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常世界”与“补偿世界”的悖论
——以卡夫卡笔下“艺术家”形象为例

⊙常青藤［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卡夫卡在与马克斯·勃罗德的一次对话中坦言，“我们的世界只是上帝的一种坏脾气”，而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之外，“有很多希望，无限的希望——但不是我们的希望”①。在传统逐渐崩溃、精神面临劫难的时代里，卡夫卡悲观地认为没有希望。然而希望也并不是不存在，他设想了一个与现实相对的“另一世界”来存放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世界”分别揭示为“惯常世界”和“补偿世界”。前者引述自卡夫卡1922年的日记，指肉体生存的世俗世界，后者则借用自张旭东为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所作的序：“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从公共场所缩回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可以说，居室是失去的世界的小小补偿’。”②在卡夫卡那里，“居室”就像他在《地洞》中提到的小动物缩回的地下堡垒，是创作筹划过程中发生的东西，他试图以这种寓言的方式把握现实的绝望。海德格尔说：“作品在自身中突显着，开启出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世界。”③“补偿世界”便是这种内化了的“居室”的更大投射。

卡夫卡的创作正是建基在这两个世界的分裂与碰撞中。不论是K（《城堡》）、约瑟夫·K（《审判》），还是卡尔·罗斯曼（《美国》），这些在惯常世界中迷茫晃荡着的幽灵们总是被他们追求的真理所拒绝。惯常世界是荒谬的、没有出路的、不可理喻的，而“当世界的意义变得无法表达的时候，当现实与彼岸分裂之后，或者说当传统的象征方式变得困难了之后，世界的意义会突入和附着在艺术形象上。”④艺术家正如同触碰另一世界的“灵媒”，透过他们，这个“域外”的深度模式得以显现。艺术家身上交织的两个世界的分裂和悖论向我们展示了卡夫卡思考的广袤和深邃，同时也为我们进入卡夫卡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线索。本文将通过对艺术家形象的分析，来揭示惯常世界和补偿世界的面貌，继而进一步探讨卡夫卡笔下人物的行动“失败”的原因、自相矛盾的追求背后体现的两个世界的悖论，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有很大的助益。

一、艺术家：来自补偿世界的失败信使

卡夫卡的小说中，有一类人物作为“信使”而存在，他们传递着某种信号，指引着主人公的行动，典型代表即《城堡》里沟通K与城堡间联系的巴纳巴斯。“信使”的神话原型赫尔墨斯不仅是行路者的保护神、欺骗之术的创造者，同样也是人们通向黄泉路的引路人。就这些特质而言，卡夫卡笔下的艺术家们同样带有“信使”的功能，他们试图“拯救”观众，他们的“艺术”荒诞宛如骗局……但是，正如同20世纪初的时代面临着神话的衰微，这些形象经历了“祛魅”之后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他们的种种举动显得极为孱弱无力。

我们不妨先从约瑟芬的歌声说起。卡夫卡是这样描述约瑟芬的歌声的：“那里有些是我们可怜短暂的童年，有些是失去而永远不会再来的幸福，但是，也有积极的当代生活，它的微不足道的快乐，无数的然而的确是真实的、无法遏制快乐。”⑤“信使”约瑟芬带来了艺术，但是悖谬之处就在于，人们虽然被这歌声吸引，但同时心里也明白这艺术“并无不同凡响之处”，是“在她身上我们欣赏，而我们在自己身上根本不会欣赏的”⑥东西。于是，正如故事里所说“在我们的世界里，她的命运只会变成一种非常悲惨的命运”⑦，虽然约瑟芬自诩为精神领袖，她仍然没有被豁免社群义务，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自由。“民族把她所有的声明、决定以及出尔反尔只当耳旁风，就像陷入沉思的成年人对孩子的闲话充耳不闻，虽然态度和蔼，却一句也没听进去。”⑧这显然意味着艺术活动在惯常世界里毫无权利可言。失去了艺术家之后的这个民族依然从容不迫、四平八稳。本雅明说：“对卡夫卡来说，音乐和歌唱是一种表达，或至少是一种逃避的象征，一种希望的象征，从那个中间世界——既是未完成的又是普通的，既是舒适的又是愚蠢的世界——来到我们这里。”⑨如果将这一引述同开头关于希望的论述结合起来，其深层意义也许更为明显：这“艺术”并不是对“我们”的艺术，无论它拥有怎样幸福的图景，它也只属于“补偿世界”。

