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与创意中国：资本与权力的再生产

谭宇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城市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所造就的东北、华北、中南以及西南地区的短促的都市化，并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故事的全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快速的区域经济社会建构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各个地方政府进一步获得发展地方优势产业的权力，体制内工人、领导纷纷“下海”，开始了乡镇企业的地方化进程。有着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户口所有者，成为乡镇企业的就近劳动力。[1]基于产业发展的地缘优势，东南沿海“边界”地带的乡镇企业成为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由外来资本主导的“三来一补”企业。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社会的建立，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这使得“流动性”成为亟待寻找出路和生活机会的人们的一种巨大追求。

1992年之后，由于国家发展政策的分散与对外政策的转变，东南沿海的农村土地慢慢被“工业化”为外向型的“三来一补”加工工业区。“到珠三角去”就是这场外向型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表征。在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依然严苛的20世纪90年代，农村户口持有者开始进入东南沿海的工业园区工作，成为人们眼里的“低技能农民工”。进入21世纪之后，与香港隔河相望的“边界”地带，被慢慢规划为连接香港的超大型“创意城市”经济综合体。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加大了人口跨区域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人与资本涌入越来越“自由与开放”的边界地区。新兴产业公司如金融、房地产、信息科技和电子工程在珠三角“边界”经济带展开新一场人力和资本的角逐，如今，出入在S市等珠三角大中型城市的被“士绅化”了的工业园区里的年轻人，多是具备专业技能和高学历的新兴城市打工者和创业者。

不论是外向型工业化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是当下进入核心城市带新经济产业工作的新流动工群体，都是个体选择和政治经济结构变迁所塑造的“流动的主体”，他们都面临着主观选择和结构力量的挑战。具体来说，“如何成为这场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劳动力”这个问题，不仅是主观的选择，也是国家空间产业规划调控的结果。移民问题研究者和劳工问题研究者，以劳动力为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考察与分析这场前所未有的“到珠三角去”的国内移民热潮。[2]但是，在阶级社会前提假设中以劳动力主体建构为中心的考察，无法完整诠释越来越趋于集中化的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也无法回应目前在都市创新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的现实困境。[3]在全球化视野中开展的移民研究，近年来对“塑造流动性”的制度、情感以及关系网络的研究，提供了我们看待这一巨大变迁的视角。[4]

一、流动性与社会变迁

由于“面向国际”的地缘政治优势，民族国家的“边界”（borders）很容易被升级为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特区”（spacialeconomiczones），因而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金融政策红利飞地，资本和劳动力很容易“灵活地”通过各种政策主导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而流入至此。于是，“边界”特区成为研究“流动性”和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结構变迁的最佳田野点之一。移民研究近年来一直关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并质疑这种超出民族国家边界的由全球资本主导的人力资源配置，是被怎样的制度以及关系网络所驱动的。民族国家边界的人类学流动工民族志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2015年夏天，笔者开启在南中国“边界”地带S市的“田野调查”之前，重点罗列出一系列在当代民族国家“边界”（borderland）地带做的民族志研究，把它们当作刺激的田野生活的救心丸。其中，约安·林德奎斯特（JohanLindquist）在印度尼西亚经济特区巴淡岛（Batam）的民族志《流动的焦虑》（TheAnxietiesofMobility[5]）成为笔者田野焦虑的互文。

笔者的田野焦虑来自于：S市不是阶层社会假设中的劳工政治发生地。这并不是说最近十几年此起彼伏的劳资冲突和工人群体的维权运动不存在，而是说，学者期盼的通过社会运动而成长的流动工群体，最终能成为在当代政体中发挥代表性政治功能的工人阶级的进程，在S市并不存在。[6]我花了大半年时间梳理的关于阶层化和劳工政治研究的文献，以及我背负的同时也是被当下很多学者不断阐释的“新生代移民工作者的身份建构”的问题意识，好像在田野里显得暗淡无光。因为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彼此几乎不发生关联的，而且越来越远的“流动工群体”。从身份表征来看，一种是困在工厂区时刻等待工厂整改、关停或者转移，因而活在焦虑感之中的一代或者二代移民工厂劳工；另一种是在都市CBD里的中小型初创企业工作，累死累活承接各种“项目”兼职，具备至少大学专业学历的白领新移民。前者被认定为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工业社会的新工人阶层，后者被想象为是都市的准中产阶层。从组织形态和过去的社会活动历程来看，前者多通过亲缘、地缘等熟人社会网络进入S市务工，[7]通过工厂单位内部组织以及外部NGO来组织依法维权活动。[8]后者多通过业缘、校友组织、正式的公司招聘程序进入S市工作。不管其本身的居民身份是“农民”还是“市民”，本质上他们都是S市“流动工群体”。或多或少，前者近年来遭遇劳资冲突的原因和后者大规模进入S市的原因是高度相关的：作为经济全球化末端供应链的南中国工业区，遭遇了地方政府产业转型政策的压力，不得不在劳动力成本大涨的时期调整生产结构。他们或者减少固定劳动力的支出，大量依靠合同工，或者干脆撤出房租特别贵的S市，流转到内陆乡镇或者东南亚等劳动力和房租更加便宜的地区。转型之后的以跨国资本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招募持有各类IT技术认证，或者接受过各类工程科学、金融管理训练的大学及以上文凭的青年人来S市就业。

