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德夫人的“心疾”
——《一小时的故事》中的疾病隐喻

⊙谢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2249］

在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马拉德夫人的“心疾”不是先天的，纯生理性的疾病。恰恰相反，它是男权制社会下女性所特有的后天养成性，身心疾病。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这部女权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中，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指出，“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的社会化历程将女人都变成了病秧子，不仅身体上如此，精神上亦然”，并强调这个论断在社会历史学家的数据中有据可考。①歇斯底里症、厌食症、开阔空间恐惧症，等等，几乎成为女性的专利，鲜有男性患者的身影。据吉尔伯特和古芭所言，将一个对未来充满无尽想象的活泼少女打造成一个性情温顺、低眉顺眼、无私忘我的家庭主妇的过程是一场令人身心俱疲的规训，这个过程势必会有损女性的身心健康，因为“人类的第一本能就是自我保存，追逐快感和自我主张”，而男权制社会中以各种名义对女性自我主张的巧取豪夺无疑是对女性生命力的抑制。②不仅如此，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甚至流行对病秧子女性的崇拜（cult of female invalidism），当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各种压力时，即便不过是和女性友人拌了几句嘴，不堪“重负”而病倒反而成为值得称道的事，以至于女人成了神经质的代名词。③这也是为什么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母亲要么缺席，要么不称职，当女儿在社会的各种诱惑与考验中踉跄前行时难以担负起母亲的责任。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以肺结核为例，指出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对肺结核的浪漫化想象在诗人和女性中散播尤为突出。肺结核所带来的病态的娇弱在女性中也成了流行。如某温莎公爵夫人所言，“再富有也不嫌多，再瘦弱也不过分”④。这种被内化的自虐式自我形象的塑造在19世纪末的女性中仍然有着相当的吸引力。桑塔格引用了出版于1887年的一本流传甚广的日记，作者是24岁便撒手人寰的玛丽·柏什克赛福：“我咳嗽起来没完没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疾病非但没有使我变丑，反而给了我一种恰如其分的慵懒气质。”⑤肺结核所带来的病弱和敏感成了女性的理想形象，与之相对的是同时代男性大腹便便的形象，和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赫赫战功，或商场纵横，或著作等身，抑或政界扬名。

尽管在这样一个病秧子女性崇拜的社会里，女性很难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不被同化，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并不是所有女性都甘心被驯化，臣服于男权制的淫威。那些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坚持自我的知识女性，便成为众矢之的。这并不是19世纪社会所独有的态度，而是自古希腊伊始，源远流长，可谓有男权的地方就有压迫。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的同名主人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众多史诗中孔武有力追逐军功的男性主人公相比，美狄亚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智取胜。而身为一个男权社会中有着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和价值追求的知识女性，境遇显然不太妙，正如美狄亚所言：“以往经验无不说明/我的智巧之名亦是苦难之源/泯然众人不失为明智之选/智巧非但于己无益/更会招致嫉妒与敌意/与蠢笨之人分享新奇思想/ 只会被唾弃与蔑视/如若你之思想优于颇负才名者/你就会被恨之入骨。”⑥而恨意大多源自恐惧。如克莱翁面对美狄亚的请求时无意吐露的真言，“你令我感到恐惧”。即便美狄亚保证不在她丈夫和克莱翁之女的联姻之事上发表异见，克莱翁仍然心存疑虑，因为“脾气暴躁的女性，即便是男性/也比保持沉默的聪明人/容易应付得多”。因而即便保持沉默，在男性权威的眼中，亦是颇为可疑。不论有为还是无为，同样不会得到信任和欣赏。在女性被定位成“家中的天使”的男权社会，美狄亚不得不喟叹，女性想做好事怎么就这么难？这个悲叹在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前言中得到遥远的回应，男权社会中想要走出家门，在公共领域有一番作为的女性不得不面对丰满的理想与贫瘠的机会之间的矛盾（spiritual grandeur ill-matched with the meanness of opportunity）。⑦凯特·肖邦作为19世纪的女性作家，无疑对此深有体会，并思考良多，而她的作品都是她对此回应的不同尝试。在《一小时的故事》中，肖邦并没有交代女性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是否知识女性并不可考，而是将其设定为一个普通女性（everywoman），描述了她在强烈情感冲击下的精神狂想曲。肖邦在这篇短文中的情节设置与细节描写都渗透着她对女性的身份定位、自我主张和两性关系的思考。