艺术本身的这种特质在卡夫卡另一短篇《阁楼上的歌声》中更为明显。歌声在男子爬进歌唱家的房间的那一瞬间戛然而止，男子被扔了出去，这或许也证明了歌声纵然引诱着人们，却是被束之高阁、不可接近的。更何况，约瑟芬的民族并未屈服于诱惑。尽管信使想从另一个世界带来希望——但那毕竟不是“我们的”希望。当听众只顾着自己的事的时候，艺术的救赎便可有可无了。惯常世界是无希望可言的，毕竟在这个世界里，连海妖塞壬都归于沉寂。

艺术的这种沉默在卡夫卡的《一条狗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作为“信使”的七条狗的艺术是成谜的、难以言表的。在“我”初次观赏七条狗的表演时，这“七位伟大的艺术家几乎不说也不唱，以一种大的强忍精神，普遍保持沉默。……但变戏法似的变出音乐，一切都是音乐。”⑩“我”向他们询问，只得到了沉默的回答。“我”却为此不断探索，研究音乐家们的秘密。与《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被动的听者不同，这个故事选择了一个不断介入的狗的视角，他试图剖析、研究音乐以探究真理，变得开始为追求认识做出贡献。“我”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然而七条狗却始终对真理保持沉默，这也道出了真理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艺术愈趋于无声，也愈能证明真理的不可言说。在这个故事中，艺术出现得毫无先兆，变得更加难以理喻，它正如同浮在上空的七条狗，成为了一个漂浮的领域，失去根基，毫无意义可言，而且和约瑟芬的救赎目的不同，它直接丧失了目的。艺术家作为“信使”，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人们的指引。

然而果真如此吗？《饥饿艺术家》就表现了“信使”面对观众的挣扎。故事选择从“饥饿表演已经不再流行”的年代切入，前半段是艺术家对旧日繁华的追忆，后半段则是不惜放下尊严做出的改变，直到最后这位屡屡遭受折磨和非难的行为艺术家成为通往牲口圈的一个“障碍”。从文本最浅层来看，“障碍”意味着关着饥饿艺术家的笼子挡了观众观看野兽的道路，而它又可以是关于艺术家的困境的寓言——艺术家和牲口圈的豹子可以是精神与兽性、物质与非物质的博弈。但无论何种隐喻的解读，它指涉的内容都可以看作是“惯常世界”与“补偿世界”的对抗和冲撞。艺术家从未放弃这种抵抗，却最终因为心力衰竭死去。

“‘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⑪

叶廷芳先生评论《饥饿艺术家》时认为：“人无法谋生，以致把绝路当作出路，把人的生理上的第一大敌——饥饿，当成是艺术的需要。”⑫而笔者认为卡夫卡想传达的意思也许并不在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表达过与饥饿艺术家相类似的精神：“要是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会以发疯告终。”“我只是文学，我无法，也不愿是任何他者。”⑬如果艺术家的“失败”不是由于对出路的错误判断，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一条狗的研究》中关于“我”最后选择绝食时有这样一段阐述，可以看作互文性的解释：

“我绝不会因为饥饿而死，我将死于孤独……我将死于人们的冷漠。……但我不是为了这样死去，而是为了从这个谎言的世界走向真理那边。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告诉你真理……也许真理并不十分遥远，所以我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孤独，别人并没有抛弃我，是我抛弃了自己。”⑭

可以看出，一方面，重点并不在于为何选择“饥饿”这一媒介（甚至进一步说，这里的“饥饿”可以替换成任何别的东西），艺术家殉道的对象是饥饿艺术背面的东西：是对寻求真理的道路的异常坚守、是在忍耐中所争取到的尊严和更具人性价值的世界。另一方面，死亡似乎象征着艺术家饥饿艺术的顶点，正如神使赫尔墨斯作为死亡的引路人一样，艺术家用行动证明只有死亡才能从此岸走向彼岸的世界，这是他所认为的接近真理的唯一方法。在这里，艺术的功用终于被揭示出来——“为了走向真理”。

这些艺术家“信使”们处于两个世界中的尴尬位置，他们的身上反映出两个世界的矛盾：他们担当着毫无用处的责任感，自认为是观众的“引路人”，然而救赎是虚弱无力的；他们自认为曲高和寡而感到“孤独”，然而实际上无论是荒唐的饥饿表演还是约瑟芬不成曲调的歌声都仿若骗局；他们对关乎善恶真理的永恒问题持续地发问，然而此岸“惯常世界”不是给出含混的回答，就是企图以沉默蒙混；他们“无法满足”于追求与现状的落差，然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于，无法超越的并不是个人自身的局限性，而是全人类的局限性——另一个世界的希望却并不是对“我们”的希望，这就意味着这些“补偿世界”的“信使”们注定会消亡——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命运，因而心甘情愿地，甚至是带着一种快感去忍受折磨。但是，作为另一世界的信使，他们找到了通往补偿世界的路，这也是卡夫卡心中接近真理的唯一方法。正因此，他们的心灵深处始终不可磨灭地埋藏着对注定要走的唯一光明的道路的希望，尽管这光明是模糊不清的。

