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李世书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创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回应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问题和解决当代社会发展生态难题提出的新思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理念上升为指导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就建设绿色、和谐的美丽中国进行了总体设计与具体规划。这标志着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观和发展观。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从黑色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绿色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理念演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方式，科学地研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形势，提出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绿色发展之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的深入发展，其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性后果逐渐显现出来，整个世界已经全面进入严重的环境危机时代。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基本无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面对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党和政府以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为依据，提出了统领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马克思指出：作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28-929，进而实现“……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2]528。马克思的绿色发展理论实质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理论。绿色发展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同时又是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要以符合人类自身生态需要的方式改造外部自然界。“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而非本质规定”[3]。绿色发展理念是人类社会为破解当代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困境而提出实施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的思想观念，这种变革实质上就是一场具有和历史上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同样意义的可持续发展革命和生态革命。

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道路上升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23。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的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5]。十九大报告把绿色发展作为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矛盾的新方法和新道路提出来，并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论断，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这一系列事关未来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的理论表述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科学内涵的具体阐释。绿色发展理念科学地阐明了当代发展观变革的着力点和需要着重处理好的重要问题。首先，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更要生产出更加丰富和优质的生态产品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而达成这些生态目标，需要加快建立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与法律制度激励机制，引导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其次，绿色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高层次的发展”“可持续性的发展”“普惠民生的发展”和“和谐向上的发展”[6]。总之，“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环节，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的协同提升”[7]。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的重要战略引领。切实发挥绿色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过程的战略引领作用，前提是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实践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依照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理论逻辑，生态文明建设应从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培养公众生态自觉意识出发，进行生态技术创新，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健全能够正确发挥激励与引导作用的生态制度，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理性合作实现绿色发展。

(一)树立生态意识、增强生态自觉性

当前，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在我国上下已基本形成了共识。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绿色发展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仍没有普遍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自觉行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法制认知水平总体不高，对自身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得也不明确。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实现绿色发展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教育和生态文化建设，提高全民的生态思想意识，增强实现绿色发展的自觉性。生态意识有着多重内涵，从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性角度来看，重点需要树立以下3个方面的自觉意识。

1.确立生态经济意识

生态经济意识的核心就是要破除传统的发展观念，走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树立生态经济意识就是要坚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由高耗能高排放向绿色、减量、循环与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型，推动环境保护由被动走向主动。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就要推动经济的“绿色化”发展。“绿色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有“绿水青山”，这要求加强对自然环境保护与修复的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要有“绿色经济”，这要求我们坚持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是要有绿色生活方式，这要求我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坚持适度简约，崇尚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从以上“绿色化”的几个层面的内涵来看，生态经济意识是传统的绿色经济概念的升级版，是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生态经济意识，就是培育和引领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形成坚持绿色经济发展的自觉意识。

2.树立社会主义的绿色执政和绿色行政观

绿色发展要成为指引国计民生、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重大战略，则必须将其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路线、政治方针以及在此指导下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之中。“绿色发展理念实质上是一种绿色执政和绿色行政观”[8]。绿色执政和绿色行政就是要将科学执政和行政、民主执政和行政、依法执政和行政置于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考量，切实保障人民的环境权益。环境问题并不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从深层次看，它与执政和行政的宗旨、方针政策、制度安排、价值导向等密切相关。目前，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政绩观影响，仍然有一些地方政府的绿色政治自觉意识不强、绿色政治行动不足。总起来看，“中国的绿色政治行动，一是缺少具体的绿色政治纲领或意识形态；二是缺少绿色政治运动的领导力量”[9]。当前树立社会主义的绿色执政观和绿色行政观，就必须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想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教育，使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增强生态智慧，提高生态自觉，将经济发展、人民的环境权益保障和民生幸福、生态环境优化、社会和谐作为执政和行政的重大价值追求及促进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3.进一步推动生态建设，树立生态价值观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生态自始至终渗透、贯穿并深刻影响着绿色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全社会弘扬生态发展理念，让生态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生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能够帮助广大公众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生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做到“用之有节，取之有度”。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就是要把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作为我们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尺度和价值目标。在生产与生活中，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能够自觉地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协调进化。大力弘扬生态文明、普及生态知识、培育生态道德。生态价值观一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公众的生态意识得到全面的提升，绿色发展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动。

