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武公“初立”与“居顾”之相关史实考述
——运用出土档案资料研究先秦少数民族史之一例

徐海斌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先秦时期，华夏族有着将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之言行“著之竹帛”、“铭于金石”以保存下来的传统，时过境迁，这些竹帛和金石便成为了后人书写历史和研究过去的重要史料。沈兼士、陈垣等学者将此类“未掺过水的史料”或“未成书册的史料”称之为档案[1]，拓宽了中国档案史研究的视野。目前，档案学界普遍将承载历史信息的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以及简帛文献等视为我国先秦时期的档案[2-5]，这无疑是档案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过，学者在研究我国先秦档案史的时候，关注点主要局限于华夏族，与华夏族同时存在的先秦少数民族则几乎无人问津。我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同华夏族、汉族一道共同书写着中华文明史，档案史作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同样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因此，探讨先秦档案史而忽略先秦少数民族的档案，显然是学术研究上的“硬伤”。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一号墓的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白狄作为先秦少数民族一支，就已经积累了可观的“铭于金石”的档案资料，涉及白狄中山王的世系、建邦称侯的君主、政治体制、工官制度、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信息，为研究中山国史和白狄族文化提供了便利。下面本文将充分利用这部分档案资料，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中山武公“初立”与“居顾”之相关史实予以考述，以就教于学界同好。

一、“中山武公初立”之相关史实考述

公元前457年，赵襄子用计攻灭代国之后，①代国的白狄人大量涌入中山，为避免两国白狄的联合反攻，赵氏派新稚穆子乘胜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中山的北方重镇左人和中人，中山随之而灭亡。②关于这一事件，《国语·晋语九》记载曰：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将食，寻饭，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闻之：德之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

《列子·说符篇》除有与此类似的记载外，尚有孔子的一段评论：

赵氏其昌乎！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当胜矣，然卒取亡焉，不达乎持胜也，惟有道之主为能持胜。

事实上，赵襄子并非什么有道之主，赵简子去世不久，其丧服未除便登夏屋山假意请代王（赵襄子的姐夫）饮酒，阴谋灌醉代王而加以杀害，接着便出兵攻灭代国，以致其姐姐磨笄自杀于夏屋山。（《史记·赵世家》）赵襄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地，可谓是不择手段，何曾忧惧过自己的道德，其忧惧的只是连续破灭两国会引起列国的干涉。果然没过多久，魏文侯便提出了共同瓜分中山的要求。面对魏国的要求，赵氏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不敢得罪强大的魏国，另一方面又担心魏国介入中山后自己将一无所获，由此魏国的势力因此而更加强大。此时，常庄谈向赵襄子献计说：“魏并中山，必无赵矣！何不请公子倾（高诱注：魏君之女）以为正妻。因封之以中山，是中山复立也。”（《战国策·中山策》）魏文侯在不费一兵一足的情况下便使自己的女儿得封，而赵国也因此不能独吞中山，于是便同意了赵国的建议。在这场事件中复立的君主应该就是中山文公[6]。中山文公在位的时间虽然不短，但由于受到赵、魏的操纵，难以有所建树，故典籍关于这一期间的历史几乎没有记载，幸得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王方壶刻有铭文“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我们才得以知晓中山国曾存在文公这位君主。公元前414年，沉寂三十余年的中山以“武公初立”而重现史册，《史记·赵世家》与《史记·六国年表》于此事的特意交代使后人疑莫能明。元人吴师道在《战国策补注》中发问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抗欤？”当代学者黄盛璋据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铜钺有铭文“天子建邦”，断定“武公初立”即指其人乃初建国之君，其王系出自周室[7]。其实，中山武公于公元前414年备诸侯之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强大如韩、赵、魏者尚且到公元前403才被周威烈王命为诸侯[8]。从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玉器看，桓公当时尚称“桓子”[9]，而武公在桓公前，其称“公”当是后人追谥。更何况铭文本身也证明铜钺之器主是“桓”而不是“武”[10]，以铜钺作为武公乃中山初建国之君的证据经不住推敲。然而，虽然中山武公之世不大可能被封侯，但武公无疑应该是中山国史上一位较有作为的君主，根据先秦谥法，“刚疆理直曰武，威疆叡德曰武，克定祸乱为武，刑民克服曰武”，③“谥为‘桓’或‘武’者多为武功昭著之君。……卫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曲沃武公并晋，秦武公屡伐戎狄，楚武王时楚始称王。[11]”中山武公的作为体现在摆脱赵、魏对中山政权的操纵，使中山重新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纷争的战国舞台，太史公特意记载“中山武公初立”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中山武公居顾”之相关史实考述

