间文化亲近自然，显示出不被现代文明理性压抑的生命的自然状态，其思维方式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性和逻辑特征，但却和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下人的生命状态本身是融合的，这或许正是西方现代文明要寻找的东方文化和非理性思维。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寻根文学的发生是出于当代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一种文化自觉，但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寻根文学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目的和西方世界寻找东方思维和东方文化的目的并不一致。如果说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疗救现代文明弊端的作用，这也和西方的有意识的自觉疗救有所不同，更多的属于一种意料之外的成果。因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目标仍然是一种高悬的理想，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其实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命题之一。

于是，我们看到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品如《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家远离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学，以满怀的兴奋和情感拥抱了处于民间的传统文化，然而，当作家韩少功真正地走进这种生存于民间的原始状态的文化的时候，他却又举起了文化批判之矛，鲁迅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灵魂似乎又在他身上复活。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出斑驳而复杂的色彩。

二

一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至于具体的诸如服饰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其实是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外在体现而已。总之，任何外在的文化样式和这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决定了这种文化的总体状态。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显然是以理性、科学、民主和逻辑思维为核心的，这也是西方文明曾经引以为傲的地方，因为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引导西方创造了远远优越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西方社会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物质却对人本身形成了压抑，造成了紧张和焦虑；西方社会越来越复杂，理性规范越来越严密，也对现代人形成了压抑，导致了生命活力的委顿和退化。这也正是前述西方人向东方文明和非理性思维寻找疗救现代文明弊病良药的原因。

韩少功寻根小说中的处于民间的原始状态的文化所体现的却是另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一般称之为“原始思维”。原始思维是一种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属于现代文明范畴的。但原始思维这个术语本身也来自于西方文化。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著作《原始思维》影响很大，使得这一术语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原始思维这个术语的使用其实最初是代表了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偏见的，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特点。经过后殖民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的激烈批判之后，列维-布留尔对自己的这一术语也作了调整：“因此，必须注意，我们之所以仍旧采用‘原始’一词，是因为它已经通用，便于使用，而且难于替换。但是，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只不过是指德国人所说的‘自然民族’而已。”[4](P1)在去除了其本身含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之后，原始思维这个术语确实可以指处于原始状态文化下的不同于现代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

关于原始思维，研究者一般认为其与西方理性的代表——逻辑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原始人的前逻辑思维，其特点是：神秘的情感取向；缺乏客观性；互渗律(或称参与律)，某一事物可以同时既是自身，又是别的事物；前逻辑或非逻辑的智力活动；与世界相沟通，或物我不分。科学、客观、理性、逻辑性、自我意识从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世界成为人的对象或客体，这些都是现代理性思维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两相比较，可见两种思维方式是极为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的。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我们再来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其创作确实带有强烈的巫楚文化的色彩，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

万物有灵、神秘主义的倾向、神灵崇拜，这都体现了原始文化含魅的特点。在小说《爸爸爸》中，鸡尾寨的子嗣不旺，一连几胎都生了女娃，鸡尾寨里的人认为这和鸡头寨里的一个小伙子路过鸡尾寨的时候弄断了象征着生殖器的大樟树的一根树枝有关系，因而和鸡头寨的仇隙又增加了一层。而鸡头寨连着几年粮食收成不好，寨子里的人认为是鸡头峰的鸡头正冲着寨子里的两垅田，把谷子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因此决定要炸掉鸡头峰的鸡头，这引起了鸡头寨和鸡尾寨更大的冲突，最终爆发了两个寨子之间的械斗。在《马桥词典》中，马桥人相信“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有生命的”。他们所接触的自然万物、生产工具、生活物件等都有自己的想法、意愿甚至脾气，人对待万物，不是去改造、利用、征服这些现代文明所定义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客体或对象，而是要和万物进行平等的对话、沟通以达到双方或多方的和谐相处。而在《归去来》中，和“我”恋爱的阿姐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月光下叫唤着“我”，其声凄切，其意缠绵，人和自然万物的通灵感应达到了一种恍兮惚兮的神话境界。总之，“泛灵、唯灵，乃是原始思维在原始的观念维度下的首要的，基本的规定性……人的行为，人的求优努力和求优模式，也首先要考虑到灵的存在，灵的作用，灵的意图，人与灵的关系等等才能决定。”[5]69

