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转向与权力共生：从网络流行体看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

陈旭光

网络流行体是以文学影视作品、社会热点事件、生活场景、商业广告等为素材，经一系列模仿造句组成的系列文本。其中，每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以单句、句群或语段形式出现，遵循特定的行文规则与风格，体现出“非词化”“事件性”“二次创作性”等特征。网络流行体是个体和特定社群彰显态度、表达诉求的重要工具，如“且行且珍惜体”(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世界那么大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友谊翻船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等，在激起语言狂欢、形成话题的同时，描摹了市民生活和集体心态，映射了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症候，成为当下网民记忆的鲜活文本。

传统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研究常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而忽视了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探寻，记忆的建构与书写往往由官方权力和社会精英主导，民间话语严重缺位。随着互联网的勃兴，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发生了变化，协作式书写与在线仪式化活动广泛兴起。网络流行体就是一种典型的在线协作式记忆文本，借助大量的模仿造句，“贾君鹏体”唤醒了媒介匮乏时代人们的童年回忆与乡村记忆[1]，在娱乐化的表达中，传播主体对于过往时光的缅怀与温馨家园的渴望成为集体记忆“怀旧”维度上的重要内容；而由网民协作创建的“我爸是李刚体”曾一周内引发36万条造句[2]，显示出强大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批判功能。在群体性的回忆过程中，文本被不断地解构与重构，事件中的“官二代”“富二代”形象也逐步被抽象，最终类化为颇具象征意义的脸谱[3]。

“流行体现象”不禁使人思考：面对海量的话语资源，网民为何乐此不疲地选择这一特殊的形式来进行集体性的话语实践？“流行”本身具有周期性的特征，而诸如“我爸是李刚体”“淘宝体”等文本虽诞生已久但依然是网民重要的素材，它们成为“持续走红”的网络话语，人们为何记住了它们？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青年网民是网络流行体最主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那么网络流行体如何进入青年网民的记忆？发挥了何种功能？涌动着怎样的权力暗流？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通过对501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力图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来窥探互联网时代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具体而言，要探讨的问题有：(1)语言与集体记忆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2)记忆的呈现：哪些流行体话语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其基本图景是怎样的？(3)记忆的框架与内容：人们是如何通过上述流行体建构集体记忆的？呈现出何种主题和意义？(4)记忆的运作：流行体的“在线记忆”如何具备合法性？潜藏着哪些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

一、语言与集体记忆：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

与索绪尔“语言在先，主体缺席”的研究范式不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引入了“讲述主体”和“过程中的主体”的概念，他们不把语言看作一个非个人化的体系，而是看作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称之为“话语”[4]。在凸显主体性及对话性的同时，福柯进一步将抽象的语言转向现实的语言——文本或话语，揭示出隐藏其后的表意实践如何被规训，他的研究重点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本体，而是作为现实和历史表征(再现)系统的话语。简单地说，福柯除了关注“说了什么”，更关注“怎么说”和“为什么这样说”。在他看来，话语一方面由一系列涉及内容或表征的陈述(符号)所构成，另一方面它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语言符号，因为它“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来确指事物，更是“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言及对象的实践”[5]。

“话语转向”使“语言与集体记忆”成为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透过其陈述事实的过程能观察到话语的属性和意义，从而弄清其包裹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自哈布瓦赫开创性地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集体记忆”的社会性被充分挖掘，它被定义为群体成员共享“过去”的过程和结果，人们是根据既定的社会框架来建构“过去”的。集体记忆研究旨在通过对记忆图景、建构机制的考察，探讨权力的协商与争夺过程，及其对特定社群乃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可见，话语转向中的“语言”和“记忆”研究某种程度上都将“权力”视为最高旨归，二者存在诸多可融合之处：记忆研究必须着眼于人类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考察承载这些记忆的话语是必经之路[6]；而任何语言的话语性分析，都无法忽视其建构的主体性特征和意义的内化效果，引入记忆理论，恰恰可以厘清话语被不同主体生产、理解和“吸收”的过程，凸显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可能意义”。

正如Padden从语言的流失和灭迹中考察了集体记忆的影响因素，他通过对手语的研究，揭示了语言的存活依赖于其分享者的价值诠释，这提醒了语言使用者应该意识到该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位置，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拥有权力的多寡[7]。Kitch则指出，既有研究聚焦于极端事件和重大事件的记忆话语，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寻常而持久的记忆运作[8]。“怀旧”和“流行”是微观社会记忆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一种记忆话语，流行语具有强大的传播力，生动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民众的集体心态。使用者通过流行语记录、表达并参与到社会变革中，使其成为某一时期的集体记忆文本。

