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隐秘之源

内容提要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专著《西方正典》中对莎士比亚有极高的评价，认为莎士比亚不仅是西方经典的中心，而且将持续占据西方经典的中心。具有异常强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作为西方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弗洛伊德，曾骄傲地宣称自己发明了精神分析。布鲁姆循着弗洛伊德理论的蛛丝马迹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文学史上已有的以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见长的文学经典，无疑是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就是20世纪跨学科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莎士比亚是善于挖掘人的灵魂，细腻展示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最杰出的天才，而弗洛伊德的学术研究与莎士比亚戲剧的这一创作特色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布鲁姆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弗洛伊德接受莎士比亚影响的基本事实，从而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重温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与弗洛伊德之间影响关系的见解，不仅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富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哈罗德·布鲁姆 莎士比亚 弗洛伊德 影响 意义

〔中图分类号〕I04；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7-0067-07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专著《西方正典》中对莎士比亚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莎士比亚“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家”而成为“经典的中心”；①“莎士比亚位居经典核心的秘密部分地在于其非功利性”，在于其“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②由于具有这些特征，“莎士比亚仍将继续重新占据西方经典的中心”。③尽管如此，布鲁姆仍继续深入地追问：“什么是莎士比亚的特异之处，使得只有但丁、塞万提斯、托尔斯泰以及少数几个人成为他的美学同侪？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探寻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即探寻能够超越一时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特质是多元文化性，它在所有语言中能被普遍地感觉到，所以也就在全球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文化多元主义，这比以政治化的笨拙努力去实现这一理想要高明得多。”并且“莎氏独特的伟大在于对人物和个性及其变化多端的表现能力”，所有这些都让莎士比亚凝结为“一种世界经典雏形的中心，而不是仅仅属于西方或东方。”④在布鲁姆看来，作为经典中心的莎士比亚，不仅意味着西方文学史上高不可攀的巅峰，而且还在于他所具有的异常强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1856-1939年）的影响，就是20世纪跨学科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在《西方正典》中，主要有两篇文章涉及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一篇是《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另一篇是《弗洛伊德：莎士比亚式解读》。前者提出了莎士比亚影响弗洛伊德的观点，后者则集中探讨了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布鲁姆指出，对西方许多大家而言，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文化的世俗中心，寄托着人类理性荣光到来的希望，但是对作为西方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弗洛伊德来说却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莎士比亚“颠覆了弗氏所宣称的：‘我发明了精神分析，因为此前并无文献记载。”⑤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4、302、291页。布鲁姆循着弗洛伊德理论的蛛丝马迹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言。因为，虽然此前没有被称为“精神分析”的理论，但不等于没有以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见长的文学作品，换言之，文学史上已有的以心理分析见长的文学经典，无疑也是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就是善于挖掘人的灵魂，细腻展示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最杰出的天才，在这方面很少有人能超越他。布鲁姆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看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子，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弗洛伊德接受莎士比亚影响的基本事实，从而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布鲁姆是如何发现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之间的这一隐秘关系呢？

一、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著述中曾多次谈论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例如《梦的解析》（1900年）、《戏剧中的精神变态角色》（1905-1906年）、《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年）、《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年）、《三个匣子的主题》（191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精神分析纲要》（1940年）等。其中，《梦的解析》《戏剧中的精神变态角色》《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精神分析纲要》等，都直接论及悲剧《哈姆莱特》。他在《戏剧中的精神变态角色》一文中说：“第一个这样的现代戏剧是《哈姆雷特》。这部戏剧是以这样的方法作为主题：一个人长期地处在不正常状态中，最后变成了神经症患者，这应归因于他所面对的任务的特殊性质，这个人，就是一个在他身上的一种迄今为止被成功地压抑的冲动的努力开拓使他自己变成行动的人。”[美]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95页。在《精神分析纲要》中他评价道：“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相吻合。”[美]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五），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中，弗洛伊德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来研究一下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吧，这部剧作至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精神分析文学，并接受了它的观点，即只有当悲剧素材被追溯到恋母情结这一主题思想时，莎剧的感染力之谜才能最终得以解开。”[美]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七），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页。上述所引都说明，弗洛伊德是把《哈姆莱特》作为精神分析性质的文学作品来看待的，是其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学素材，并且“接受了它的观点”。显然，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存在。

