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视域下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

吕 亚 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上古史研究一向被学术界视为畏域，究其因由，一则因其史料相对较少，一则传世史料记载驳杂且真伪难辨，给后世学者相关研究增添无尽困扰，使得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众说纷纭。但近代以来，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帛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则为史料稀少且驳杂的上古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

自宋代金石学兴，进而推动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学者始藉助金石文字考求史实，多有发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地下考古资料渐被发掘，殷墟甲骨卜辞、商周有铭铜器、敦煌及西域汉晋木简等的不断发现，使上古史的研究资料愈加丰富。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暑期受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中敏锐地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古未有能比者也”，“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而“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33。其后，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中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266王、陈二氏身后，地不爱宝，在我国各地先后出土了数千件商周有铭铜器和十余万枚战国秦汉简牍文字资料，这为学术界藉助出土文字资料研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对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探讨也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股热潮。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开创甲骨学、金文学、简帛学等新兴学科，推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开辟新的学术研究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因新材料的发现而得到重新思考或释疑。

近来，先秦史专家王晖先生所撰《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下文简称《论集》)一书于2017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付梓，可以说正是此一学术思潮下的又一力作。该书的出版对于藉助出土文字资料探索中国早期历史文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承王先生不弃，惠赐大作。近日伏案拜读，受益良多，借此略陈愚见。

一、 考论广博，形散神聚

二、 原始见终，循微入宏

一般来讲，出土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前者是对古文字资料本身的整理研究，包括辨析字形、释文句读、考辨文义等工作。若对简帛文字资料来说，还包括残简的缀合、简序的编联、简帛的保护等工作。后者则主要是运用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资料来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科技等各个方面。相对来讲，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归宿，二者不可偏废，须相辅相成方可发挥古文字资料在证史、补史、纠史方面的最大功用和史料价值。基此而言，《论集》可说是此方面研究的又一典范。

从《论集》所涉内容来看，不但有对古文字字形的隶定、古文字的释读、简文的缀合与简序的编联等基础研究，更有从古文字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来探讨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展示出原始见终、循微入宏的特点。如《论集》上编第一节利用近百年来考古出土的史前陶符、陶纹及其它古器物、实物等考古资料讨论了中国文字起源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把商代之前所有的出土陶文符号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基此对文字起源的方式途径和产生时代进行新的探索和推定，认为这一时期未见正式汉字的出现，还属于向汉字正式产生过渡期的“文字性符号”和“文字画”阶段。二是首次对汉字起源方面的概念术语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不仅讨论了“文字性符号”和“非文字性符号”的区别，还讨论了“文字性符号”、“文字画”、“词组文字”与“正式汉字”之间的区别①[3]。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下简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2-72页。对过去学术界有些学者把史前时期的刻画符号简单地称为“符号”，认为其与文字完全无关的观点，王先生指出这一时期陶器上所表现的“连环画式”的图画是向文字过渡的中间环节，应称为“文字画”②[4]。《论集》，第112-126页。而这一时期陶器上的形体结构和表意方式与后来正式汉字甲骨文、金文基本一致的刻画符号是文字性的符号，故应称之为“文字性符号”③[5]。《论集》，第73-111页。这一认识，对我们重新思考史前时期陶器上的图画、图案和刻画符号的性质以及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均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三是讨论了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时代。学术界目前尽管有个别学者据河南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陶文符号，认为汉字起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汉字正式形成时代在夏代末年[6]196-198或夏商之际[7]27。王先生则据考古资料和甲骨文字形比较，以及新石器时代陶文所见组字成句或词组的现象，认为中国文字正式形成于距今5500—5000年之间①[8]。《论集》，第73-111页。这就把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时间推前一千多到两千年之间，无疑对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集》下编所收从出土简帛文字讨论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几篇文章，也很好地阐释了本书“原始见终、循微入宏”的特点。如下编第一节“从楚简《容成氏》看传说时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作者先对上博简《容成氏》整理本存在的排序缀联问题作了厘正，并对第1简到第34简所述氏族社会到夏启攻益的文字内容重新隶定断句，继而从《容成氏》的文本内容，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对尧舜之前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到酋邦的特征、禹时代早期国家的起源(涉及大禹治水与夏代之前氏族部落的融合，禹时代赋税、刑律、爵禄等级及夏王朝中心地位的建立，禅让制的破坏、父子相继制与家天下政体的建立)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辨析，指出战国诸子把传说时代归之于选贤禅让或争夺篡位的认识都有些简单，而孟子把由传贤到传子的转变之因归之于天命民意亦不合史实，只有《容成氏》既承认尧舜禹时的禅让，又指出启时代社会转变是由于他用武力夺权的结果的记载才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②[9]239-252。《论集》，第394-410页。第三节“楚竹书《吴命》主旨与春秋晚期诸侯争霸的战略格局研究”，作者亦先对《吴命》文本的缀连编排、部分文字的释读隶定和断句存在的问题作了纠正，继而根据重新编排的简文，从《吴命》所见吴救陈的目的、历史背景及其时间，以及吴救陈之役的战略意义展开考辨，此事在《左传·哀公十年》是有记述的，并非上博简《吴命》整理者所说此事件“发生时间约在鲁哀公十三年吴、晋黄池争霸期间，虽然其所记不见于典籍，但却可补史籍之缺”[10]303，指出实际上此次吴救陈之役发生于公元前485年，是楚国伐陈而吴国出兵救陈的一次军事活动③[11]。《论集》，第411-421页。

三、 论证详实，创意迭起

历史研究贵在求实、求真，对于古史研究来讲，一篇好的学术论文或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无不以求实存真为要务。但限于传世史料记载的驳杂和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水平，对于某些问题的考辨结论常会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相对权威性，这要求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不但要坚持论从史出、言必有征，而且要能不囿旧说、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创新。《论集》所收各篇文章考证详实、辨析精辟、不囿旧说、创意迭起，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求实存真原则和勇于创新精神，读来不由令人拍案，受益良多。

此外，从《论集》所收27篇文章的发表情况看，其中大多数篇章曾先后刊布于《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中国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古文字研究》《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期刊及核心刊物上，其中多篇文章又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历史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哲学》等全文转载或做了观点摘编，这足以展示出本书各节所论观点的创新性和其在学术界产生的重要影响。而该项目在结项时，结项专家组给予的“本项目研究难度较大”“在文字起源、文字形体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据出土文字资料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等方面，能提出一些独到见解”的总体评价也正是本书论证详实、不囿旧说、创意迭起这一特点的最好证明。

总之，《论集》以出土古文字资料为主，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和其它考古文物资料，运用考古学的观察法和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在文字起源、文字形体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据出土文字资料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新的学术成果，应将嘉惠学林、推动古文字与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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