网络流行体正是这样一种文本，它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话题(即“说了什么”)，在流行机制的运作下，它由网民自创、经大量仿写、被广泛传播，并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和记录了社会事件与文化现象，颇具民间特色。媒体和官方的跟进带来了文本的变化，意义“抵抗”与“协商”的过程频繁上演，使权力色彩愈发浓烈(即“怎么说”)。而“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交往对话性，让语言与实践联系了起来，网络流行体潜藏着二者的主体性意识，凸显着彼此的观念、价值与诉求。当本研究将重点置于意义建构、记忆实践与权力规训时(即“为什么这样说”)，“网络流行体”被视为一种“话语”而非“语言”也就顺理成章。

二、网络流行体话语的记忆图景

为了准确勾勒网络流行体话语的记忆图景，在传播主体的选择上，笔者聚焦“青年网民”。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20-29岁的网民在所有年龄段占比最高，达30.0%[9]。由于本研究不涉及“80后”“90后”“00后”之间的代际分析，而20-29周岁的青年网民是中国网民中比例最大的群体，因此，笔者(本研究始于2016年)最终锁定于该年龄段的网民(1987-1996出生)，某种程度上可以探究当下中国青年网民的整体概况。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与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旨在了解青年网民如何使用和传播网络流行体，生成了哪些意义，呈现了哪些记忆表征。问卷在线上与线下同时发放。线上调查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体和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进行，共收集有效样本146个。在线下调查中，研究者首先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调查了湖北地区四所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华中科技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理工学院和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其次以类似“滚雪球抽样”的形式，从身边选择一些被访者实施调查访问，再请其提供另外一些属于所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线下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355个。本次问卷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共收回有效样本501个。

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流行体使用频率“非常高”(平均使用机会9成以上)的受访者(N=78)占15.57% ；使用频率“高”(平均使用机会7-8成)的受访者(N=162)占32.34%。研究者在上述人群中(N=240)随机选择了25位受访者，进行了3次焦点小组访谈(每个小组5-8人)，具体的访谈步骤为：(1)组织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的作答，并进行简单统计；(2)主持人开场白和受访者自我介绍；(3)结合焦点小组成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就网络流行体的使用情况与意义生产机制进行讨论；(4)就流行体记忆情况进行讨论。此外，研究者还结合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属性补充进行了8位受访者一对一式的深度访谈。深度访谈以半结构式为主，预先拟定访谈大纲，并根据具体情境与受访者答案，随时调整发问内容。深度访谈主要通过访谈对象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揭示网络流行体的意义生产机制和记忆实践过程。访谈人员情况见表1。

在问卷设置上，Schman和Scott(1989)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0]。在对1930-1985年间国内外(美国)重大事件的记忆分析中，二者以“过去的50多年里，在国内外诸多事件中你能够回忆起特别重要的一两件吗？”为核心问题，让受访者进行“无提示”回答，提取了提名比例在3%以上的12个事件(“二战”29.3%、“越战”22%、“外空探索”12.7%、肯尼迪遇刺8.8%、公民权益8.5%、核战争威胁7.8%、通讯/交通6.1%、经济危机5.6%、计算机3.9%、恐怖主义3.4%、道德滑坡3.3%、妇女权益3.0%)，认为人们形成了对以上事件的集体记忆。Jennings和Zhang(2005)[11]、Schuman和Corning(2012)[12]、陈振华(2013)[13]等研究者均参照了3%的量化标准，将3%这一数值作为公众集体记忆形成的依据。陈振华认为，在汉语语境中，“重要”本身代表着价值研判，因此，他将“重要的事件”改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进行提问，以确保记忆经验更为客观。笔者借鉴上述研究方法，尤其是陈振华的研究思路*笔者在流行体话语记忆图景和内容分析的研究中，部分参考了陈振华《“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一文的研究框架。，调查者要求受访者在无提示状态下写出五个印象最深刻的网络流行体，提名情况如表2所示。

表1 受访者信息统计表

表2 网络流行体提名总览表*“差错”表示提名并非网络流行体，而是网络热词或其他语汇，如“么么哒”“蓝瘦香菇”。问卷要求受访者必须至少在“提名一”(即最深刻的网络流行体)中提名才能算作有效，因此“提名一”中没有未作答的遗漏项，“提名二”到“提名五”中未作答部分以遗漏项表示。

提名(个)差错(个)遗漏(个)提名一440610提名二3924465提名三21745239提名四16130310提名五10317381总计1313197995

上述提名以印象深刻程度进行排序，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集体记忆中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总占比=总提及数/有效问卷数(N=501)，“总提及数”指该流行体被提名在问卷上的总次数。“提名一占比”指：将此流行体列入印象最深刻的“提名一”的数量占所有“提名一”数量(N=440)的比例，反映集体印象深刻程度。

排名名称总占比总提及数提名一数量提名二数量提名三数量提名四数量提名五数量提名一占比1友谊翻船体32.14%161842213202219.09%2世界那么大体19.56%9845181851210.23%3且行且珍惜体15.17%76462030710.45%4我爸是李刚体9.58%4820713174.55%4长发及腰体9.58%48141515403.18%6寂寞体6.79%3491410012.05%7淘宝体6.19%3111105502.5%8贾君鹏体5.99%3011124302.5%9陈欧体5.39%2715101013.41%10高铁体5.19%2612101302.73%11甄嬛体4.19%211047002.27%12元芳体3.99%208100021.82%13传说体3.59%1807515-14浮云体3.19%1604561-总计--654285163100485864.78%