唐司马贞《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可见“顾”为中山武公时期的都城，然而关于“顾”的地望，历来意见不一。《战国策·秦二·秦武王谓甘茂章》“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高诱注：“中山，狄都，今卢奴中山也。”其意谓中山即武公之都城，中山也称顾，其地在汉之中山国都卢奴。《一统志》：“卢奴故城，即今定州治，卢奴在其北。”当代学者谭其骧、杨宽等先生恐怕即是据此而将“顾”的地望定在今河北定县一带。[12-13]清人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附疆域图说》云“顾”、“鼓”乃一音之转，“顾”即“鼓”后来的变音。按，“鼓”乃春秋时白狄族小国鼓的都城“鼓聚”之省，其地在今河北藁城一带。“顾”、“鼓”音通，《尚书·商书·微子》“我不顾行遯”，孔颖达《正义》云：“顾，音故，徐（仙民）音鼓。”二字在古籍中也有通假例证，《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汉书·古今人表》书“顾”作“鼓”，故今人亦有踵王氏之说者。[14]或以为中山武公所居之“顾”即古代“昆吾、韦、顾”的“顾”，其地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15-16]以上三说，以第一说较为接近史实。《水经注·滱水注》：“滱水又东，迳乐羊城北。《史记》称魏文侯使乐羊灭中山，盖其城攻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作为中山都城的“顾”，城池应该最为坚固，守卫也应该最为森严，用于长期攻战而修筑的乐羊城极有可能就在此附近。杨守敬云：“《地形志》，卢奴有乐阳城，‘阳’、‘羊’音同，即此城也，在今定州西。”[17]因此，前人或云“顾”在汉之卢奴，或云“顾”在今之定州，均大致不误。“顾”之得名，极有可能与“孤山”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七年“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定州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盖都山也。《帝王纪》云：‘望尧母庆都所居。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尧山，南望庆都山也。’《水经注》云：‘望都故城东有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孤、都声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处相近。”可见，秦时望都城东的“孤”已经是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地方，“顾”、“孤”音近可通，《易·睽》：“孤遇无夫。”虞注：“孤，顾也，又为辜。”《释名》：“无夫曰孤。孤，顾也，顾往无所瞻见也。”④且二者的地望基本吻合，因此，中山武公的都城有可能就在此处。此外，“顾”之得名也有可能与“泒河”有关，《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五》引《舆地志》云：“卢奴北临滱水，南面泒河。”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汉书·地理志》中的“泒河”与《水经》中的“泒水”应该就是《山海经·山经》中的“濩濩水”，“‘濩’读若‘户’，‘泒’读‘孤’，‘濩’、‘泒’一声之转”，此水即今之大沙河[18]。其实，“顾”也从“户”得声，“顾”、“濩”、“泒”互通。如果此论成立，那么“顾”可能就是后来的卢奴城，汉之中山国都城正建于中山武公都城“顾”的旧址。

定都于“顾”是武公争取中山国独立、稳定白狄族统治的一项重大举措。新稚穆子攻破中人、左人后，中山国的北部曾一度为赵氏所控制，《列子·黄帝篇》载，“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艿燔林，扇赫百里”，完全一幅中山国主人的姿态，此时文公的傀儡政权可能建在中山的南部。武公即位时，中山国以南的黄河两岸地区正成为列国争夺的重点，或在此开战争夺地盘，或在此筑城加强边防，或在此建都谋求发展，如：

公元前424年，赵从晋阳迁都至中牟（今河南鹤壁）。[19]

公元前421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取葭密（今山东菏泽），遂城之。[20]

公元前419年，魏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筑城，秦攻少梁。

公元前418年，秦魏战于少梁、籍姑（今陕西韩城县北）、庞繁（韩城东南）。

公元前417年，秦在黄河边筑防御工程，魏再度在少梁筑城，秦攻之。[21]

公元前415年，赵献子城泫氏（今山西高平县）。[22]

公元前413年，楚国攻打魏南境，至于上洛地区。

公元前413年，齐伐魏，攻毁黄城（今山东冠县南），包围阳狐（今河北大名）。[23]

