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阅读：因互动而深入

“公共图书馆如何落实儿童早期阅读？大学等学术机构如何加大对儿童早期阅读的研究力度？学术成果如何更多更好地转化成应用成果？民间阅读公益组织如何协同政府？如何连接专业资源让儿童早期阅读的推广更加专业和有效率？政府如何在法律层面支持儿童早期阅读？各界如何合力让广大乡村不被儿童早期阅读抛下……”在首届全国儿童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峰会上，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文呼吁，儿童早期阅读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远远不够，中国目前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期两天的论坛以“早期教育与美好未来”为主题，汇集了国内外著名研究学者专家、一线的幼教从业者与儿童阅读推广公益机构，展现了前沿的研究成果和翔实的实践经验，以全球视野着眼于未来，探讨早期阅读研究的最新发现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课程、师资培训和政策制定的启示。

“深圳现象”折射出的阅读困境

论坛上，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凯瑟琳·斯诺、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思领衔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首份0～3岁亲子阅读教育干预的有效性研究报告：在深圳，通过对1 044个平均月收入超过3万元的中产家庭的调查发现，平均每个家庭拥有近60本图书，基本达到专家推荐的图书量，但是每天能与孩子共读的家长仅占9%，一周2～6次的家庭也只有8%，孩子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长达1.62小时。而在英语国家的同样类型研究中，即使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家长，也有50%可保证每天至少一次的家庭亲子阅读。

深圳作为一座推广读书月活动长达18年的城市，这个结果让人大为惊讶。陈思坦言：“确实是低于我们的预期。可能是家长们觉得0～3岁的孩子还比较小，往往要到上了幼儿园后才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此外，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多数由祖辈抚养，父母工作比较忙，确实没有时间坐下来陪孩子读图画书。”

“亲子共读是什么？‘共就是父母要带着孩子读，或者应用对话式的共读，这是早期阅读最重要的土壤，也是我们在早期阅读的概念上还没有生根的原因。”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幼儿教育博士、阅芽学院院长李坤珊说，有的家长很委屈，自己花了1万多块钱买了一套书，还做了一个小书房，因为出版社說这套书可以帮助孩子进行美德教育，但每次叫孩子去看都被拒绝，出版社骗人……这说明亲子共读的落实对某些家庭是一个挑战。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2016年4月23日，深圳启动0至6岁儿童早期阅读公益项目“阅芽计划”，该项目由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和多家政府部门联合发起，针对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的早期阅读教育公益项目，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型的汉语儿童早期阅读干预项目。

一年多来，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对“阅芽计划”进行跟踪评估研究发现，“阅芽计划”对深圳的0～3岁儿童家庭的亲子阅读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有效提高了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同时显著地增进了家长对于高质量的早期阅读教育的理解，认同应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图画书、与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和阅读互动、增加自己的阅读量等。

作为国际著名儿童语言与阅读发展教育权威专家，凯瑟琳·斯诺认为，儿童的读写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学习，儿童需要通过与成人的积极互动，学习阅读，获得读写能力的发展，将阅读与知识的活动融会贯通。这个过程中，成人特别是家长和家庭的阅读环境、教师和学校的阅读环境都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在双胞胎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家庭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超过20%的影响因素。”陈思进一步解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家庭亲子阅读能够独立贡献20%的差异，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家庭亲子阅读来弥补的。

父母焦虑影响孩子全面发展

“深圳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周兢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三个：努力焦虑症的城市家长、资源匮乏的农村环境和质量不高的阅读指导。

“努力焦虑症”是周兢在朋友圈发现的新词，一位网友这样写道“越爱、越努力、越焦虑”。这些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父母在教育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竞争焦虑。“他们非常愿意给孩子投钱，让孩子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要让孩子在幼儿园学习之外，还要去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这跟我们所提倡的早期阅读教育、跟正在享受早期阅读的孩子的现状产生了一种冲突和矛盾，你会看到孩子的很多时间被占用了。”周兢说。

