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藏陈介祺监制全形拓赏析

2018-06-19 02:44张祖伟

收藏家 2018年5期

□ 张祖伟

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等，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之一。一生收藏宏富，铜器、玺印封泥、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囊括，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其更突出的是卓越鉴赏力,每得一器，必辨其真伪,察其渊源，考其价值，后世有“所藏无赝品”之说。与同时代绝大多数收藏家极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度重视传拓，甚至认为“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大”。①更难得的是他能付诸于实践，积极总结前人经验，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技法，不仅于平面拓独具匠心，更在难度最高的全形拓取得重要成就。他摈弃“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赏”的整纸拓，②独创分纸拓，大大减少了工时，再加上又格外注重透视图的准确性、阴阳远近浓淡墨的综合运用等，监制的全形拓享有盛誉，叶昌炽更是推之拓法古今第一，对全形拓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地利之便，山东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簠斋旧物，其中监制的全形拓10余件组，几乎均为精品。

一、原器施拓本

1.毛公鼎全形拓

毛公鼎，西周晚期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陕西岐山出土，铭文左右对称，多达497字，居已知青铜器铭文数量之最，系毛公为宣扬周宣王赏赐而制器，是研究西周晚期的重要史料。出土后几经辗转，为簠斋重金购藏，经端方、叶恭绰等递藏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5 始皇诏版铁权全形拓

感于重器无与伦比的价值，一向乐于与金石好友分享的簠斋“唯此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金购其打本，亦不能得”。③吴大澂于此颇有感慨，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④鲍康亦称除簠斋所赠一纸外，自己再“无获睹者”。⑤可见，簠斋监拓本数量非常稀少。且其质量之佳，也获得学界一致肯定。王国维称“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新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⑥簠斋拓本之精，首先源于铭文上纸的处理，“上纸有极难者，鼎腹为甚”。⑦腹因有弧度，上纸易起褶，字易在摺皱处，器小空间狭而文多的毛公鼎尤为如此。为此，簠斋分左右侧先后上纸，且在拓纸四边剪多道剪口。初时，每侧尚需分成上下两段，后来随着技艺的提高，改进为单侧整纸，成品即后世所称“四块本”、“二块本”（因状如朝靴，又俗称“靴子式”）。一般而言，后者胜于前者。山东博物馆藏3件簠斋监制拓本，皆“靴子式”，上铭下形，角钤“文字之福”“滨海病史”等印。铭、形、印布局大方一致，体现了簠斋制拓整体布局的理念，“拓式多见，择其纸式大方者从之……拓纸须留标目、题字、用印处，字之高下前后亦须合式。”⑧从总体来看，3件拓本水平基本一致（图1为其一），铭文墨蜕平整无褶，用墨均匀，字口清晰。器形构图协调，透视效果极佳，在古人无明确透视理念的历史背景下，如此效果源自簠斋较同时代人更注重测量的精准性，“拓图目记尺寸为主，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曲处以横丝夹木板中，如线表式，抵器即可得真，再向前一倾见口，即得器之阴阳。”⑨用墨上，通幅施以厚墨，恰当表现出锈迹斑驳带来的历史厚重感。最值得称道的是鼎腹、花纹、口、耳、耳穿、足部等局部阴阳浓淡墨的综合运用，使腹、耳、足等立体感极强，技法可谓炉火纯青。

图1 毛公鼎全形拓

图2 鄂侯驭方鼎全形拓

图4 兮仲钟拓本全形拓

图6 二世诏版秦权全形拓

2.鄂侯驭方鼎全形拓

鄂侯驭方鼎，西周晚期器，铭文存79字，记载周王南征回师，路经鄂国时，接受鄂侯驭方朝见之事，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簠斋、陈大年递藏，现藏上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藏4件拓本（图2为其一），水平基本一致，铭文墨蜕平整，用墨均匀、字口清晰，构图协调流畅，耳足口等部阴阳浓淡墨运用如毛公鼎，也属良品。

图3 青铜钟四条屏全形拓

3.青铜钟四条屏全形拓

在簠斋冠绝近代的钟鼎彝器藏品中，其最珍视的若论单器当属毛公鼎，若论类别则必是青铜钟，这点可以从其自用印“十钟山房藏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自题边款看出。“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竟获十，诸家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