“知道马拉德夫人患有心疾，朋友在传达其丈夫的死讯时倍加小心翼翼”，这是文章开篇第一句话，肖邦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因为纵观全文，不难看到马拉德夫人“心疾”的缓解与发作，与马拉德先生的“死讯”之间的动态互动所形成的戏剧性反讽不仅推进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蕴含了肖邦对两性关系的多重思考。

马拉德夫人听闻其先生的死讯之时的直觉反应颇为耐人寻味。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噩耗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心理上的否认占据上风。而马拉德夫人的反应却是异常直接，泪水决堤，倾泻而出。这种情感的放纵过于戏剧化，反而难以让人窥见其真诚到底有几分。“当哀伤的风暴能量耗尽之后”（when the storm of grief had spent itself），肖邦此处的表述方式亦暗示了这一近乎条件反射般的情感释放，带有更多社会习俗规训下的下意识反应的痕迹，冲淡了泪水中的真情实感。这种解读在接下来肖邦对马拉德夫人所看到听到的景观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佐证。得知丈夫死讯之后的马拉德夫人并没有震惊到麻木，或者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官封闭起来，沉溺在悲痛之中。恰恰相反，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马拉德夫人感官极其敏锐，甚至可以说是饥渴也不为过。她将自己锁在楼上的房间之后，触目可及的是“一扇开着的窗”和“宽敞舒适的扶手椅”。这扇开着的窗是很好的道具，提供了马拉德夫人从楼上俯视市井万象的机会：

她可以看到房前开阔广场中的树木的树冠颤动不已，似在向早春带来的勃勃生机致敬。空中漂浮的是甘甜的雨水的气息。街道上的小贩正在卖力吆喝着他的货品。自远处飘来隐隐约约的歌声，与房檐下麻雀的呢喃形成一曲错落有致的二重唱。透过时而相聚交叠时而飘离散落的云朵，她看到一片片的蓝天时不时地从不同的方位探出头来。

开阔的广场，颤动的树冠，雨水的气息，小贩的叫卖，远方的歌声，麻雀的呢喃，云卷云舒，蓝天白云，这就是马拉德夫人所看到与听到的景观。从移情作用的角度来看，不难看出此处名为状物，实则绘心，描绘的是马拉德夫人的真实心境。这种心境不难让人联想到弥尔顿《失乐园》中被广为引用的一句话，“世界在他们面前铺展开来”⑧（The world was all before them）。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世界在马拉德夫人面前铺展开来。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兴奋到战栗的不仅是树冠，更是马拉德夫人的内心。早春的生机不仅流淌在树木的汁液当中，也流淌在马拉德夫人的血液之中，消融了她冰冻起来的自我意识，唤醒了她沉睡中的自我主张，而这种转变首先体现于她感官的反应。她极度贪婪地吮吸着雨水甘甜的气息，饥渴地倾听着来自外界的一切声响。雨水的浸润似乎也催生了生命中新的可能，她在鸟雀与人声的交汇中听到了万物复苏的脉动。而天上的漫卷云海则成了昭示新生命诞生的五彩祥云。

这种兴奋之感并非毫无来由，虽然肖邦并没有交代马拉德夫妇生活中的细节，也没有给马拉德夫人的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甚至有悖道德的过激反应提供正面的理由，但是文中对马拉德夫人的一处描述可以帮我们做出并不牵强附会的解读。这是肖邦在文中对马拉德夫人仅有的外表描述：“她还年轻，面容姣好而沉静，她的面部线条向人们诉说着心中的压抑，除此之外，还昭示着某种力量的存在。”她还年轻，暗示着尚未完全被克己牺牲的角色限定所吞噬的个人的欲望的残留，和对自身身体与精神需求的关注，而这些个人的欲望与自我的主张虽被压抑，仍有残存的力量助其在某种刺激下井喷式爆发。对于马拉德夫人而言，这个刺激就是马拉德先生的死讯，让她放飞了对未来生活的想象。这种突如其来的解放感让她惊喜，甚至于无措，“她的眼神告诉我们她并没有在沉思，恰恰相反，她暂时搁置了所有理性的思考”。正是对理性思考的放逐使得马拉德夫人完全跟着感觉走，陷入了着魔的状态。她感觉到一种带有威胁性的莫可名状的东西在向她慢慢逼近，虽然难以捕捉，但是她所听到的声音，所嗅到的气味，所看到的色彩，莫不昭示着它的存在。而它的到来也给马拉德夫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她的胸膛开始急剧起伏，她开始意识到向她逼近，控制住她的心神的东西为何物，她想把它挡回去，却像她纤弱的手臂一般无力。当她放弃了挣扎，一声低语从她微启的唇口逸出。她默默地重复着同一个词，自由！自由！自由！她的眼神明亮而热切，从中再也看不见失神和惊恐的存在。她的脉搏跳得飞快，血管中流淌的血液也渐渐回温，使得她每一寸的身体都得到放松。她并没有停下来反思完全掌控她的心神的这种愉悦是否可疑，因为这一瞬间的顿悟让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以此观之，不论这种愉悦性质为何，都无关紧要。