表2显示，501份问卷得到有效提名1313项，其中，每位受访者能提名约2.62个网络流行体，也就是说，参与调查的青年网民能回忆约3个网络流行体。表3显示，14个网络流行体被提及数为654，占总数1313的19.8%，且被记忆比例均高于3%，表明这14个流行体是被访者广泛记忆的流行体；此外，“提名一”(即印象最深刻流行体)占比为64.78%，表明上述流行体不仅被记得，且印象程度较为深刻。由此可见，青年网民的确形成了关于网络流行体的集体记忆，并以上述14个流行体为代表。

在勾勒了流行体记忆的基本概况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上述14个流行体何以被选择而成为集体记忆的代表呢？

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产物，在选择的过程中，人们会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定立场和价值观相同的信息进行理解和加工，这形成了“接触-理解-记忆”的选择性机制。从记忆形成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过程来看，影响人们进行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可以分为文本特质和主体浸入两个方面。文本特质主要指流行体文本形式、文本诞生时间等因素刺激了主体的“选择”，并造成记忆与遗忘的生理性发生；主体浸入主要指传播者和使用者对于流行体重要性的价值研判和共鸣程度影响了其记忆“选择”。

从时间的维度看，在表3中，14个流行体原型话语诞生的时间如表4所示。

表4 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诞生时间与记忆程度*“记忆深刻程度排名”即提名-占比排名。

年份名称记忆深刻程度排名2016友谊翻船体12015世界那么大体22014且行且珍惜32013长发及腰体、陈欧体5、62012元芳体、甄嬛体12、102011淘宝体、高铁体8、72010浮云体、我爸是李刚体13、42009贾君鹏体、寂寞体、传说体8、11、13

从表4可见，2013-2016年产生的流行体因时间较近而易于进入集体记忆中，且被记忆的深刻程度较高，而2009年之前产生的网络流行体无一进入受访者的记忆，这一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时间接近性的影响。如对于“友谊翻船体”，有不少受访者提及，因为其出现时间靠近，所以才会有印象。

“大家能不能讲讲自己写的印象最深刻的流行体分别是什么？流行体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记得这几个？”(主持人)

①“‘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最近实在太流行了，微信、微博、综艺节目到处都是。”(CC，21，大三学生)

②“最先想起的就是‘说翻就翻’，因为昨天就用过。 ”(KL，22，大三学生)。

访谈①②表明，“时间临近”是记忆形成的重要原因，短时间内某一流行体的“遍在性”和“使用率”，又深化了这种记忆的存在。因此，记忆具有“就近原则”，时间越临近越不被遗忘，也越容易形成集体记忆，这一原则已经影响某一流行体在记忆榜单和印象深刻度上的具体排序。

从文本特质的维度看，记忆的深刻程度有时并非来源于内容，而取决于流行体母本构式的新异性与风格的独特性。

③“我不是因为它讲了什么而记住它(甄嬛体)，而是因为‘臣妾’‘皇上’组合在一起，让人觉得有趣和难忘，所以我才经常用它。”(LMW，26，培训机构教师)

访谈③显示，流行体文本所负载的具体信息与主体的语用行为、记忆呈现不存在必然联系，符号灌入文本的形式才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原因。类似的表述在访谈④⑤中得以重现。

④“(长发及腰体)具体指什么倒不是很清楚，无非是一种感叹吧。总之，文艺腔重，很特别，吸引眼球。”(MJ，29，艺术工作者)

⑤“前段时间很流行(指“友谊翻船体”)，不知道来源于什么地方，反正‘说翻就翻’(的形式)很好用。”(WW，29，机关行政人员)

从访谈③-⑤可见，淡化事实信息而转向言语表象中的形式和风格，是部分主体关于流行体记忆的重要特征。文本本身的特质引发了选择性注意，由这种注意所驱动的语用行为深化了生理意义上的“记得”，成为话语实践和记忆书写的物质前提。由此可见，时间与文本特质作为客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记忆选择。

从主观性上看，Schuman和Corning认为，对于事物本身的重要性与主体的浸入程度作为主观因素会影响记忆的建构[12]。人们会从生活经验中提取知识进行预存，并形成倾向性的价值观，当遭遇某些“事情”时，相关的知识和立场被激活，影响人们信息接触、理解和记忆的过程。“我爸是李刚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流行体并不符合上述客观性规律，其9.58%的总提及率和4.55%的提名-占比，均展示出该流行体强大的生命力。对此，部分受访者解释了对“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体印象深刻的原因：

⑥富二代、官二代、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从这一句话都反映出来了。大家造句也是为了表达愤怒，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任性。直到现在，提到官二代还会想起它。(ZL，24，研一学生)

