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女性的出路何在
——以鲁迅笔下的子君与金淑姿为例

⊙卢军 彭亚茹［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变革运动，启蒙家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绝佳平台。这是一场“人的发现”运动，更是一场“女性的发现”运动。“新女性”一词虽在晚清女权运动中就已出现，但此刻的“新女性”与之前强调女性要做“新贤妻良母”相比，更注重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即意识到“我是我自己”。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信奉自由恋爱、爱情至上的理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女性的出路问题，在创作中对女性命运进行了深刻思考。其笔下既有祥林嫂那样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毒害的农村女性，也有像子君那样的叛逆女性。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更是给当时狂热的女性出走热潮打了一针强烈的镇静剂。

一、新女性的偶像娜拉的出现

随着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刊登了“易卜生专号”，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风靡一时，最受大众青睐的是其反映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娜拉》）。此后不久，1919年3月，胡适发表了戏仿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于是乎，勇敢脱离家庭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娜拉迅速成为无数青年人争相崇拜与跟随的偶像。

许多中国新女性跟随着娜拉的脚步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向着那隐隐散发着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光与亮出发。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嫁之前是父亲主导着她的生活，出嫁之后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的统治，继续受着丈夫的摆布。她就像是笼中之鸟，不过是从一个笼子飞出去又飞到另一个精心为她打造的笼子里。在经历了为爱独自承担责任却被丈夫误解与侮辱之后，娜拉彻底看透了男权社会的虚伪和专制，选择出走。胡适戏仿的《终身大事》中，女主人公田亚梅可以看作是中国式娜拉。胡适笔下的田亚梅带着更多胡适本人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意愿与设想，将矛盾的焦点放在了新与旧、个人与家族、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上，倡导青年离开旧家庭，开创新社会；离开包办婚姻，走向自由恋爱。“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的新女性具有双重诉求，正如学者张文灿所言：“一则要女性抛弃依附于男性的旧形象，树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一则要中国告别被儒家专制思想所钳制的旧形象，建构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新国家。”①然而当几乎许多女青年都沉浸在娜拉出走的狂热中时，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易卜生自称写《娜拉》是在“作诗”，并不负解答问题的责任，没有说明娜拉走了以后怎样。继而，鲁迅阐明自己关于没有独立经济收入来源的新女性出走后结局的答案：“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②后来鲁迅又创作了小说《伤逝》来更为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是中国式娜拉的代表。“五四”时期，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非常热衷于创作中国式娜拉出走情节的爱情小说，但是大多如同易卜生《娜拉》一样，写到娜拉推开门出走之时便戛然而止。而《伤逝》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小说所着重展示的是子君出走与涓生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后的遭遇。正如学者杨联芬所言：《伤逝》的故事，建立在对《终身大事》之类出走故事“后事”的追问上。③

二、新女性婚前的渐入先锋

《〈淑姿的信〉序》是1932年7月，鲁迅应朋友费慎祥之请，为已离开人世且素未谋面的女子金淑姿的信的结集所写的序，这是鲁迅唯一一篇用文言写成的骈体文。虽勉为其难，但鲁迅并未敷衍了事，而是在序言中倾注了对中国女性的一贯关注与同情。在金淑姿的遗信中，鲁迅看到的不仅仅是子君的影子，更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中国新女性的命运缩影。同样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熏陶的中国新女性，子君与金淑姿（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式娜拉”与现实社会中的“中国式娜拉”）似乎有着殊途同归的人生轨迹，即出走后却并未得到原先预想的幸福生活，而是以悲惨的早亡告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个例，而是大多数出走的“娜拉”的最终归路。

结婚之前，子君在她的人生启蒙者涓生的带领下，一步步接受西方新思想，敢于同封建势力做斗争。子君与涓生相爱时，“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随着子君爱涓生的心意越来越坚定，她终于义无反顾地与旧式家庭决裂，和涓生同居在吉兆胡同，丝毫不在乎旁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爱情，面对时时遇到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涓生尚且“有些瑟缩”，子君却“全不关心”，“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在涓生的手记中，他屡次评价子君是“坚决的，无畏的”，因为她敢于发出“五四”时期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而金淑姿也是如此，在《〈淑姿的信〉序》中，鲁迅如此说道：“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金淑姿虽然生在传统家庭里，但从十四岁起便进入学校的女子部读书，其间经常阅读《妇女杂志》《稻草人》之类的新书刊，这无疑是她接受新思想的表现。在追求平等、恋爱自由等新思想的熏陶下，金淑姿与表兄程鼎兴开始鸿雁传书，渐渐相知并相爱，为了自己的爱情，金淑姿敢于“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克服诸多困难与程鼎兴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子君。

中国式娜拉逐渐进入一种释放状态，昔日的女性被压迫得有多痛苦，今日的女性就会释放得有多彻底。她们像雏鸟初遇悬崖，领路的母亲松开她的怀抱，她们就会奋力飞翔，终于在与恐惧的对抗中战胜恐惧，拥抱蔚蓝的、广阔的、自由的天空。

三、新女性婚后的退守传统

终于冲破旧家庭牢笼的新女性，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婚姻坟墓。她们追随着深爱的人，虽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从父”的封建礼教，却没有真正摆脱“从夫”的桎梏，新女性以新的方式上演着过去的悲剧。

