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女故事”的文化源流

周延良

七夕是纪历，是一个时间概念，通俗地说便是七月七日之夕（七月七日晚上七点至十点左右），七夕涉及牵牛星、织女星，在历史上形成了繁复的文化系统。

七夕、七夕节或牛郎织女故事作为文化原点是基于古老的星历之学和哲学演化增殖出来的，从民俗文化发展的起点上认识，七夕或七夕节的文化祈向是乞美、乞巧、乞子、乞富、乞寿、乞无疾、乞美满婚姻，汉代初年以来，不绝于史载，论者也很多，这些内容既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

古代星历学与七夕、牛女故事

七夕与古代星历有关联的主要内容是“牵牛”与“织女”两个星宿，其次是“天汉”“河汉”“天河”等名义。如果没有先民基于星历之学、哲学对“牵牛星”“织女星”和“河汉”的认识、界定，一定不会有后来的“牛女故事”，也不会有七夕节这一类民族文化类型——当然这种假设是为了强调星历学、哲学在七夕、七夕节以至于“牛女故事”形成中的作用、意义。

最早记载“河汉”“织女”的文献是《夏小正》。《夏小正·秋》载：“‘七月莠雚苇……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乡，时有霖雨……傳曰：汉案戸，汉也者，河也。案戸，汉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傅崧卿注《夏小正戴氏传》卷三）《夏小正》是记载夏代历法的文献，是可信的历史载籍，也是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文献。今天所称的农历，很多地区仍称为“夏历”，“夏历”即是夏代的历法，是据《夏小正》延续下来的。这则文献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一是月令“七月”，这里所说的“七月”与今天的农历“七月”没有明确的时差；二是星历“汉案户”，按照《戴（德）传》说“汉”就是河汉，即后所称的“银河”，此时七月“河汉”的布列是正南正北；三是织女星的布列位置即在河汉的东边。宋金履祥在《资治通鉴前编·夏后氏大禹》《参见是书卷三》就“汉案户”与时间的关系做了解说认为，三个星宿的布列正是在七月七日初昏之际，也就是说，七月七日初昏，织女、河汉等星宿即如此布列。

最早记载“牵牛星”的文献是《逸周书·周月》，但与七夕节无直接关系，《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也有牵牛星的记载，与七夕节也无直接关系。与七夕有关系的记载是《诗经·小雅》中的《大东》诗第六章：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晥彼牵牛，不以服箱。（据《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二十）

此诗中有“天汉”“织女”，也有“牵牛”，织女和牵牛都是星宿名。《诗经》此诗是“比、兴”的手法，类似于比拟。此诗以“织女”“牵牛”和“七襄”作为喻体，它的本体是星历，诗中暗含着星历二十八宿的“七宿”。《左传》昭公十年有“天以七纪”语，杜预注：“二十八宿面七”（据《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五）其义二十八宿的每一面都有“七宿”，此诗“七襄”即隐含着“七宿”。这是一个包括天文、历法的记载：在地分四季（历法），在天厘四维（天文）。二十八宿分成四维，各“维”为“七”，四七二十八，七，即为“七宿”“七辰”，“七襄”与“七辰”是同义结构。织女、牵牛星在一个维度上。西周以后，仍秉承《夏小正》《逸周书》的星历文化，在《诗经》中“织女”“牵牛”以及“河汉”作为纯属自然天象用为比拟，已经“自然人化”并且具备了相应的故事因素。明方以智《通雅·天文·釋天》就《诗经·大东》“七襄”的解释甚得其理：“七襄，有七易之说。……‘终日七襄智按，……盖古时谓旁曰襄。二十八宿分四方，方为七，而星家以七曜细配之，或当时有此语，而诗人借义言之，此篇正多借义。”（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一）所说“借义”就是比拟。明李梦阳《空同集·化理下篇》说：“故天之数多准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纪是也。日月五行，玑政亦七，《易》曰‘七日来复极永之昼，时七则回，夜亦如之。《诗》曰：‘终日七襄是也。”（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六十五）自汉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有无数经师注释过此诗中的“天汉”“织女”“牵牛”，都没有超出星历学与“自然人化”故事性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宋蔡卞《毛诗名物解》所说的“织女，则以况其内，牵牛则以况其外”（《毛诗名物解》卷一），此说暗含着织女已经女性化，牵牛已经男性化了的文化观念，与汉代以后“牛女故事”及“七夕”系列文化已经具备初始阶段的深层联系。汉代《迢迢牵牛星》这一首乐府民歌就是从《诗经·大东》第六章诗意中蜕变出来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明确。

