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一捆矛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书写

高一丹 空军工程大学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作家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使他获得类“中国古代圣贤”的声誉。林的成功与其采取的话语体系和阐释路径息息相关。

一、“幽默”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为了消解传统文化中严肃和古板的一面，林语堂创造了以“幽默”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并进一步指出“幽默”实际上是一种“亦庄亦谐，其心存在于悲天悯人”话语方式。(林语堂，2010：232)其幽默话语体系促使对原文的“边译边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孔子《论语》的改写。在林语堂心中，孔子并不是那个“缺乏人味，完美的圣人”(林语堂，2010：76)，而是一个富有七情六欲，性格饱满的“真人”，在林的著作中，孔子走下了“神坛”，回归到“众人”当中。例如，他想象孔子见南子的情形：在《子见南子》中，孔子起初想要在南子那里印证他的理论，然而在见到南子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已被南子的自然之礼征服。这样的改写并非为了讽刺和调侃，而是以幽默的方式描写出：孔子，与普通人一样，也会在自然情感与礼仪道德之间挣扎和不安，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情”。除此之外，林语堂在编纂《孔子的智慧》时，还精心选取孔子贴近人情的实例，赋予了孔子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审美意识。他时而善感多情，时而又嫉恶如仇，在最落魄的时候不忘音乐，依然弹奏弦乐以自娱。林语堂以幽默的手法重写《论语》，又以自己的理解对孔子及其言行作注，将孔子还原成一个富有智慧而情感丰沛的“真人”。这样一种轻松的讲述方法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日常活泼的大众化阐释方式

在译介中国文化时，林语堂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他不是亦步亦趋的翻译典籍和经史，而偏向介绍生动的历史人物和日常趣事。例如，他这样解释翻译《浮生六记》的原因：“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处事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沈复，1999：17-18)他翻译亭台楼阁，听风赏月，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这背后蕴藏着中国人自身的世俗哲学，即能从日常生活中也可获得审美情趣和人生智慧；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了当时美国普遍弥漫的一种焦虑情绪：繁荣背后是精神家园的缺失。而林认为中国文化中精致悠闲的近情精神是最好的礼物，且“东方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被同化，丧失的感受也迎合了现代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焦虑”。(李欣颖，2017：17)

其次，林的大众化阐释路径还体现在其译本中的对话性。通过译者显身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原文本，接受语读者以及译者的对话空间，这使其不局限于归化和异化的具体标准，而是随时随地与读者、原文作者进行交流。例如，在翻译中国特有器物时会采用典型“异化”和加注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这些中国独有的器物承载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和智慧，因此以“音译”方式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介绍中国哲人时，他倾向于“归化”的做法，将老子、孔子比作古希腊哲学家，以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感以及潜在的抵触情绪。这种译本的对话性消除了潜在的分歧，更好地实现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三、结语

林语堂的创造生涯中一直尝试着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打破时代的束缚和国籍身份的限制，展现自己所理解的世界和文化。与其说林向西方读者展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说他展示的是现代人林语堂的文化理想空间和个人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