婚后的子君，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日常的生活琐事上，每日忙于家务，似乎忘记了读书学习和与丈夫的沟通交流。相反，涓生一直在接触更新潮的思想。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有了微妙的隔膜，待隔膜终于成为一堵看得见的墙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爱情覆灭的时刻。子君也曾预感到这样的覆灭，在涓生还未说出已经不爱子君的事实前，她也曾做出过一些努力。她收敛起日渐麻木的眼神，再现从前充满稚气的、渴望知识的眼神，但也只是偶尔的几次，这对于一对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原来那位独立的、叛逆的、敢于说出“我是我自己的”新女性子君，在恋爱时期与涓生处于平等地位，在婚后却“完全成为服务于涓生次一级地位上的角色”④，不禁令人感慨万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从子君最深层的内心中显现出来。中国新女性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时，似乎只是将传统的封建思想遮蔽在脑海深处，并没有将其彻底剔除出去，看似独立、叛逆的背后，有着连本人也未意识到的缺陷存在。正如涓生所说：“她所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子君之所以能够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更多是因为子君深爱涓生，是因为爱让她勇敢冲破禁锢她身心自由的封建家庭，而非在会所里涓生所说的那些新思想。子君出走的归路是重返旧家庭，回到那个曾经奋力摆脱过的封建家庭，此后“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金淑姿，作为现实版的子君，她婚后的生活是这样的：“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金淑姿与丈夫程鼎兴在结婚不久之后便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程鼎兴到上海求学后对淑姿不闻不问。在长久寂寞的等待中，金淑姿日渐消沉，唯有将她对丈夫的思念书于纸上。鲁迅先生虽不曾与这位女子相识，但从其遗信当中，不难推测出她在等待丈夫的日子里心理发生的转变。当笔者看到“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时，不禁想到金淑姿在婚后最初那段日子里，必然是思念在外的丈夫，且相信爱情是坚不可摧的；之后便是犹疑，怀疑久出未归的丈夫在外可能有了新人的陪伴，不再需要她；于是感到愤慨不平，但也无计可施，改变不了现实，终于抑郁而死，年仅二十三岁。作为一位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新女性，金淑姿出走道路的结局是一幕悲剧。

那么，如何看待“五四”新女性的先锋姿态？很显然，从种种例子来看，虽然不排除少部分人的确是彻底地反传统，但就总体而言，“五四”新女性的先锋态度更多表现为话语先锋，其内心深处仍然受着封建礼教的禁锢，从一个怪圈走入另一个怪圈，女性自主意识并没有觉醒。⑤以金淑姿为例，无限期的等待对自己不闻不问的丈夫是不理性的，可她终究还是选择了等待，因为其内心深处的传统封建思想仍然存在，这思想将金淑姿拘囿在凄苦哀怨的心理中走不出来。

探究造成子君与金淑姿——两位中国式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除了她们内心深处自主意识并未彻底觉醒以外，也与她们的丈夫有关，涓生引领子君走向新的生活，却只是短短的一段日子，“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子君与金淑姿正是在爱的感召下，才下定决心与过去割裂，待爱消逝时，她们的精神支柱便轰然倒塌。涓生的一句“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彻底击垮了子君，而程鼎兴离家求学后再未归来，也从未寄回只字片语，使金淑姿心如死灰。

启蒙者呼吁女性能够走出旧式家庭，却没有告诉她们今后的道路应该如何走，也缺少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物质条件，子君在应付日常生活琐事上日渐麻木，金淑姿则被无声的等待和无形的距离隔开，她们不得不依附于丈夫。倘若社会给予女性工作的机会，子君们必然会努力融入社会，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起初，子君与涓生同居时，便将自己仅剩的金戒指和耳环卖掉，为的是“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显然，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缺少能够施展才华的天地。

四、新女性的出路何在

虽然子君与金淑姿最后的结局均是悲惨地死去，但是死亡前的心态却值得反思。当涓生告诉子君，他已经不再爱她的时候，子君的梦才彻底苏醒。在梦醒之后，子君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涓生，就像之前义无反顾地和涓生在一起一样。当爱情来临时，子君以一位新女性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爱情消逝时，她同样以一位新女性所应该有的态度选择离开。然而这义无反顾本应该是再造新的生活，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子君却无可奈何地回归了曾经反抗过的封建家庭。而金淑姿，她因为长久等候积郁成疾，终究香消玉殒，除却其他方面的原因，金淑姿是一直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她在漫长的等待中永久地沉睡了。她也曾是一位新女性，破除家庭的阻碍，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幸福逐渐离她远去时，她没有像真正的新女性那样，从婚姻的围城里逃脱出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了新思潮洗礼的中国新女性，骨子里还保留着程度不一的封建残余思想，她们的思想解放多是滞留在表层的，难以在日后的生活考验中经受挫折打击，往往以悲剧而告终。

在写于1933年的《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谈到关于辛亥革命后妇女权利地位问题，尖锐地指出在五四运动提倡了妇女解放后，从闺阁走出步入社会的新式女子仍是评论家所讥笑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她们没有经济权，还是靠着别人的“养”，受制于人的苦痛就在所难免，“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⑥。鲁迅给新女性指明的出路是：要通过不断战斗，争取独立的经济权，在家庭里享有与丈夫同样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并在观念上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这种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只有经济独立，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依附于任何人，才是新女性真正的自我解放之路，而不是像子君、金淑姿等人只迈出“出走”一步就终结了。

① 张文灿：《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启蒙困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塑造新女性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③ 杨联芬：《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 林陈芳：《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纠缠于新旧思想间的子君形象分析》，《科教文汇》2007年第2期。

⑤ 张兆林、束华娜：《基于文化自觉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文化创造》，《美术观察》2017年第6期。

⑥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