究竟应该如何把这两种表面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流动”放在共时的民族志的写作中呢？我想化解田野焦虑的方法论就是：回到“流动性”这个中心去考察全球化的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是怎么一回事，产生了什么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内部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又有什么启示。所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问出“巨大的流动性之下如何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或者中下产阶级”这种应然的问题，而是去分析这种实然的巨大流动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流动性本身与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边界地带的作为劳工民族志的田野点S市，[9]巨大的灵活的资本和人力的流动是如何被制造的？

当代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民族志对瓦解固定范式的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林德奎斯特的《流动的焦虑》讲述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国境交界的“边界”地带的巴淡岛的移民社会变迁故事。和S市一样，巴淡岛也是一个在民族国家边界地带经历巨大转折的经济特区。20世纪60年代，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苏加诺政权把巴淡岛开辟为特别经济发展区，到了1994年，推翻苏加诺政权的苏哈托政权把巴淡岛打包进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共同求发展的“新马印增长三角”（SijoriGrowthTriangle），成为通过新加坡投资的日资、港资和台资的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加工企业的聚集地，被带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下游链条里。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供应链体系再度调整，巴淡岛经过印尼地方政府的“后工业式”整改，又成为与新加坡中产一海峡相隔的便宜而惬意的旅游点和夜场娱乐的后花园。林德奎斯特的民族志主要通过巴淡岛新移民对自身“流动性”的想象和建构，来理解这一变迁，以此来回应“世界体系”（worldsystem）假设中的“自上而下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如何影响东南亚”这个问题，转而把边界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视为是移民以及地方移民产业共同推动的结果，而不只是他们对全球政治经济变革的被动回应。

首先，他用印度尼西亚本地话语和实践“liar”（译为“野房子”，类似于今天中国大都市里的城中村）、“malu”（译为“野心”或者说“进取心”），以及附着于正在扩大的东南亚中上阶层消费体系的“merantau”（译为“男性主导的经济体”，包括生产性的建筑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以及消费性的娱乐产业）来展示巴淡岛流动性的建构过程：正是因为“merantau”这种男性主导的经济体的存在，才会让外国资本和印尼本土男性移民们流入巴淡岛的新产业里工作，居住在基础设施较差但便宜的“liar”城中村里，释放成为中产阶层的进取心。其次，他具体阐释了年轻新移民向上流动的欲望的生产过程：成为一个流动的主体的欲望实践，是通过各种市场化的劳动力中介，旅游、航空公司，以及作為移民个体“malu”的道德筹码的原生家庭等机构来实现的。非正式的劳动力中介在“灵活的劳动力”和正式的生产型经济组织中间建立非正式的劳动关系网络，通过廉价机票和美好的城市生活许诺，把印尼其他岛屿的充满“malu”的青年人带到巴淡岛来。而原生家庭对子女的经济及社会地位期待，使得这些流动工阶层不得不持续地在“merantau”里当合同工或者在多个“merantau”行业兼职。最后，作者从城市变迁的角度来展示：自由的经济特区巴淡岛的灵活劳动力的网络，其实还是捆绑于全球产业链和各个民族国家的改革计划之中的。它是经济全球化和地方发展脉络一起形塑的“不平等的全球边缘”的结果。