⑦“我爸是李刚”说出来就带着嚣张。那段时间好像被模仿造句了很多次，(这件事)细节忘了，这句话记得很清楚，因为社会上有不少这种官二代现象，我上次开车被剐(蹭)也遭遇过类似嚣张的威胁。(HYY，25，研一学生)

从访谈⑥⑦可见，“我爸是李刚体”被深刻记忆首先是由于该流行体自身的重要性，它折射出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官强民弱、社会不公(“富二代、官二代、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从这一句话都反映出来了”)、仇官仇富心理(“为了表达愤怒”)；其次，自我感知和浸入也影响了记忆的建构，如主体感同身受、代入感强(“我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话语实践范围广影响大(“那段时间好像被模仿了很多次”“直到现在，提到官二代还会想起它”)。最终，在情感和认知上的卷入会指引流行体的话语实践者进行价值判断，抽象出某种公约性的记忆内核。正如HYY所言，关于事件显性信息的记忆可能已模糊，但对于“我爸是李刚”造句后所形成的概化主旨——“官二代现象”却记忆深刻。

三、主题、态度与行为：流行体记忆的内容分析

“选择与建构”是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精神。正是在此意义上，哈布瓦赫提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14]，人们是根据既定的框架来唤起、选择、建构、定位和规范记忆的。在Schuman和Corning看来，这个框架是主题、态度/观点与行为表现的集合[12]，也就是说，记忆的内容分析基本可以围绕上述三个维度展开。

描述和分析集体记忆的具体情况，能够观察主体通过流行体话语记住了哪些要义以及如何记忆的过程，这也就厘清了流行体话语所建构的共性记忆主题。为了更为清晰地解读出这些内容和特征，研究者选取了“友谊翻船体”和“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个案分析。在表2中，提名数量和印象深刻程度均排名第一的“友谊翻船体”具备个案研究的典型性，但“友谊翻船体”创作于2016年，记忆的“最近效应”显著，为避免以偏概全，研究者还选择了创作于2010年、提名数量仍高居第四位的“我爸是李刚体”作为第二个案进行辅助研究。

(一)个案研究一：友谊翻船体

问卷调查显示，“友谊翻船体”共被提名了164次(见表3)。在“通过该网络流行体，您的哪些记忆被唤醒或得以建构？”这一问题中，排名前三位被受访者提及的关键词是：友谊(45次)、关系(40次)、信任(22次)。

关于“友谊翻船体”的焦点小组访谈基本验证了上述描述，如受访者CC认为：

⑧“这个流行体我是从微信朋友圈上看到的，后来网上各种造句和转发，什么刚谈的女友说没就没了啊，我觉得蛮有趣的。”(CC，21，大三学生)

“那你是如何了解它的准确意思呢？”(主持人)

⑨“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百度搜了一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爱情的巨轮说沉就沉，蛮多类似的，大概就是在说各种(人际)关系不牢靠吧。”(CC，21，大三学生)

访谈⑧⑨表明，“友谊翻船体”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关于该流行体文本的有趣调侃(“刚谈的女友说没就没了”)；二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脆弱(“大概就是在说各种关系不牢靠吧”)，上述主题是受访者CC关于“友谊翻船体”的具体记忆。在行为层面，符号的复现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网上各种造句和转发”)，在兴趣和好奇心的驱动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进行了网络搜索，并总结出“关系脆弱”的主题。

受访者HXF与CC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在主题层面，他以“信任”为关键词进行了补充：

⑩“我觉得这个流行体能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正好说出了(大家的)内心的感受，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压力很大，有时候别人答应你的事，转身就忘了，或者食言，感觉很多话都不可信了。这跟之前‘且行且珍惜’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受过伤之后的感叹。”(HXF，28，高校教师)

HXF的记忆涉及“信任”这一关键词，他认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比如信任机制的破坏(“转身就忘了，或者食言，感觉很多话都不可信了”)，“友谊翻船体”映射了这种现象，这是其得以广泛流行的内在动因。在行为层面，HXF产生了联想，通过“友谊翻船体”与“且行且珍惜体”的类比(“跟之前‘且行且珍惜’是一样的”)，将“信任缺失”这一意义强化，并升华至“哀叹生活艰辛”的宏观语义层面(“都是受过伤之后的感叹”)。

与上述两位受访者不同的是，受访者JT、KL对于“友谊翻船体”的关注点，都聚焦于“朋友观”本身。

针对JT对友谊的质疑，KL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从集体记忆的主题来看，“友谊翻船体”呈现出：娱乐调侃、人际关系脆弱、信任缺失和友谊观四个基本主题，不同的受访者在自身浸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选取了不同的面向进行记忆建构，使得同一话语拥有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态度/观点的层面来看，“有趣”以及能激发“情感共鸣”构成了受访者的叙述核心，其中“有趣”指向话语风格本身，而关于“情感共鸣”的观点则上升到了社会文化与人格的层面——“信任机制”。正如吉登斯所言，信任机制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链接性环节，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的安全，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是基本安全系统中最深层的要素[15]。而当“不信任”的集体心态通过话语实践凸显，“人际关系脆弱”“道德滑坡”等“现代性后果”便随之浮现。从行为表现层面来看，话语的复现唤醒了记忆的选择性注意，在自身兴趣、言语习惯和具体语境的推进下，流行体的传播主体开始了联想、使用和再造行为。

