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中国的作用*

于津平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承担着制定贸易投资规则、协调各国政策、解决国家间经贸争端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得十分重要。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自2017年特朗普任总统之后，消极参与全球治理，公然违背国际规则和已有承诺，不断挑起贸易争端。在短短的一年里，美国陆续退出苦心经营八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退出成员国多达195个国家的《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单边主义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压。2018年伊始，美国对华贸易纠纷升级，从限制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进口，到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再到单方面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涉案金额500亿美元的1333种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如何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关系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亡的重大问题。

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但美国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为已经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僵局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既有的运行机制的缺陷和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抬头。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大力推进国内市场开放；与此同时，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抑制美国发起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落实理念的行动以及应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陷入困境的原因

全球治理是指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共同利益而制定人类活动的一系列规则体系以及为实现这些规则而进行的具有跨国影响力的控制活动。①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是针对个人、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制定规则和实现规则的行为。

“二战”结束之初，为重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44国代表签署协定，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6～1947年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围绕贸易自由化问题开展了多次谈判，最终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此之后，虽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展成为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但“二战”结束之初形成的许多核心治理规则并未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欧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规则的制定。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暴露出许多缺陷，一方面不能满足全球化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面治理组织自身的变革困难重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成员国数量和治理议题数量增多。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是全球经济治理组织成员国数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第二是全球经济治理议题越来越敏感，对成员国国内政策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一方面，传统多边治理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削弱了欧美发达国家在组织中的主导能力和参与积极性。“二战”结束初期，基于避免战争重演的需要，以美英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愿望。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生产总值和60%以上黄金储备的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美欧发达国家在推动这些组织的发展上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美欧发达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主导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经济治理组织成为发达国家在全球获取利益的工具。接纳更多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因为加入的成员越多，发达国家获取利益的地域范围越广。当然，在此阶段，发达国家也愿意为全球治理提供部分公共产品，以此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体系；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缺乏话语权，但为了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甘于接受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而不断增加，并逐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治理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组织中的既有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在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正式生效的1948年,参与成员仅有23个国家。在WTO替代GATT的1995年，参与成员扩容到128个。目前，WTO的成员国已达到164个。随着发展中国家成员数量的增多，WTO成员国诉求的差异越来越大。WTO以协商一致、无歧视和国民待遇为原则，按照既有的规定，在现有的成员国规模下，WTO的改革议题至少需获得109个成员国的许可才能获得通过。WTO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调整面临着既有投票规则的制约，这是导致WTO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与各国国内治理议题的边界模糊化，对全球治理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在“二战”结束初期，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少，各经济治理组织关注的议题较为集中。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条款基本都是与商品贸易自由化有关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以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合作、维护汇率稳定和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为宗旨。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各国重建和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援助或贷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涌现出大量的新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职能也因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将新的议题纳入治理的范畴。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现有的治理议题不仅涉及商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议题的导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缺失，并为促成各国达成共识提供了筹码，但也增加了治理组织的负担，挑战了治理组织的治理能力。诸多新的议题已经涉及各国国内政策层面，这与关税减让等传统的边境措施改革有着很大的区别。

2.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在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变得十分便捷。跨国公司为了利润将原本只能集中于国内或企业内的生产活动拆分成诸多环节，将其布局到世界各地。各国按照不具有跨国流动性的制度优势和特殊要素优势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产品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生产过程的全球化进一步促进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功能。国际贸易由自然资源和最终消费品的跨国交换拓展至生产和消费全过程，中间品贸易和生产服务贸易迅速增加。

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命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调整都会对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其他国家的生产活动和分工地位产生影响。正因如此，为保证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的效率性、公平性和稳定性，有必要将原本属于各国主权的国内政策纳入全球治理范畴。然而，由于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和发展问题不同，各国政策与法律的差异性很大，要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统一的政策规则十分困难。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3.各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大约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越来越强，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窘境。但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已经获得的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垄断权力，极力阻碍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议题采取否定或拖延的态度。

