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与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

罗铮 徐红

摘 要： 在李元昊叛宋后，北宋政局便与西北边事息息相关，士大夫们的政治活动无不围绕着西北战争进行。作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夏竦可谓是士大夫在战争中极具特色的代表；田况面对西北边事给宋仁宗上书论兵十四事，显示出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军事的重视。远在汴京的朝廷中，吕夷简一党与孙沔等人也在明争暗斗，将党争的因素渗入西北战争中。宋夏战争期间士大夫们用各种方式与战争发生密切联系，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朝政与西北战局。

关键词： 宋夏战争 士大夫 夏竦 田况 孙沔

宋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叛宋自立，建国号为夏，即西夏，成为继辽之后第二个对北宋产生重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宋仁宗于宝元二年（1039）发兵讨伐，开始了第一次宋夏战争。北宋自太祖太宗伊始，便实行以文治国的国策，太宗朝后，逐渐显现出守内虚外的状态。军备废弛，军队战斗力弱，冗兵现象严重。同时，北宋对西夏的进犯处于轻敌蔑视的状态，缺少准备工作。常年经略西北边防的武将们又受制于京城派遣的文官统帅，致使战机三番两次错失……这一系列原因致使北宋在第一次宋夏战争中经历了好水川、三川口、定川寨三次大的惨败，最终以宋败夏胜的结果于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签订《宋夏和议》，结束了这场对宋人来说极其屈辱的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人之间的战争，不如说是以北宋士大夫集团为核心的文人与党项人的战争。北宋的士大夫集团决定着战场的指挥权和统帅权，成为战场的主角。作为战争主角的武将只不过是士大夫统帅下的工具，作用极为有限。

一、士大夫在战争中的表现

在李元昊叛宋自立后，要求赵宋朝廷承认西夏政权的合法性，宋朝大多数士大夫则坚持出兵西夏讨伐元昊，兴师问罪。夏竦、韩琦、范仲淹等人陆续任职边关；杜衍、王拱辰、吕夷简等人也纷纷上书仁宗皇帝陈略西北边事；张定千、苏舜钦、梅尧臣、石介等人的文学作品充斥着与宋夏战争有关的内容。可以说，宋夏战争的爆发，牵动了北宋大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其中，夏竦在战争中的表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據《宋史·夏竦传》载：“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多识古文，学奇才，至夜以指画肤。”①可见夏竦的文才极为出众。宋夏战争爆发后，朝廷任命其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并有权节制陕西地区各处兵马，成为战场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显然，朝廷对夏竦这位士大夫将军在军事上寄予厚望。可是身负朝廷厚望的夏竦却“雅意在朝廷，及任西事，颇依违顾避，久而无功”②，对整个讨夏大局并未全心投入。他乐观地认为对夏战争可以轻易取胜，因此，在他成为陕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之后，曾向仁宗上奏《边事十条》以整饬军队，且“治军尤严，敢诛杀”③，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赞赏。他希望尽快做出一番成绩让朝廷知晓，并以之作为自己今后升迁的依据。然而令夏竦没有想到的是，从景祐五年开始，直到庆历四年，战争阴云长期笼罩着北宋朝野。夏竦逐渐对战争的胜利不抱希望，于是，他开始消极避战，不退也不进，与西夏僵持。夏竦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陕西防秋之敝，无甚东兵，不惯登陟，不耐寒暑，骄懦相习，廪给至厚。”④希望朝廷允许其招募土兵。但是，翰林学士杨偕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今防边东兵，人月受米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东兵廪给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训练以代东兵，且土兵数万，需募足训练，虽三二岁未得成效，兵精犹恐奔北，岂有骤加训练而能取胜哉？”⑤从杨偕的奏报中，可知作为西北边防统帅的夏竦，竟然连东兵和土兵廪给之多少都分不清，这是一个主帅不应该犯的错误，由此可看出夏竦对西北战事并不真正关心。杨偕在奏折中又称：“竦在泾原守城垒，据险阻，来则御之，去则释之，不闻出师也。竦惧战或败衂，托以兵少为辞尔。”⑥直言不讳地指出夏竦消极防守，毫无建树，甚至有惧战的可能。御史交章曾说道：“（竦）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元昊尝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为敌轻侮如此。”⑦夏竦在军中狎妓，致使军队几近哗变，影响宋军士气。夏竦对西北战局不重视到如此地步，除了厌倦长年的边境军旅生涯以外，还由于他对以胜利为自己谋求朝廷高位彻底失望，不愿在这个武人充斥的战场逗留，可他身负皇命，又无法离开，所以只有如此消极防守，以寻欢作乐消磨时间。夏竦的消极态度和个人作风影响了宋军的士气，进而影响了整个西北战局。

