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内涵解读
——论十九大报告对当今时代的全新定位

翟昌民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这一重要判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全新定位，是阐述十九大报告后续全部内容的基础。因此，深刻认识这一新的历史定位的内涵就成为理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新任务的关键。笔者就这一历史定位问题做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历史定位的重要性及其依据

作为一个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党，正确判断自己所从事事业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定位正确则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党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定位错误则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失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

例如，在毛泽东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把公平和平等作为首要原则。在他看来，理想社会的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等。在经济体制上，他始终坚持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另一部分人发财。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就意味着允许不平等存在。他对“平等”的追求越强烈，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也就越坚决。在所有制模式上，他之所以追求“一大二公”，是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公平，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建国后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两种公有制所存在的规模大小和公有程度的高低，仍然可以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倡导“一大二公”，就在于缩小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距，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消费品的分配原则上，他既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承认由于各人劳动能力高低和劳动贡献大小的不同而产生的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又对其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容忍，因此，他很推崇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而认为工资制是一种倒退，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非实行不可的制度。在对生产发展动力的认识上，他一向重视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把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作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大跃进”期间他认可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他斥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为物质刺激，就是认为这不仅拉开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而违背了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认识未来理想社会时，是十分注意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但是，他对上述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或教条化”[2]，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造成了历史定位的误判，导致了将在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应实行的政策，搬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实施。实践证明，这种对历史定位的误判非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摆脱贫穷。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认真总结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87年4月26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3]8月29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内涵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又缺乏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不够格)，以至于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为达到够格的社会主义而补齐生产力基础的历史阶段。要弥平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沟壑，就必须经历一个历史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具备转向“够格”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践证明，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根据这一历史定位，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由此可见，历史定位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又是依据什么对历史方位进行判断呢？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成功的认知途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对历史方位进行判定。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化，社会基本矛盾会以呈现不同内容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地凸显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的历史过程。如果从时间的维度来审视，认知和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过程就形成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由认知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判定发展阶段的思维逻辑，当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得以解决，而新的主要矛盾又凸显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解决新的主要矛盾的历史阶段了。

新中国建立以来，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这实际上也就宣告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此后，虽然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认知发生了误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恢复了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认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这实际上就宣告了我国将进入一个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富裕起来的历史发展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自2010年开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三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遥遥领先，高铁运营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二百二十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迈上了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6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866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6年的33616元、12363元。这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所谓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已不再是解决生产落后的问题，而是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就标志着我国在实现了富起来的基础上，将进入一个要进一步强大起来的新的历史时代。因此，“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二、“新时代”的时空定位和内涵定位

“新时代”作为表述历史发展进程的时间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是一种新提法。在过往党的历史上经常使用的表述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念是“阶段”或“时期”。例如，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里，都使用了“阶段”的概念。而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使用的更加广泛的概念是“时期”，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在上述每个历史时期中，又可以有更小的时期划分，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包含大革命时期、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包含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等。如果从汉语词汇的语义上考量，“阶段”“时期”，包括“时代”在内，在语义上均无太大区别。不过从上述概念的运用上看，“阶段”的概念所涵盖的时间相对较长，而“时期”的概念所涵盖的时间相对较短。

那么，在上述概念运用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的概念？如何认识“阶段”“时期”与“时代”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笔者认为，第一，从学术的角度审视，对十九大提出的“时代”概念的认识不应当与历史学、文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中的“时代”概念相衔接和类比，它是专属于党史学学科的概念。第二，从目前实际运用的角度审视，“阶段”“时期”“时代”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相互从属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并不存在阶段中包含着时期，时期中又涵盖着时代的这种逻辑关系。对“阶段”“时期”“时代”概念的运用，实际上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划分标准。第三，既然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的概念，它就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其他时代。在这方面，十九大虽然没有阐明，但笔者认为，从其放眼民族复兴的历史视野去考量，应当说尚存在着毛泽东领导的站起来的时代、邓小平领导的富起来的时代(即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时间)，而“新时代”则是习近平领导的强起来的时代。第四，虽然“阶段”“时期”“时代”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从属的内在逻辑关系，但毕竟考察的是同一历史进程，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不同考量标准在时间上的重叠。例如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是什么关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即是说新时代仍然涵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