中山国南部地区一方面临近列国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在地形上又属于易攻难守的平原，倘一个弱国建都于此，则随时都有可能为列强所攻陷。春秋时期，晋荀吴之所以能够先后成功偷袭白狄小国肥、鼓，无疑与两国位于中山国南部平原地带有一定关系。中山国的北部为山区地形，是白狄族的老根据地，这儿远离中原战场，且西北部的劲敌赵氏已于公元前424年将都城迁至中牟，其战略重点随之也转移到中原地区。因此，对于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山武公之国来说，建都于“顾”无疑是有利于争取国家独立、稳定白狄族统治的明智选择。建都于“顾”之前，武公之国同赵氏应该在中山的北部地区展开过激烈的战斗，并最终达到了驱逐入侵者的目的，可惜由于史阙有间，我们今天已无法知其详情了。

正当中山国日益强大的时候，魏氏经过数年的战争，已经在西面取得了对秦的一系列胜利，到公元前409年止，魏已先后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城，占有秦的整个河西地区，秦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并沿洛水修建防御工事，筑重泉城（今蒲城东南）加以防守。[24]此时军事上如日中天的魏不能坐视中山的崛起，公元前408年，魏挥得胜之师向中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国古代从山西进入河北的必由之路乃太行山山脊之间的隘口，这些隘口古称之为“陉”，《尔雅》曰：“连山中断为陉。”太行共八陉，其中第五陉曰井陉，在河北获鹿县西南十里，因四面高中央低下似井而得名，是从山西南部入中山的便捷之途，秦始皇十八年王翦伐赵，汉初韩信、张耳东下擒成安君陈余，均走井陉；第六陉曰飞狐陉，又名“望都关”，在今河北涞源县北，是从山西北部通往河北地区的交通要道，汉、唐、北宋等朝均在此布重兵设防，以拒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第七陉曰蒲阴陉，在今河北易县西北，金、元以后称“紫荆关”[25]。魏伐中山最有可能走“飞狐陉”与“井陉”，据乐羊为攻“顾”而修筑的“乐羊城”位于中山的北部，可推断乐羊当是借道于赵之晋北领地经“飞狐陉”而入中山。近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北涞源、顺平、唐县一带发现了公元前369年左右中山国修筑的石砌或土石混砌长城遗迹。[26]这段长城的修筑无疑与中山国汲取公元前408年魏经“飞狐陉”突入中山的教训有一定关系。而吴起之师从河西之地前来会合乐羊，当以从中山西南的“井陉关”入中山最为便捷，据《史记·赵世家》，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命“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张守节《史记正义》：“陉，陉山也，在并州陉县东南十八里。然赵希并将代、赵之兵，与诸军向井陉之侧，共出定州上曲阳县，合军攻取丹丘、华阳、鸱上之关。”可作比证。

魏文侯此番启用的两位将领均有过人之处。乐羊能为国家大事而割舍骨肉亲情，其军兵临“顾”城之下时，乐羊的儿子正好城内，中山为使其退兵，“悬其子以示乐羊”，不曾想乐羊并不就范，反而攻打得更加激烈，“中山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啜之，尽一杯”；(《史记·乐毅传》、《战国策·魏策一》、《战国策·秦策二》)吴起则能处处体恤部下，常与最下层的士兵“同衣食”、“分劳苦”，深得士兵的拥戴，每次战斗均能为之效死命，在进攻中山的过程中，一士兵患有痈疽，吴起用嘴为之吸浓，该士兵的母亲闻之而痛哭不止，说往年吴起也曾吮其父的创伤，结果其父在随后的战争中奋勇向前，不旋踵就战死疆场。(《史记·吴起列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然而，面对二位杰出将领所率领的强国之兵，中山国人民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顽强抵抗达三年之久，直到中山武公感乐羊“伏约死节”之诚，“不忍与之战”，遂开城投降。（《说苑·贵德篇》、《淮南子·人间训》）

中山武公虽然立国仅八年，但其谋求独立、不畏强国的精神却强烈地感召着白狄族人民，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顽强的白狄族终于推翻了魏国的殖民统治，复兴的中山国以兵车千乘的军事实力纵横于战国舞台上，再一次谱写了白狄族的辉煌历史。

注释：

①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57年）“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

②《吕氏春秋·先识篇》载，中山后于晋国两年而亡，而据《史记·六国年表》及《史记·赵世家》，晋出公十八年（公元前457年），晋出公为知、韩、赵、魏四卿所攻，“奔齐，道死”，说明中山于公元前455年曾经亡国。另据《史记·赵世家》载，神人曾向赵简子预言赵襄子将克二国于狄，此虽后人粉饰之辞，但也透露了赵襄子曾经灭亡过两个狄人所建国家的史实，其中一个为代国无疑，另一个应该就是中山。

③（汉）宋衷.著，（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70。

④（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 1998：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