在宋夏战争爆发后，士大夫中也有一些人对战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或是反对出兵西夏，主张防守；或是上书要求先治内政，外事自安；或是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赏赐西夏一些银两便可消弭战乱。如知淮阳军、将作少监范讽在被擢升为光禄卿知陕州、道政潞州后入京谢恩时，上奏仁宗：“元昊不可击，独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当自服，倘内修百度，躬节俭，如祖宗故事，则疆事不足为陛下忧也。”⑧知谏院张方平也曾在上仁宗的札子中说道：“夫夷狄得志则骄逆，稍困则卑顺。”⑨可见士大夫对西夏的危害并未有足够的重视。在宝元元年（1038）西夏大患初露端倪时，某些朝廷重臣在边防问题上不仅不主张积极抵抗，反而希望用所谓“天朝国威”和金钱息事宁人，并以“先正内后正外”为借口反对用兵于西夏。如天章阁待制庞籍在宝元元年的《上仁宗论先正内后制外》中提出：“夫欲建事功者，先正其内后制其外也。”⑩右司谏韩琦亦云：“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11}这些上书言事的士大夫们，在当时的士大夫集团中处于较高的地位，他们代表着对战争的另一种态度，即不愿爆发战争，更不愿战争爆发后僵持不下，不希望长期战乱影响了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更不想让自己吟诗作对、文辞笔墨的闲情逸致失了风趣。他们所希望的仅是在承平万里的太平盛世，能发挥治理国家、治理百姓的作用。但他们又始终不愿承认自己不如党项人，始终要将大宋的尊严举得高高的，即使最终战败，仍然要保持着“天朝上国”的气势。

二、士大夫对军事的重视

尽管部分士大夫们不喜战争，回避战争，但是宋仁宗朝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党项族的不断袭扰，因此一些有志之士从朝廷的安全出发，表现出对军事事务的特别热心。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便是其中一位著名人物。

面对宋军在战争中的表现，田况是极其不满的。他在《上仁宗书兵事十四事》中指出，宋军在西北战场败多胜少，甚至时常“无不杀戮老弱以为首级”以充军功，以至于边民多“诉冤于贼，以求复仇”{12}。这不仅导致宋军征讨西夏时得不到边民的支持与帮助，还遭到边民与西夏的合击。在败多无功、滥杀无辜的同时，宋军还多次进行一些“俘获无几，陷没极多”且是“伤挫国威，取贼轻侮”{13}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对整个西北战局既无益处又无意义，给北宋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同时他对宋军边将的做法甚是不满：“环庆路投来蕃部极多，夏竦等惩延安之前失，虑贼马奔冲，内应为患，欲迁襄、唐州界，给旷土使就生业，又皆不肯离住坐，骤加起遣，则戎心动摇，或致生事。”{14}宋军主将对前来投诚的藩族心生芥蒂，致使宋军无法更好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击西夏，这是将领的战略失误。

作为经略安抚判官的田况，对整个西北宋军的整体情况极其忧虑。他认为好水川之战中宋军的惨败，导致“士气愈怯”，朝廷为顾全大局又“普示含贷，欲为召集，伸恩屈法”，致使军纪荒废，军心不稳，将士皆“以退走自全为得计”{15}。且朝廷在西北驻军虽近二十万，却要分戍两百余处，每处军队极少，难以抗衡西夏军，倘若敌军集中兵力攻一处，又难以驰援，因战线太长，难以固守，使得边防薄弱。其次，部分将领的表现对战事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好水川之战中，宋军大将任福“不能指麾统制以为己任”导致兵败将殁；同为大将的葛怀敏，对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范仲淹“礼容极慢”{16}；陕西最高军政长官夏竦不能身先士卒，致使士气低下，将士寒心。再次，西北缘边屯戍的骑兵待遇极高，然而却有“不能被甲上马者”，甚至“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17}。可见其军事能力之低。

田况熟读兵书，且又身临其境，面对宋军如此局面，他在上书中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建议朝廷派遣间谍前往敌军获取情报。其次，西北战事爆发后，当地士兵踊跃杀敌，志在争功，而士兵的待遇却是“不及东兵之下者”，且所得给养皆“靡敝不堪之物”{18}，他建议朝廷能善待士兵。再次，他建议招抚归顺的少数民族和老弱百姓，在“其间险要可守之地，则筑坚垒以据之”。战争中所得的土地田亩，可“给与有功属户”。即使防守不住，也可以“纵兵破荡，以弱贼势”。如此则可以掌握边界的主动权，使“裁割纵舍，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则边陲可安矣”{19}。

田况第一次以文官身份充任边境军职，从他的上书看，他读过一些兵书，能看懂战争时局，对陕西战局花费了不少工夫，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可谓士大夫中重视边境军务的代表。

