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扎紧制度笼子”的思想脉络及当代启示

吕志强　王平

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扎紧制度笼子。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从历史角度扎紧制度笼子的重要性和工作智慧。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在“扎紧制度笼子”方面颇有见解。本文从“选材”和“编织方法”两个方面，把握管仲“扎紧制度笼子”的思想脉络，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关键词：管仲；制度笼子；“选材”；“编织方法”

中图分类号：D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051-03

一、引言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在2013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安徽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灿烂，涌现出管仲、包拯、朱熹等著名廉政人物。管仲曾担任齐国太卿四十余年，辅佐齐桓公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辉煌业绩，在长期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有创见的思想观念，形成了“霸业”和“德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他在“扎紧制度笼子”方面有很多论述和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从“扎紧制度笼子”的流程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选材。没有一流材料，哪怕你是能工巧匠，也未能编织出令人满意的笼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二步是编织得法。有了好材料，如果没有掌握编织心法，只能织出“断简残编”，无济于事。管仲在“选材”和“编织方法”两个方面，都颇有思想建树。

二、管仲在“选材”方面的贡献

就“选材”而言，管仲提出扎紧笼子应该选用“礼、义、廉、耻”四种材料。《管子·牧民》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意思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大纲领；四大纲领废弛的话，国家就会灭亡。如果能选用上述四种材料“扎紧制度笼子”，也就是“四维张”，那么对国家来讲就非常有利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管仲“礼义廉耻”思想给予高度评价。2014年4月1日，他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时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礼义廉耻正是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礼、义、廉、耻”何以能够成为编织笼子的四种材料？我认为，这四种材料是从“上、下、内、外”角度，阐述了对官员的引导和制约。

（一）上线要求

所谓“礼”，就是每个官员的言行都要合乎道德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这是对官员的“上线要求”。一般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存在，但也无时无刻不在群体之中。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必须要严格遵守社会给予公民的纪律和行为规范，而不是为所欲为、胡作非为。我国各级的党员领导干部更是如此，为官不论大小，不能由着自己的欲望胡作非为。因为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你的行为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贪污腐败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作为、越权妄为交织在一起的产物，这不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行为，绝不能姑息养奸。

（二）内在支撑

从管控效果来讲，光有“礼”还不够。“礼”是一种外在规制，需要“义”提供内在支撑。所谓“义”，就是从逻辑上论证“视听言行，循礼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举个例子，“跑官要官”的现象正是一种违背“义”的行为，它是干部任用工作中不正之風的一种。指一些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处心积虑地谋取官职和权力的行为，群众中流传着“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的俗语，一些官员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取以行贿等手段，隐蔽而不见阳光。伯特兰·罗素曾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些官员为了趋利避害，选择铤而走险。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谈到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曾说过，“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所以，“义”从内在用“正义”支撑起“礼”的正当性，给予官员的言行举止以方向引导。

质言之，“礼”侧重诠释“如何做”，给官员指明前进方向，“义”则强调“为什么这样做”，旨在打开官员心结，赋予前进动力。

（三）外在约束

所谓“廉”，就是每个官员的言行都不能触碰廉洁底线，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对官员的“下线要求”。管仲把“廉”的问题列为治国之纲，这在中国廉政史上是第一个。各级官员为官之时，行使公权力要光明磊落、干干净净，不取不义之财，不贪国家之利。“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能济诸生以适中）也，违非得失之质也。”{2}水是一切生命的中心，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管子》该篇用水的品格比拟人的品格，“水清为美”的意识，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坚守清白、荡涤秽恶，，拒绝污浊。因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为官者要“廉洁从政”。“厉行节约”是管仲廉政思想的关键点之一，对于我们当代的反腐倡廉的持久推行也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下线要求

要想让一个官员始终不突破廉洁底线，除了把底线打造成“带电的高压线”之外，还须其在内心铭刻羞耻之念。所谓“耻”，就是把外在的法律约束上升为内在的道德自觉，把敬畏之情上升为羞愧之心。管仲说：“耻不从枉，不从枉，则邪事不生。”{3}顾炎武曾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一个官员，要有耻辱的道德自觉感，否则，很有可能会为所欲为，从而扰乱社会稳定。

关于外在强制和内在自觉的辩证关系，《论语·为政》有一段经典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一言以蔽之，“礼”是从“外在”角度对官员提“上线”要求；“义”是从“内在”（角度对官员提“上线”要求；“廉”是从“外在”角度对官员作“底线”要求；“耻”是从“内在”角度对官员作“底线”要求。也就是讲，管仲选用的四种材料，能够织成“全方位、立体型、网格化、全覆盖”的制度笼子。