生态意识的形成需要教育和引导。“考虑到生态问题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它应当成为教育的核心”[10]24。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政府、企业、公众，都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认同绿色发展，从内心深处理解和支持绿色发展，让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引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二)进一步引领、推动生态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施技术创新、发展生态技术，建设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新型工业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经济体系。

1.生态技术的内涵及意义

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能够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节约能源、资源，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切有效用的手段与方法”[12]16。而通常情况下，人们把节约资源、避免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都称为生态技术。

一般而言，生态技术主要包括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以及资源化技术等。替代技术就是开发新资源、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替代原来所使用的资源、材料、工艺和产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生产过程中环境压力的技术。再利用技术就是进一步延长原材料或产品的使用周期，通过多次反复地使用某一资源或产品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技术。减量技术是指旨在用较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在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资源化技术指旨在将生产或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再次变成有用的资源或产品的技术。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今时代，经济学家们大多都承认，“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远离环境灾害”。“创新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整个经济的非物质化强烈要求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和社会创新。只有在创新和灵活的经济下，我们才能让生态健康地发展”[11]76。事实上，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输入，绿色发展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目标都将不可能实现。因而要实现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2.规范与引导生态技术的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政府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组织开发和示范有着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绿色再制造等生态技术。资本的生存法则就是获取利润的最大化。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责任心不强，只注重追逐资本的经济效益，而罔顾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为了有效节制企业唯利是图而忽视生态效益的冲动，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引领，积极引导企业自觉、主动地进行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实现既能获取利润又不破坏环境的双赢局面。“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保证和支持发展生态技术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发展生态技术”[12]92。政府既要制定和实施发展生态技术的相关科技政策、技术标准，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好政府与社会对生态产品的采购导向作用。在政府对绿色产品设定的严格标准下，经济利益的驱使与环保节能的压力会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为生产出质量更高的绿色产品投入更多资金。

3.推动企业全面实施绿色生产

绿色生产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污染自然生态环境，不会对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随着全社会日渐提升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企业要想在未来市场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具备生态环保意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目前要向企业大力普及绿色生产知识，加强企业绿色生产意识的教育与引导。只有当企业具备了绿色生产意识，才会将绿色生产理念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并积极主动地推广应用生态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引导企业积极担负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把先进的生态技术成果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采用先进的生态工艺技术、一流的设施装备来提升改造传统行业，把传统技术改造成生态技术，降低因自身的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压力。当然，现阶段有许多企业全面实施绿色生产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具有一定风险，因而实施绿色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实施有效的绿色财税、金融等相关政策给予协助与引导。

4.鼓励全社会进行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目标的创新活动，是应对发展与环境双重要求的唯一正确出路。过去，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活动主要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创新活动引导到“生态技术创新”[13]上来。一是增强全社会绿色创新的责任感。重视精神力量对全社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大力宣扬企业家和知识界对绿色创新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把绿色创新纳入“创新发展”的范畴之中，向全社会传播把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融合起来的理念。发起绿色创新“社会运动”，鼓励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中发现和发明各种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在教育教学系统中增加绿色发展和绿色创新的内容，培育青少年对绿色发展的信念和兴趣。二是增强全社会对绿色创新的知识重组能力，推进科学技术在绿色发展中的引领推动作用。实施绿色发展，科学技术仍然是第一生产力。“在工业化进程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还是20世纪中期以来蓬勃兴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是科学技术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的结果”[14]243。世界上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极大地引发了新的工业化发展浪潮。政府应该做好制度的激励、引领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绿色科技创新的培育制度与机制，为绿色技术发明与创造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建立健全生态制度保障体系

效率来自于激励，而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现有激励机制，使得现有的资源能够产生出更高的效率，因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健全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实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新变革。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新变革，主要是指变革传统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形成的种种“非生态”生产关系和政策制度体系，创建能够保障绿色发展有效进行的生产关系和生态政策制度体系。通过确立具有激励与惩罚作用的生态制度，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行为进行规范。生态制度的建立：一要靠改革，把不合理的非生态的政策制度废除掉；二要靠法治，让合理的、有利于生态与发展相协调的政策制度建立起来。要尽快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并构建统一高效的绿色发展监管体系，通过刚性约束，柔性引导，使国民经济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