簠斋擅拓，于钟亦独有心得：“拓钟法已详，拓器须循前人佳式。……须先以纸挖孔套于钲乳上，孔大则黏纸使小，仅可下纸为是。以此纸样铺于棉连纸上，以水笔撕之。每孔自外去大半而连其内，须于纸样记明某钟存之。拓钟留孔不拓。钲为大雅，斜贴作钲甚俗。拓甬须审其宽狭。钟之上面无拓者，拓之则钟之尺寸甚明。”⑩山东博物馆藏其监制的钟拓两件组，其一为己侯钟等四条屏(图3)。己侯钟，山东寿光纪侯台出土，甬有环，背有铭，刘喜海等旧藏。者钟，河南洛阳出土，共13件，簠斋得其一，正背皆有铭，字体奇特，簠斋名之“奇字钟”。厘伯钟，5件钟之一，铭文、花纹与其余4件大不相同。余购儿钟，共4件，簠斋得其一，是目前可知簠斋藏钟中唯一一件钮钟，双面皆有铭。另一种是兮仲钟拓本单件（图4），原器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江宁出土，共7件，簠斋得其一，刘喜海旧物。

两件组拓本铭图合一，用墨均匀，字口清晰。无论是正面入拓的兮仲钟，还是双面入拓的己侯钟等四条屏，都平视构图，舞部仅表现为轮廓线，枚部或留空不拓或以墨点代替，鼓部也几乎仅以均色覆盖而无浓淡墨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立体感较弱的简约古朴之风，这应该是他尊从前人佳式的结果，与其俯视构图、墨色浓淡运用非常成功的鼎类器物全形拓形成鲜明对比。簠斋藏有铭文钟共11件，除余购儿钟今遗存于上海博物馆外，其余均流失海外，收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现欲再棰拓一过已不可能，故簠斋监拓本更显珍贵。

图7 矢朐盘全形拓

图8 始皇诏陶量全形拓

图9 殳季良父壶盖全形拓

4.诏版秦权全形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帝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最初却面临着因各诸侯旧地因袭原有不同经济文化制度而引发的诸多混乱问题，度量衡即其一。为此，他颁布统一令，“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并将法令直接或铸成诏版再施加在分发全国的标准器上，保证了全国经济活动有序进行。感于此举意义重大，二世继位之初也以诏令重申，“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并将它或单独或与始皇诏令一并施加于标准器。这些度量衡是中国首次大一统的直接物证，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据统计，簠斋藏有此类金属遗物共11件，其中铁权1枚—始皇诏铜版百二十斤铁权。

山东博物馆藏簠斋旧藏的诏版秦权全形拓两种，一种即所载始皇诏版铁权（图5），山东琅琊故城出土，锈迹磨勒严重。拓本上铭下图，图又含铭，构图比例协调，借助于鼻纽阴阳浓淡墨的结合运用，器物立体感得到初步塑造。处理比较好的是诏版铭文，其一向非常浅显纤细，此器又磨勒剥蚀，施拓难度较高。拓本两处铭文墨蜕施以浓墨，但清晰度远胜《簠斋吉金录》采用的底本，显示出高超技法。另一种为彩拓二世诏版秦权（图6），朱蓝二色相衬，别有趣味。拓本平视构图，或因权身锈迹斑驳难以着墨，墨色浓淡运用并不成功，使器形图更像轮廓图。相比之下，拓工将重点放在诏版制拓上，因异色反衬及锈迹的恰当处理，墨蜕高度清晰，毫发毕现。不过，核之《簠斋藏器目》《簠斋藏器目二》《簠斋吉金录》《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器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金文题识》《簠斋藏古目》7种已知簠斋藏器目著述，均未见此器。此或为金石好友的拓赠，或为陈氏借拓好友之物，如《簠斋藏古目》即载有其借拓李佐贤、吴式芬藏始皇诏二世诏铜量事例，当然也不能排除系簠斋失载藏品的可能。据统计，二世诏版秦权历来罕见，如自宋至民国的金石著述中有27部涉及秦诏权108枚，二世诏版秦权仅5枚且均在民国时方被发现、著录且未见传世，解放后新出土秦诏权共19枚，其中也无此品。故拓本提供了一个出现时间最早的样本，具有文献价值。据题端，其为杜尚（1885～1953年）旧物，杜氏字友棠，山东掖县商业望族杜氏家族后裔。历任工部、农工商部主事等职，民国后历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等，善左手书。

