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女性形象建构问题反思
——以纪录片《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为例

林文 王昕曈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纪录片《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以其特殊的性别视角获最佳纪录短片奖，由此“荣誉谋杀”事件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关注。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女性形象，正是巴基斯坦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现实生活的真实映射，进一步引发了对巴基斯坦女性生存现状，尤其是巴基斯坦女性话语权的思考。

一、荣誉抹杀概念界定

“荣誉谋杀”也被称为荣誉处决，通常指“家庭男性成员对家庭内部被认定为使家庭受到羞辱的女性成员的谋杀行为。”女性被其家庭(内部成员)认定为谋杀目标的原因包括：拒绝家族包办的婚姻、被性侵犯、企图离婚——尽管其男性配偶有虐待行为——或(被声称)有通奸行为。任一可认定某女性的行为已使家庭受到羞辱的观点都能够引起对其生命的攻击性行为。

据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统计，2004年至2006年巴基斯坦共计发生谋杀案1025起，其中荣誉谋杀案件达987起。据奥瑞特妇女基金会统计，2009年1月至5月，仅该地区就有90名女性因“失去荣誉”为由而被谋杀。而在巴基斯坦四省区的偏远山区所发生的同类案件罕有上报，因此，因“荣誉”而被谋杀的受害者人数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透视多起案件中犯罪者的犯罪动因，“荣誉谋杀”均以男性家庭成员的荣誉受损为前提，家族中女性的服饰、行为、言论、思想、性和身体构成贞洁的表征符号，任何威胁男性符号话语体系的行为都将被严格禁止。在荣誉谋杀犯罪中，我们时常见到谋杀女儿的父亲以及杀死妻子的丈夫，由此巴基斯坦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符号化话语体系，用以彰显男性的身份和存在。

在犯罪者的采访资料中，犯罪者对罪行供认不讳，但鲜少有人表现出悔意，男性犯罪主体通过谋杀失去“贞洁”的女性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家族的荣誉，他们为自己而骄傲，亲情，爱情等相关感性因素被淡化。由此看来，荣誉谋杀折射出的是强烈的父权统治思想：男性是荣誉的主体，是话语力量的掌控者，女性是荣誉的价值客体，是荣誉冠冕下的牺牲品。

二、《河中女孩》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基于纪录片纪实性特征，影片在叙事过程中所展现的女性形象更接近现实，从女性本身出发，利用多方角色映衬，建构出的女性形象丰满且极具生命力，力避电影、电视剧中的戏剧张力与大起大落，在真实事件的进展中潜移默化地展示巴基斯坦女性形象的突出特征。

(一)主角形象的塑造

1.人物定位的典型性

主人公Saba是一个普通乡村家庭的女孩，热爱自由，向往爱情，这是巴基斯坦年轻女性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形象。影片的人物定位使用了一种同中求异的方式，利用平凡形象的对抗性塑造典型性，打破典型事件，唤起受众普遍共鸣。

片中Saba由于父母嫌弃男友的家境而与男友私奔并结婚，她本应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却遭到了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她的父亲和叔叔残忍地向她开枪并抛尸河中，但她凭借自己仅存的力气从河中艰难地爬了出来并勇敢求救，最终捡回性命。她也成为了荣誉谋杀案件中极少的幸存者，成就了典型事件中的非典型结果。影片的主角形象塑造就在这一组典型和非典型因素里从平面走向立体，成为片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关键。

2.反抗意识的突出性

挑战社会权威的形象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受众市场和情感共鸣，当这个角色变成女性，也就彰显了为自己“赋权”的女性主义价值观。主人公的反抗意识成为了主角形象的关键点，第一次反抗，背着父母跟男友私奔并结婚；第二次反抗，从死神手中争夺回自己的生命；第三次反抗，坚持起诉父亲和叔叔，拒绝撤诉；虽然第三次反抗以失败告终，父亲和叔叔被无罪释放，但这种反抗的意识却十分鲜明。总体上，从坚决不撤诉到撤诉态度的转变，给予了片中女性人物形象更为深刻的现实性内涵和寓意。

(二)片中男性形象对女性形象的辅助作用

1.父亲角色

影片中的父亲坚定地维护着自己所信仰的“荣誉”，就算在入狱后也对自己所做之事毫无悔意，认为Saba是该死的。这种极端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构成了影片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关键点。“荣誉谋杀”中犯罪者这种极端的犯罪心理正是父权制社会下对女性极端压迫的体现，但身处于这个社会思想浸染下的男权主义者无法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将女性摆在男性的附属位置上，女性的主体性被无限压抑，长期发展下来，成为社会体系中的群体共识，很难更正。这极大地压缩了女性的话语权和女性主义的发展空间，基于此种社会环境，女性的附属品形象成为刻板印象，打破女性刻板印象即被视为侵犯荣誉。