在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美欧少数国家拥有的权力与其当今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目前美国拥有的投票权份额为16.52%,由于该组织规定，任何重大决策必须获得85%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这就意味着任何美国反对的方案都不能获批。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5%，约为美国的60%，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仅有6.09%，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4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却超过中国，为6.15%。全球经济治理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缺失致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治理需求难以得到响应，引发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4.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收益不平衡现象体现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各个层面。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担心在全球化中失去利益的国家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然而，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依托其廉价的劳动力、制度和自然资源等特殊要素的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一些发达国家则因企业生产活动和资本的对外转移，国内经济陷入增长的困境。质疑全球化利益和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公平性的观点开始在发达国家滋生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输家，贸易伙伴不公平的竞争和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对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和贸易伙伴国频繁发出警告，以此胁迫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张做出让步。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特朗普固执地认为现有的贸易规则和中国的做法对美国不公平，使美国失去了应得的利益。2017年8月，美国依据其国内贸易法的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展开调查。2018年3月23日根据调查结果，宣布将对涉及中国的航空、信息与通信技术、机械等行业的500亿美元进口额的产品征收25%的附加关税。2018年4月3日公布拟征关税的1300余种商品的税号。中美贸易摩擦因特朗普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行为而急剧升温。

全球化对不同企业或不同个人带来的利益不会均等。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迅速增加，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不足35%增加到2010年的近50%。②全球化在给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丰厚收入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使得部分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惨遭淘汰，部分劳动者也会因其所在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失去就业的机会。一般而言，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个人会因全球化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和个人则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反全球化的声音主要来自全球化的受害者，一旦受害者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使该国的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走向“逆全球化”。虽然限制贸易和投资自由不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最优方法，但当国内收入再分配政策未能化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社会矛盾时，收入差距扩大可以演变为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这就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能仅关注市场的效率，还应注意全球化下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和道义性。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尽管目前全球化进程受阻，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条件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保障。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将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在一起，面对当今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各国应该携手协力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抑制逆全球化的危害。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本质上反映了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美国无视全球治理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正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全球经济治理应当沿着民主治理、组织多元和目标包容的方向变革。

1.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由大国霸权治理向共同参与的民主治理转变。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霸权式治理模式已经过时。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财政赤字高企，没有能力和意愿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充足公共产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视国际贸易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更是影响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对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在此背景下，旧有的由少数发达国家利用已有的投票规则，强行推行对自己有利但轻视其他国家利益的多边体制已经难以持续。在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多边组织的情况下，全球治理的途径只能是国家之间的协调。③全球治理规则的调整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所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成员国都应摒弃只顾本国利益的治理观。只有相互关注彼此的重大利益和重大问题，才能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和合作领域，才能打破传统多边治理体系的僵局。作为传统的发达国家，应当正视世界经济力量和自身能力的变化，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向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主动为落后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广泛参与多边治理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应当积极利用全球资源，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遵守多边体系规则，兼顾发达国家的诉求，努力提高全球治理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的能力。

2.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形式趋于多样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合作蓬勃发展，由非政府组织、社会机构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的新型治理组织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论坛将具有区域代表性或全球代表性的国家集聚在一起共商治理方案。这些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与传统的多边治理体系在运行机制上存在较大的区别。传统多边组织制定的规则具有国际法效力，对成员国行为施加强有力的约束。④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组织通过既定的程序负责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并设有常设机构监督规则执行、仲裁成员国的争端。⑤区域合作协议以及由若干个国家或社会组织创办的合作论坛主要通过参与成员的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尽管区域合作协议的条款不受国际法保护，对于成员国是否严格执行协议往往缺乏强制的约束，但在传统的多边治理组织陷入变革僵局的背景下，具有灵活性的区域合作和对话方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长远看，这些形式的合作与多边全球治理体系努力的方向一致，对多边体系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作用。首先，区域经济合作在伙伴国选择和自由化措施选择上具有灵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足，满足各国更高层次合作的需要。其次，成功的区域合作经验可以推广至多边体系，可以成为通向更高层次多边合作的台阶。⑥再次，成功的区域合作模式也会吸引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并有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为全新的全球多边合作组织。最后，区域经济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区域经济治理问题的解决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在现有的诸多论坛中，G20论坛最具代表性，该论坛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论坛达成的共识对于促进各国协力解决全球问题、推进多边体系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区域合作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弱化多边治理体系。排他性的区域合作本质上存在歧视性，虽然被多边体系规则所许可，但与多边体系的最惠国待遇和无歧视的基本原则相悖。区域合作的兴起也会削弱各国对传统多边体系改革的关注和依赖，部分国家或区域集团也可能会因此无视多边体系的规则，导致多边体系权威性下降。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应当加强新型治理方式与传统多边治理体系的相互协调。传统的多边经济治理体系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应继续发挥其在机制化运行、解决争端和制约贸易保护主义上的制度优势。新型的全球治理模式应在多边治理体系规则下展开，在区域治理模式尚不能完全替代多边治理体系的阶段，应该维护多边治理体系的权威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治理将会出现多样化组织形式并存的格局。