(二)个案研究二：我爸是李刚体

问卷调查显示，“我爸是李刚体”共被提名了48次(见表3)。在“通过该网络流行体，您的哪些记忆被唤醒或得以建构？”这一问题中，排名前三位被受访者提及的关键词是：官二代(20次)、腐败(13次)、拼爹(9次)。

在关于“我爸是李刚体”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受访者SC认为：

这一表述与前述提及的访谈⑥⑦从不同角度对“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了记忆阐释。它们共同概括了该流行体的四大记忆主题：一是官二代嚣张，指向权力阶层的形象与人格问题(“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任性、说出来就带着嚣张”)；二是官场文化，指向公权腐败问题(“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社会上有不少这种官二代现象”)；三是民众仇富仇官，指向社会心态问题(“造句也是为了表达愤怒”)；四是“我”与“官二代”的身份区隔，指向阶层固化问题(“只是没有做官二代的福气”)。

在行为表现层面，受访者LZ在微博中先后两次对“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了创作，如下：

四、话语、记忆与权力：流行体记忆的运作

前述通过对“友谊翻船体”与“我爸是李刚体”个案研究，从主体层面分析了流行体话语建构了哪些记忆主题，具有怎样的特征，以及人们是如何记忆的。基于上述认识，笔者继续探讨流行体记忆实践背后的运作机制，即话语、记忆与权力的关系。

(一)技术民主：“在线记忆”的合法性

当互联网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边界，记忆实践中“在场”机制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全新的“书写政治”，社交媒体成为记忆建构的主要平台，权力变革与大众书写的趋势愈演愈烈。

在哲学研究中，“在场”是本体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海德格尔将其视为一种实显的现在，认为对“存在”的研究必然落实于“在场”，“在场”表征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实在关系。保罗·康纳顿将“社会仪式”和“身体实践”视为集体记忆建构和维系的重要环节。他重视记忆的惯性及其延续的途径，认为集体操演所实现的“体化实践”和有意记录所进行的“刻写实践”构成了身体实践的两个层面[16]。他尤其强调了体化实践的创新力，认为社会以仪式来传递记忆，而仪式通过身体完成，因此，社会是在体化实践的过程中来传达记忆的。

尽管上述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在考察记忆活动的过程中，他们都强调了具体时空中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基于空间的物质性基础，身体“在场”表明了社会运动的主客体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活动状态，它还暗示了集体记忆是一种交往性的产物，是在互动的“情境”中形成的。“场”作为交往互动的背景，是一种必要性的存在，如果个体都游离于“场外”，那么记忆将丧失集体性的意义。

互联网的勃兴剧烈地革新着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上述身体“在场”的机制。高度发散的社会网络培养了人们存储和读取记忆的新习惯，使个体化的文化记忆或者“数字化记忆”成为可能[17]。正如吉登斯和布迪厄所言，身体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它“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18]。因此，当“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虚拟社交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作为表征的身体已经跳脱出物理空间，通过社会意义来进行文本化和信息化处理，从而实现“在场”。身体“在场”的转向使集体记忆的“在线”建构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带来记忆书写的变革。在人人拥有话语权的互联网上，精英在集体记忆的唤醒、转述和创造上的垄断地位被弱化，大众的记忆书写拓宽了原本逼仄的话语空间。

对于流行体话语来说，互联网是记忆实践的主阵地。在“您使用和创作网络流行体的首要渠道”这一问题的调查中，91.82%的受访者选择了线上途径，如表5所示。

表5 受访者使用和创作网络流行体的首要渠道(N=501)

渠道人数比例微信(含微信群、朋友圈)14729.34%微博、博客13426.75%QQ(含QQ群、QQ空间)10921.76%网络论坛、门户网站7013.97%日常口语与写作265.19%其他(含未作答)152.99%