二、两个世界的分裂与悖论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惯常世界”通常是衰败的废墟和琐屑又惊奇的日常，“补偿世界”则似乎带有一切妙曼的希望的引诱，但真的总是如此吗？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苦难的东西，在另一个世界一律被称为幸福。”又矛盾地说：“在彼岸的不幸也许是同样巨大，可能还更巨大。”⑮在两个世界的描述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悖论，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揭开的是两个世界的神秘面纱。卡夫卡在寓言中的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对“惯常世界”的注脚：“世界一天比一天窄小。起初它宽大得使我害怕，我继续往前跑呀跑呀，我终于高兴地看到左右两方的围墙，但这两垛长长的围墙很快就交接在一起，于是我就处于最后一个房间里了，房角有个陷阱，我跌了进去。”⑯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从横向来看，面临着异化的“惯常世界”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窄、不断缩水的状态，它似乎在逼着行动的人走向一种绝境。在卡夫卡笔下，卡尔算是唯一领略到“惯常世界”广阔意义的人，其他的人，如约瑟夫·K焦虑地来回奔走在故乡办事处的一方街道上，K像无头苍蝇一样围着城堡绕圈，高空秋千艺人独守在秋千上、饥饿艺术家蜷缩在仅能容身的笼子里，直到最后那只瑟瑟发抖的小生物钻入地洞中，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从纵向来看，艺术家正是突然被抛入这样绝望的境地——个人的外围力量无比强大：饥饿艺术家的笼子之外，是一群群“目光残酷”“怀疑”“不理解”的观众。卡夫卡越是将笔墨着重于对集会上观众的情绪、艺术家渴慕观众行为的描述，便越是趋向于对文学艺术问题和艺术家的普遍困境的探讨。在这里，艺术家用生命换取的艺术却没有接受者，观众用终身的沉默和遗忘相回应。他在一次次痛苦的失望后终于意识到“反对这种愚昧行为，反对这个愚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⑰；约瑟芬的观众虽然要温和得多，可他们不仅不理解她的艺术，还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她，这对约瑟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这是艺术家真正的悲剧所在，但是，此处的“被抛”某种意义上也使得艺术家开始为肉体存在寻找价值，从而进入更为本质的追求，也正由此打开了“补偿世界”的大门。

《饥饿艺术家》的文本中写道：“当大人们厌倦了饥饿表演时，孩子们炯炯发光的探寻着的双眸里，流露出那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新时代的东西。”⑱我们似乎能窥见“补偿世界”的一点色彩，尽管它尚显遥远渺茫，却不可忽视。卡夫卡无疑也拥有着类似的孩童特质，即对世界尚未厌倦的、近乎纯真地寻找某种根源性的东西的本能，他1922年的这篇日记可看作是关于“补偿世界”的一个“寓言”：“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这另一世界里的居民，这另一个世界与惯常世界的关系就如荒漠与耕地的关系（我现在从迦南浪游出来已是四十年了，我就像个陌生人一样在背后张望；我自然在那另一个世界——我这是将它作为父亲的遗产带着的——也是最小的人物和最胆怯的人……我是肯定找到了来这里的路了吗？我要是能不因为被那里“放逐”，或由于受拒绝的牵连而被压死在这里的边界上多好啊？……这确实像是在荒漠旅行的假想，带着荒漠和纯粹希冀的持续接近，‘我是否还未停驻在迦南地？’而同时，我已长久处于荒漠里……故而迦南肯定是作为唯一的希望之土存在的，因为对人来说没有第三块土地。”⑲

可以发现，如果说“惯常世界”尚如肥沃的耕地，那么这个“补偿世界”则是无人耕种的荒芜，但据卡夫卡描述，这片荒漠中就包含着一片他尚未到达的“迦南地”。公元前18世纪，亚伯拉罕率领族人来到迦南。这个在典籍里被称作“上帝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国土，实际上不仅东、南面被大沙漠包围，它本身的某些部分也是沙漠地质。但是它无疑有着关于犹太民族文化的初始性意义。对于犹太出身的卡夫卡来说，迦南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国土，是犹太人无法忘怀的失落的故乡，如果有希望，那也只能在这片土地上。快要被沙漠淹没的迦南却是希望所在之处，俨然海德格尔式“世界—大地”结构的另一个版本：世界在意识之外决定着此在，使得此在具有某种知识或视界，而大地是世界的庇护者，迦南地的确像一个精神家园指引着卡夫卡的创作，而无边无际的荒漠便是对迦南地的庇护。

