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文化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及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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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哲学的维度来看，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包括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性的思想观念及其具象化。本文讨论的文化概念，主要指狭义上的精神文化。文化结构是指文化系统内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结构决定文化的性质与功能，直接影响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选择、吸收、冲突、融合等发展机制。文化结构的更新发展，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其不断获得新的内容。*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分析现阶段中国文化的构成状况与演进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以这一精神为指导，建设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传统与现代兼容的丰富、开放的中华新文化，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增进民众文化福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化结构问题何以可能

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多数学者聚焦于文化内容、文化类型、文化发展模式、文化产业、文化哲学以及文化冲突等方面，而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视角，研究文化内部构成要素、演进机理与规律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唯物史观与文化结构理论似乎不在同一理论层面，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宏观、整体性哲学阐释体系，后者则关注文化内部构成要素及其对人类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相对具体的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两者间关系具有 “种属关系”性质。另外一些学者将文化结构纳入社会结构系统中加以考察，认为文化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只要从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结构的内容、性质及运行规律，文化结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观点尽管看到了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全面。因为，文化结构虽然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文化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内部构成、运行方式与演变规律极为复杂，应对其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结构问题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范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结构问题进行本质维度的研究，唯物史观是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唯物史观是研究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础与有效方法

总体而言，理论界对文化结构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基本立场，即观念论和存在论立场。*秦慧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诉求》，《哲学动态》2013年第12期，第27页。观念论者认为，文化结构的构建和变化是人类意识自主推动的结果。该观点将文化结构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中剥离出来，忽视决定文化结构性质和功能的具体经济、政治条件，具有较浓郁的唯心主义色彩。*费希特指出，“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如果它真是绝对第一原则,它就是不可证明的,或者说是不可规定的”。他认为自我意识为人们提供了所有认识的先验基础，是所有知识与经验实在性的根源，也是认识论的最高依据，“在自我中的一切设定之前,自我本身就先已设定了”。参见费希特《全部知识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0页。这种观点无法抓住文化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文化史观。存在论者则试图从唯物主义立场把握文化结构问题，根据文化系统中不同构成要素质态、功能的差异，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形式，认为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物质文化决定并受到制度文化的重要影响。*卢卡奇指出：“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卢卡奇强调了人的内在意识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及同步性，在分析人的内在意识与物质、制度等方面的辩证关系过程中，为文化现象或文化建设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参见G.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0 页。这种观点看到了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基础作用，但对后者的巨大创造性作用重视不足，具有某种机械论的性质。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超越了关于经济、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单向决定性关系的机械唯物论观点。*左亚文：《马克思文化观的多维解读》，《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35页。唯物史观在对以往人类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和主要动力，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在这一场域内，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化结构是由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及其实践基础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如果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对经济、政治运行的重要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来考察，文化结构也对经济、政治结构的型构与变迁发挥着导向性和动力源的作用。因此，文化结构与经济、政治结构的秩序性关系，并非简单的 “反作用力”，而是对经济、政治运行发挥积极引领、促进作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当代社会，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国家整体实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总之，唯物史观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出发点，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文化结构形成与变迁的原动力，以及文化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把握文化结构的本质属性，为深入研究文化结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

(二)唯物史观为研究文化结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立场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化结构问题的核心优势，在于它超越了以往思辨哲学的抽象立场，首次把“人民群众”作为自身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在实践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体性，进而确立“群众利益”在自身文化观中的中心地位。在唯物史观论域中，“群众利益”的根本价值立场是在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实践主体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和不断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民群众与生产实践(包括文化生产)相互关系的考察发现，无论社会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存在多大差异，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文化产品的重要消费者。人民群众作为文化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成为文化市场的主要受益者。但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民群众却所得甚少，大部分劳动成果被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统治阶级所占有。资本主义之所以应该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就在于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有人民群众在物质与文化产品生产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权益，不断提高民众的教育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不均衡，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希望享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希望子女接受更优质教育的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从唯物史观立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来看，这些现象的广泛存在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相悖的。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权益，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国当前文化结构与民众文化生活样态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文化结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文化结构研究范式及时转换为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点，充分认识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必须始终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体现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01版。因此，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当前中国文化结构问题，不仅有助于构建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正确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拓展唯物史观的研究视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二、中国文化要素构成的现状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传播媒介的颠覆性创新，文化传播渠道更具开放性、即时性和广泛性特征，人们的信息、知识来源与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在中国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的语境下，多数人认同主流价值观。但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来源与利益关系多样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个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每个人都基于自身实际，自主选择价值观与文化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一元主导价值并存的价值多元化现实。近年来，国内比较流行的草根文化、边缘文化等文化形式，就是现阶段多元文化并存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现阶段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可以从时间、空间和主体等不同维度进行考察。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唯物史观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和界定，主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文明类型为标准。传统文化以家国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民俗文化为基本内核，追求社会等差秩序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现代文化是在工业化、市场化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崇尚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开放进取的理性精神。二者虽然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但在中国现阶段转型期文化结构体系中，既有现代文化的快速生长，也有大量传统文化因素的存留，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对社会变迁发挥重要影响。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与职业、收入水平各异的个体，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感受和认同存在明显差异，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评价与选择也相差甚远。一般情况下，生活在偏远乡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更易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生活在现代开放城市、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则更倾向于接受现代文化。在唯物史观看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基于不同的时空环境，彼此之间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别，但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现代化过程中，虽然现代文化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生存形成巨大挑战，使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但现代中有传统、传统中有现代，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在不断深化。充分发掘中国悠久、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繁荣的坚实基础。