3.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政策边界日趋模糊，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要求越来越高。伴随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家间的商品流动、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加快，各国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一国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企业跨国经营以及要素的流动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将原本属于边境内的国内政策纳入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协调的范畴极有必要。实际上，近年来各国对伙伴国政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度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担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经成为多边体系、区域协定和G20论坛的重要议题。⑦然而，原本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国内政策一旦被纳入全球经济治理议题，国家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就会大幅增加。制度、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国内治理的模式不可能完全一致，从国内需要考虑，任何一国都希望保留国内政策选择的空间。但从全球视角考虑，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规则，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各国之间的政策纠纷就不可避免。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矛盾因此而产生。

经济全球化下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障碍越来越小，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各国国内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资本的快速流动加大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引起其国内普通劳动者收入下降；高污染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集聚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恶化；长期的贸易赤字和资本外流导致部分国家外债高企。针对不同的国内问题，各国有必要采取有区别的政策。全球经济治理不应仅仅着眼于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应关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帮助各国解决现实困难或允许成员国保留一定的国内政策空间去解决自身的特定问题。在处理规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设定一定的临界条件，允许成员国在遭遇严重的困难时采取特殊性的措施。国家之间的发展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国内治理规则可以照搬到全球治理体系或其他国家。立足于各国的现实，构建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相互包容、互为补充的关系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主题和方向。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一方面，立足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主动承担全球经济治理责任，贡献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在努力通过对话化解贸易纠纷的同时，不放弃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抑制经济大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选择和应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将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1.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跨境流动日益便利化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各种文化相互交汇。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极大增强了国家之间的利益互补性，各国的发展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应集聚各国的力量聚焦治理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奉行市场竞争效率至上，强调规则的公平性和无歧视性，但轻视了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人类发展的道义，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视为必然的竞争结果。在传统治理理念下，大国以一己之利不惜伤害他国利益，以公平竞争为由不顾他国国情强行要求他国接受大国规则的做法盛行，不愿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公共产品和推卸承担全球经济治理责任的态度盛行。诚然，市场经济也蕴含了利他才能利己的思维，但这种结果仅仅适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应该是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加以干预，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为人类社会解决贫困、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区域纷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为化解贫富差距、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矛盾制定新规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补充和完善了全球经济治理观，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开放观和道义为先的大国风范。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促进各国相互尊重、减少对抗的思想基础，是凝聚力量打破全球经济治理僵局、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良方。

2.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治理问题日趋复杂。要打破全球经济治理僵局，必须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挥和调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在全球治理方案的设计上重在“共商”，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强弱，应该相互倾听彼此的愿望和诉求，通过协商确定互利共赢的合作方案和治理规则。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上重在“共建”，主张各国共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采取共同行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倡各国积极提供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主动对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贡献力量。在全球治理的利益分配上重在“共享”，提倡各国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化利益，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成为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

3.中国将全球经济治理的创新理念落实于行动。第一，积极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地位，遵守多边体系规则，推动多边体系改革，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多边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正能量。第二，积极承办和参与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全球性或区域性的论坛，与其他国家共商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对策，探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第三，提出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为各国的合作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性的公共产品。第四，不断开放市场，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国内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对接发达国家提出的高标准开放规则、为金融市场和服务业的全面开放探索管理经验。第五，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保护生态环境、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缩小贸易不平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了贡献。

4.中国主张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化解国际纠纷，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局，但并不放弃采用以牙还牙的手段应对大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实践上，对于他国的诉求，中国主张通过多边体系的规则和双边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拒绝谈判、强行推进违反全球治理规则的单边主义行为时，中国并非一味地忍让和退缩，而是果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对抗，以期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

总之，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将本国的命运与各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引领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将会更加开放，并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全球化世界的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各国的共同维护，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合作。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今天，正在遭遇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正面临重大考验。面对美国发起的蛮横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直接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竞争对手如何挑战，中国仍然应当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发挥中国的智慧，努力通过协商对话寻求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在对手放弃协商、公然违背国际规则的情况下，中国不应放弃强力反击的选项，但一定要把握好反制措施力度，要从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出发做出最优选择。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内需、提升创新能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不仅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且有助于化解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总之，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参与国际治理、化解国际摩擦的具体行动。

①James Rosenau and Ernst Otto Czempiel,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Orde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③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和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④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⑤张海冰：《试析G20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角色》，《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⑥参见刘光溪《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⑦盛斌、王璐瑶：《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

⑧张二震、戴翔：《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新贡献》，《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