2.社区长者形象

社区中的长者决议是最终使Saba屈服的原因，这个团体形象代表着巴基斯坦社会体系中的最高权利所在，巴基斯坦社区中这种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依附性非常强，独立家庭需要服从于社区的整体，社区委员会的长老们，名义上以帮助解决社区困难为原则，但实质上却是整个父权制体系的维护者。他们不仅是巴基斯坦社会中男权意象的表征，还是对巴基斯坦男权体系的映射。

3.丈夫形象

Saba的丈夫与Saba真心相爱，他们有着相同的反叛精神，是新时代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人，就算被枪击后的Saba美丽的面庞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他也依旧爱她。这个形象是独立于其他压迫性的男性形象而存在的，他象征着平等，象征着对女性的尊重。通过丈夫的形象，从两性视角出发对片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诠释，彰显了女性获得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三)非主角女性的形象塑造

1.母亲角色

Saba的母亲虽然非常心疼女儿的遭遇但却无能为力，在经历了几十年巴基斯坦父权思想的浸染，她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她所能做的也只有接受。她安于现状，接受着来自丈夫的决定，维持着自己想象中的美好生活，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中老年巴基斯坦妇女的真实写照。

2.姐姐角色

弗雷泽曾说男人造出神，女性崇拜神。同为年轻女性，Saba的姐姐与Saba截然不同，她缺少对女性的同理心和怜悯。影片中，她认为妹妹让家族蒙羞，所以她该死。她对女性争取自由的行为嗤之以鼻，采取绝对的男性价值观视角看问题，已经彻底成为男权的附属品，再现了巴基斯坦女性的悲哀，也是影片中女性形象缺乏自身主体意识的深刻体现。

影片将主角形象和极端的男权形象塑造成两个对立面，以非主角女性形象的自我局限反衬主角形象的反抗意识，以平等的男权形象作为辅助诠释的要素，多方凸显了片中女性形象saba的复杂性格特点。

三、巴基斯坦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从不同维度阐释了“女性气质”模塑的过程和延续的原因，“她”并非与生俱来，是女性在“文明”的规约下，“洗涤”和“内化”的结果，而这个“文明”恰恰是由男权文化所主宰。由此，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成为了被男权文化所异化的非女性本身自然发展而来的女人，她戴上了文化的面具，彰显着制度、思维方式、知识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女性对自身加以限制，使自己成为客体，依附于男性而存在，通过男性寻找自己的价值所在，将女性推向自我异化之途。

在荣誉谋杀中，巴基斯坦女性成为了道德领域的附属品，却仍有身处事件外的巴基斯坦女性觉得心安理得。影片中主人公姐姐形象的塑造就说明了这一点。她无法意识到妹妹的行为也是对自己身处的困境的解放，反而责备、厌恶她。体现了其主体性的丧失，完全沦为男权思想的从属与附庸，失去了自己追寻自由和探索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荣誉谋杀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在巴基斯坦宗教文化、历史、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结构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恰好印证了“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一观点。巴基斯坦女性长期被宗教规范束缚，被家庭要求维持其固有地位，长此以往，形成的刻板印象很难改变。

四、影片社会现实意义的思考

(一)唤醒女性打破他者地位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提到过家庭对女性他者地位形成的影响，她认为，婚姻束缚了女性的人身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夫从子的观念将女人的希望从丈夫转移到后代的未来上，丧失了对自身美好价值的追求，从而将自己长期束缚在他者地位上。想要打破他者地位，女性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争取自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在肯定自身的基础上实现他人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肯定，推动女性权利和价值的自我实现。巴基斯坦女性主体意识的封闭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家庭的束缚，走出家庭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虽然有了初步的反抗意识，但仍局限于家庭，体现出巴基斯坦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

(二)推动女性群体解放

由于自由在女人身上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所以它只能在反抗中本真地承受，这是向没有可能建造任何东西的人打开的唯一道路，他们必须极力突破处境的限制，竭力开辟未来之路。逆来顺受只是放弃和逃遁，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我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大量女性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然而，基于个体的进步却难以形成整个世界的共识，实现巴基斯坦女性解放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而是群体意识的共建，它时刻需要对话者。影片在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树立了女性解放的意识，宣扬了女性主义思想。

(三)助力社会现实

2000 年打击荣誉谋杀的《保护妇女法案》在穆沙拉夫执政初期由联邦政府首次提议，却在巴基斯坦“一波三折”，尽管于2006年底艰难通过，却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反而屡遭司法机构和军队势力的阻挠，这一犯罪行为仍频繁发生，司法处置倾向持宽容态度。巴基斯坦女性还将长期处于压迫地位之下。影片播出后，来自巴基斯坦人权主义组织进一步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诉，推动巴基斯坦女性解放的民主进程。

荣誉谋杀不仅仅是单纯的暴力犯罪，“谋杀”象征着不单是一方生命的截止，还是对阶级话语权的压迫和扼杀，巴基斯坦社会中男权独大的话语体系是对巴基斯坦女性的迫害。女性想要真正获得独立，实现解放，不仅要打破传统的父权制体系，还要跳出他者地位，实现对自身的束缚的挣脱，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