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的世界视域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1939 ）不仅是内战前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而且是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生态想象理论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著有《文学超验主义：美国文艺复兴的风格与视觉》（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Style and Vision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新英格兰文学文化：从革命到复 兴》（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naiss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生 态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构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爱默生》（Emer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Wiley-Blackwell，2005），以及《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The Dream of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2007年，布伊尔荣获美国文学界优选奖“美国文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并被授予“杰伊·哈贝尔勋章”。他始终致力于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与对象已延拓至世界文学与文化维度。

一、针对生态批评有关概念的梳理与理论建构

首先，梳理有关生态批评的相应概念。布伊尔指出：“ecology”（ 生态学）的词源来自希腊语“oikos”（家庭），在现代用法中指“通过有机体和无机物进行的对生物学交互关系和能量流动的研究”。进而言之，在隐喻的层面上，“生态学”可延伸至涵盖“其他领域”的“能量交换和相互联系”——从以技术为基础的通信系统到思想或创作的“生态学”领域。此外，“生态学运动”（the ecology movement）， 有时特别是在美国之外，被用作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同义词。由此，将文学研究中有关评价环境价值的工作称作“生态批评”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①

其次，注重对于生态批评的术语梳理与范畴界定。在他看来，尽管当前“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已被广泛运用，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至少在英语语境中，仍将是生态人文学科这一分支的较为合适的表述。然而，这一术语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暗示着一种尚不存在的方法上的整体性，且夸大了文学研究的环境转向成为一个协作工程的程度。以“enviro-”作前缀的词语比以“eco-”作前缀的词语更为恰切，因为以后者作前缀的术语易被误认为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密切相关，指涉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科学的或者是生态学的文化，这显然并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文学环境学者的本意；“eco-”作前缀的词语展现的是对生物圈或自然界的关注。实际上，“环境”呈现出更为广延的含义，表明地球并非简单的自然空间，而是由生物地理与人工建筑共同构建而成的混合体。由此，“环境”范畴内的某些物体展现了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距离。“eco-”作前缀的词语依托生态科学的学科背景在此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表明了物质世界的疏离，而“环境”作为较少技术性的术语，其原初意义旨在表示“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事物”。由此，布伊尔主张用“environmental criticism”而非“ecocritique”表示“生态批评”。

再者，针对生态想象理论的研究。基于对“生态批评”的界定，布伊尔认为，尽管对于环境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一种自觉运动且发展迅速，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活动已从囿于美国北方一个区域拓展至拥有上千名成员，分支延伸至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世界各地的组织，然而，近年来才蹒跚而至、迅速成长，并非意味着成熟或成功，生态批评这一成分日渐复杂的领域尚未赢得与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或种族批评等研究同等的身份与认同。面对外设与自置兼具的诸种发展障碍，文学批评研究的环境转向，他以生态无意识、空间与地方理论以及有关生态的法规条例为理论基础，建构了旨在改变观念，甚或改变制度的“环境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理论。因为无论是在艺术家的创作还是批评家的反思中，始终都对物质世界如何受到理论、想象和技术的介入、吸收与重塑的问题等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由此，他自20世纪末开始连续出版了三部有关生态想象理论的著作《生态想象》《为濒危的世界写作》与《生态批评的未来》，倡导“生态想象工程”（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Project） 。“环境批评是一个动态的工程，而且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着这种动态。”②目前，布伊尔正致力于有关“生态记忆”的研究，包括个人生命线、历史与社区的自我理解，以及可追溯至史前时期的行星生物地质历史上认识人类中的修整力量。在他看来，有关“生态记忆”的艺术有助于弥补心理学家宣称的由科技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的“代际生态记忆缺失”所产生的影响，促使生态属性与公民权利的形成，从而可促进民族道德规范的恪守与自我意识的建构。