关于“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分两个层次进行历史定位的。第一个层次，报告中所阐述的三个“意味着”是对新时代在宏观上的时空定位。首先，第一个“意味着”是对新时代的时间定位，它清楚地表明，在纵向的时间坐标上，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由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之后，已经处于强起来的坐标点上。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的跃升。其次，第二和第三个“意味着”是对新时代的空间定位，它清楚地表明，在横向的空间坐标上，进入新时代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范围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 世纪经由发展、鼎盛再跌入低谷的不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独树一帜，高扬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在逆境中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到强大起来的历史时代，充分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展现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彰显出示范作用。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结果往往陷入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停滞、政权频繁更迭等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则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模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上的三个“意味着”只是对新时代在宏观的时空坐标上的定位，并没有揭示新时代的具体内涵。报告的第二个层次则是拉近镜头，缩短焦距，将焦点集中在新时代本身，用五个“是”揭示了新时代的内涵定位。

首先，说新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是讲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往历史时代发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站起来是前提，富起来是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入的新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自信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和国家发展进程极不平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变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党的历史上、新中国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今天所进入的新时代，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代，正如习近平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奋斗越接近于目标，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大，我们必须准备进行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政治上，我们会面临“塔西佗陷阱”(即公信力危机)；经济上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外交上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国家与现存的霸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去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其次，说新时代是一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讲的是新时代的目标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后，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再次，说新时代是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讲新时代的价值取向。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这里，邓小平阐述的是公平和效益的关系问题。只讲公平不讲效益是空想社会主义，只讲效益不讲公平是资本主义，只有将公平和效益统一起来，并且是在效益的基础上讲公平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党和国家采取的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发展，可以容忍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可以容忍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拉开贫富差距，可以容忍生产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为了和国际接轨，可以容忍国际上一些强加于我国的普世价值和标准。总而言之，目的只有一个，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我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国力，人民的生活也有大幅提高。但是过于偏重效益的价值取向在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贪腐现象严重、社会道德缺失等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不仅违背了改革开放的初衷，也背离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预见，即将进入的新时代，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政策的重心将向公平的方面转移，在重视效益的前提下会更加注重公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总之，新时代是一个把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造福全体人民作为追求目标和价值取向的时代。

复次，说新时代是一个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讲新时代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夙愿，它作为改造中国，实现梦想的原动力激励着几代人不懈奋斗，砥砺前行。新中国的建立，因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曾经焕发出全国人民实现梦想的青春活力。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革命，又为民族复兴注入了勃勃生机，全国人民曾以“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的精神状态为实现四化而努力拼搏。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更激发出全国人民实现梦想的热情和信心。可以预见，进入使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新时代，全国人民必将会倍受鼓舞，振奋精神，戮力同心，凝心聚力，形成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让几代人的夙愿梦想成真。

最后，说新时代是一个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讲新时代的国际地位。曾几何时，中国是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从曾经的闭关锁国被边缘化，到改革开放重新走进世界舞台，再到今天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这些无不昭示着，中国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制定国际秩序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新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1]

三、做好新准备，迎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堪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体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首先，新时代需要新思想引领。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是在新时代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习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的理论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思想的价值在于把握方向和引领前行，若要始终不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同心同德共圆中国梦，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精髓，用新时代的新思想引航，做一个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斗的自觉实践者。

其次，新时代面临新的伟大斗争。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的价值取向，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过程中，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既得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无论从党内、国内和国际上看，这个过程都必将是一个充满矛盾、挑战、风险和阻力的过程，因而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斗争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最后，新时代必将有新的党风党貌。实现伟大梦想，开展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关键是要开展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要把党建设成为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就必须自身始终过硬。这就要求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预示着新时代必将加大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以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让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砥砺前行，拿出勇气，拿出干劲，在新时代的宏阔画卷上绘就更加辉煌的图景，大踏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12，1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3-324，345-34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252，373.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