面对自由之意识的入侵，马拉德夫人最初的抗拒可以被视作已被内化的女性角色定位在面临自由与自我主张的冲击时，所做的最后的挣扎。而马拉德夫人欲拒还迎的姿态恰恰说明了后者对她的诱惑之深。不停被重复的“自由”一词似有着咒语解封之功能，释放了冰封的感官与情感，将一切顾虑驱除。明亮而热切的眼神，跳得飞快的脉搏，回温的血液，放松的身体：所有这些意象无不印证着对自由的想象所带来的感官的解放。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令人振奋的春潮涌动也伴随着令人不安的潜流。“明亮而热切”的眼神似乎暗示着某种非理性的力量的存在。情感放纵中的马拉德夫人的精神状态与酒神巴斯克的女性追随者陷入癫狂时的状态尤为相似。让马拉德夫人迷醉的正是对于自由的想象，如此沉溺其中，以至于没有反思的闲暇，这种想象的愉悦成了她最强烈的冲动，以至于任何其他的顾虑与考量都降格为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

她张开双臂拥抱的是未来“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日子，“仅仅为了自己而活”的日子，不会再有处在婚姻这座围城中的男女那种盲目的执念，强行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伴侣之上。以她顿悟之后的视角观之，这种私人意志的强加，不管动机善恶，都是一种犯罪。马拉德夫人做出的这一称颂绝对个体自由的宣言将婚姻视作男权制两性权力关系的共谋，将两个原本独立的个体强行捆缚在一起，进而以婚姻之名，为一方（此宣言中的言下之意为男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意为女方）提供冠冕堂皇的“合法”理由。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中，提倡自我牺牲而非自我发展，强调克己，抵制私欲，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婚姻和男性的霸权合谋，剥夺了女性天赋之权，通过对她们身体与精神需求的刻意无视或扭曲再现，打压着女性的正常成长。以人类历史的纵向时间轴观之，这一谴责并非夸大其词。

有相当一部分的评论者将马拉德夫人自我主张之回归视作以马拉德先生的死亡为前提，尤其是文中非但没有对马拉德先生半分负面描述，反而是在夫妻关系的交代上，提了一句，马拉德先生看向马拉德夫人时的眼神总是饱含爱意，因此，就情节设置和文内证据而言，都使得这部分评论者将马拉德夫人视作乖离人性，背离道德的反面典型，而她的死亡结局亦被解读为她的疯狂臆想所招致的自我毁灭。这种解读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是对肖邦蕴含在马拉德夫人这个人物形象上的思考做了简括式处理。我们前文说过，马拉德夫人是女性群体的缩影（everywoman），所以相应的，她与马拉德先生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换句话讲，马拉德夫人的不满指向的是男权社会中纵容不平等两性关系的婚姻制度，虽然马拉德夫人承认马拉德先生是位温柔的丈夫，但是只要身处男权制社会中，婚姻对男女两性角色的定位和固化就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借用托马斯·潘恩在《人权》中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所用的逻辑，法国大革命针对的不是国王和王后本人，无关乎个人私怨，而是针对国王和王后所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⑨以此视角观之，马拉德夫人更接近与她处于相同处境的姐妹的代言人的角色，她们中的很多人未必有马拉德夫人这般的运气，能嫁给一个如马拉德先生一般温柔和善之人。如美狄亚所言，婚姻就像一场赌博，“为什么男性身体上不能印刻上独特的标志/让我们借此区分真心和假意？”对于19世纪困在家庭中的女性而言，婚姻对于她们人生轨迹的塑造之力不言而喻。马拉德夫人的解放宣言不妨视作是对婚姻对女性命运的决定性影响的反抗。虽然语言有过于偏激之嫌，然而考虑到她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若以精神狂想曲视之，恰恰反映了被压抑的欲望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这种反拨之强烈亦说明前后两种状态对比之深刻。在自我主张回归之后，马拉德夫人“暗暗许愿，希望余下的生命能长一些，而就在昨天，当她想到漫漫的余生之时，还不寒而栗”。不管文中是否给出具体原因，一个让妻子感到人生无可期待的婚姻都算不上是一个幸福的婚姻。究其制度性原因，不难想象。一个将女人所有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都围困在家中的婚姻制度无疑是抑郁症的温床。马拉德夫人臆想中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余生虽然有着唯我主义之嫌，但对于备感压抑的围城中的女性来讲，仍然不失其致命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虽然马拉德夫人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是这种重获自由的感觉和自我主张的回归所带来的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使得她的眼神中闪烁着“狂热的胜利的光芒”。