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流动性的讨论，带领我们重新审视近20年来发生在南中国的巨大的劳动力流转的问题。我们不能带着对英国或西欧19世纪工业社会语境的假设去看待当代中国的产业劳动力的流动性问题。否则，我们会想当然地把英国或西欧工业化时期的移民工作者阶层与国家建构的关系，移植到对当代中国的叙述和想象中来。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里，西欧民族国家产业革命中的产业工人阶层所争取的政治代表权、合法的政治身份以及“社会流动性”，是后续的福利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10]然而，流动性在当代中国发展型国家建设的语境里，则呈现出另一种功能。在当代中国的新的产业与市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特别是作为其代理人的地方政府，而不只是各个流动工阶层本身，是人力与资本流动性的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地方的产业、空间基础设施构建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替代过程。接下来一部分我将用回忆和田野调查的几个小片段，来进一步分析。

二、制造创意之都：流动性与替代

笔者在2015年开启一年期田野之前，曾经分别在2000年和2011年到S市观光旅游。2000年，笔者还是一个小学刚刚毕业的家在湖南的小学生。众所周知，南边邻省的S市是湖南人最喜欢去的南中国打工城市。彼时，没有身份证的小学毕业生，只能跟随身为体制内退休员工的外公一起坐火车南下去探望他在S市的小他15岁的亲弟弟和户口还在江西农村的表老弟一家。外公的亲弟媳是湖南攸县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劝说外公的弟弟从快倒闭的本地国企“下海”，和她的哥哥们去深圳开出租车，2000年左右回株洲买了两套商品房。2000年之后随着国内人类学工作者大规模展开对城市经济体的田野考察，攸县的哥[11]、新化打印人[12]等由地域性的亲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城市非正式经济体，才开始出现在当代的学术讨论里。而户口仍在农村的表老弟一开始则没有那么幸运，90年代中期，中专毕业分配在乡镇做会计的他，辞去收入极低的“铁饭碗”，和江西新余农村的表亲们一起南下去索尼的ODM外包生产工厂打工。因为懂得做会计，表老弟被日资企业的台湾老板看中，走上了本土管理层晋升之路。彼时，两位叔伯公正是意气风发的中年大叔。虽然几年前他们“下海”南下辛苦打工，但“打工”所获让他们在老家成为有产阶层。这让我父母这些在90年代末国企濒临倒闭或重组的“单位人”很是羡慕。

改革开放以后的S市，实际上把大部分的外来打工者排斥到了城市边缘。作为连接香港的大陆“边界”地带的S市，是被两个类似柏林墙的区隔线给人为分离了。第一条线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关口线，第二条线是1985年建立的经济特区和今天我们看到的S市北部其他广大乡镇地区的分界线，史称“二线关”。被认定为是“经济特区”的地方只是很小的一块区域。大部分的工厂区或者说“工厂政体”，其实是在“经济特区”的边界线之外的农村集体土地基础上开办起来的。打工的人都是就近租住在附近村里的改建房或者工厂集体宿舍里。我和外公一起住在他表老弟的宽大出租屋里仅一周，每天都享受着来自外公江西新余老家从“包工头”到新来的“打工仔”的各色亲友的款待。从二线关外正式跨越入S市“经济特区”，需要提前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通行证》，办证的大人可以携带一个小朋友入境。记忆里，在关外吃喝玩乐一周之后，外公带着我去到“经济特区”见世面。我们跨越二线关口，在世界之窗拍照游玩了一整天，晚上住在外公单位的驻S市办旗下的小酒店里。第二天，外公斥巨资带我在S市最早开发的很洋气的商业区吃了一顿旋转餐厅的自助餐，然后又去了香港见他大学时代的友人。我一路上唠叨的内容都是一个在内地十八线城市长大的小朋友所遭遇“现代性”的震颤。一路上，外公大概出示了很多个证件，他那本来干瘪到龟裂的没装多少现金的钱包，被各种通行证塞得鼓鼓的。

