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贵州途经地口头文化
——当下红色文化价值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隅

胡娅丽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在文化强国确定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基于红色文化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需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的密切逻辑关联，对其时代价值的建构和社会责任的确立理当进行新的时代思考。

一、红色文化发展的境遇及成因

反观当下，在文化建设的生动局面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文化现象，如一面是对富有神秘感的民族文化且深且广的探寻、对具历史感的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热衷、对自然生态文化基于产业带动的红红火火，一面是红色文化“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遇。文化的多彩纷呈之下红色文化底色不足的表象，固然与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价值趋向相关，然其深层次症结，却与红色文化自身的发展不无关系。

红色文化如何冲出囿圉——走出发展困境，言说自己的文化理想，切实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真正统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建塑历史担当，已成为不容回避的待解之题。而要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影响红色文化功能有效性的几个原因进行审视。

1、话语范式的单一性

传统的政治文化语境，使红色文化传统范式无论在载体形态、传播媒介、创作主体、话语权等方面都抹上了浓厚的政治和工具色彩，贴上了脸谱化、教条化的标签，被误读为政治宣传上的应时之作。特别是脱离民众生活的根基、缺乏田间土壤的滋养而带来的民间话语的缺失，削弱了红色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使红色文化无法脱离“精英化”高大上的藩篱，造成了与民众难以弥合的疏离，弱化了抵达受民众心灵的力量。话语的民间性缺失，已成为影响红色文化价值实现的深层症结。

2、传播途径的单向性

传统红色文化话语范式，因缺乏对受众主体需要的关切和尊重，势必使传播过程呈现出“施教”与“受教”的布道式特征。而受众的主体需要是否得到切实尊重，是决定红色文化传播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忽视了在对受众进行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满足受众正常合理需要的重要性，同时更忽视了受众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可塑的，是可以被创造的，在传播过程中没有积极诱发、调节和引导受众的需要，使受众的需要同社会期望产生的行为更趋一致[1]，必然造成大众百姓内在动力唤醒的乏力。

3、实践主体的大众化缺失

民间话语的缺失，文化传播的单向，弱化了红色文化对民众心灵的可进入性，从而造成广大民众在长征精神传播、建构中实践主体作用的缺失。当年，人民大众的支持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而今天，要完成新的伟大而艰巨的长征，更需要凝聚更广泛民众的力量，调动更广泛民众的参与。尤其在当年因路之艰、道之难、山之陡而被红军选作与敌周旋的长征途经地，大多为经济、文化、教育较为滞后的革命老区。长征资源的富集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的反差，迫切需要发挥本土长征文化的资源优势，迫切呼唤具有民间化、生活化、通俗化的特征的长征文化，嵌入当地广大普通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建构其精神空间，内化为行为规范，沉淀为新长征路上后发赶超的不竭精神动力。

以上影响红色文化有效性的三个原因中，话语范式的单一性乃传播单向性和大众化缺失的发端，并制约了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发挥和精神动力的历史担当。

如何破解红色文化发展中的难题，探寻这样一种红色文化载体——以其特有的文化个性，获得对民众心灵的高度可进入性，使红色文化走下经典的神坛，从课堂、展厅走向广袤的田野，从书本走进心灵，从精英走向大众，从政治场域走进生活场域，为党和人民群众心灵的彼此可进入性搭建平台，真正建构起民众的精神空间，成为民众价值导航、信仰引领、共识凝聚、积攒力量、提振士气的精神养分，从而走出红色文化发展的一片天地？红军长征贵州途经地红色口头文化，因其特有的个性特征，而理应成为这样的角色担当。重拾这一散落民间的口头文化记忆，结合生成机制对其进行基于时代价值的症候性辩析，以更好地为红色文化的发展突围，系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二、红军长征途经地红色口头文化特征及时代价值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68个县，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为长征史中时空之最。不仅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等物质文化资源，而且长征中各种人物、会议、战争、活动交相辉映、影响深远，已成为途经地人民大众的宝贵记忆。由于其途经地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受教育机会少，无法用文字把见证的历史事件纪录保存并加工成正史，多以口口相传的非文字形态传播和延承，这些以长征精神为内核的长征途经地口头文化，已成为长征文化圈全景构成中具有唯一性的文化符号、文化现象[2]。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志、政治活动与贵州地方性融合，与民众心灵交融、对话的结晶。它除了具有革命性、先导性、激励性等红色文化的共性特征外，还由于贵州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因子作用而生成了以下个性特征。

