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数字素养Ⅱ：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研究

高 山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62）

1 引 言

2017年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简称NMC）发布了《地平线报告2017（图书馆版）》年度报告，报告提出的影响学术与研究型图书馆技术采用的重要挑战中，可解决的挑战之一便是提升数字素养[1]，同样，2017年NMC发布的《地平线报告2017（高等教育版）》年度报告中提到阻碍高等教育采用技术的重要挑战中，可解决的挑战之一亦是提高数字素养[2]。2016年10月，NMC发布了《数字素养：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该报告讨论了数字素养的定义，总结了数字素养的3层模型，介绍了将数字素养教育嵌入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的实践案例，并提出了如何在高等教育中提升数字素养的4点建议[3]。2017年8月NMC又发布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素养Ⅱ：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以下简称《战略简报Ⅱ》）[4]，该报告探讨了与促进校园环境中更真实的学习相关的数字素养现状，旨在帮助高等教育机构了解数字素养战略计划。《战略简报Ⅱ》是在2016版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更深入地探究了全球范围内以及特定学科的数字素养，揭示了改变学习者发现、创造信息的新环境、新应用。

2 《战略简报Ⅱ》的主要内容

2.1 现有数字素养框架及特点

《战略简报Ⅱ》重点介绍了几个典型的数字素养框架，分别是由Beetham 和 Sharpe、Belshaw、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中小学教育部门、加拿大的数字媒体素养中心、Mozilla基金会、英国开放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提出，展示了不同组织和个人对数字素养的不同理解，亦体现了数字素养概念的发展和变化。《战略简报Ⅱ》对各框架涵盖的数字素养的主要内容归类整理为交流、批判性思维、技术能力、内容创造、数字公民权、版权法6个要素，并展示了各框架内容依次覆盖6个要素中的哪些部分。

目前的数字素养框架都具有跨国家跨机构的特征，各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直接影响了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发展状况、教育发展水平等，从而导致数字素养框架因地而异。《战略简报Ⅱ》分析了美国和EMEA（欧洲、中东、非洲3地区）国家数字素养的特点。美国在探索数字素养教育方面非常活跃，这与其拥有硅谷高科技创新发展基地，拥有大型高等教育机构及文化生态系统等息息相关。美国的数字素养框架更倾向于重视教育政策细节和个人赋权，如布尔茅尔学院的数字素养框架旨在帮助学生提升数字技能，培养批判性思维[5]。欧洲、中东和非洲也已经制定了强大的数字素养框架和政策，他们侧重鼓励学习者成为一名更高效的学生、更好的创作者、更灵活的信息消费者、更有影响力的社区成员。欧洲数字素养培养工作中，国家政策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内容创造是一部分欧洲数字素养能力框架的关键内容。此外在欧洲，出于讨论难民问题和新民粹主义问题的需要，媒体素养在公众的个人能力中仍然非常重要。非洲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资源鸿沟和技术差距，这也导致非洲的数字素养更多以商业为导向，数字素养框架普遍涉及工作技能和数字创业，意在推进经济发展的数字化道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力和内容创造在非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也反映了为什么来源于非洲的网络内容比较匮乏。中东地区则强烈关注媒体素养，这可能与政府对当地媒体的严格控制相关，其政府发布了丰富的本地来源的信息内容，而不仅仅是获取、消费信息。然而媒体素养教育在中东地区起步比较晚，直至2005年依旧没有阿拉伯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此外，国际组织特别是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数字素养框架非常注重人权和媒体素养。

2.2 数字素养的应用案例

将数字素养与特定学科教育整合，从一定程度上既能识别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科差异，为学科教育提供便捷甚至新思维，亦会延伸数字素养的内容和形式，拓展数字素养的多样性。《战略简报Ⅱ》探讨了数字素养在特定学科中的应用，选择了4个专业作为示例，即人文、商业、计算机科学和通识课程，并介绍了相应专业的数字素养项目案例。其中，历史、文学或哲学专业领域，如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导师指导项目[6]；商业管理专业领域，如哥伦比亚商学院开设的一门课程的目标是“让非技术类管理人员掌握互联网及软件环境下进行改革需具备的术语、工具和背景”[7]，Cross Knowledge公司为企业员工及管理层发布了数字素养培训视频[8]；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如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一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计算机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工具[9]；通识课程，如阿什福德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一门“生活与工作中的数字素养”课程[10]。