图10 汉永寿二年弩机全形拓

5.周矢朐盘等陶器全形拓

古陶文的发现及研究是簠斋对中国金石学的重大贡献之一，认为其价值可与钟鼎、玺印、石鼓文等文字并称。斋大力搜集下，其共得古陶残片5000余件及至少63件完整陶器。他曾将完整陶器捶拓一过并赠予吴大澂，“古陶今得邑人姚公符学桓作图，尚精细。今寄图屏六十二幅，又矢朐盘（有考未及书）大纸者一幅，共六十三纸。”惜此批陶器不知去处，甚至未有目录传世，全形拓也非常希见。山东博物馆藏有簠斋监制鼎、罐、豆等7种陶器拓本，铭文墨蜕清晰，构图比例合理，器口协调，通幅淡墨的基础上，口沿等部位浓淡墨的转化，既塑造了立体感，又极好地表现了陶质器物表面多气孔及砂砾的独特质感，都属佳品。其中最精美的当属矢朐盘全形拓（图7），构图、拓工更胜一筹，堪称精品。簠斋手跋曰：“周矢朐瓦盘。光绪戊寅（1878年）七月十八日丙寅得古瓦盘一，内左右大字各二曰矢朐，文古甚。按矢疑齐掌矢之官，以官族或邑，故纪其官邑曰矢，又纪其地曰朐也。簠斋记。”用以名族或邑的职官“矢”，当即《周礼》所载“掌六弓、四弩、八矢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出入”的司弓矢。

6.始皇诏陶量全形拓

簠斋藏陶残片计5000余件，基本都是三代古陶，但也有24片秦代古陶—秦始皇二十六年诏陶量残片。其文字有大小之分，大字者3字1行，系直接写刻。小字者印制特征明显，2字1行，4字1印。据上文《簠斋藏古目》等7种文献，簠斋似乎仅得残片而无完整器，但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件始皇诏陶量全形拓（图8），上铭下图，诏令印制特征明显，与“小字者”相符。器型构图比例协调，器口过渡自然，浓淡墨的运用非常成功，既极好地表现了陶质及器身竹节纹饰等细节，又塑造了立体感。其原器或是簠斋旧藏63件完整陶器之一。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现存始皇诏秦陶量完整器共5件，皆解放后新出土。其中山东邹县同出的4件陶量与拓本原器形制相同，但器身外壁皆光滑，无竹节纹饰。故山东博物馆藏拓本提供了一个出现时间最早且饰有不同纹饰的新样本，具有文献价值。

7.殳季良父壶盖全形拓

殳季良父壶，西周晚期器，壶盖有铭42字，潘祖荫旧藏，现藏上海市博物馆。拓本为壶盖拓本（图9），构图协调，墨色浓淡虚实转换干净利索，极佳地表现了铭文、花纹及凹凸变化的结构，立体感强，是难得佳品。核以《簠斋藏古目》等著述，同样未见此器，故拓本或为潘氏赠送或为簠斋借拓。但从所钤“收秦燔所不及”“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等印来看，也不能排除是簠斋失载藏品的可能。

二、翻刻拓本

除原器施拓类外，清代全形拓还有颖拓补绘（仅拓器形外轮廓，再补绘花纹等）及翻刻拓（将透视图雕刻于木、石版上，然后棰拓而得到立体图）两种制作方式。后者操作相对简单且可批量拓制，特别适合需求量大的应酬赠送。簠斋亦擅长此法，山东博物馆藏即有2件组此类拓本。

1.汉永寿二年弩机（图10）、新莽河平郡虎符全形拓对屏（图11）

簠斋藏汉魏弩机约22种，但绝大多数是若干零部件，完整者甚少，永寿二年弩机即其一。东汉中央政府制器，郭三面有铭。拓本上为机郭原器四面拓，簠斋跋曰“东汉永寿诏书四石机”，“是年丙申，桓帝即位之十七年也”。弩机铭文一向浅显纤细，棰拓技巧要求高，簠斋曾称“昔用铜弩键衬薄细毡，敲击极细浅之字，良佳，但不可重很，尤须中平无廉隅不伤器者乃可试用”。拓本墨蜕用墨均匀，各处纤细铭文可见，正是簠斋挑选良工精拓的结果。下为翻刻拓器物图，簠斋跋曰“簠斋作图”“幼泉赏之”。弩机面多且纵横交错，结构复杂，精拓不易。图形出自簠斋之手，构图细致，比例协调，墨色浓淡虚实，浑然天成，立体感强，上佳之品。

虎符，中国古代的虎形（后世外形有所改变，如麟、鱼、兔等）调兵凭证，背面骑缝刻铭，剖分两半，一半存朝廷，一半分发将帅或地方长官，调兵时两半符合文方能生效。《历代符牌图录》载，簠斋藏有各式虎符半符十枚，新莽河平郡虎符即其一。左半符，有脊文半字“新与河平羽贞连率虎符”及肋文“河平郡左二”。羽贞，河平郡下辖县；连率，王莽新设之职，职如太守。据《史记》应劭注，汉制一地五符，此即河平郡第二符之左半符。拓本上为原器施拓的器形图，正背两面，奔虎之势栩栩如生。簠斋跋“新莽河平垣翰连率虎符”“贞字似，而上字不似土旁，审之乃是羽县，莽曰羽贞耳，释始定。幼泉年少眼明，助我考刻记之。”下为脊文、轮廓线形摹刻图，此种虎符的制拓之法，簠斋有专门记述，“虎符与金银错字者，字细浅者须摹其文拓之”。又簠斋光绪七年（1881年）跋曰，“莽之连率见于《莽传》者四，一汉郡、一莽郡、二莽县而不兼，而兼者唯豫章南昌连率，封泥与此同而假汉名此莽名。光绪辛巳九月丁未日图之端研。幼泉刻之节录考说于刻拓。簠斋记。”襄助者为王宗彝，其父王石经（1831～？年），字西泉，精篆刻，簠斋同邑。与簠斋、王懿荣等海内金石名家往来密切。簠斋“十钟山房藏钟”“海滨病史”等印皆出自其手，潘祖荫、吴大澂等也曾求印。