随着“低端”产业链在“去工业化”口号之下的转移，两位叔伯公在我2012年年初研究生二年级寒假去S市找高中同学玩儿的时候，已经离开S市。与他们同一时期到达S市的乡亲们也陆续撤离。出租车行业利润空间因为私家车的增长和管理机构租金的增长，受到大幅度挤压。攸县的叔外公辞工之后，用老家的房子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去到某钢铁国企开辟在广东的分厂接外包货运的活。城市化之后原农村集体用地房租高涨，外公的另一个表老弟则在2002年左右随“精简人工”之后的日企台资工厂搬迁至东莞。待我2015年去东莞做田野的时候，他早已成为了一个每周都向台湾老板报告工作事务的胳膊肘里时刻别着小黑本的小经理人。随着海外市场的订单变得不太稳定，地方政府又要求生产单位“转型”而成“中国式创新”的供应链。他供职了20多年的台企工厂开始承接S市那些分布在各大“科技园”里的新兴中小科技公司或者国家设计院的小批量订单。表叔公见到我的时候建议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赶紧到S市工作，表叔公感叹说：“我们学历不行，混得几年都得走，你们就不一样了，现在大把大把机会给你们这些学历高的。”

高中同学在北京某985大学毕业后南下求职，在S市一家制造智能硬件的小型科技公司做工程师。这个公司坐落在当年我和外公“南下”省亲的那个工厂区附近。2004年S市经历整体城市化之后，该片区成为S市辖区，之前的工厂区已经被本地房地产集团包装成为“创业创新基地”。曾经的村变为了S市新晋“城中村”，常住人口依然多是外来人。但与叔伯公当年打工的盛况不一样的是，当下的“城中村”来客，有近一半是像我大学室友一样刚刚踏入S市，迎来职业人生第一段经历的小白领。大量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野蛮生长的早期外向型ODM工业区，慢慢被规划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被“创新”的意识形态视为是“低端”全球化表征的动辄囊括几万“低技能劳动力”的代工大厂慢慢被闲置，产业链转移到人工和房租更加便宜的珠三角产业链北边广大腹地（内地）。房地产集团和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升级”“智慧城市”等城市化和產业转型策略，大规模地、渐进式地把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低端制造业”请出S市，或者把曾经圈住“农民工”的加工工业园区，“升级为”后工业形态的发展“科技”与“文化”的“创意园区”。

2015年，等我开启博士论文田野的时候，S市已经看不到当年我和外公穿越火线式跨过的永远有滚滚人流车流的二线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能指和所指的奇怪建筑体。“二线关”的故事我问过跟我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入S市的在科技园上班的室友们，他们说不知道，要不是我问起来，他们不会去百度。“因为知道‘二线关的意义也不大，它们已经没有了呀！”来自湖北的刚刚本科毕业在科技园工作的室友Q对我说。此时的我因为拮据的田野经费，在越拆越少的城中村房价高涨的时刻，选择租住在离市区最大的科技园区附近某政府单位20世纪80年代的职工宿舍里。这里小单间房租大概1800人民币/月，不包水电。比起新兴小区动辄4000人民币/月的套房单间来说，价格并没有很离谱。我的室友们多是刚刚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的还没有完全脱离学生气息的二十出头的青年，正是通过他们，我才真正打入科技园，开始了后续的田野工作。

围绕在我生活里的这些人和事，都经历了一种类似的共同的流动：到南方S市去！不论是攸县的士司机，还是湘赣贵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我博士论文中那些在科技园的科技公司打工的具备各种专业技能的“小白领”，他们都构成了S市不同时期流动的主体。流动性本身，构成了“往S市去”的迁移动力。这里的“流动性”指的是“能去想去的地方的能力”。“流动性”指的是人口和资本的“流动的能力”。不同于在阶层社会假设中看社会结构稳不稳定的一个指标“社会流动性”，“流动的能力”对多数普通人来说，更是一个个体在所谓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期待的“位置”的能力。或多或少，“能不能流动”，对当下中国的普通城市打工者阶层来说，意味着个人能耐有多大。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湖南、江西的叔伯公，还是21世纪扩招之后的科技产业白领室友，在他们向我叙述自己为什么要到S市来的故事时，大都是以“因为我要离开”这样的句子开头的。他们逃离一成不变的90年代体制内低收入的“下海”，离开“种地、帮工但并不能赚几个钱”的农村，离开“内地发展滞后的小城镇”，“趁年轻多闯闯的”冒险主义心态，[13]表面上看似乎构成了改革开放中国“个体主义”起源的一种。