《马桥词典》这部小说尤其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处处流溢着巫风鬼魅的痕迹，充满了魔幻色彩。其中很多细节和情节片断用现代文明的理性思维判断可以说是荒诞不经，然而生活在马桥世界中的乡民却并不以为怪，认为是确有其事的，如飘魂、走鬼亲、嘴煞、魔咒等。所谓飘魂相当于民间所说的灵魂出窍的意思，一个人灵魂出窍，也就命不久矣，因此也就是人之将死的一种预兆。而对于灵魂出窍，马桥人也有补救的办法，比如旁人可以给飘魂者以暗示或提醒，或者通过梦境提前获得警告；再如魔咒，马桥人对和自己有仇怨的人采取的报复手段就是下魔咒，通过下魔咒，可以扰乱仇人的心智，使仇人陷入困窘之中。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下的民间世界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和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化外”之地。然而，这不正是现代文明要批判的前现代的迷信思想，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先驱所要照亮的蒙昧和黑暗吗？何以在韩少功的小说中竟会显得如此的瑰丽和神奇，充满神秘而浪漫的色彩呢？何以我们在被这个魔幻的世界所深深吸引的同时仍然会引入一个文化批判的问题呢？在理性和非理性、现代和传统、本土和世界之间，当代中国文化的立场和选择当然也是独特的。

三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在解决自身的困境和弊端时转向了前现代地区和文明，试图恢复神奇的生命感觉，张扬生命力量，避免现代文明压抑下生命活力的退化。在现代性的视野下，这种价值取向显得微妙而复杂，“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作为早期现代性的思想体系，还是以它的正面直接的观点立场表达现代性的思想愿望，而它以后的思想体系则更多地反思现代性的现状及未来目标。在文学艺术方面，伴随着现代性全面兴盛，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始终坚忍不拔地反抗工业资本主义。最典型的莫过于浪漫主义文化传统。……当然，生长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浪漫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处于危机阶段的现代主义，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息息相关。”[6]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寻根文学返回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似乎更多的不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反抗和批判，因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现代化其实是经过长时间中断之后才重新启程，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此，20世纪80年代寻根作家返回传统的价值取向可能恰恰走了一个与西方相反的方向，即寻根作家寻找传统文化主要并不是出于对当代中国工业文明的反抗，而是为了进行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清理，以便更好地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并融入世界是民族国家的理想和目标。当然，这种描述仍然显得过于粗略，当时寻根文学创作潮流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尽相同，认同和批判大体上构成了这个创作潮流的两极，还有处于这两极之间的矛盾的态度。对当时的寻根作家而言，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文明的弊端其实已经清晰可见，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现代化却又是民族国家必须去实现的目标。作家创作态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可能就在于作家本人侧重点和立场的区别。

韩少功寻根小说侧重于对“根”的批判，他的小说从原始形态的生活形式和生命形式中一方面表现了先民强悍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更发掘出丙崽式的精神侏儒，揭示出民族根性中的蒙昧性。其寻根小说的审美形态或风格，一般认为应该主要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而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开放，现代主义尤其是发生于拉丁美洲而获得世界性声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大量的艺术手法被作家广泛采用，激活了其寻根小说创作的活力。巫楚文化背景下神秘魔幻的湘西山寨、奇异的原始思维方式、神奇瑰丽的想象力，体现了一种狂放、雄奇的生命活力，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确实为当代文学创作打开了一个无尽的宝藏。或许文学的精神世界就应该如此，上天入地、神游八极，而不仅仅是附着在现实社会的表层之上，折断了腾飞和想象的翅膀。