二、有关生态批评范式与方法的延拓

布伊尔讲授美国文学与文化历史课程，研究生态话语、文化民族主义等问题。他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是美国19世纪特别是南北战争前的文学。《为濒危的世界写作》于2001年获得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最佳图书奖，即“流行文化与美国文化协会”的“Cawelti图书奖”。此外，他还与惠·慈·迪莫克合作编辑了《地球的暮色：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Shades of the Planet：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editor with Wai Chee Dimoc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依据他的观点，虽文本再现具有人为属性，且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历史因素对相关属性予以调和，但大多数生态批评家，无论是否理论化地表述自己的立场，都将其参照文本看成对物理环境及其与人类之间互动的折射，因而都是“世界的”批评家。

与种族主义相类，环境危机是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而并非是哪种学科的专有财产，这对于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领域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而高校内环境研究项目一般正是以这些领域为基础。“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文化地理学、文学及其他艺术。要使技术突破、立法改革以及关于环境福利的书面盟约等付诸实施，即使只是初步形成，都需要一种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已获转变的氛围。为此目标，故事、意象、艺术表演以及美学、伦理学和文化理论的各种资源都是举足轻重的。”③基于此，他的生态研究基于诸种批评调查范例，依托文化地理学、社会人类学、伦理学、现象学、宗教、文化理论、生态史、自然科学史以及文学与美学理论融合而成。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布伊尔精通汉语，了解东方文化。他赞同当代美籍华裔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其著述《对现实中理想环境的讨论》中，通过对基督教与道教的比较所突出强调的观点，即：“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包含一些可以被看作对生态想象、伦理及行为有积极作用的教义和箴言，但是宗教信仰并不能保证在生态方面的实践是有益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在原则和实践之间，在理论信仰和实际行动之间持续地滑动。”④

三、基于国际视域的生态批评实践

针对生态批评的发展趋势，布伊尔认为历史进入21世纪，只有当“住所”与“地球”被理解为相互依赖时，前者才真正有意义。“自然”的“环境”将自然写作看作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文类，都是过于局限的，因此，“一种成熟的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或环境政治）一定要考虑到：无论是繁华都市和偏远内地之间，还是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关注之间，都是互相渗透的”⑤。环境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更准确地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跨学科组合，其研究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文学与环境研究将会继续向全世界范围扩展，像它们现在这样，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发起者们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日益向其他文化语境下工作的同行们学习，学习存于档案的并且是关键性的专门的基础知识或技能。在地方、区域或国家范围内的地方观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向着更加广阔的行星公民意识发展。”⑥由此，他的相关研究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实例与经典世界文学评论，展现出从空间、地方到全球的延拓。例如，《为濒危的世界写作》跨越国界的自由，将城市和乡村想象成为一个综合的景观，聚焦于19世纪、20世纪的作家，详细阐述了约翰·缪尔、简·亚当斯、奥尔多·利奥波德、威廉·福克纳、罗宾逊·杰弗斯、西奥多·德莱塞、温德尔·贝里、格温德林·布鲁克斯的相关创作。

首先是有关美国本土作家的生态批评。布伊尔宣称：“考虑到在过去两个世纪期间美国生态转变规律的巨大和迅速，以及产生于此的文明主义和裸体主义信仰相互交织的论战和辩护的历史，以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研究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⑦由此，他对该国生态文学经典予以重释，其建设性反思的对象包括梭罗《瓦尔登湖》等经典文本。在他看来，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两种意识之间进行着调和：“一个是自愿进行简朴生活试验时的清高超脱，另一个是面对康科德内地真实存在的、贫困而备受排挤的爱尔兰人和黑人居民时的无能为力。”⑧由此纵观有关梭罗的评论史，如加吉尔、古哈等所认为的梭罗是那种生态难民、归属于一大批因失去土地而挤进印度城市贫民窟的人，这些观点实属谬论。与之相对，基于环境正义标准将《瓦尔登湖》中的言说者看成是因关心贫困与向低层的流动性问题而努力，的确有助于界定作品的精神局限。“设想一种相对来说处境仍然优越的，被收买的美国北方佬，把自己的困境与那些提着篮子到处叫卖的美国原住民的艰难相提并论，也有助于找出——究竟是什么，使《瓦尔登湖》的生态文化探索比后来那些部分受其启发、关于自愿简朴生活的文学作品更为敏锐。”⑨