卡夫卡为迦南地所迷惑着，是因为这个世界中没有来自世俗机构的摧残或一切外在物理形式的压迫。这正如白天的工作结束后，在一个个深夜写作的卡夫卡本人。由他的写作而开启的这个世界，“歌声”还不至于消失，人有着自由发声的权利，布朗肖说他：“带着激动的颤抖和那种预言权威的口吻谈及这种自由。”⑳但是悖谬之处就在于，即便是在“补偿世界”，身为创造者本身的作家依然是惶恐的：总有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可以决定他的生存（来自血脉的力量强大而不可挡），在这个世界里他依旧是渺小者与不安者，他依然背负着不堪其重的罪恶感（或许是被称为原罪的东西），所以这种自由也是微妙的。“如果你问他，他究竟想要什么，他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这是他最有力的证明之一——没有自由观念。”㉑他不能获得自由的观念，不仅是因为他存在于一个绝对不自由的“惯常世界”里，还在于“补偿世界”中的“自由”不仅是孤独的，也是缥缈的，存在的艰难和沉重在这里被放大了。

“补偿世界”正是“惯常世界”经由内心化而放大投射出来的，它依然带着“惯常世界”的阴影，而不是一个单纯理想化的精神家园。“如果人类世界的诱惑力量够大到足以把他从边境领回，或者把他紧压在那里，而他自身世界的诱惑力量也同样强大。”㉒他之所以会在边境处被这两种力量来回拉扯，是因为“补偿世界”并不完全如一个应许之地。卡夫卡很清楚，所以他执着于“补偿世界”却又畏惧接近，想介入却又害怕丧失，毕竟他在“惯常世界”中就如同所有艺术家的命运一样，是“被放逐”的，是无法逃避的“被抛”；而在“补偿世界”中，他也是“受拒绝”的，正如他所纠结的文化身份一样，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于是悖论产生的结果，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人物的行动处于无尽的对真理的绕行。

为了解释这个悖论背后的原因，卡夫卡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方法——包括沉默，但最后都成了艺术之“憾”——如果以一个文本的完成来讨论作家的成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完成），那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失败者，而在文本的内涵上，他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之道。同样，迦南地是否存在，迦南地是否又代表了真理，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他留下的一个个指向终极的困惑是茫然无解的。然而话又说回来，在“每个人都无法得救”的前提下，就如一个评论家在评论卡夫卡时所说：“异化的世界是真正的、自然的世界，不管它是不正常得多么可怕而且可厌，它却几乎是‘合乎规律’的。”㉓异化的世界，也就是“惯常世界”，“被抛”于“惯常世界”的某一境遇下，既是一种异化，同时也是一种开始认识自己的醒悟状态，人的可能性从这里被打开。就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被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着之澄明才发生出来。”㉔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被抛”的悲剧之后，在荒漠中跋涉的人才会对唯一的道路更加坚持：“我发现一种意义，而我单调的、空洞的、迷途的、孤身的命运，正为它验证着……这是唯一能指引我前进之路。”㉕卡夫卡所坚持的艺术，或许可以成为“使存在者之真理在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㉖。而这一个个仿若艺术之“憾”的无解的悖谬，也是唯一能将自由还之于他的东西。

1922年，卡夫卡校对完《饥饿艺术家》时，流了很长时间的泪：“这也许会使我过于激动，然而我必须再次这样活着。”1924年5月，绝症宣判了其声音的丧失，适时，他刚完成了这个关于被民族抛弃的耗子歌手的创作。尼采说过：“任何人只有在自己的地狱中才能发现建造一个新天堂的力量。”对“惯常世界”的描述、对“补偿世界”的创造是卡夫卡对人类、对自身关注的成果体现，是他冷峻风格的外表之下所隐藏的感人至深的诗情，这是卡夫卡的善良，也是在他的挚友勃罗德抢救下的、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

① 马克斯·勃罗德：《灰色的寒鸦》，张荣昌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②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页。

③㉔㉖ 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第59页，第65页。

④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页。

⑤⑥ ⑦ ⑧ ⑨ ⑩⑪ ⑭ ⑯ ⑰ ⑱ 叶廷芳编 ：《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第233页，第249页，第251页，第429页，第 231页，第459页，第515页，第227页，第230页。

⑫ 叶廷芳：《略论卡夫卡及饥饿艺术家》，《十月》1980年第5期。

⑬㉕ 布朗肖：《卡夫卡及文学》，潘怡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第133页。

⑮⑲ 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第450页。

⑳㉑ 莫里斯·布朗肖：《卡夫卡及作品的索求》，潘怡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第168页。

㉒㉓ 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