2.汉器八条屏

簠斋翻刻拓中最常见、最著名的是汉器八条屏，“汉十六年鍪、渔阳郡孝文庙甗鍑、尚浴府乘舆行灯盘、桂宫灯、阳泉使者舍熏炉、池阳宫灯、绥和雁足灯、开封灯。余收吉金四十年，得汉器十有一，年来益以阳泉、绥和二器为十有三。同治辛未（1871年）秋九取其大小相称者八，命工绘图锓木，一一考释。"山东博物馆藏此八条屏4套（图12为其中一套）。

图11 新莽河平郡虎符全形拓

此汉八器，《簠斋金文考》专论甚详。池阳宫行灯，宣帝甘露四年造，刘喜海获于长安。桂宫行灯，沐浴时用灯，簠斋断为武帝二年器。未央宫尚浴府乘舆行灯盘（行灯构件—下承盘），钱玷、方廷瑚旧藏，亦沐浴时用具，簠斋断为文景间器。开封灯，簠斋所藏行灯中唯一盘有钎者。绥和雁足灯，豆式灯中动物足灯座类属，造型精美，成帝绥和元年制。以上5器皆宫廷用灯。阳泉使者舍熏炉，宣帝甘露四年器，秦恩复、簠斋岳父李璋煜旧藏，纪年方式与《五凤二年刻石》同，采用少见的君王、诸侯纪年并用格式，簠斋赞其字“独大如武氏祠石，宋以来所传汉金隶刻无逾此者，直可于几上作汉石名碑读也”，并定为所藏汉器第一。汉十六年鍪，温器，簠斋断为西汉孝文帝前元十六年，刘喜海获于长安。渔阳郡孝文庙甗鍑并甑，关中出土。碗状且底部有众多小孔者为鍑；如两碗对扣，顶端开口者为甑。二者与鼎合用，“鍑在上以受米，甑上承鍑足下入鼎腹，重水以烝。”景帝元年十月诏，“郡国诸侯各为文帝立太宗之庙”，此即渔阳郡孝文庙祭器。

图12.1 池阳宫灯全形拓

图12.2 渔阳郡孝文庙全形拓

图12.3 开封灯全形拓

图12.4 十六年鍪全形拓

拓本均俯视构图，各器比例协调自然，在施拓时注意阴阳远近浓淡墨的变化，立体感强，属翻刻类精品。其铭文系原器施拓，锈迹斑驳。此本又为丁佛言以金、篆、隶、行、楷五体并用跋本，更显珍贵。丁氏(1878～1931年)，字芙缘等，今山东龙口人，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善书工篆，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著有《说文古籀补补》《古陶初释》等。

小结

全形拓是中国传拓技法在自宋代以来就渴望能够表现器物立体图形的金石学家的推动下，厚积薄发，至清代中期方孕育出的一种奇技，有力地促进了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只不过，民国间因西方透视等绘画理念的融入而达到顶峰的同时，也因摄影、印刷等技术的传入而急遽走向没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虽是历史必然，但其依然以独特内涵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惊鸿一瞥，值得我们继承与探究。而在全形拓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陈介祺，更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山东博物馆藏簠斋监制拓本类型全，精品多。原器既有金属，又有陶质，造型多样，有些结构复杂，其都能极好驾驭，用墨适宜，是簠斋全形拓技法的生动范例。从拓本来看，簠斋不仅善于原器施拓，也擅长于翻刻施拓，而目前无学者关注后者。因完整陶器失传失载，陶豆、矢朐盘等拓本极有可能是簠斋此批藏陶相关器物的唯一图形资料，极具文献价值。同时，二世诏版秦权、始皇诏陶量，不仅提供了稀见类属的新样本，还可能是我们以前尚未掌握的簠斋藏品。毫无疑问，这批拓本无论是对簠斋藏品状况，还是全形拓技法及学术思想等研究多有裨益，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