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的要素测度及其政策设计*

王建华 杨晨晨 邓远远

一、 引 言

当前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生产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高度期望的同时，却面临着低发展水平、低满意度的困境(李铜山，2008)。在现行制度条件下，囿于过小的生产规模、分散式经营和缺乏市场连接，再加上政策的缺失及执行偏差，导致小农户安全生产动力不足(李淑文、任大鹏，2011)。而这些影响因素之中，政策的影响则是最为直接的(玛丽恩·内斯特尔，2004)。通过政策的调整，一方面可以分担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内部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成本，从而显著提高农业生产者供给质量安全农产品的能力和动力(王玉环、徐恩波，2005)。但是，农业生产者作为农产品生产主体，类型繁杂、数量众多，在生产投入品选择、生产标准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仅仅依靠外部监管往往难有成效，还需要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其内部的自律动机，因此科学地识别农业生产者的安全生产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差异化政策的设计，从而达到促进农业安全生产的目的。

近年来，国外有关农产品安全管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农户支付意愿和政府规制手段则是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在农户支付意愿方面，Ranganathan等(2011)利用选择实验方法，通过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棉花种植户和稻米种植户对于农产品价格保险的覆盖范围、保险时限、索赔的时间等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Gbadebo等(2011)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影响尼日利亚农户小额贷款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家庭规模、农场规模、性别、经营农场的利润、支付贷款的时间滞后期等。Mcintosh等(2011)利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分析了农户对气象指数保险的支付意愿。在政府规制手段方面，学者Starbird等(2005)基于委托(规制者)—代理(被规制者)模型分析，发现抽样检查政策和处罚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励食品生产者的安全供给行为。Antle(1995)则明确指出，在市场化环境下，信息披露对提高政府规制效率极为重要。Ozanne等(2001)指出，政府作为农业生产行为的外部监督者，受制于资源约束和执行成本，不可能对所有的生产者实施规制，因此政府需要提高规制效率以防范道德风险。

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政府规制方面。学者钟甫宁(2013)指出，政府的支持政策是扭转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市场监测机制约束力度不够、相关技术指导及培训的缺乏却严重阻碍了安全农产品的生产进程(郝鹏飞等，2011)。在“制度供给—新品种新技术需求—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新的产品市场”这一关系链中，技术发展落后、政府管理目标模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也对农产品安全生产产生了影响(徐桂鹏，2013)，尤其是政策短板在客观上会促使农户为达到未来预期意愿而产生很强的政策需求行为(李彪，2013)。而影响农业生产者政策需求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收入水平以及信息接收能力等(黄武，2010)。

综上所述，政策手段仍然是规制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研究观点是相一致的，但由于国情的差异，影响农业生产者政策需求的因素存在差异，而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且不够系统。对此，本文试结合我国五个典型省份986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户安全生产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及规制方向。

二、 理论框架与影响因素分析

1.理论框架

理性的农业生产者在进行生产时，会基于理性预期去判断成本和收益，以实现净收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当农业生产者生产不安全农产品时，单个生产者i一个生产周期的期望利润表达式为：

NRi=TRi-Ci

(1)

(1)式中NRi为期望利润，TRi为预期收益，Ci为预期成本。假定农业生产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出现问题被政府查出或被消费者求偿的概率用p1表示，事后追溯到是农业生产者的责任的概率为p2。Ci1表示农业生产投入的成本费用，Ci2表示向消费者支付的赔偿数额和政府对其进行的罚款。因此有预期利润表达式为：

NRi=TRi-[Ci1+(p1+p2)Ci2]

(2)

潜在的农业生产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是追求净收益最大化，即只有预期利润大于零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者才会生产不安全农产品。期望利润NRi与预期收益TRi正相关，与农业生产投入费用Ci1，被发现的概率p1，被追溯的概率p2，罚款和赔偿数额Ci2呈负相关。当前普遍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环境，市场失灵导致优质优价机制缺乏，不安全生产的预期收益等于安全生产的预期收益。因此预期收益并不能促使农业生产者选择生产不安全农产品，Ci1，p1，p2，Ci2是决定农业生产者不安全生产行为的基本因素。