布鲁姆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后来“论述《哈姆莱特》的文章都不过是在无谓地重复俄狄浦斯情结一说”。⑤所以他得出结论：“弗洛伊德实质上就是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亚，因为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心理的洞察是源于他对莎剧并非完全无意识的研读。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毕生在研读英文的莎士比亚著作，并承认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文豪。莎士比亚一直萦绕着弗洛伊德，如同他仍萦绕着我们一样；弗洛伊德发现自己在交谈、写信和创作心理分析文学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引用（或误引）莎士比亚。”布鲁姆由此强调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远比《圣经》要大得多，莎士比亚“是他的隐密权威，是他不愿承认的父亲”。⑥“精神分析学在许多方面都是对莎士比亚简约化的戏拟，莎士比亚的魂灵至今萦绕不去，可以认定，莎士比亚就是某种超验的精神分析学。当他笔下的人物因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发生变化，或希望自己发生变化时，他们总是预示着心理分析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中，患者不得不在向心理分析医师倾诉的同时倾听自己的声音。弗洛伊德之前，莎士比亚是关于爱欲及其变迁的主要权威，或者说深谙本能冲动变化之道；不言而喻，他至今仍是引导我们的权威，也从未停止过指导弗洛伊德。”②③⑤⑥⑦⑧⑨[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07、44、295、298、301、296、298、295页。弗洛伊德酷爱并研究莎士比亚，并钦佩莎士比亚是伟大作家，这是接受影响的最可靠的基础。然而，莎士比亚究竟何以让弗洛伊德情有独钟呢？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布鲁姆认为，正是莎士比亚对人物心理富有深度与张力的艺术描写和探索深深地吸引了弗洛伊德，并且极大地启发了他的思维与灵感。“莎士比亚通过发现心理活动而发明了精神分析”后，“弗洛伊德才能认知和描述它”。②

布鲁姆主要从“情感与认知矛盾”或“情感矛盾”描写的角度，细致地揭示了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启发与影响。在研究中，布鲁姆把弗洛伊德作为一个作家，把精神分析学视为文学，认为弗洛伊德揭示人性的精妙之处，“就是他的心灵内部存在战争的见解。”③而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起于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的解读。作为20世纪最早关注莎士比亚的杰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900年在《梦的解析》中，首次用“俄狄浦斯情结”阐释了莎士比亚笔下悲剧人物哈姆莱特延宕的原因。他分析指出，《哈姆雷特》主要在于刻画主人公为父复仇时的重重顾虑和内在痛楚，却“并未提到这犹豫的原因或动机，而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均无法令人满意。”他尤其不同意歌德所提出的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即哈姆莱特生性就是一个偏重智力活动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哈姆莱特能杀死波洛涅斯及谋害他的两个朝臣的两次果断行动，可以证明他并不天生犹豫。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不能除掉他的叔叔克劳狄斯，“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准确地说，是因为克劳狄斯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他自己潜意识中长年压抑着的幼年欲望的实现。哈姆莱特心中这一杀父娶母的隐秘，使他带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因此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对谋杀其父、篡其王位、娶其母亲的人却无能为力，“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弑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以上引文见[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万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布鲁姆认为，弗洛伊德虽然是在详细阐释《俄狄浦斯王》之后才论及《哈姆莱特》，而且指出只有追溯到俄狄浦斯主题，才能最终解开《哈姆莱特》的感染力之谜，不过，“我所怀疑的是，弗洛伊德真正关注和感兴趣的是《哈姆莱特》而非《俄狄浦斯王》，而他选用的术语却不是‘哈姆莱特情结”，“但事实上这是哈姆莱特情结”。⑤“我坚信问题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而是哈姆莱特情结”。⑥因为俄狄浦斯完全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父亲而后又娶了母亲的，他根本没有恋母妒父，甚至杀父的冲动。那么，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哈姆雷特情结”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哈姆莱特情结会把令人畏惧的莎士比亚过近地拉进精神分析学这个母体”，“将俄狄浦斯嫁接到哈姆莱特身上，主要是为了掩盖自己受益于莎士比亚的事实。”“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可能带着稍许哈姆莱特情结（我将这种情结界定为思考不太多，但异常深刻），但那个斯特拉福小子创作的哈姆莱特绝对没有俄狄浦斯情结。”⑦不是《俄狄浦斯王》影响了弗洛伊德，而是《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才是“弗洛伊德的专爱”。⑧“哈姆莱特未曾有过俄狄浦斯情结，而弗洛伊德显然具有哈姆莱特情结，或许他的精神分析学就是某种莎士比亚情结！”⑨