古代哲学与七夕、牛女故事

晋代周处《风土记》有一段记载：“魏时，人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此所谓“七月七日为良日”“七日为阳数”，这种观念和认知是怎样形成的？今天，要通解这个问题，有必要或者只能从可见的最早记载文献《周易》中考证答案。《周易》“复”卦的卦辞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易传·彖》辞解释说：“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据《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卷五）《周易》“复”卦卦辞以及《易传·彖》辞之解，都是遵循着早期星历学思想做的解说。此卦本义在于叙说日月运行经历二十八宿一方（面）的运行状态，古代星历学把黄道带上的二十八宿分成四个大的天区称为“四维”或“四方”并用神话型物的名称称为“四象”，每“象”都含七宿即每一方都有七宿：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不仅关涉到“牵牛”“织女”“天汉”，还联系着“二十八宿”“七辰”。具体地说，以十二地支为基准，自“子”至于“午”，恰好经历七宿，即更替了七个“宿”或者“舍”（可以通俗为“驻所”），古代星历学称之为“七辰”。遵循着“七宿”运行是终而复始，一昼夜如此，一年亦如此。星历学认为，一年的起点是冬至的夜半（子时），冬至子时对应天上的星宿则是“牵牛星”，时光终而复始，起于牵牛星，最终又回到牵牛星的“宿”，故《易》说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彖》辞解为“刚反动而以顺行”“‘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是星历的运行法则。其实《周易·复》卦记载的是自然天象与人类社会行为的对应关系，《彖辞》解释的也是这一正常的自然天象。冬至是阴气将尽，阳气复生的时令，所历七宿，中有“织女”对应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即是“七政”成为古人界定的阳数，“七日来复”即重叠着两个“七”：起点是“七”终点也是“七”，七七是一个吉利数，从“七日来复”七七的重叠引入到对七月七日的认知：七月七日是阳数的叠加，也是吉利的重合，因此“七月七日为良日”以至于“七夕”“七夕节”都重合着“七”，正是从“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增殖出来的认知、观念以及文化类型。这种自然天象是上古华夏人类以测试天象工具“土圭”测出来的，是无数次测试数字校正、积累、确定而最终完成的结论。

中国古代仙话或志怪小说中，天帝被称为紫微星，紫微星下界，总有二十八位天将护驾。这些天将就是“二十八宿”。这是先民把抽象的星历学具象为社会故事。今天，山西太原的晋祠中还保存着部分二十八宿塑像，是实物证据。就像“牛女故事”本源是星历学，进而用以阐发哲学，最终序变为社会故事一样，西汉，民间诗人以《诗经·大东》第六章诗为原型，在这一基础上又创作了《迢迢牵牛星》，六朝至于唐宋以后，文人骚客以七夕、牵牛、织女为对象创作了无以数计的诗文尤以诗歌为盛。由于星历学、哲学而形成的“七夕节”“牛女故事”关联着多维的文化本体，因此，后世便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牛女”“七夕”文化。

七夕、牛女故事的文化结构

织女、牵牛、河汉是星历学中的星宿，七夕或七夕节是历法中的月令，这几个文化基因整合成一个故事的分支性、多义性，自然潜隐着先民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知，宗教伦理思维便是先民认知自然物质世界创作“牛女”“七夕”故事分支性、多义性的心理基础。

秦汉时期，天河、牵牛、织女作为文化原型，已经具备了明确的祈愿象征意义。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人事部》引《三辅故事》曰：“秦时奢汰，有天下已来，不复是过，渭水夹都以象天河，横桥南渡，以象牵牛。”（据《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三。《三辅故事》已佚，幸得《太平御览》而存残文）此文说，秦时奢侈，拥有天下以来，竟然引渭水河环绕都城以象征天河，造横跨南北的桥梁，比拟牵牛渡河。足见星历学的原型天河、牵牛对人间建筑所产生的影响。唐佚名氏《三辅黄图·池沼》载：“汉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十里。……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九）《西京杂记》逸文说：“（汉）武帝于池中置二石人，相对，以象牵牛、织女。”（据六臣注《文选》卷一）关于汉武帝修造“昆明池”一事，《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汉代史书中均有记载。东汉班固《西都赋》中就有专事颂美汉武帝“昆明池”中牵牛、织女之句：“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据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古辭》卷六十八）可知，西汉初年，汉武帝修造昆明池，中有石雕的牵牛、织女立于东、西，以池水比拟天河，这一事况是确定的。秦汉时期，牵牛、织女、天河在建造中作为喻体出现，虽然不具备明确的故事性，但这些原型已经属于艺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对象，与后来的民俗活动中出现的“原型变异”具有或接近艺术审美客体是文化的源流关系毋庸置疑。在梁萧统编《文選》中的《古诗十九首》（见本书卷二十九），《迢迢牵牛星》以《诗经·大东》第六章为原型做了新的艺术演绎，已经粗具“牛女”的故事性，其中最重要的情境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祈愿相会，诗中的“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深切地暗示着牵牛、织女相会的愿望。汉代的古歌词《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据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六十八）这里所说的“黄姑”是“河鼓”的音转，即“牵牛”。三国曹丕《燕歌行》有“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恨河梁”句（据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九），亦咏其本事。曹植《九咏》：“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卷九）藉咏牛女相见事感叹时遇不济。到了西晋时期，已明确记载了“牛女相会”故事，晋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特会天河。”这里，明叙星历，实暗含牛女相会，据此可以推定，至少在汉代，七月七日“牛女相会”故事抑或七夕故事已经形成。

牛女相会、七夕的祈愿故事，它的起源便是星历、时令，故由此增殖出来的民俗都以此为基准，诸如汉代以来的“乞美”“乞巧”“乞子”“乞无疾”“乞佳婿”等無不以星历为本而延伸。

（作者系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