此外，《战略简报Ⅱ》亦介绍了20余个世界各地正在实施的跨学科优秀数字素养应用案例，以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提供参考和可效仿的工作经验，为促进内容创造，提高技术流畅性，推动批判性思维提供借鉴。例如，爱尔兰大学合作进行的“全体参与”项目，比较了数字素养和学科专业发展的框架、案例和模型，以促进创新共享资源的发展[11]。再如，南非的南开普大学的图书馆员和教师通过一系列研习班的合作，开发了一个在线教程，旨在帮助教师制定数字素养课程，促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作为信息消费者和信息创造者的责任[12]。

2.3 领域专家的观点

《战略简报Ⅱ》发布了11位来自世界各地（美国、埃及、澳大利亚、南非、瑞典等）的高等教育领域专家的主题讨论，讨论围绕数字素养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展开，具体内容分别是：“数字素养如何改变教育范式？”“数字素养的不平等”“学术馆员：数字素养的校园合作伙伴”“师生共同创造”“如果认真对待学生作为信息创造者，教育将如何改变？”“教授学习者阅读Web信息需要的特定的基于Web的策略”“自我导向的数字素养学习：激发学习者的决心”“学科差异”“数字素养行动”“学术传播与数字素养”[4]。例如，Judith Bailey和David Santandreu Calonge讨论了如何使用数字工具改变教学范式，促进学习者的参与度，评价学习效果[4]。Johan Bergstrm提到为了解决目前作为数字土著的学生和数字移民的教师之间的数字鸿沟，可以采用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学生与教师共同创造的教学方式[4]。Lisa Janicke Hinchliffe关注了如何激励学习者在新环境下自觉使用数字素养知识和技能，并介绍了Wiggins和McTigue提出的转移教学的概念，该教学策略包括持续评估学习者的表现，提供真实应用情境下的教学反馈，召开会议开展讨论，促进学习者自我评价和反思。通过自我导向式的学习，激发学习者的投入，自我构建对数字素养价值的理解。Michael Caulfield提出面对网络不可信信息的学习者缺乏对网络结构以及追踪网络事件真实性的具体技术的深层理解；应当提供具体的教学策略，让学习者学会追查信息来源，分析来源的性质和可靠性，诸如如何读取维基百科页面的编辑历史，如何追踪病毒照片的来源，如何识别网站的发布者，如何判断一个Twitter用户是否被验证，如何在网页上发现赞助商的内容，等等[4]。Courtney Miller认为数字素养教育有几个关键点，即不断变化的媒体现状，参与式文化的出现，数字工具的知识，分析和解释数字媒体，实验和创业[4]。南加州大学拥有一幢豪华大楼支持数字建设，大楼中设立了数字素养中心，这个中心由学生团队帮忙管理运行，包括创作博客站点教程、管理社交媒体、担任媒体专家等，Courtney Miller也会教授学生团队成员一些具体的数字技能。此外，他们和Adobe合作建立了一个Adobe认证中心，提供Adobe软件课程和免费认证考试。Courtney Miller认为这种混合课程是数字素养的未来[4]。同时，也有专家提及版权的重要性，Joyce L. Ogburn提到诸如3D打印、游戏开发、开放教育资源、数字人文、研究信息管理系统、协同平台、内容挖掘等活动都要求接触内容、技术、知识产权、隐私和政策，并分析了版权、政策、标准等在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Joyce L.Ogburn也提及数据的创建和重用已成为学术交流和研究的焦点，鉴于大多数研究数据均通过数字形式或转换成数字形式进行分析，数据信息素养亦需要放进数字素养的框架[4]。

2.4 数字素养的未来展望

《战略简报Ⅱ》在结论中展望了数字素养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数字技术不断地更新，产生新的技术类别、新的功能，因此数字素养的框架也需随时拓展以适应新的需求。