因此，布魯姆分析道，弗洛伊德认为自创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是他所谓“矛盾情感”的杰作，但是，他所首创的仅仅是“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本身，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却实实在在地来自哈姆莱特。可是，“究竟为何弗洛伊德会发现文学作品中情感与认知上的独特矛盾呢？”在布鲁姆看来，哈姆莱特情结意蕴丰富，在西方所有文学作品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个角色更加复杂多变的人物了。四百年来，“哈姆莱特已将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呈现于欧洲及世界观众的面前，而弗洛伊德是几个世纪后才出现。弗洛伊德在解读哈姆莱特方面并未提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哈姆莱特却对弗洛伊德的主题做出了最好的阐释，至今无人能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97、304、55、292、295、44、30～301、292、302、305、307～308页。所以，“弗洛伊德将哈姆莱特解读作俄狄浦斯，这足以表明他对莎士比亚的抵制”。②这一事实不得不让布鲁姆感到：“莎士比亚真正发明了情感与认知的矛盾反讽并使之左右了弗洛伊德。我日益吃惊地发现，莎士比亚的出现会使弗洛伊德的原创性消失”。③也就是说，“莎士比亚首开心理分析的先河，而弗洛伊德仅仅是编撰整理者。”④莎士比亚是一个“更具原创性的思想家”。⑤从这个角度讲，莎士比亚“极大地损伤了弗洛伊德的原创性”，⑥无疑颠覆了弗洛伊德“我发明了精神分析”的豪言。

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虽然明确地把《哈姆雷特》看成是揭示矛盾情感的罕见的伟大作品，但是，布鲁姆从中又看到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本身所存在着的矛盾性。他指出，弗洛伊德一方面宣称：“一切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品都不会是作者脑海中单一动机、单一冲动的产物，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他的“单一解释”就是要直指“作者充满创造力的思想中最深层的冲动”。布鲁姆则认为，“思想中并不存在最深层”，“在每一个深层下又有一个更深层开启着”，⑦不可能有什么唯一解释。显然，布鲁姆不认同弗洛伊德“仅把莎剧中最具复杂性的人物简化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⑧把“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沦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个案”⑨的做法。在布鲁姆看来，弗洛伊德一方面接受了莎士比亚的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另一方面又把莎士比亚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注解和工具，继而先是把哈姆雷特丰富复杂的内涵“简化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最终将其“沦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个案”。这一成功的移植成就了弗洛伊德，却降低甚至遮蔽了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经典中心的真正价值，完全误导了人们对哈姆莱特这一丰富复杂人格的多元理解。这也是他想极力回避莎士比亚的主要原因。恰恰也这正是这一点，弗洛伊德挑战了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能够超越一时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具有“多元文化性”的价值判断，是布鲁姆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布鲁姆说：“如果矛盾情感（或者说它的表现）是莎士比亚的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概念，那么这个矛盾情感已事实上变成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原因仅在于他对莎士比亚的体验，那么他就不得不误读或厌恨莎士比亚对这种矛盾情感的最杰出表现，即四部伟大的家庭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⑩应该说，布鲁姆理清了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细节。

另外，布鲁姆还从“焦虑”的角度提到了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构建焦虑理论的启发。他认为，弗洛伊德1926年出版《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之前，相信神经性焦虑与现实性焦虑可以相互区分：现实性焦虑来自真实的危险，而神经性焦虑则产生于受阻的利比多或不成功的压抑，因而不涉及心灵的搏杀。他提出压抑先于焦虑，焦虑是压抑导致的结果。此后，弗洛伊德不再相信利比多可以转化为焦虑，焦虑反被视为先于压抑而生，是压抑的动机。“在修正后的理论中，弗洛伊德彻底抛弃了真实恐惧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的因果区分。弗洛伊德早年的理论应用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中如鱼得水，尤其在弗洛伊德偏爱的几部主要悲剧中，焦虑与矛盾情感一起居于首要地位。”不过，“比较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理论，我认为修订后的阐述似乎比先前遭拒的假说更具有莎士比亞色彩。”B11他针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分析说：“哈姆莱特所处的艾尔西诺堡，伊阿古所处的威尼斯，李尔与爱德蒙所处的不列颠，以及麦克白所处的苏格兰：所有这些地方都笼罩着焦虑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剧中人物出场前或事件发生之前观众或读者就可以感觉到。如果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是反映情感矛盾的杰作，那么我想把反映焦虑的杰作称为麦克白情结，因为麦克白究竟是神武盖世还是恶贯满盈，一直是莎士比亚最烦心的问题。在麦克白情结中，恐惧无法与欲望区分，想象既无懈可击又邪恶有害。对麦克白而言，幻想即意味着跨越意志的沟壑，落在夙愿得偿的彼岸。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麦克白被杀，因为甚至在他篡夺权位之前，现世的不祥之兆就已在他的王国里一再变为现实。如果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中隐藏着自立为父的焦虑，麦克白情结中则暴露出自我毁灭的欲望。”②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306页。麦克白因听信巫言以及妻子的怂恿，产生弑君称王的冲动，为此焦虑不已，他又无法压抑野心的膨胀，最终嗜杀成性，走向毁灭。所以布鲁姆称之为“麦克白情结”，是反映焦虑的杰作。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无疑从中汲取了鲜活的素材与灵感。布鲁姆由此指出：“莎士比亚是审美自由与原创性的完美典范。弗洛伊德因莎士比亚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从莎士比亚那里了解到了焦虑，正如他在自我中了解到了矛盾情感、自恋与自我分裂一样。爱默生对待莎士比亚更自由、更具创造性，因为他从后者那里看到的是野性与陌生性。与同样经典的弗洛伊德相比，爱默生的话更适宜在这里作为结语：‘现在，文学、哲学及思想都已经莎士比亚化了。莎士比亚的心灵就是地平线，在地平线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尚无法看到。”②