然而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没有持续多久，而是随着马拉德先生的突然出现戛然而止。对于马拉德夫人的死亡结局，评论家众说纷纭。同情马拉德夫人者，将之视作肖邦的仁慈之举。马拉德夫人的狂想曲如同一次精神的狂欢，虽然极具颠覆性和破坏性，仍然只是一个想象性的解决，面对严酷的现实，如同马拉德夫人纤弱的手臂一般无力。马拉德先生的回归意味着被打破的秩序得以复辟，随之而来的心理反差使得马拉德夫人的死亡反而成了一种解脱。恰如托尼·莫里森《宠儿》中的逃亡女奴赛斯在面临追逃的奴隶主的步步进逼之时，所做出的弑婴之举，宁肯为女儿选择死亡，也不愿看到她重复自己在奴隶制下的非人遭遇。马拉德夫人的死亡同样被视作肖邦为其主人公所实施的安乐死，将一个刚刚觉醒的自我主张重新关回牢笼并不比死亡更仁慈。而在那些对于马拉德夫人颇有微词的人看来，马拉德夫人的死亡是对其唯我主义狂想的惩罚，是对有相似思想倾向之人的告诫。

如果结合《一小时的故事》的整体叙事结构，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德夫人的死亡不是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蕴含着肖邦对两性关系的再思考。文章开篇之时，马拉德先生的死讯触发了马拉德夫人的精神新生，即便这次新生过于虚妄；文章结束之时，马拉德先生的回归直接导致马拉德夫人的猝死，首尾形成颇为耐人寻味的对比，小说的情节走向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圆。此种貌似必舍其一的情节设置，让我们不由反思：在两性关系中，一方的存在与发展是否必须以另一方的臣服乃至死亡为代价？二者能否共存共荣？以我们对肖邦的个人性情和创作理念的了解来看，她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小时的故事》中对马拉德夫人着魔状态下极端心态的描述恰恰说明，过分执迷于诸如个体自由、自我主张之类的抽象理念而罔顾个体的社会性与道德维度，只会走向唯我主义的极端，进而陷入与现实相脱节的癫狂。肖邦在《一小时的故事》中，借用马拉德夫人的视角讲了一个貌似女权主义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将镜头往纵深推进，会发现肖邦的视域不仅囊括了男权制下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女性，也包括与女性命运休戚相关的男性的境遇，凸显的不是两性之间的对抗，而是对自我认知和两性相处中各种制度性陷阱与意识形态陷阱的探查，这种对男性与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承认也是肖邦作品的魅力之一。

①②③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3， p. 54， pp. 54-55.

④⑤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1977， p.28， p. 29.

⑥ Euripides： “Mede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estern Literature， eds. Sarah Lawall， 8th edition， vol. 1， pp.696-7. （文中来自《美狄亚》的引文皆出自此书，不再另注。译文为笔者自译，文责自负）

⑦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New York and London： W. W.Norton & Company， 2000， p. 3.

⑧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s. Stephen Greenblatt， 8th edition，vol.1， p. 2055.

⑨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s. Stephen Greenblatt， 8th edition，vol.2， 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