Ci1，p1，p2，Ci2越大，越不利于促使农业生产者生产不安全农产品。然而，在我国现状下，这四项数值都较小。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 我国农业生产者主体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要特征，通过政府外部监督安全生产行为的执行成本较高，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农业生产实施质量安全管理。由于农产品固有的信任品的特征，食品安全问题由消费者发现的可能性较小，因此p1较小；(2) 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者来讲，在农产品市场中谈判地位低，一般为价格接受者。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为追求生产利润最大化，自然会减少生产投入成本Ci1。此外，消费者对农产品价格表现敏感，但对消费安全农产品的意识不强，对安全农产品“安全溢价”激励有待提升；(3) 由于我国追溯体系建设的较晚，市场的责任追溯能力较弱，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发生问题能追溯到材料环节的概率p2并不高；(4) 按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农产品，较少采用处罚机制，即使处罚，程度也比较轻，即Ci2小。

2.影响因素

从农户生产的角度来看，农户生产的政策需求主要受到了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及上述理论框架，具体影响因素可以引申如下：

(1) 个人特征。农业生产者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打工经历等。不同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使得社会经历和生活经验也千差万别，对事物的认知、效用函数的衡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别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其他因素可以做如下假设：年龄越大，对质量安全生产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就越有限，风险规避意识越强；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决策能力；有出外打工经历，信息来源渠道变多，影响认知的转变。

(2) 家庭特征。农业生产者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农业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一般来说，家庭人口数越多，经济压力增加的同时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大，越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成本在农产品安全生产，同时对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积极性越高，对农业生产销售更加敏感。

(3) 生产经营特征。生产经营特征主要包括种植规模、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产品销售困难程度、生产经营性质等。种植规模越大，对农业生产经营越重视，生产成本投入较多，一旦出现生产问题，预期损失相对较大。农业生产参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管理、投入品购买有统一的培训和指导，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重要性了解更深入。农产品只有实现销售，才实现生产的价值，一旦销售受阻，将会影响生产意愿。纯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高，对改善生产条件的需求更多。

(4) 政策规制因素。政府规制主要包括质量安全支持政策、规制处罚、安全农产品检测等。一般来说，政策越能满足安全农产品生产的要求，农业生产者政策需求的可能性越大；当然现有政策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其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者的政策需求。

三、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2-3月江南大学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寒假期间进行的专门调查，以及2017年7月对相关调查点进行的跟踪性调查。调查涉及农户基本特征、生产态度、农业生产经营特征、政策需求等方面的信息，采用随机抽样、分层设计和一对一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法。本次调查综合考虑我国地理位置和农产品品种分布的差异性选取了以小麦为代表农作物的河南、以蔬菜为代表农作物的山东、以水稻为代表农作物的江苏、以油菜为代表农作物的浙江和以大豆为代表农作物的黑龙江等五省份，并在这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基础上根据农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确定第二阶段抽样的县(市)；然后在第二阶段抽样的样本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作为第三阶段的抽样地区。总样本分布于5省，21县市，35村，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93份，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问卷7份，最终获得986个有效样本，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6%。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1描述了本次调查的受访者的基本统计特征。在受访者中，男性比例为59.84%，比女性样本比例高出将近20%；年龄分布在26-45岁间、45-60 岁间的农业生产者比例分别为35.60%、41.58%，构成了样本的主体；初中及以下学历状况居多，占总体样本比例的78.91%；受访者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2-5万元间，占68.05%。受访者中，家庭人口数为4人与家庭人口数为5人及以上的农户比例相当，分别为34.38%和33.98%。

2.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政策需求意愿现状

朱玉春等(2014)依据条件价值评估理论，利用调查问卷对农户的农田水利设施需求意愿进行测度，认为若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能够满足农户的需要，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无需求意愿；反之，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有需求意愿。在本次问卷设计中将“缺少定价权”、“缺乏市场信息”、“缺少资金”、“缺少先进生产技术”作为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选项，若农业生产者认为在生产中这些困难阻碍了其进行安全生产，那么就认为农业生产者有这些方面的政策需求，反之，无该政策需求。

表2 需求意愿表达结果

(1) 提高定价权。调查中50.1%的农户表示迫切需要提高定价权。价格结构对再生产的数量及结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高艳等，2010)，同时影响配套技术和推广服务的质量。在农产品市场交易过程中，成本影响价格，但并不决定最终价格。由于固有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农业生产者往往借助中间商实现自身与市场的有效互动。王益松(2010)认为目前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结构为消费者人数、生产者人数众多，但流通环节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造成流通环节中营销频繁，加码加价，企业最终成为价格制定者。农业生产者生产高质量农产品的利润和动机下降，最终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

(2) 市场信息。数据分析显示37.7%的农业生产者认为存在市场信息方面的需求。信息在农产品市场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详细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农业生产者了解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行情，制定营销计划。对于大多数农业生产者来说，信息的缺乏、信息的不对称及信息失真等问题增强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制约农业生产者增收。目前中间商是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表明拓展其他信息渠道是十分必要的。