三、管仲在“编织方法”方面的贡献

就“编织方法”而言，管仲发明了“纬度编织法”和“经度编织法”。

（一）纬度编织法

所谓“纬度编织法”，是指管仲运用“礼、义、廉、耻”四种材料，按照从上到下的横向维度，像蜘蛛拉网一般，为官员架起一道道制度栅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公权力而言，更是如此。《管子·牧民》指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4}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方面，“礼”和“义”两种材料从高纬度上为官员架起“上线”目标。这两个目标如果不复存在，官员即失去前进指南，国家便有“倾斜”之危。另一方面，“廉”和“耻”两种材料从低纬度上为官员拉出“底线”规范。显然，“底线”规范作为低纬度要求，更要求官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管子·立政》指出：“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5}《五代史·冯道传》也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总之，一旦“廉耻”也废弛了，官员就失去了行为戒律，国家便有“覆灭”之虞，所谓“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通过制度的制约限权，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在制度栅栏的设计中，一定要注意规范纪律制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为“权力天生就具有腐败性”。不能制度笼子里的公权力以任何的触角伸出去的机会，不留给任何一个贪腐分子钻制度空子的机会。

（二）经度编织法

“礼、义、廉、耻”从上到下架起了四根制度栅栏，对官员分别提出高纬度和低纬度要求，乍一看是典型的横向编织，其实不尽然。从上到下也好，从下到上也好，四根栅栏也蕴含了制度笼子对官员不同层次的要求或曰纵向要求。也就是说，官员在制度笼子里存在一个纵向进步的过程，从低到高。起初，官员止步于低纬度要求，以“不出事”为行动方略，如履薄冰，谨言慎行。但是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工作宗旨的党员干部，不能只停留在对自身低纬度的要求，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关注高纬度要求，以“明大事、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为前进灯塔。当官员“明大事”和“想干事”了，他们也就拥有了正确的行动方向；只有不断提升自身行政能力，才能“会干事”；坚持下去，才能“干成事”。既然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官员如何才能顺利地从低纬度上升到高纬度，也就是从“知廉耻”进步到“晓礼义”呢？就此，管仲提出了“经度编织法”。

所谓“经度编织法”，指管仲不仅为官员确定了不同纬度的制度要求，还从经度上架起从低纬度通往高纬度的两座桥梁。

第一座桥梁是把“义”上升为道德信仰，让官员成为有更高信仰的人。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上”，{6}还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也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8}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当社会成员特别是官员拥有信仰，就可做到“政者正也”，从而运用精神力量超越“底线”，直抵“上线”。

第二座桥梁是夯实官员伦理的物质基础。《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说，只有官员的低层次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们才能建立一定的道德观念，才能懂礼节、知荣辱。这句话正确反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不难看出“仓廪实”和“衣食足”是“知礼节”和“知荣辱”的基础，两个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句话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芒。

当社会成员包括官员的低层次需求不能满足时，希望他们普遍恪守底线，甚至希望他们普遍追求高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指出：“在极端的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从唯物史观出发，尊重社会成员包括官员的合理化需求，满足各级官员的一些合理的需求体系，夯实官员伦理的物质基础，有助于他们实现低纬度的人生平衡，进而提升人生境界。这样，各级官员才会更好地遵循规范纪律、更好地行使公权力和承担责任义务，从而真正主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成事，从而顶天立地，既有遨游天空的本领，又有脚踏实地的底线。

无独有偶，孟子也发表了相类观点。《孟子·梁惠王上》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9}《孟子·滕文公上》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两句话，前者中的“士人”虽然没有固定资产而有道德水准，因为他们心存“义”的道德信仰，从而诠释了管仲的第一座桥梁；后者为第二座桥梁做了论证，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

四、结语

管仲运用“礼、义、廉、耻”四种材料，按照纵横结合、经纬交错的方法，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如此良工苦心的笼子，自然能起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效果，从而帮助成就齐国的强大。对于扎紧制度的笼子，无论是选材还是方法，都很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扎紧制度笼子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要接受具体实践的检验。当制度笼子被扎紧了，各级党员干部才能达到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境界，才能真正凝心聚力，一起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注 释：

{1}论语·颜渊.意为“不符合礼制规定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动”。

{2}管子·水地.意为“那么，水便是万物的‘根据，一切生命的‘中心，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

{3}管子·牧民.意为“有耻，就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不同流合污，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

{4}“维系国家的存在，有四大纲领。失去一条，国家倾斜；失去两条，国家危险；失去三条，国家颠覆；四条全无，必然灭亡。”

{5}“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和习俗所影响到的地方，都象四肢百骸服从意志一样，这是为政所期望的局面。”

{6}论语·阳货.意为“君子把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

{7}论语·里仁.意为“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

{8}论语·述而.意为“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与贵，对于我，那些富与贵就如同天上的浮云”。

{9}“没有固定的资产而有道德水准，只有士人能够做到。”

（責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