前述的经验研究已表明，利用上述社交平台，青年网民以网络造句等多种形式展开了流行体的在线实践。正如诸多“在线记忆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某些由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所固化的记忆话语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松动，利用微博、微信、维基百科等在线平台，特定社群能建构关于战争、国耻、灾害等诸多“大事”的集体记忆，而不必受制于“此时此地”的身体约束；另一方面，尽管不同的网络用户会围绕特定对象展开激烈的记忆争夺，但总体看来，在线协作式书写会形成公约性的记忆内核，这一方式是当下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特征。总之，“在线记忆”的合法化使上述虚拟平台已成为新型的记忆空间，在此空间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中的“贾君鹏”已幻化为“贪玩少年”的记忆符号，“我爸是李刚”中的“我”也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官二代”的意义被极尽放大。由此形成的“X，Y喊你回家Z”和“我A是B”的构式也具备了象征意义。任何元素的填入，都使X成为一种远离母体的“游子”形象，使B成为一种尖锐对立的官僚原型。正如荣格所言，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上述原型刻进了大众的集体记忆中[19]。当某些形象在文本再造的过程中被脸谱化，它逐步脱离了事物的物理属性，成为能激起共同感受的记忆原型。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重新分配了话语权，记忆建构的方式和人际交往的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在权力变革和大众书写的语境下，在线记忆的合法化彰显了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言说”的技术民主，流行体这种自下而上形构的记忆话语不再是官方意志和精英意识的表征，而呈现出“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民本立场：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语言(话语)、记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无处不在。正如当“上山下乡”“红卫兵”“毛主席万岁”等语汇被人们提起，“斗私批修”的记忆会浮现于历经“文革”的一代人身上；当“下海”“一国两制”“商品经济”等热议一时的话题重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面貌便在记忆里得以激活。实践证明，每个时代都会沉淀下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特征的语言符号，成为意义生产和记忆书写的重要资源。

不同于上述流行语着力于描述“客观世界”，在线书写的网络流行体更倾向于记录“主观事实”，集体性的认知、情感与欲望常常显现其间。正如“寂寞体”的自我矮化、“世界那么大体”的呼唤自由、“我爸是李刚体”的深刻嘲讽，都是人们对自我价值和现实生活的理解，是主观认知和情感诉求的记忆表述。

从个体层面看，在前述“友谊翻船体”和“我爸是李刚体”的个案研究中，共呈现出：娱乐调侃、人际关系脆弱、信任缺失、友谊观、权力阶层的形象与人格、公权腐败、仇富仇官、阶层固化等记忆主题；从集体层面看，以认知、情感和价值等因素为综合考量，表3中的14个网络流行体可以大致被归为：“对抗公权强权”“哀叹人生不易”“建构/幻想美好生活”“全民语言自娱”四类文化主题中，见表6。

表6 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反映的文化主题

对抗公权强权哀叹人生不易建构/幻想美好生活全民语言自娱我爸是李刚体陈欧体高铁体友谊翻船体且行且珍惜体寂寞体传说体浮云体世界那么大体长发及腰体淘宝体贾君鹏体甄嬛体元芳体

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上述记忆主题无一不具有显豁的民间“意识形态色彩”。透过这些主题不难发现，大多数流行体的话语原型直接来源于社会最关注的敏感话题与热门现象，且多以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叙事进行着认知和情感式的记忆书写，在尚未流向官方场域之前，鲜见“国耻、国难”“民族振兴”“中国梦”等颇具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

从文本叙事上看，网络流行体不同于严谨宏大的官方语篇，不具备开端、高潮、结局的完整情节，常常以一句话的简单描述，将“人物、场景、行为”等要素融入日常生活的微型叙事中。微型叙事使流行体话语的意义指向实用而直观，“反强权、讽社会、哀民生”等价值取向十分清晰。不论是“浮云体”的“××都是浮云”“寂寞体”的“哥×得不是×，是寂寞”还是“友谊翻船体”的“说×就×”，它们都是日常生活化的态度言说，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叙事结构，针对的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虚无、失落的情绪压力，反映的是以青年网民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集体心态。微型叙事虽然聚焦于日常生活，但同样能产生社会层面的意义。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可以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0]。流行体的实践过程一再表明，再个体化的言语行为和叙事模式，一旦上升到话语实践的层面并引起群体性的关注，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便会随之彰显。