目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已经开始流行，区块链技术也日益成熟，用户可以通过诸如LBRY和Ethereum这类项目平台创建、访问以及共享信息，教育者和领导者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新媒介要素融入数字素养的内涵，如何将数字素养应用其中，并思考这些无论是用于信息消费还是信息创造的数字技术的意义。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如今已经出现很多智能工具帮助用户学习语言、写散文、处理图像、共同创作音乐等。这些趋势也带来很多问题，如在没有人类指导的情况下，知识创造会发生什么变化？当软件可以协助数字创作时，创造力将意味着什么？机器能否展示灵感？数字素养导师是否会推广数字素养？人们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人工智能在数字世界的角色？随着人工智能在研究、分析和创造工作中的出现，课程学习将如何变革？互联网环境下人们的一些在线行为可能不友好，甚至存在网络恐吓、辱骂等行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重点放在数字素养的个人和社会意识方面，还是需要考虑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重构数字环境以减少网络不文明现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技术将变得更容易获取，使用方法更简单，功能更强大，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很多非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创造性工作的需求可能会增长，数字素养框架中使用技术进行创造性表达会变得更加普遍，这时人工智能对数字素养的影响有多深远？此外，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为了商业、政治、个人利益而传播的“假消息”“假新闻”“假故事”，数字素养作为一个基于社交网络存在的概念，强调用户能够有思考地分享和建构信息，这种假新闻的结构是否也应该纳入数字素养进行分析甄别？

由于数字技术不断地更新，产生新的技术类别、新的功能，数字素养的框架也需随时拓展以适应新的需求。教育者和领导者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新媒介要素融入数字素养的内涵，如何将数字素养应用其中，并思考这些无论是用于信息消费还是信息创造的数字技术的意义。这一部分内容为数字素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思考方向。

3 《战略简报Ⅱ》的内容特点

3.1 放眼世界，分析共识与差别。

2016年的《战略简报》是NMC联合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在高等教育领域针对数字素养实践者开展调研的一项成果，该报告提出的3层数字素养模型汲取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界对数字素养的共识[13]，总结的数字素养能力较具体，是一种操作性较强的模型。与其相比，《战略简报Ⅱ》在其基础上扩大了研究视野，总结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典型数字素养框架的共同特征，然而这些共同特征较笼统，更像一种指南。

表1 2016年和2017年报告中数字素养的主要内涵

尽管《战略简报Ⅱ》介绍的各个框架表达具有表1所示的共识，但是对共同要素的理解和要求不尽一致。技术能力方面，几乎所有数字素养框架都注重理解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类别；内容创造方面，有的框架强调用户的授权创造，有的框架强调学会处理在线危机，有的框架主张社交媒体是重要的知识生成工具，其中学习者作为信息创造者的概念尤其发展不均衡，大部分框架目前更强调学习者是信息消费者；数字公民权方面，有的框架强调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有的框架侧重鼓励人们尊重调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有的框架认为数字素养能在政治上赋予公民权利，帮助他们成为组织者或领导人，有的框架希望用户带着批判性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看待技术，有的框架提倡为公民和机构提供具体的数字素养指南；版权法方面，有的框架明确指出学习者作为信息创造者需要在版权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合理使用信息；交流和批判性思维方面，几乎所有框架都一致认为学习者要积极、有意识、有思考地获取数字素养，鼓励学习者学会如何使用数字工具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目前的框架在如何定位数字素养的社会技能和知识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框架鼓励开放地对待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带来的变化，而有的框架则力求普遍性。

《战略简报Ⅱ》更多地强调了文化和政策的角色，关注了经济、性别、种族和政治分歧造成的数字素养差异。除了宏观层面的数字素养框架，不同的学术部门、机构乃至不同的教师在理解和实施数字素养时也不尽相同，这也使得现实中的数字素养教育被塑造得形态各异。因此，在实施高等教育中的数字素养时，政府、学校甚至教师都需因地制宜，抓住重点，考虑差异。