1.制定促进绿色发展的激励制度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政府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化制度激励机制，鼓励、引导社会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投资，发展低碳、高效、循环和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要有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而且要有对企业、环保NGO和公众的各类激励制度。国家应该继续制定并完善更多促进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环保产业等方面的鼓励性制度，进一步调动各种经济行为主体进行绿色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建立健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进一步明确环境资源“三权”(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归属与分配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产权交易制度。通过立法建立环境资产的产权法律制度，制定环境标准和划出生态红线，确定可用于支撑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规模及终极产权归属。同时，建立环境资产产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学者泰坦伯格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市场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他指出：“忽略市场的力量解决环境问题的做法，是冒很大的风险的。控制市场的力量并引导它向着保护环境的方向发展，既是可行的，又是十分理想的。”[15]11

(2)通过制定引导性的财政和价格政策，创设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之路。建立支持绿色发展的绿色金融制度和税制体系，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包括建立清洁产业技术研发支持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新型节能环保技术推广平台等。出台绿色信贷、污染责任保险、绿色投资等环境经济政策，把产品消费后的处置责任前移到生产者，从而激励生产者按照环境友好的理念进行产品设计，优化生产过程。

(3)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为目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问责制，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对于促进广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今后还需要研究和细化实施这一规定的细则和机制，让其在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为了遏制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还需要在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时，考虑对“相匹配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做出要求”，保证环保投入不会流失。

2.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绿色发展，必须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的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查重罚制度”[5]。政府通过健全和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规制度，加强环境治理与环境管制，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1)对经济发展给予强力的环保限制是当前世界在促进环境保护与实现绿色发展上的普遍做法。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从紧从严的“环境规制”并不一定会降低相关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反而合理的环境法规和标准能够反向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以便抵消环境投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研究表明，环境管制成本在增加到1%的时候，企业的相关研发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就会分别增加0.12%、0.30%、0.22%，这表明适当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盈利在总体上是有好处的[17]。运用一定的强制性力量和手段，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给予约束和制衡，则必定会使经济发展更“绿化”。

(2)强化地方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受“以GDP 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与“届别机会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常常把经济的发展放在优先于环境保护的地位，尤其是“当地方政府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冲突的时候，在多任务委托合同中的地方官员会选择淡化甚至牺牲政府环境责任以保障和落实经济目标实现”[18]。如果污染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比较低，对辖区内企业排污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就会少。由此，“地方政府担当着执行国家环境管制政策的重要角色，地方政府职能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影响着相关政策的有效贯彻和落实”[19]。实际上，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方面“执行不到位”的情况比较常见。目前，一些县市和乡镇创办的特色产业或者支柱性产业既是纳税大户往往大多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十分薄弱。因此，在国家制定的环境政策与管理体制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执行环境管制制度的积极性，强化地方政府治理在绿色发展中的责任担当。

(3)制定并执行好环境管制制度是一项综合工程。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环境管理、司法管制、政治约束等方式”[13]来实现。一是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制定更加严格的产业政策。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建设项目等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对资源和环境消耗设定刚性红线。二是强化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阶段，把环境保护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标准和重要手段。三是对绿色发展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和保障，对于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都应该予以明确规定，进而使我国在环境评估相关立法与执法工作的规范体系方面更加完善。要完善生态文明保护的法律体系，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升级改版”，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考虑不周的法律进行“绿色化升级改造”。要制定新的“绿色”法律法规。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未来需要研究制定专门的绿色生产和消费促进法，解决绿色生产与消费的问题。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这一问题很容易被忽视但又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主要是对已经制定的环境政策及环境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对那些违规的行为采取强制行动。与此同时，也要平衡好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选择一个现实有效的监督策略[21]32。

三、结 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为解决新的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20]。绿色发展理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新的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国际社会新发展观的借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已变成一种努力，以防止生物世界内发生的种种变化与我们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不断发生的变化不相一致”[21]498，这既是人类的一种观念模式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模式的确立。基于这一背景，绿色发展理念是世界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推进，是世界发展观的一次革命性生态化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其根本要求就是把可持续性和绿色思维的方法论原则贯彻到全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决策与实施过程的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持续推进以生态技术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生产力革命和以生态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变革。因此，只有深刻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理论逻辑，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路，才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共同体”[5]。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建构一种“更贴近普通人情感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共同体”[22]368，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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