从话语实践上看，流行体生产与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原型话语显现，即“××体”母本的诞生。原型话语来源广泛，既可以是商业广告(如“陈欧体”“凡客体”)，也可以是影视作品(如“甄嬛体”“蓝精灵体”)，还可以是公共事件(如“高铁体”“我爸是李刚体”)；(2)话语接受与再生产，即母本引起关注并被仿制传播。网民根据既有经验对原型话语进行理解，沿袭母本构式或风格进行创作，生产出大量子本，“××体”形成；(3)话语狂欢，即“××体”被广泛套用和扩散，成为网民“表演”“抵抗”的重要素材，影响力增加。媒体、商家、政府机构纷纷介入话语的流通过程，形成狂欢化的话语图景。流行体话语实践的特殊性表现在：“受众”和“传者”常常“合二为一”，“生产”“理解”与“消费”同时进行，在此过程中，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确保了“表演”与“抵抗”意义能在个体和社群间交互生成。在“表演”的层面上，世俗现实与在线表演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观众、媒介与表演者紧密地缠绕与交结，彼此的涉入程度都进一步提高。当下，流行体话语大量渗透进日常生活，人们恣意“观展”“表演”，宣泄情绪，仅仅一个“我爸是李刚”就能在短时间获得36万的模仿造句[2]。这些造句与原型话语一道被反复传播和改造，对个体形成了信息包围，即使不刻意使用流行体，人们也会以各种渠道获得了解，甚至开始追随。在“抵抗”层面上，特定社群在虚拟世界中打破了时空边界，运用拼贴、同构等手段，他们把古典诗词、习语俗语等语词碎片并置在一起，形成了耦合的亚文化风格，组合成杂烩式的话语拼盘。而当话语进入商业和官方场域，流行体实践便呈现出更为杂糅和盛大的狂欢图景。每当一个“×× 体”盛行，狂欢的舞台就迅速拉开帷幕。在人人都可以拥有话语权的虚拟世界，到处都是舞台、演员、观众，各式各样的普通大众、亚文化者、商家轮番上场，不断制造着吸引眼球的话语作品，在一次次观看、评论、转发和再造中，随心所欲地享受狂欢的乐趣和利益。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的精神实质，在于灵魂脱离自我之后的自由、激情的状态。在此意义上，流行体的实践活动建构了话语主体狂欢式的生活模式，这是一种脱离了常轨的、“翻了个儿的”“反面的生活”[21]，它使人们顺利地跨越等级秩序，以诙谐的、宣泄的、颠覆性的流行体话语，形成对传统文本和严肃文本的解构，进而获得“表演”“抵抗”和“消费”的快乐。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的原型话语来自负面事件和消极情绪，这些事件和情绪的主体在文本再造中被迅速“热炒”，往往形成了全民声讨和嘲讽的态势。事件批判逐渐演变为现实批判、文化批判、制度批判，最终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权力的质疑。由此可见，当话语狂欢的图景已经形成，话语主体在建构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又会消解某些传统意义，当民间意识形态被自然化地建构出来，戏谑与批判中的“全民声讨”、身份焦虑、多元价值冲突也随之呈现，而这正是流行体话语向主流意识形态至上权威发出挑战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等价值观，从“中华崛起”到“中国梦”，主流话语都擅用“家国同构”等宏大叙事模式来覆盖私人化的意识形态诉求，从而建构某种理想性、召唤性的集体记忆。而微型叙事和话语狂欢下的网络流行体，一方面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消解，另一方面，又彰显了民间意识形态在语言和记忆层面上的推进，正如利奥塔所言，小叙事将可能被遮蔽的社会事实点亮，从而引入社会大众的历史叙事，并获得被讨论的资格，它的流行与传播，最大化了群体认知，从而锚定了社会记忆[22]。由此可见，流行体话语的叙事特征、意义生产和记忆实践共同决定了其“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一立场的呈现生动表明了意义在社会领域中如何被调用，以及话语如何通过意义表达来建构记忆并为权力服务。在此意义上，诸如“官二代”等知识被个性化地生产出来，成为舆情民意中可资评议的记忆原型，流行体话语补充或离析着当下社会的主导记忆，为当下舆情民意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可资评议的“民本立场”和“主观细节”，并成为转型期社会记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件[23]。

(三)记忆即权力：反记忆与权力运作

记忆作为一种“可能意义”，无处不在地参与了流行体话语实践的过程。它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既是多元混杂的，又是相对统一的；既是浑然天成的，又是动态建构的。记忆的存在和凸显搅动了文化研究的诸多议题，对于网络流行体来说，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映射了话语、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福柯在阐释其权力观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记忆对于权力的重要性。他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23]。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记忆的控制与反控制是主体展示权力、实施意识形态操纵的重要途径，而记忆与“反记忆”的频繁上演，也彰显着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民主”和市民阶层的意识觉醒。

福柯将“反记忆”视为一种文化行为，是实践者将原有知识体系中被贬低甚至是“不合法”的知识运用起来，以挑战权威的活动。(记忆)造反并非反对记忆既定的内容和概念，而是“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社会中组织起来的话语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24]。当在线记忆的合法化使得话语、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多元复杂，青年网民的流行体实践已经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反记忆”的基本图景。

在流行体的使用传播中，以青年网民为代表的主体将话语实践诉诸主观认知和情感情绪，同时极力关注“公权腐败”“民生艰辛”等负面议题，由此形成了由主观信息与负面信息所组成的“反记忆”内容。其中，主观信息指向私欲展演、情感宣泄、话语狂欢所带来的无深度的精神享受；负面信息则直指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权力提出质疑。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记忆文本的流行体具有显豁的“民本立场”，呈现出鲜明的“反记忆”倾向。

在叙事模式上，流行体实用而直白的微型文本也呈现了有别于官方叙事的替代性叙事，在由“小叙事”转化为“大叙事”的过程中，它点亮了某些被遮蔽的社会事实，诸如“官二代”等知识被个性化地生产出来，成为了舆情民意中可资评议的记忆原型，是转型期社会记忆的补充文本。这种从形式上对官方叙事的消解，从另一个层面上为“反记忆”的运作提供了可能。