二、布鲁姆的探讨对我们的启示

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莎士比亚”来源，作了精彩而富于启迪性的探讨。这一探讨不仅极具学术价值，而且颇有现实意义，其彰显出来的问题意识与哲理深度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质疑并挑战权威，是学术研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和精神，没有质疑，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挑战，就无法引领创新。这是学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活源泉，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助推器。弗洛伊德是20世纪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布鲁姆敢于质疑、挑战弗洛伊德的权威，并且经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后，发现并揭示出了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之间微妙的精神交往与事实联系。在对问题的梳理与研究过程中，布鲁姆坚持把严谨求实的实证方法与美学家的审美批评精神相结合，既显现出了客观审慎的态度，又展示了精细阐释的情怀。胡适曾经强调，学术探究离不开大胆假设，但需要小心求证。布鲁姆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做出莎士比亚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原创性遭到重创甚至消失的大胆假设后，不是随便找到几个证据，泛泛而论，草草做结，这样做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要证明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仅凭指出弗洛伊德喜爱莎士比亚、经常引用莎士比亚还远远不够，必须依据具体事实，并合理地运用事实说明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之间内在的逻辑精神关联。“在形式逻辑的每一步推理之后，都必须返回事实，从事实中取得充分的资料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千万不要未予极度的警惕就从推论中得出推论。”[法]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页。布鲁姆紧紧抓住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名实不符这一核心问题，层层剖析，步步深入，由此既揭示出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实乃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反映“情感与认知矛盾”的真正蕴含，又直指弗洛伊德刻意回避莎士比亚的内在动因：“再没有人比这位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更为影响的焦虑所苦，弗洛伊德始终觉得莎士比亚先他而立，他常常感到无法正视这一令他蒙羞的事实。”④可见，质疑、挑战不能臆测随性，必须落到实处，必须有赖于文本细读与实证方法的运用。文本细读与实证方法的运用，是质疑、挑战的起点，对于审美批评、提升研究结果内涵的可信度具有决定性意义。

布鲁姆的探讨涉及到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即影响与接受的实证问题。历史上不乏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所受到的影响表现得很坦诚，但有些作家不愿意公开承认或刻意回避接受影响的事实，或对接受过的影响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作为以影响研究著称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便十分强调实证是影响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为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研究范式。比较文学美国学派虽然以审美批评挑战法国学派实证研究，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重视无影响的平行关系研究，但其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却“无法从根本上绕过影响研究的范式及其实证方法”，“跨学科研究不仅与影响研究相互关联，而且从方法论上讲仍然是一种影响研究，或者说是一种跨学科的影响研究。”李伟昉：《论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的关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布鲁姆的探讨既属于“渊源学”研究，又属于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的跨学科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严谨细致地采集一切可能的事实加以求证，谨防信口开河，随意推论。弗洛伊德虽然在极力小心翼翼地回避莎士比亚，但布鲁姆也极力在小心翼翼地还原弗洛伊德极力回避的事实，细腻探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莎士比亚来源。他认为：“弗洛伊德处处显露出莎士比亚的影子，尽管有时并未提及他，却比引证他时更甚。弗洛伊德将他对莎士比亚最基本的态度称为‘否定（Verneinung），这是指先前受到压抑的思想、感情或欲望只有通过被否认才能进入意识领域，只有这样，防御或压抑才能继续下去。受到压抑的东西可以从理智而非情感上被接受。弗洛伊德接受了莎士比亚的种种观念，虽然他矢口否认这一源泉。弗洛伊德自我保存的本能冲动驱使他不得不否定莎士比亚，然而，他又从未停止过将自己认同于哈姆莱特。”③[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06、295页。布鲁姆确信：“作为研究文学影响的学者，我自认为并没有高估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这种影响与莎士比亚对歌德、易卜生、乔伊斯以及本书论及的其他许多作家所产生的强大影响相比，仅有程度而没有类型的差异。”③