1、丰富性

红军长征贵州途经地口头文化，流布广泛、存量丰富，以形态上的多样性、内容上的广博性、时空上的延展性、传播主客体的广泛性构成了其丰富性。形态上，有传说、故事、诗歌、民谣、山歌、花灯词、戏曲、快板、标语等艺术形式；内容上，涉及了长征中的会议、人物、战事、活动，及党和红军早期最具特色的宣传、统战、党建、军建、民族工作；精神层面，既有对理想信念的讴歌，又有对革命乐观主义、团结战斗精神、军民鱼水情深的赞美；时空跨度，从红军长征当年留下的遗存，到因时代变迁而注入鲜活内容的民间口传；传播的主客体，既有红军队伍，也有社会底层百姓，既有当事者，又有见证者、口传人。其丰富性为红色口头文化价值研究及功用发挥提供了广阔的样本空间。

2、地域性

贵州沟壑纵横，山峦叠障的喀斯特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复杂的民族构成，成为红军长征贵州途经地口头文化生成、传播、流变、延承、发展的系统语境和背景空间，使部分红色口头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如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肖锋长征中挥毫草就的《强渡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疾风暴雨雷电闪，黄沙直奔桉子岩。两只竹筏荡扁舟，漂摇百尺才靠岸。悬崖陡壁三千丈，松柏崎峭挽青天。一一五个钢铁汉，铮铮铁骨英雄胆。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高何惧难。身先士卒做榜样，忠谓第四攀顶岩。崇高理想将实现，三名烈士跌江滩……”，诗歌于乌江险滩湍流的描绘中展现了红军在艰险险境中的百折不挠和浴血英勇。一首描写遵义娄山关战役的民歌唱到：“千重山，万重山，红军冲过娄山关，吓得白军丧了胆……”。黎平侗乡高屯八舟村至今还流传着诗歌：“甲戍红军过黎境，寒冬之焕架桥迎。大队人马横江过，一匣银子表深情”，这些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诗歌民谣已成为流淌在贵州山水间的红色记忆。

3、民族性

贵州49个民族，小聚居大杂居的复杂民族构成特征，为长征途径地红色口头文化打上了民族性的印迹，生成了为数众多的革命性与民族性交融的诗歌民谣。如在黎平侗乡的百姓中流传着民谣：“一杆红旗郭湘江，红军来到我家乡。这样队伍少得见，好像寒冬见太阳。红军来到我家乡，与我侗家话家常。同桌同吃侗家饭，相亲相爱喜洋洋”[3]，布依族歌谣《古树开花结甜桃》，“红军到，布依笑，弹起月琴把舞跳。捞锄头，举镰刀，革命烈火胸中烧。揪贪官，捉土豪，穷根苦藤一起刨。共产党，领导好，古树开花结甜桃。穿得暖，吃得饱，寒冬腊月心不焦。税不纳，租不交，自种自收乐陶陶”，这些流传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歌民谣是长征中我党民族工作成功实践最具说服力的生动、鲜活的佐证，对其进行研究，于当前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4、民间性

红军长征贵州途径地口头文化，是红军长征史实成像于贵州草根百姓，并由心而生，感触而歌的。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民间叙事模式，具有“契合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易于识记、能创设力量氛围以及凝聚人心”的特点，且因其兼具主流文化的方向性和民间文化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和生动性，而弥合了文本正史产生的距离感，使红色文化被赋予了“活的灵魂”[4]。如“穿起草鞋踏刺窝，再苦十年算什么，盼到红军回来后，分田分地好生活，有吃有穿喜洋洋，心焦难过做什么！”“脱掉你的烂襟襟，参加革命当红军，打垮老蒋和日本，吃米吃肉穿新衣”。一首黔北花灯中还唱到：“红军送我一把壶，装进凉水当吃肉，穷人吃了壶中水，千年穷要要拔除”这些歌谣，以朴素、通俗、生动的民间语言，描绘了底层百姓追随红军、向往幸福的朴实情怀，是贵州土地上民众的精神力量之歌。红军长征途径地口头文化的民间性特质，使它在普通民众中找到了生存、传播的土壤，它生存于民间，传播于民间，也将发扬于民间。

5、活态性

红军长征贵州途径地口头文化生成、传播、变迁、承传的过程中，演绎着民众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接纳、建构、传递。经过时空的淘洗和记忆的筛滤，其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得以延承下来。这一流变过程，为我们研究红色口头文化变迁的规律，从而对其进行保持文化基因下的重生再造、建构弘扬提供了路径规约。

综上，红军长征贵州途径地口头文化具有多元、立体的独特文化个性，并决定了其价值构成的多元性。它既蕴涵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具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等多重价值。科学论证其整体价值是建立传承、保护、开发和应用体系的前提。应运当下的需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对其时代价值进行评析：