文化的核心是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原始主义文化的认同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在西方人文学者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病态是严重的，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疯狂追逐欲望和享乐外，还表现在破坏环境、对地球和自然的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等。西方的现代性病态必须治疗，必须寻找拯救西方文明病态的精神力量。西方现代文明转向非西方的原始思维和原始主义文化，就是为了借助这些魔幻性力量去解脱西方人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不能自救的灵魂，平复在欲望膨胀、紧张压抑的现代社会中狂躁的心理和情感。“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世界，当然是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和幻想的世界。复归原始则意味着找回已经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7]51而文学中的原始主义取向、对原始思维的认同自然也是治疗这种病态灵魂的精神力量之一，西方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其实都包含了这种价值取向。

在这种世界性文化思潮背景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对中国民间原始形态的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态度是有着丰富内涵和象征性意义的。然而，中国的文化语境也许比西方世界更加复杂。如前所述，韩少功1980年代的寻根小说一方面从原始形态的生活形式和生命形式中表现了先民强悍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更发掘出丙崽式的精神侏儒，揭示出民族根性中的蒙昧性。在笔者看来，韩少功的寻根小说的第一个方面恰好是对前述世界性文化思潮的一种回应和认同，原始文化、原始思维语境中的先民强悍的生命力及其与自然和世界的亲缘沟通恰好是现代性文明病态中的人们所渴望的，这正是治疗现代文明病态灵魂的良药。“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分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7]57而韩少功1980年代寻根小说的第二个方面并且是主要方面却又显然是对这种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的批判，因为它缺少理性和逻辑，缺乏科学和实证精神。这样，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又回到了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刻的那个主题：批判国民性，治疗国民病态的灵魂。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启蒙主义先驱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中国社会、人生及中国人精神上的困苦和病态，以唤起疗救的注意和希望。其最终目的当然是通过精神上的启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融入世界。

也就是说，从文学与灵魂治疗这个角度来看，韩少功寻根小说具有双重治疗效果。对于高度发达或即将进入现代化发达状态的文明而言，可能会更多地重视韩少功的寻根小说治疗和预防现代性文明病态的价值，读者在阅读时可能更会被其小说中雄奇强悍的生命形态和魔幻神秘的思维方式所吸引。而对于仍处于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文明形态而言，可能会更加关注对民族根性中的蒙昧、麻木和封闭进行现代性思想启蒙，批判和治疗病态的国民性。读者看到这种原始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和愚昧也会陷入深刻甚至痛苦的沉思和反省。当然，韩少功1980年代的寻根小说反思和批判民族根性中的蒙昧是主要的方面，这恰好表明19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前现代状态中觉悟过来，急于实现现代化，急于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归并阿Q和丙崽的共同点，我们可以得出我国现当代文学 ‘寻根’的一种模式。即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审视我们民族心态的阴暗面，追寻并揭示它的原始思维印记和特征。事实上,这一模式包容着‘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大量作品.它们群星拱月般地跟随或补充上述两篇代表之作,涌汇成文学‘寻根’潮流中的一支。”[8]这其实代表了1980年代知识界的普遍认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以现代化为理想，热情地呼唤现代化的时代，对现代化的病态和弊端，人文学者和作家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一则缺少切身的体验，二则呼唤现代化的声音显然遮盖了反思现代性的声音。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现代化的弊端、问题和困境开始显露出来，这在1990年代的文学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19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使得现代性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所瞩目。

1996年，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出版。现代性语境下马桥人的民间原始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其实代表了作者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在马桥世界中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寄寓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形态消逝的追怀以及对历史中芜杂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这对急功近利的时代精神弊端确实又有着疗救的作用，对现代化急速发展、物欲膨胀的浮躁心理是清醒剂。此时，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治疗效果更多地转向了对现代性文明病态的疗救和纠正。当然，1990年代之后韩少功在“寻根”谱系上的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思想启蒙立场，他始终在关注民族的文化和生存状态，对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而言，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现代性启蒙精神仍然是需要坚守的。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所象征的生命状态和自然状态引起了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