(3) 先进生产技术。39.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生产安全农产品的阻力之一是缺少生产技术指导。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严格，需要农户掌握一定的技术。人们对食品质量关注度逐渐提升，农民生产面临的挑战更大，生产与市场的刺激使农民渴望了解现代农业技术。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从上到下”的技术推广和服务体制，已远不能适应农户的技术要求(王瑜等，2007)。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且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必须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支持，以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4) 资金支持。22.2%的农户指出资金的缺乏阻碍其参与安全农产品生产。充足的资金是生产顺利开展的基础，农业生产者自有资金短缺，多数金融机构逐利的特性，决定了其业务对农业生产资金有限的支持。而获得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属性需要额外的生产成本加持(Shavell，1987)。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利润却远远低于普通农产品。政策的资金扶持和补偿机制可有效的改善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意愿不足的问题。

四、 安全生产政策需求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分析的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政策需求意愿，是指农业生产者为了推动自身安全生产的政策需求。根据前文所做的分析，农业生产者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政策需求意愿可能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农业生产者的个人特征变量(PC)；家庭特征变量(FC)；生产经营情况变量(BC)；政策因素特征变量(PF)。由于本文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者的政策需求意愿，主要考察当前是否有某项政策需求，其最终结果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离散选择问题。除此之外，二元Logistic 模型是分析个体行为影响因素较为适宜的模型。因此本文选择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用以验证安全生产政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显著性及其作用方向，模型设定成以下函数形式：

Yki=f(PCki,FCki,BCki,PFki)+u

(3)

P(yi)表示第i个农业生产者的第k种政策需求的选择情况，u表示随机扰动项。k=1表示农业生产者有第k种政策需求，k=0表示农业生产者无第k种政策需求。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f(y)=py(1-p)1-y；y=0，1。其表达形式为：

(4)

(4)式中，Pi表示被解释变量，指农户安全生产中某政策需求发生的概率，Xij表示解释变量，指第i个样本第j项影响因素，βj表示第j项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其取值等于意愿机会比例的变化率，正的系数表示该自变量对安全生产政策需求意愿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越大，代表他们选择该政策需求的概率越大(白斯琴等，2015)。α为回归截距，n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所涉及的变量的含义，赋值解释说明见表3。

表3 模型所涉及的变量说明与解释表

续表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和估计准确，Logistic回归分析前，需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依次轮换因变量，得到每个自变量的VIF值。结果分析得出：最大的VIF值为1.834，远远小于上限值10，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适用于回归估计。

五、 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分别建立“提高农产品定价权”、“提供各种市场信息”、“提供一定的资金扶持”、“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培训”共4个二元Logistic模型，得到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利用SPSS.19.0软件中Binary logistic 功能，采用“Backward：Conditional”回归方法，选定变量标准水平α=0.05，剔除标准水平α=0.10。为了避免在Logistic 模型中，Nagelkerke R方或-2Loglikelihood值的适用性较差的问题(刘同山等，2014)，本文选用Hosmer和Lemeshow检验作为方程拟合优度的指标。四个模型的Hosmer和Lemeshow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远都大于0.1，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估计结果(由于变量过多，表中只显示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性影响的解释变量)如下：

表4 影响农产品定价权需求政策的实证结果

在模型Ⅰ中，家庭年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性质、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销售困难程度、认证意愿以及对政府促进生产的评价与农产品定价权的政策需求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越高、农业生产经营性质越倾向于纯农业、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产品销售越困难、有机认证意愿越积极以及对政府促进生产的评价越正向的农业生产者对提高农产品定价权的政策需求意愿越强。从调研情况来看，农业生产者家庭年收入越多，其收入来源较为广泛，市场参与度高，熟知市场规则，因而对于定价权的要求增加。农业经营性质越倾向于纯农业，说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业务较为单一，更加需要农产品定价权规避风险，保证利益。农业生产者选择合作是为了提高自身在农产品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之后，各项措施和服务比较完善，当然经营成本相应上升，自然会对定价权有所要求。参加有机认证的意愿愈强，在生产过程中各项标准趋于严格，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高，需要定价权凸显其价值。当农业生产者对安全生产政策有积极的评价，说明自身对安全生产的政策满意度较高，希望借助于提高定价权的政策加大促进安全生产的形势和力度。而种植规模、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属地政府是否开展培训与提高定价权的政策需求呈负相关，即种植规模越大，说明农业生产者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收入，收益路径较为稳定；规模越小，自给倾向越高，限制了价格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展开过培训，安全生产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主动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越强，一般越会采取安全生产的模式，因此市场反响较好，对价格方面关注较少。