同时期还有范仲淹、吴育等士大夫，亦与田况一样，表现出对军事的重视。如宋夏战争之前右正言直集贤院事吴育在《上仁宗论建立基本以销未萌之患》中说：“若政令修、纲纪立、财用富、恩信洽、赏罚明、士卒精、将帅练，则四夷望风，自无异志。一有未备，则黠防乘间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居常有议及政令纲纪，边防机要，则谓之生事。或有警急，则必至怱遽而莫知所为。”{20}吴育认为国家虽然承平日久，却隐藏着许多祸患，西北边患便是其中之一。倘若一切准备妥当，则自然无事，实际上却是许多准备都未妥当，一旦出事，就会有许多祸患横生，所以希望皇帝早早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他预见西北会有大事发生，希望仁宗整饬内政，训练精兵强将，以达到抵御外敌入侵的目的。康定元年五月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在《上仁宗乞严边城实关内》中说道：“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沿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21}范仲淹认为宋方对战争的准备不足，许多城池都没有御敌的准备，且没有良将镇守，一旦西夏得知我方军情，则后果不堪设想，故建议仁宗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吴育注重整体政局，范仲淹注重边防具体事务，二人虽角度不同，却都是士大夫热心军事、关心西北战事的体现。

三、士大夫党争与战争的关系

北宋仁宗时期，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与之相伴生的党争亦开始显现，甚至还渗透到了战争中。

庆历元年（1041），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曾上奏朝廷：“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患义智勇，名动外藩，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且任福坐违节度致败，尤不可深责主帅。”但却“由是忤宰相意，并他议多格不行。”{22}王尧臣所说的“宰相”，即指自康定元年（1040）就拜相的吕夷简，《长编》中多处出现“忤宰相意”、“宰相不悦”、“夷简不悦”等字眼，皆指吕氏專权独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尧臣上奏朝廷希望能重用范、韩二人，结果自然是“并他议多格不行”。由此可见，吕夷简与范仲淹、韩琦之间的矛盾已经影响到对范、韩二人的任用，实则二人乃是西北固边的大将之才，在边军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23}说明西夏对此二人之畏惧。叶清臣曾评价范仲淹：“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24}但由于宰相吕夷简的阻挠，二人仅为夏竦副手，始终受制于夏竦，无法掌握整个战局。吕夷简身为朝廷重臣，战事危急之时却仍不忘党争之事，一面与朝中的杜衍博弈，一面给边关的韩、范等人设置障碍，使得士大夫的政治博弈与宋夏战争相互渗透。

左正言孙沔曾向仁宗连上了五道奏折，陈明朝廷之弊，但是由于“沔五奏皆与大臣忤”{25}而被贬官，这是一次非常明显的因进谏而被贬的例子。孙沔任左正言，即谏院的谏官，其职责便是向皇帝进谏朝廷的不足，五奏的内容又关乎国政，却因“与大臣忤”而不可行。依据史料，推测此“大臣”当指吕夷简及其党羽。景祐年间，吕夷简曾自请求罢，仁宗不许，当时孙沔任起居舍人，他针对此事上奏仁宗道：“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叟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废。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至隳国事。”孙沔认为吕夷简推荐之人皆不堪重任，“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26}。明白指出是吕夷简主导了官员的任用。孙沔与吕氏一党由此结怨，他后来因言降职很可能是吕夷简一党背后操纵的结果。此次党争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与宋夏战争无关，但从其发生的时间来看，不可能与宋夏战争毫无关联。由于对外战争的发生，引发了朝廷弊端的凸显，吕夷简拜相多年，专断任权，因此孙沔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皇帝，将战争爆发引起的朝廷弊端归结于吕夷简。虽然孙沔的弹劾最终没有成功，但其中包含的党争因素与宋夏战争的关系还是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

四、结语

宋夏战争爆发后，北宋的士大夫们，或是成为军队统帅，征战西北；或是遠在汴京而心系西北，为战事出谋划策。即使反对与西夏作战，也是出于为朝廷着想，主张先治内而后安外，甚至当时的士大夫之间的党争，亦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这样说，在仁宗朝的宋夏战争期间，士大夫们的踪影无处不见，他们与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朝政及西北战局，还对之后的北宋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脱脱.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571，9576，9576，9575，9577，9574，9575，9574，9575.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65.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92.

⑩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一·上仁宗论先正内后制外（庞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45.

{11}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一·上仁宗论外忧始于内患（韩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46.

{12}{13}{14}{15}{16}{17}{18}{19}{22}{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30，3130，3134，3130，3131，3135，3135，3137，3138，3144，3127.

{20}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一·上仁宗论建立基本以销未萌之患（吴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47.

{21}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二·上仁宗乞严边城实关内（范仲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57.

{23}徐自明，撰.王瑞来，补校.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5.

{24}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853.

{26}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八·孙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687.

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20171053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