第二，作为文学理论大家、批评家的布鲁姆，重视文学经典，善于从审美层面探讨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普遍意义。他的这一批评特色，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界重理论轻文本、甚至脱离文本的“泛理论”倾向的无声反驳，这一点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文论界的注意与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后，受欧美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学界兴起一波又一波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热潮，理论不断占据显赫的中心位置，文学却被不断边缘化。一时间，阔谈理论者变得高大上，分析文学文本者则显得低能弱智。追随西方理论，从理论到理论，最终导致为业内不少学者所诟病的两种不良结果：一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即便是文学作品在场，也已经沦为佐证文学之外各种理论有效性的素材与附庸，被随意搬用，出现“强制阐释”的现象，也致使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文本阅读、分析与审美研究能力的下降或弱化；二是“一些理論家研究理论以文学为对象，谈的是文学理论，但其结论并不是或者并不适用于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各种思想与学说，诸如文化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⑤蒋承勇：《“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日趋招致所谓的文学理论偏离了文学，变成了与文学无关的理论，与文学审美和价值的探讨渐行渐远，南辕北辙，显得无病呻吟，缺乏明白清晰的文学问题意识。如此一来，文学理论变成了与文学脱节的纯理论自足。其实，“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猎的非系统的知识，遵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给出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一种实践性活动，其目的是将普遍性真理（也即理论）用之于客观对象物（也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并在对象物中得以合规律的阐发，其方法不是演绎归纳和思辨性的，而是分析性和阐释性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理论研究的演绎推理和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来，从而混淆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及文学鉴赏之间的差别”。⑤布鲁姆的批评恰好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核心始终是文学，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不能把文学作品变成佐证各种理论有效性的附属品，正如不能把“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沦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个案”一样，而是要重新回归文学文本，重温经典品质，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宽阔的文学史视野、娴熟的文本驾驭能力，将文学文本与有深度的理论阐释结合起来，相互生发，彼此照应，进而突显经典的价值。布鲁姆不满意弗洛伊德的地方，正在于他将莎士比亚蕴含丰富、充满张力的戏剧作品完全变成了注释自己精神分析理论的材料，从而遮蔽了莎士比亚自身的价值光辉。

第三，布鲁姆崇尚创新，尤其推崇原创性。他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能够成为公认的世界经典的中心，就在于他是一个“更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他能凭借着自己揭示人性深处律动与内涵的完美超绝的艺术表现手段，不断地启发、影响着后来众多著名作家的创作，堪称“是审美自由与原创性的完美典范”。原创性应该属于创新领域中的顶级指标。在前人所做工作基础上或前人虽有提及却未充分展开研究情况下所进行的新拓展，都属于创新，而原创性则注重前所未有的崭新研究，属于一个此前从无人涉及的全新领域，是被第一个关于吃螃蟹的人开拓出来的新视野，它能对未来研究提供新的启示与新的方向。因此，没有创新，特别是缺乏原创性的贡献，就不能提升，不能超越和引领，就更不可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位。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目前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要求，都至关重要，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所以提醒我们必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5月17日。这里再清楚不过地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话语新体系、引导国际学术界潮流的原创性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做好做强的工作。

当然，任何创新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继承和借鉴。汲取一切有用的材料为我所用，进而提出创新思想，这是继承创新的客观规律。弗洛伊德虽然受莎士比亚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此小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开创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布鲁姆的探讨有些言辞苛刻，过多地片面强调了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显然有失公允。这一点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否则就无法全面认知和评价弗洛伊德。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终究还是弗洛伊德，世界只有一个弗洛伊德，他对20世纪心理学和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流派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客观而言，布鲁姆的研究并非要彻底解构弗洛伊德，因为他也没有否认“同样经典的弗洛伊德”，而是旨在说明一个影响的重要事实，从而突显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