(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本土文化主要是指本民族的文化，它是本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特殊文化形式，民族性是其主要特征。反之，与本民族文化存在显著区别的域外文化便是外来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族群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文化之间的重要联系。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尽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因为在现代开放社会条件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任何地方的本土文化都会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之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加快，本土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积极开展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合作，外来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这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进程中，既要看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差异化存在的客观实际，也要看到在开放社会条件下，外来文化大量传入及其对本土文化深刻影响的现实。应在推进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目标下，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既保证本土文化的基础地位，又积极主动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本土文化的品质与自我更新能力，对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主要指一个社会中由知识精英、政治与社会精英创造、认同、倡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的总称，对社会发展起着教化和引导的作用。大众文化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涉及范围极广，主要指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切合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文化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深入发展与信息技术飞速进步，大众传播媒介由传统媒体的单向性传播，转向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双向性和多向性的互动传播。这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播模式的巨大转变，改变了以前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打破了精英文化对舆论场、信息源与文化消费市场供给的垄断地位，导致“去精英化时代”的到来。*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第21页。总体来看，大众文化更多是一种消费型文化，在民众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现代社会，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对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等即时通讯工具逐渐整合互联网资源，使大众文化传播的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例如，智能手机的微信功能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网络资源以及在线交流沟通；网络主播(“网红”)凭借互联网技术平台与观众即时互动，其影响力与市场规模急剧扩大；网络文学的发展使更多非专业作家有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网上进行创作、营销，对专业作家、出版机构以及传统文化管理体制造成严重冲击。总之，对中国当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发展现状，应做更加具体的分析。大众文化早已深入人心，被许多人接受和认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但是由执政党主导的精英文化由于其特有的品质与社会功能，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必须警惕大众文化中某些低俗、暴力和色情等内容，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一方面在于加强网络法治，优化网络文化市场；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民众的文化品味与鉴赏力。近年来，党和政府已经日益重视网络文化的治理问题，先后出台一系列网络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引导和规范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十分丰富、形态多种多样，除以上几种主要文化构成形式外，还包含各种亚文化、道德文化、审美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党和国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制定文化政策的重要依据。

三、现阶段中国文化结构的基本特征

文化结构是由诸多文化要素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复合整体，它内嵌于特有的社会制度框架之中，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起到动力牵引和价值形塑的重要作用。中国现阶段的文化结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反映，其内容构成与表现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主旋律文化的主导性

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重视发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通过制定文化发展与文化管理的相关政策、法律，大力支持表现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模范人物与典型事件的主旋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出版发行，确立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这对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重组，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执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导文化发展的民主、科学与大众的前进方向，这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50页。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执政方位已经发生转变，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也更加深化、剧烈。根据新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发展的现状，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方略，对保证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紧紧围绕文化强国战略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01版。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加大对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媒介的管理，进一步强化了体现执政党意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产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展现中国成就、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文化艺术作品大幅增加，同时坚决抵制、打击与党和政府意志相背离的低俗、暴力、色情等腐朽文化的泛滥，对优化我国文化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内外双向开放性

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包括中国文化的系统结构，都是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这种文化系统在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及与其他文化系统进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总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特征。尽管不同文化系统的开放程度有所差异，但绝不存在完全封闭静止的文化结构体系。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结构体系的开放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对内开放，即自身文化构成系统内部不同文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开放，主要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突破区域壁垒，不断交流融合，进而形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全方位文化交织网络体系；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是指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不断地吸取其他民族、地区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与创新发展。当然，近代以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开放性程度差别极大。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尽管也受到外来文化的一定影响，但总体来说，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自我发展状态，其开放性非常有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是，这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开放性与国际化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与单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合作，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对促进中国文化发展进步，增进其他国家与地区人民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快速变化与深刻转型性

当前中国文化结构的快速变化与深刻转型性，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结构，包括价值观、文化内容、文化表达形式与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深刻的现代性转型。文化结构的转型是累积性与渐进性的，特别是作为其深层结构的价值观与心理特质的改变决非旦夕可成，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中外文化频繁交往、交流与交融过程，一方面与现代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结构已经生成，并日益成为主导型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继续以巨大的历史惯性影响国人的思想与行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渗透、此消彼长的现实，决定了现阶段中国文化结构快速变化的转型性特征。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能否完成文化现代化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国家(地区)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不断扩充自己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为我们廓清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也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南。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文化结构的三方面基本特征，涉及到文化的价值导向、历时性和共时性关系，以及文化的内容构成、表现形式等诸多问题。准确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与演进逻辑，对制定和实施可操作性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新时代中国文化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趋势