3.2 延续重点，关注创造和公民权。

值得注意的是，《战略简报Ⅱ》列举的框架中，学习者作为信息创造者、版权法和数字公民权这几个要素，好几个框架完全没有介绍或仅仅间接提及了相关内容。2016年的报告反复重申了关注创造者身份和数字公民权，然而《战略简报Ⅱ》反映出实际上目前全球并未对此引起普遍重视。《战略简报Ⅱ》中，Cheryl Brown的报告提到支持创造性创作和参与性实践非常重要，在线内容创造可以帮助人们促进民主，实现多元化的公共势力，使得社会发展不再仅仅由高层精英主宰。然而实际上Schradie和Brake的研究表明，北半球的网民中从事在线内容创造的用户很少。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数据分析和研究中心的本科教学研究显示，大部分国家关注了如何引导大学生的信息消费行为，却未提及信息创造行为。在信息随处可见的环境中，学习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无处不在，然而为了更有意义的学习，更平等的社会发展，学习者需要重视由信息消费者转向创造者。此外，《战略简报Ⅱ》多次强调从不可靠的资源中辨别出可信的资源是数字素养的基础，因为没有能力判断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可能创造出可信的内容。数字素养教育应注重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使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获取的信息和使用的技术工具，同时也应当掌握版权、隐私等政策、标准、规则，成为一名高效、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的信息消费者和创造者。最后，《战略简报Ⅱ》强调了当前的数字素养定义应继续重视数字公民权，学习者需要理解技术的使用、滥用和误用，遵循得当的、负责的和有道德的行为规范，包括一些与在线的权利、角色、身份、安全、保密和交流等相关的行为，成为一名负责任的信息创造者。

3.3 细化学科，理解碰撞与融合。

2016年的《战略简报》虽然强调了跨学科的数字素养，但仅仅列举了诸如社会学应用于在线人际行为，社交网络互动中的伦理、政治，心理学和商学应用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互等研究课题。《战略简报Ⅱ》则思考了特定学科不同的数字素养需求，详细地介绍了数字素养在4个典型学科中的应用形式。

在历史、文学或哲学专业领域，创新往往涉及到文本写作，数字素养可以应用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写作，通过海报、演示文稿和视频创建多媒体项目等方面。《战略简报Ⅱ》也提到目前数字人文运动和数字素养还没有太多联系，但是可以尝试将他们进行整合，利用数字技术探索人文问题，这种突破可以推进诸如地图绘制、数据可视化、文本挖掘、基于网络的数字档案、远程阅读等技术和人文学科方法的传播。在商业管理专业领域，主要关注如何组织工作人员和使用数字工具，而数字素养的重点之一便是管理数据，利用数字素养可以帮助该专业的学习者学会使用简单的电子表格、高级的建模软件等，实现更高效合理的数据管理。大学等机构也可以与商业化企业合作，探寻商业领域人士在专业管理领域需要了解的知识，从而更清晰地了解数字素养在商业管理领域的关注方向。在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核心能力是编码，其次是计算机硬件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在不远的未来将被广泛应用，该专业的研究者可以考虑人工智能将在数字素养方面发挥的作用。通识课程方面，很多学者提出其教学要求应当包含让所有学生必须拥有一定的编程经验，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个大学或机构实施这样的计划，但是通识课程的教学要求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其他的专业领域诸如艺术教育[14]、幼儿教育[15]等都已引入数字素养的理论和实践。跨学科的数字素养的基础在于通识素养，目标在于创新素养。通识课程应当成为所有学习者的必修课程，在掌握数字素养入门知识的基础上，主动将数字意识、数字工具、计算思维、数字化实践能力、数字化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要素融入专业学习过程，尝试丰富学习思维，转换知识建构方式，以碰撞出创新的学科观点。教师在学科课程教学中应注重数字化环境的创设，不能孤立地使用数字技术，或是用数字技术活动简单替代其他的教育活动，而要将数字素养与环境、课程及学习者本身相融合，并强调各个学科教学活动之间的联系、渗透与迁移。由此，如何深入地开展学科数字素养教育是数字素养的重要努力方向。

3.4 思考教育模式，聆听反思与召唤。

与2016年的报告相比，《战略简报Ⅱ》新增介绍了全球范围领域专家的思考。这些论述既是对数字素养内涵的反思，又是对数字素养实践行动的召唤。其中很多观点涉及数字素养教育模式，包括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工具、教学内容、教学空间、教学主体等方面。教学方法提倡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给予指导，采用诸如基于项目/探究/问题解决/情境教学的教学方法，采用翻转课堂、慕课结合面授的教学方式，强调合作学习，包括师生合作、生生合作；教学评价强调持续性评价，包括学前诊断性评估、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以及学习者自我评价；教学工具突出各类数字工具及数字平台的设计和使用，用于课堂教学、学习过程管理、个性化建议制定、数据统计分析、社交媒体运营等；教学内容强调了分辨假消息，版权法、隐私和政策，数据素养等；教学空间提倡建设创客空间用于教学，配备3D打印机、焊铁工具、电子白板、推送内容的监视器、可移动家具、可旋转的艺术展示墙等装备，并且主张学生团队自我管理，既能全方位锻炼学生的数字素养能力，又能更详细地了解学生群体想怎样使用空间，最想获取哪些数字素养内容，从而更好地向学生推荐数字产品等；教学主体方面，强调了图书馆在数字素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是为数字素养教育提供创客空间的重要基地，学科馆员应当成为实施数字素养教育的主力军。由此看出，《战略简报Ⅱ》强调了高等教育中数字素养旨在全方位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创新性、批判性、实践能力、责任感。混合式课程是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模式。