其次是美国移民作家的生态文化书写。布伊尔认为，从移民者文化关于本地环境破坏的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出其良知和批判性。“在移民者文化中，‘再栖居’是对立足于地方的长期管理所负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也被认为是原始居民与土地之相互依赖的近代等同物（“再”的说法由此而来），它可以弥补过去对原住居民和土地的虐待。”⑩以美国当代著名自然散文作家、兼具原住居民与田野考察科学家身份的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 为例，其创作通过考察大西洋与印度洋中个别早期现代移民的小型岛屿生态学虽不够可靠，但的确为发展关于全球环境危险的最早理论提供了参照视野。因此，该作家犹如四处奔走的优秀人种，进行了全球范围的探险，而后方能全面讲述全球升温可能会对沿海与岛屿国家造成的威胁。

再者是有关他国作家的生态写作。例如，《环境批评的未来》在论及环境批评的伦理与政治问题时，以两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为例予以阐述，即澳大利亚原住民凯文·吉尔伯特（Kevin Gilbert）的诗歌《庆贺者88》（Celebrators 88）与昆士兰女性主义-区域主义作家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的中篇小说《创造天气》（Inventing Weather）。在布伊尔看来，上述两位作者各自文本的表达方式不同：吉尔伯特用伊甸园叙事，修辞富有激情；阿斯特利则是自然叙事体，风格简洁而冷静。然而，无疑都表明了环境正义责任感如何与生态中心信念共存，呈现出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环境正义文化政治所要求诉诸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场景，将白人定居澳大利亚后的“发展”故事浓缩成了关于贪欲、消耗与退化的故事，将自然环境与原住民文化塑造成共同的受害者，从而将不同的种族阵营吸引到对原住民迁移与环境退化的关注。具体而言，吉尔伯特的人物充满自信地将声音与围坐的黑人进行结合，而阿斯特利的叙述者则真诚地支持原住民的权利，尽力推翻自知无法超越的种族障碍。

此外是有关前殖民地地区作家的生态文化书写。例如，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德里克·沃尔考特（Derek Walcott），出生于因历史与地理原因始终种族复杂、文化多元的前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圣卢西亚地区，成长于一个跨种族通婚的家庭，兼具英国、荷兰与非洲血统，其作品既书写加勒比海本土的历史、政治与民俗，又经常融入非洲、亚洲及欧洲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特征。由此，布伊尔列举沃尔考特诗歌《欧姆洛斯》指出，主人公渔夫阿基利斯进行了一番想象探险，从贩运奴隶船上中途倒回，暂到非洲故乡，且多次穿插转换成英国退伍老兵普兰科特的视角，通过追溯他本人及其祖辈的历史，展现出由于种族文化障碍与世界性旅行而复杂化的地方依附，以此对照出诗人的自况：多重身份、困窘不堪、流落异乡却忠诚无比。该文本展现出加勒比海地区多种族多国家混杂难分的状况：一边是渔夫们经营着观看传统的交易，由“天真的”表演者为旅游者模仿；一边是诗人自省于外来观察者的身份，以旁白提醒自己，为归属于本地的灵魂摄下快照。其中涉及的本地劳作、生活与景观，既属于全球空间与深层时间的腹地，又位于其边缘，个中意味极为丰富。其中叙事焦点的转换为已遭破坏却保持完整并无限扩展的地方性景象提供了额外的层次，对海岛与区域历史的把握则广涉被相继占领的前哥伦比亚时期，移交占领权的不同时刻等时间层。总体而言，布伊尔将该文本界定为是有关失败的帝国工程的全球中心圣卢西亚岛之诗、安替列群岛之诗、北美散居者之诗、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之诗，关于分开黑白人种的大西洋世界之诗以及关于遍及全球的大洋之诗。究其因由，这部作品的地方召唤既围绕一个中心又具有迁移的、全球的与世界史的视野，“在既有根基又具扩展性的全球性范围里重建地方想象的实在行动，已不再是假定的可能，而是正在发生”⑪。由此，证实了在多范围与意义层面想象地方性的可能性： “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跨越半球的、地方性的、历史性的、文化性的等等范围。”⑫