这样的个体化的流动，其实建立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之上。资本和权力的再生产不得不确定新的人口与资源的“流动”方式。“流动性”不仅是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同时也是国家进行产业变革的助推力。“珠三角世界工厂”的腹地随着这新的流动扩展到“内地”，到了南中国海，随后被包装为“一带一路”创新经济的前沿阵地。而出于腹地中心的S市的产业变革，意味着一场社会替代，以“创新”为目标的产业规划正在定义和规训新的流动人口主体———那些有“创造力”，有“专业技能”，有“全球化眼光”的新一代“高科技”产业劳动力。被视为是“低端产业链”工作者的叔伯公们，只能发几句“混得几年就得走”的牢骚，然后再随着被创新经济体当作是“低端产业链”的工厂往北走，往更南的南中国海去。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老移民们建立的各色地缘关系组织也在“新经济”的社会网络中显得暗淡无光。

新的经济业态的社会网络建立在“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基础之上。各大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兴起也冲击了旧有的“关系经济”，攸县的哥不得不适应被称为“共享经济”平台的东西，在互联网大潮中勉强分得一杯羹。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新的劳动力流动形式具体如何演变？国家基于社会管理目标会对这种流动性进行怎样的治理？新来者会不会完成社会理论工作者的假设和期待，从而不至于沦落为鲍曼悲观预见的在新技术和新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新穷人”？发酵的田野笔记告诉我，越来越个体化的流动和建构“创意中国”这一集体性行为之间，更加充满张力。

不同于我的叔伯公这些20世纪90年代来客———没有前期经济支持，保守的户籍政策和低学历成为他们留驻在新城市的几座大山———S市的新来者有着在“新经济”中成为他们所认为的“中产阶层”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对他们进行了更多经济投入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更容易通过“专业性的现代经济行为”[14]去成为S市的中产精英。但高企的房价，体制内外福利分配的差异以及与“发达的创新城市”看上去并不匹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大了新移民驻留的难度。为了不成为“回家的失败者”，新一代移民工作者在流出去的老移民的工作与居所空间里，重新制造着更加高端的成为创新的中产阶层的梦想。

结语

就在我2016年4月开启后半期田野的时候，我租住进科技园附近一个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北上”的香港人开发的小区里。如今，这个小区的原业主———除了那些孩子还在上小学的———大多把房子租给了在附近最大的科技园工作的年轻人。因为高昂的房租，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通常住着6—8个人。在这普通的“二梯三户”的住宅楼格局里，电梯的数量通常承受不了上下班的早晚高峰出行人群。某天，在仄逼的小电梯里，我看到南中国一家风头正劲的地产公司的广告页：深蓝的海洋岛屿上，一个被放大的楼盘上方赫然印着“新加坡旁，碧桂园森林城市———不用100万，首付8万起”。这个坐落在马来西亚的填海造出来的经济特区以斯干达的中国企业开发的小区，与新加坡西南角的工业区仅一小海峡之隔。它会复制林德奎斯特笔下印度尼西亚的新加坡后花园巴淡岛的命运，还是成为泛亚“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发达经济特区，还是变成新晋中产的后花园呢？

注释

[1]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J].2004（12）：8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4—35.

[3]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J].中国图书评论，2012（4）：7.

[4]Sheller，M.，andUrry，J.（2006）. Thenewmobilitiesparadigm.Environment andplanningA，38（2），207—226.

[5]Lindquist，J.A.（2009）.Theanxietiesofmobility：Migrationandtourismin theIndonesianborderlands.Universityof HawaiiPress.

[6]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2）：13—36.

[7]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3.

[8]余章宝，杨淑娣.我国农民工维权NGO现状及困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1（1）：59—69.

[9]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工厂民族志研究多是在南中国S市以及它的邻居D市完成的田野调查（见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95—107；又见Lee，C.K.1998. GenderandtheSouthChinamiracle：Two worldsoffactorywome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10]Baldwin，P.（1990）.Thepoliticsofsocialsolidarity：classbasesofthe Europeanwelfarestate，1875—1975.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1]丁未，田阡.新媒介技術的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研究———以深圳石厦村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为个案[A].“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8）：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论文集[C].

[12]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J].开放时代，2012（6）：69—81；又见冯军旗.占据中国打印店八成份额的神秘商帮[J].大众投资指南，2015（5）：27.

[13]引号中的内容来自访谈对话记录。

[14]所引用部分来自于访谈文本。我让那位在科技金融公司工作的访谈人具体解释“专业的现代经济行为”这个抽象而高端的短语的时候，他指的是：投资老家房产，投资中小企业扎堆的新三板股票市场，以及投资到兼职的“创业活动”里。

作者单位：莱顿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