4 《战略简报Ⅱ》对我国高校数字素养教育的启示

4.1 数字素养框架应遵循适宜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16]，我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发展，网络购物、在线教育、互联网理财等正逐渐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还没有机构制定普适性的数字素养框架，教育机构及研究者要充分重视互联网环境因素，本着适宜性原则积极制定有中国特点的框架，并适合中国公民的生活、学习、工作及社会发展需求。框架要重视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工具的使用，创新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和跨学科数字素养，同时也要依照世界数字素养的普遍共识，覆盖技术能力、内容创造、数字公民权、版权法、交流、批判性思维等要素。此外，为了适应未来技术的发展，框架需要考虑人工智能在数字素养中的角色。

4.2 数字素养教育应塑造高质量创造者

博客、维基百科、文学网站、播客、在线社区、弹幕网站、微信公众号、创客空间在我国已经十分流行，通过在线平台发布自己的原创文章、文学作品或评论，上传自己编辑的图片、录制编辑的音视频、多媒体作品，使用3D打印机制作模型等随处可见。数字素养教育一直强调用户由信息消费者向创造者转变，作为数字土著的大学生有很好的用户创造的基础，但是在新信息环境下更应重视塑造高质量的创造者。高质量的信息创造者首先应学会甄别信息，面对全民分享的知识、经验、见闻，以及网络营销、公关等带来的信息泛滥，不能过分依赖谷歌、百度的搜索结果，需要考证网上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思考这些消息对个人思想、信仰及观点带来的改变，除了培养批判性的思维，还要学会具体的信息鉴别策略，学会追查信息来源，分析来源的性质和可靠性，识别伪原创；其次应强调内容的创造性，侧重鼓励用户运用各种数字工具和技术动手实践，表达有深度的观点，展示创造性的成果；最后应强调用户创造过程中的版权和隐私权，让每一位学习者了解诸如数字版权管理技术、UGC规则等知识，杜绝侵权行为并保护自我权益。

4.3 数字素养教育应重视学科化

高等教育应该普及数字素养通识技能，重视提升特定学科相关的数字素养技能，关注并使用一些协助学科研究的数字工具及方法。即使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不再参与正式的课堂学习，但是依旧需要理解研究问题的操作方法，思考研究成果的输出形式。借助数字素养，学生可以自主完成课程作业，开发创造性的项目，深入钻研学科知识，展示学习成果，这将对他们的终身学习有很大帮助。例如，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或文本挖掘软件探讨新的历史问题，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使用数字可视化技术展示、交流他们的科研成果，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使用视频分析软件分析视频中的艺术表现和音频文件，等等，可见，数字素养能够使得专业学习更多元化。学科教师及图书馆学科馆员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深入开展学科数字素养教育，帮助学习者成为一名专业的实践者。

4.4 数字素养教育应采取混合教学模式

《战略简报Ⅱ》中，Steven Bell提到目前数字素养教育往往并不是非常成功，因为大学的课程设置没有给这门课程分配很多时间，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经常忽视它，学生对自身数字素养的盲目自信也导致他们低估进入大学后数字素养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学校、教师及学生都需要改变观念，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并应通过一系列实践项目、一个整体的创造空间、一个协作的团队、一个作品的创造等来探索数字素养的知识技能及价值。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参与、组织、协作等系列环节促进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教师担当指导者的角色，监督学习的整体进程并评价学习者的表现。此外，高等院校应当重视图书馆在数字素养教育中的基地作用，积极开展独立的实践项目或课程，为学生提供数字素养通识知识，与教师或管理部门合作，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特定学科的数字素养工具及其应用，还可以建立专门的数字素养空间，提供数字工具，配备专门的学科馆员。学科馆员应采取有效的策略，将信息素养拓展为数字素养，最终成为高校数字素养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