1、遗产学价值。红军长征途径地口头文化，多以口口相传的非文字形态延承和传播，随着老红军、亲历者、见证人的辞世，这一民间口头纪录形式正在衰减、消失。作为长征文化的一角，它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精神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理念，应立足其遗产学价值，对这一文化遗存进行基于现代技术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并结合现实进行价值评析和策略研究。特别在今天，守护这份遗产，传承这份记忆，理应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社会目标。

2、精神建构价值。如果说当年长征中的大规模扩红为红军补充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是长征得以取胜的重要群众因素，那么长征文化宣传、传播的民间性、通俗性、艺术性、生动性，则是赢得广大民众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关键。而在红军长征途经地同步小康、后发赶超的伟大而艰巨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凝聚和调动最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力量。红军长征途经地红色口头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遗存，不仅蕴含着与我们当下进行的新的长征相契合的坚守信念、坚韧不拔、团结奋进为核心的精神特质，而且作为长征文化的大众化、生活化、实践性表达，具有更好地唤醒百姓、凝聚共识的力量，在建构民众精神空间，构筑“精神高地”中定将发挥强大的文化功能。

3、史学研究价值。一部长征史，是中国共产党与当地民众共同创造的革命史，将红军途经地口头文化纳入红军长征史叙事的体例中，因其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正史的研究方式，具有补史证史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红军长征的经历给草根百姓的思想、价值、生活打上了不可没灭的烙印，在民众与红色革命史实的对话中刻录了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心路历程，成为一部老百姓的“心史”，并改写、导引和创造着当地人民的历史。在对老百姓“心史”的解读、研究中找到党史与民众心灵对话的接口，为红色经典走下神坛，走向大众，在建构民众的价值、精神、生活空间中实现其从学术到生活、从理论到实践的旨归，具有史学资政育人的价值。

三、红军长征途经地口头文化价值建构的原则

1、实践性原则

长征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其目标指向构筑中国梦、贵州梦历史进程中大众精神空间的构建。为此，要秉承长征精神的实践性，立足于把无形的精神转化为有形的文化形态，从铭记到再造、传承到创新、理论到实践的维度，按照挖掘整理——再造重生——创新创造——实践应用的路径框架，作好红军长征途经地口头文化“现代”转型及时代价值建构的研究,把话语构建推向实践自觉层面。

为此，既要于充分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对长征途经地红色口头文化的思想、精神、内蕴进行分析、提练，又要在对其精神文化实质进行时代性解读、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再造重生，将其精神内核和红色编码植入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之中，创造出既有长征文化基因，又以其艺术感召力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推进从政治话语向大众化、民间化、生活化转型的实践中，实现红色文化学术品性的提升，增强话语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和对民众精神空间的建构力。

2、综合性原则

针对红军长征贵州途经地红色口头文化多元、立体的文化个性，应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开展从历史到当下、从内容到形式、从目标到路径的综合性研究。

如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红军长征途经地口头文化传播的形式、平台、模式、策略、机制等，尤其要对如何构建新媒体传播形式加予关注；又如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如何发挥其意识形态属性进行社会信仰价值的建构；从应用经济学视角，研究如何发挥其产业潜力，通过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带动老区的经济“扶贫”和精神“扶贫”，打造红色老区的政治工程、富民工程；从文艺学视角，探究如何找到植根于时代生活的土壤、符合民众习俗的艺术形式、文艺体裁、文化载体，在对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关系把握的基础上，创造出瑰丽多姿的撼动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总之，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和实践，构建共同服务于红色文化发展需要的多学科格局，从而促进其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多重价值实现。

3、民间性原则

如果说当年，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实现了决定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离不开贵州各族群众的无私帮助和有力支持，那么在今天，贵州要实现的后发赶超、同步小康，无疑也是一场需调动贵州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力量的长征。其主体角色的多元化、广泛性、群众性，决定了长征精神和文化传播受众的民间化、通俗化、大众化策略。只有在这样的深入扎根于民众历史创造的民间性策略中，才能唤醒百姓的内在动力，真正以文化的自信带动贵州民众的自信，真正使长征文化成为贵州文化之魂，长征精神成为激发、导引贵州民众奋发斗志的民族精神。

如何让长征文化凝聚成具有时代感召力的强劲话语？答案绝非于纸堆中可以偶得！它镌刻在长征途经地的山山水水、田间地头。它呼唤更多具有大众情怀的专家学者，俯身下去，把视角投向民间，从书斋走向田野，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架起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探寻那流淌在田间的红色记忆，为贵州精神的建构讲好长征故事，打造充满信仰力量、人格力量、道德力量的精品力作，让红色文化在走向民间中释放出强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