值得注意的是，布伊尔还擅长运用比较文学与文化视域开展生态批评。例如，通过梳理与辨析世界文学视野中有关树的文学意象指出，梭罗的树既是历史事实又具有被精心营造出的象征意义，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较之其他作家更专注于对其优美轮廓的特殊化描写，由此他描写小树虚弱状态时传达了一种精准的表面视觉形象，这种对树木的可见结构进行的形式主义安排，采用了一种从底部到顶端的反方向描绘。这与华兹华斯的描写有着互文性，其背景承续华兹华斯的18世纪风景诗歌《丁登寺》，从一个固定视点延展到远景。比较而言，“从华兹华斯与梭罗的描写来看，他们笔下独具特色的树似乎对所处地方的特有氛围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华兹华斯的‘这一个’具有更单纯的个人性。梭罗的榆树还体现和见证了社区的历史”⑬。日裔美国作家山下凯伦的《橘的回归线》⑭中有关棕榈树的描写同样带有嘲讽意味地重现了威廉姆斯从底部向顶端的写作方法，一直跟随一个黑人贫民区孩子的意识最后展示出事实：其所居住的沥青混凝土迷宫里居然还生长着树木。在布伊尔看来，山下在《橘的回归线》中的选择更具吸引力。任何一棵大树基本来说都可戏剧化地展现洛杉矶内城脱离自然的形象。棕榈树既是外地人极易把握的地域性典型形象，又被赋予其他含义：可作高档社区的装饰；在非洲传统文化中，既可供人衣食，又可当作公共集会场所，因此包涵多元的生态仪式意义。又如，纵览世界文学范围内经典作家早期有关空间与地域的记忆与其创作实绩的关系，进而予以参证考察，并举例说明，威廉·华兹华斯似乎确信，最大的情感能量来自于在遥远的过去的与住所相关的片刻，而那些片刻与记忆中的迷茫，与恐惧的经历有关。梭罗证实他被父亲带到瓦尔登湖是其最早的记忆之一，在《瓦尔登湖》中表达了相应的喜悦之情，并赋予未成年初期的梦想以绝妙的风景。与之相对，对于创作主体来说，生命历程初期的景观记忆并非皆为具有积极意义且令人愉悦的。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记忆即充溢着其父在伦敦马歇尔监狱里被监禁的恐惧与屈辱，此种空间记忆在他的小说中得以频繁回忆与再现。

综上所述，布伊尔倡导当今时代确保文学与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对环境性的持久关注，并更多地凭借这种关注，而不是凭借教育或者行动主义层面的延伸行动，以帮助灌输与加强公众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关注，包括地球的命运、人类在觉醒中行动的责任，以及环境非正义的可耻，等等。与之相应，他依据对生态问题的公民承诺，始终致力于相应的生态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其诸种研究实绩展现出跨越学科、文化与研究领域的世界视域与相应批评实践的不断扩展。

①②③⑤⑧⑨⑩⑪⑫⑬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序言”第9页，“序言”第1页，第25页，第135页，第77页，第77页，第105页，第106页，第43页。

④⑥ 岳友熙、劳伦斯·布伊尔：《美国生态想象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劳伦斯·布伊尔教授》，《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54页，第55页。

⑦ 〔美〕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岳友熙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⑭ Karen Tei Yamashita： Tropic of Orang，Minneapolis，Minnesota：Coffee House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