事实上，早期阅读不只是认字和写字，图画书也不是识字教材和实用的教育手段。在周兢看来，“儿童是从早期阅读走向全面发展的，要相信早期阅读的力量。因为学前阶段是儿童大脑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关键窗口期决定了儿童后期乃至终身的学习与发展。儿童的语言和阅读水平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型发展和学习水平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阅读能力好的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会好”。

“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有多少知识储备，但家长们也要思考当孩子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是否还对学习保有兴趣、对世界怀有好奇，还是否乐意以积极的态度去尝试新东西。相比孩子在五六岁懂得三门语言、会玩两种乐器，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凯瑟琳·斯诺坦言，支持型（即放手型）母亲，孩子的语言表达和叙述能力会更好，而母亲的焦虑会在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发展中带来负面影响。当然，目前只是发现了这两者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联系，我们不希望这个结果让她们变得更加焦虑。

尽管专家们一再提醒父母不要过度焦虑，但在论坛期间仍有不少人表示担心：如果孩子已经3～6岁了，是不是错过了关键期，应该怎么去弥补呢？陈思说，0～3岁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孩子能够获得丰富的语言、认知以及社会性的发展，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关键期。不要觉得错过了0～3岁这个时段，就会永恒性地丢失掉孩子发展的契机，甚至不可能再追上，这个观点绝对是错误的。Never be late（永远不会晚）！“希望家长和孩子都用一种更加积极、怀有好奇心的态度进行早期阅读的实践，让孩子和自己都真心喜欢阅读，这才是真正帮助孩子获得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家庭教育的方法。”

教师和阅读推广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早期阅读有三个主体，即儿童、图书、成人，其中成人包括家长、老师、图书馆员和阅读推广人。有着17年一线幼儿园教学经验的李坤珊告诉记者，每次接触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幼儿园老师的时候，第一个问题都是“请问各位老师，每天会在教室里读一本书给孩子听的请举手”。通常得到的反馈不到1/3，有时候整个会场里200多位老师，只有不到10位老师举手。

“在幼儿园里也要跟亲子共读一样，你要跟学生一起读。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多元体系，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有了多元价值之后，孩子会很安心地做自己，重视自己的经验，也会接纳别人的经验。我们推广早期儿童阅读不是只有阅读，我们体现的是一个价值体系。”李坤珊说。

对于那些父母不在身边、家庭亲子共读缺失的孩子，比如留守儿童，学校可以弥补一些。凯瑟琳·斯诺介绍：“智利的情况跟中国有类似的地方——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家长很少有和孩子一起看书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尝试把家长请到学校里来，陪孩子一起做图画书，把生活里的一些小事描摹下来、写写画画，做图画书。我们发现，平时缺乏资源、很少有机会了解该怎么和孩子阅读的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在这种环境中做的事情，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凯瑟琳·斯诺说，在美国，很多社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派书送贴纸，鼓励他们阅读。例如，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有一项名为“1 000本书”的阅读计划，鼓励孩子在6岁上小学之前读完1 000本图画书。“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借鉴的，早期阅读不仅是家长和教师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记者在现场看到，深圳15个家庭领到了3～6岁“阅芽包”，还与所有参会者一起发起儿童早期阅读倡议书：“倡议所有的父母，从0岁开始，和孩子一起阅读；倡议全社会共同关注早期阅读，让早期阅读成为儿童的权利。”

李文介绍，“阅芽包”里面包括两本适龄图画书、一本60种图書画的导读、一本分阶段的早期阅读指导手册，还有一份图书馆之城的邀请函，让家长了解周围的社区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自2016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阅芽计划”已在深圳设立了24个领取点，面向市民免费发放，目前已发放3万多0～3岁“阅芽包”，将持续发放5年，整体发放数量不少于50万个。另外，利用App，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电子图画书资源、在线讲座，与其他家长社交互动。线下活动还可以让家长参加讲座、图画书分享和交流活动，更直接地讨论亲子阅读观念和更好的实践方法。

“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阅芽计划算是非常大的进步了。”陈思说，先从60本书做起，未来才可能有600本、1 000本，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也希望这个项目以后可以推广到乡村，让更多的孩子能享受到阅读的权利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