唯物史观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解读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演进趋势提供了根本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系统内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既随着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变化，也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挑战。在当前中国执政党文化发展战略日益明晰、文化结构总体上呈现价值观念多元化、文化产业集群化与文化形式多样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趋势已初见端倪。

(一)蕴含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市场份额继续上升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强调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政策基调下，执政党积极支持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生产与出版发行反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文化艺术作品，这进一步增强了体现执政党意志和价值观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近年来以《人民的名义》《超级工程》《创新中国》《大国重器》《战狼2》等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影视文化作品的热播与高收视率、高票房值，特别《战狼2》2017年上线以后，前三个月的票房就高达56.81亿元，*中国票房网：http:∥www.cbooo.cn/movieday，2018年5月30日。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主流文化产品的创作水平、公众认同度与市场占有率有了显著提高。而且，从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与文化发展战略视角观察，这一增长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继续保持，并且可能进一步提高。

(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供给大幅增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斗争日益复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做出具体规划。在这一政策背景下，阐释、宣传与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与文化产品快速增加。近年来,我国在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举措：第一，央视及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开播介绍、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国家宝藏》等节日，并取得良好的收视效果。*詹庆生：《纪录片年轻化要贴近更要引领》，《光明日报》2018年6月19日，第02版。第二，政府直接助推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旅小镇”建设，重点保护乌镇、周庄、西递、宏村等保持良好的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7年，第5页。第三，积极推进《复兴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编纂整理工作，继续加大对“京剧”与地方戏曲的保护力度。第四，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向世界其他国家民众介绍、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喜欢中国文化，并希望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提供平台。正是在上述一系列举措的作用下，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将持续增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将日益扩大。

(三)新媒体文化继续迅猛发展

新媒体文化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实践、情感体验与思考，被大众广泛接纳、积极参与、迅速传播的文化内容与形式的总称。作为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异军突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个性张扬的精神特质、草根性价值取向、交互式传播等特征。新媒体文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成机制和发展逻辑，以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的颠覆性传播模式、交互性自由表达的交流模式，为广大民众参与文化创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的参与者既是产品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也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其积极性、主动性得以充分调动。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移动终端技术的日益强大， 新媒体文化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世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化版图。中国也是如此，在国家文化政策支持、社会资本大量投入的推动下，网络基础设施和视频技术日趋成熟，促进了新媒体文化的技术创新、内容创新、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以新媒体为平台的文化创作、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与投资热点，参与群体不断扩大，产值、利润与社会影响迅速增长。目前，新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创新的重要引擎，对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完全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媒体文化必然继续迅猛发展，并日益深刻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对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四)文化产业化发展加快提速换挡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产业化发展要坚持落实新理念、对接新需求、培育新业态、拓展新市场的指导原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中国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不仅可以有效破解传统产业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及其造成的严重环境损害，还可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经济与生态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2016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0785亿元，比上年增长13.0%(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出4.4个百分点，占的比重为4.14%，比上年提高0.19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这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增长迅速，在GDP中的比重逐年攀升，对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征，表现为文化教育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日益加强，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文化产品走出国门的步伐加快等。*范周：《2017年文化产业发展趋势》，《青年记者》2017年第3期，第4页。这些特征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总体状况，也勾勒出未来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文化产业的信息化水平将不断提高，信息技术日益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教育、资讯、品牌推广、精准营销的主要阵地。*李凤亮，宗祖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与对策》，《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66页。例如，在影视领域，可以通过网络搜索、互动点评等方式进行数据统计，预测不同消费者的观影偏好，实现影视作品的精准营销，甚至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消费；在网络游戏领域，企业可以通过玩家的游戏体验来完善游戏产品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游戏产品的品质，还能刺激玩家的兴趣，延长游戏产品的生命周期；此外，随着VR技术、3D全息投影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图书馆、网络在线教育(如“超星视频”“腾讯课堂”等)、数字博物馆等的技术进步、内容开发与加速商业化，文化教育产品的数量、质量与消费体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第二，文化、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显著增强，突出表现为文化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渗透式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体现为“文化+”工程的深入实施，加速了文化、教育产业与农业、工业及相关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衍生出很多新的业态，也相应地拉长了产业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创新发展。如现在很多实体书店推出的“书店+自习室+咖啡馆+学术交流”的商业模式，形成了紧密连接的文化产业链，在增加销售收入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服务。第三，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上升，文化产品出口额较快增长。近年来，全球文化贸易总量持续扩大，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契机。*张玉玲：《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17年1月7日，第12版。尽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出口渠道狭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贸易额也将显著提升。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逐渐建构起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文化体系，使中华文化摆脱了以往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不断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在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优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中国文化结构的优化与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