表5 影响市场信息政策的实证结果

在模型Ⅱ中，是否有打工经历、农产品销售的困难程度和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愿望对农业生产者的市场信息需求政策意愿具有正向的解释作用。打工经历使得农户见识较多，头脑更为活络，同时也更能认识到市场信息对生产经营的重要性，因此有过打工经历的农户对于提供更多地市场信息的政策需求较高。当农产品销售愈加困难，农业生产者就越需要市场信息帮助其作决策，分析市场环境，了解价格变化方向，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在主动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愿望下，农业生产者会更快的提升知识处理能力，从而增强了信息的接收和捕捉能力。当主观能动性越强，尝到信息带来的“甜头”，反过来通过信息来增强自身实力的愿望也就越强。而家庭年收入、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收益、对农产品进行检测和政府制定的生产种植标准的政策措施对该项政策需求意愿呈负相关的关系。家庭年收入越多，说明其市场资源广泛，或者其兼业程度较高，主动寻找市场信息的动机较强，使其对市场信息政策的需求弱化。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内信息网络较为发达，自然导致其对市场信息的需求下降。当生产安全农产品收益越高，说明受到市场的青睐，自然不会为获得市场信息困难而发愁。政府实施的一揽子促安全生产的计划，包括对农产品进行检测、政府制定生产种植标准指明了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导致其对市场信息的政策需求的下降。

在模型Ⅲ中：农业收入比重、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保证安全生产的监管政策对资金扶持政策需求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话，即家庭生计倚靠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活跃性较高，所以对于资金政策有偏好。保证安全生产的监管政策一旦到位，农业生产者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成本增加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者对资金扶持政策的迫切需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一定程度上鼓励农户的生产。而年龄、打工经历、家庭年收入、种植规模、安全农产品收益、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及相关部门提供生物农药补贴措施负向影响农业生产者对资金扶持政策需求意愿。年龄越大，其增加家庭收入的动力较弱(兰庆高等，2014)，农业生产关心的程度反而越低(余志刚等，2011)，对于资金的未来消费能力下降，承担风险能力下降，因而对资金扶持的政策需求意愿较弱。农业生产者有打工的经历，在思想和意识上对外部事物的控制能力更大，拥有更加广阔的眼界和思路，对资金需求也会降低。种植规模越大，意味着有一定的资金支撑。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容易理解。当认识到安全农产品的市场收益较高，相应的对于资金扶持以及补偿政策需求减弱。对于农产品未来的市场有很好的预期，主动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农业生产者可能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对资金需求不强。

表6 影响资金需求政策的实证结果

表7 影响生产技术培训政策的实证结果

在模型Ⅳ中，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只剩下农业收入比重、销售困难程度、安全生产的态度等7个变量。其中农业收入比重越高、销售困难程度越大、安全生产的态度越积极、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越强以及政府开展有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使得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培训的政策需求意愿越强。农业收入比重越高，说明农户一般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先进的生产技术往往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收入的增加。销售困难程度越大，农业生产者考虑从源头找原因，即安全生产技术不达标导致产品不受青睐，从而促使农业生产者关注生产技术培训的政策。安全生产的态度以及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导致其对安全生产技术的青睐。政府开展的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能够使得农户对安全生产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促使其产生通过参加培训来进入安全生产的轨道的想法。对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引导的形式与力度的评价越为正面，说明农户对现有的引导政策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因而对培训的需求减弱。当属地政府提供生物农药补贴，侧面反映出政府安全生产氛围的营造很到位，因此需求不高。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本五省986个分散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安全农产品生产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政策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政策需求，且不同因素对不同政策需求影响有所不同，这与本文的研究预期基本一致。该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对现有政策进行优化组合。结果显示，目前已经存在的政策如属地政府是否开展培训、提供生物农药补贴等，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者对政策的需求，因此，在了解农业生产者新的需求同时，应立足于现有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以减轻政府政策制定的压力。

二是制定差异化的规制政策。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特征的农业生产者对于不同政策的需求不同，政策的差异化可以有效满足农业生产者的不同偏好。但政策的差异化需要以对农业生产者不同维度的细分为基础，同时，还要对如何防范差异化政策可能导致的权利滥用问题进行思考，有待后续研究进行解决。

三是增强农业生产者对政策的认知与了解。农业生产者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主体，农业安全生产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他们。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加大对农业生产者宣传教育力度，使他们的行为能落到实处，并高效地参与到政策执行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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