流行体话语实践中“反记忆”的运作表明，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人们建构、维护一种记忆，凸显一种记忆而删除另一种记忆，用一种记忆来反对另一种记忆，某些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模式和实践行动，这都是权力关系在记忆场域中的生动表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由“人本位”到“事本位”：记忆言说的逻辑转向

数字媒介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促使了“在线记忆”的合法化，培养了人们新的记忆习惯。与传统的“记忆空间”相比，互联网时代的“记忆场”既是“超时空边界”的，又是“高度情景化”的。一方面，虚拟交往及其情感表达突破了物质身体所在的时空限制，使话语实践者以“文本化”的形式实现了“在场”，并能便捷地进行信息交流与记忆书写；另一方面，由于人总是在社会化的活动中建构记忆，主体的记忆表述与其个人经历、价值倾向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记忆文本的在线书写必定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场景”投射，它是高度情境化的。“超时空边界”和“高度情境化”同在的空间性特征，使在线记忆的言说者存在着有别于传统时代的记忆逻辑，这种逻辑呈现出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转向。

在对“知青记忆”的研究中，刘亚秋[25]、王汉生[26]、艾娟[27]等人指出，“苦感”这一集体情绪的再现，构成了“上山下乡”过程中的基础性记忆，而战胜“劳动之苦”“生活之苦”“精神之苦”的生动叙事丰富了“苦”的符号意义，最终成就了“青春无悔”这一集体记忆。上述记忆逻辑显现出强烈的“人本位”意识，是传统时代记忆言说的典型模式。这种“人本位”首先强调了记忆建构的“在地”特质，即具体时空中人(物质身体)的在场；其次，它总是站在“人”的视角，看“人”如何在记忆的唤醒、建构与维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肯定“人”的精神力量。

在线记忆的兴起，使“人”能隐匿在虚拟时空中，记忆言说不必一味以“人”为载体，而能够依附于与记忆有关的“事”。可以看到，“车祸”“被威胁”“贪腐”“仇富”“李天一”都可以成为唤醒和建构人们“官二代”记忆的“事”，在高度情境化的记忆空间中，不同的记忆文本以不同的“事”呼应了同一个主题，这些事是记忆建构中的诸多节点，连接着特定记忆主体的过去与现在。

如果说“人本位”的逻辑起点是强调“人”如何战胜“事”，那么“事本位”则是重视“事”如何影响“人”。当网民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能动性，“事本位”逻辑下的记忆建构便具备了更强烈的情感调性与价值框架，记忆通过“事”来唤醒和接连，不必只服务于“人”的精神层面。诸多的“事”化约成了各种情境与信息的组合，因此，也具有了经验层面与信息层面的双重意义[28]。

(二)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与权力共生的图景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以流行体为代表的话语形态，诞生于技术进步与权力变革的文化裂缝中，它的出现与其他形态的民间话语一道，从大众层面搅动了既定的话语格局，彰显了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与权力共生的现实图景。

福柯把话语分为“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权力话语和大众权力话语”三个层面。他认为，权力的理解和阐释只能在三者的勾连中进行，不能被割裂。在现实生活中，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博弈与协商共同左右着文化意义的形构，就流行体话语而言，其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青年人在现实空间中不断寻求话语权力的过程。

在传统时代，官方话语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统治权，它以一种“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通过行政、制度的硬性手段对公民观念和行为进行规训。在后继时代，对于诸多颇具“民风”的话语实践来说，官方的“自话自说”早已无法收复民间的“众声喧哗”，因此，它不得不开启“文化霸权”的运作模式，在保留既定意义的同时，将主流价值进行隐性输入。正如《人民日报》多次借用“世界那么大”的话语行动早已由“收编”转向“协商”，这一过程表征着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开始通过附和、借用、微调等多元策略实现着主体在场和权力写入。

精英阶层对过往与现实的话语批判，曾引领着“思想启蒙”的潮流。尤其在话语传播的媒介场，资源的占有、把关的权力、体制的倾斜使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掌控着一套生产与巩固自身话语权的机制，从而在思想层面、资本层面和技术层面，都与大众阶层形成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结构。体制和资本的遴选使精英阶层长期享有文化优越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优越感不得不开始消退。有研究指出，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29]。当下，冷静、中立、非私欲的精英话语鲜见于网络流行体等“民间话语场”，它所面临的现实是：不得不参与到多重价值与权力关系的角逐中，在不断裂变与重构中实现着现代性与多元化的转向，以不被时代所掩埋。与此同时，网络流行体等大众话语的呈现不断彰显着市民阶层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由此可见，精英话语的裂变与重构、大众话语的崛起与抗争、官方话语的协商与规训共同构成了当下错综复杂的话语图景，各种形态的话语难解难分，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彼此交织，而网络流行体实践正是上述图景中一个微观的缩影，它的存在昭示着某种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以期与其他形态的民间话语一道，重塑着现实社会的话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