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读北大时

1963年我从河北任丘中学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如梦如幻的大学生活。当时，国内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北大历来在漩涡险处，正常教学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五年学制，只上了两年基础课，然后，在北京市朝阳区参加了一年农村“四清”，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初冬，还在“文革”中的我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离开北大，算是毕业了。当时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带着对北大教育的百般疑惑，告别了黯淡无光的博雅塔，告别了沉寂忧伤的未名湖，告别了被“打派仗”的我们砸碎了的门窗和狼藉的校园，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如今，整整五十年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当过农民，当过乡镇中学教师，当过县委机关干部，读过研究生，在军队院校、地方院校、民办大学教过书。这么大一圈走下来，国家天翻地覆，沧海桑田；自己呢，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去浮除躁、沙沉水流的嬗变。对北大的认识，形成了一个三部曲：初看北大，北大是海市蜃楼；“文革”中看北大，北大是泥淖深池；暮年看北大，北大是文化圣地，熠熠闪光。北大是我们一生的骄傲，她对我们的塑造和熔铸，是无形的、透入骨髓的、没有时空界限的，上课虽然仅仅只有两年，但受益却是终生的。

北大经济系的老师们

当时的北大经济系（如今的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一支由大师级教师组成的教学队伍，浩浩汤汤。马寅初、陈岱孙、赵迺抟等先后任经济系系主任，他们在20世纪早期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开山之师，樊弘，陈振汉、罗志如、胡代光、熊正文、严仁赓、张友仁、徐淑娟、闵庆全、刘方棫，以及当时的青年才俊厉以宁、萧灼基、洪君彦、巫宁耕、朱克烺、晏智杰、王永治、陈德华、徐雅民、石世奇、弓孟谦、李克刚等等，足有六七十人，而且都是经济学领域的翘楚。当时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两个专业，每年只招政治经济学一个班，隔年招一个世界经济班，全系在校生才200多人，用今天的尺子衡量，当时的师资队伍是太霸气、太奢华了。由于这些大师们的公开资料较多，任何搜索引擎都能获得，而且我的老师或师兄，如晏智杰、王梦奎、梁小民等都有回忆文章发表，我不敢穿凿附会，只能谈几位给我们上过课或交往较多、感触较深的老师。

樊弘。一位个性极鲜明的老师。60多岁，个子不高，微胖，光头，戴眼镜，满脸喜像，仰着头走路。他来给我们上课，手里总是提着一块马蹄表。讲起课来，带浓重的四川口音。他的学问很深，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生于1900年，与陈岱孙先生同庚。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37-193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任教授（或研究员），从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解放前，曾因批评北洋政府，坐过监狱；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纪念会上，冒着生命危险发表演讲，积极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被誉为民主教授。1949年被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建国协商，并于10月1日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1950年2月成为直接由中共中央批准入党的教授。在我们上学时，著名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包括陈岱孙先生。樊弘教授给我们上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与陈岱孙先生严谨、精炼、准时的风格迥然相异，也与青年教师按章按节、从概念到原理的讲法绝然不同，樊弘教授的课相当随意。他来到课堂，把马蹄表放在讲桌上，就开始讲课。没有教材、没有讲义、没有教案，赤手空拳，只有个别时候带一两张纸片。课讲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有时候讲得一时兴起，便把他写的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拿来朗读。如果按照课堂规范打分，估计怎么也不会及格。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课确实余味无穷。因为他总是从古今中外经济现实的对比中揭示经济理论，不主张我们去死记硬背那些概念、教条，却多是方法的引导，如告诉我们学经济学一定要注重经济现实，多做社会调查；指导我们读什么书，怎么读；鼓励我们研究问题、写文章要有信心，不要怕丑。说实在话，这种教法不符合“部颁标准”，却更能体现“北大风格”，对学生的成长有利。教授的职责并不完全在于他给学生灌输多少現成的知识，而在于他能不能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在自主学习中搜寻答案，最后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教授法和学习法，才是北大人的“个性”。我们从樊弘教授那里受到的最大教益，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得，他教给了我们在一生中能够经常学习、深入探究、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补充人生之旅“续航力”的有效途径。

张友仁。我们的经济学启蒙老师，《政治经济学》概论部分就是张老师讲的。张老师一看就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仁厚的学者。张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很有启发性。记得在讲人是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时，他没有按照传统说法，把人的概念抽象化，而是明确指出，人总是带着思想感情进入生产领域的，而且人的思想感情是人在生产中释放劳动能力的总“阀门”，决定着他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我们应该把人的思想感情作为一个要素，引入经济学分析，引入劳动价值论研究，引入管理理论。我对张老师的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2005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说法命名为“张友仁定理”，发表在当年的《经济学家茶座》上。张老师看到后，还回信给我，谦虚地称“还是不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为好”。课堂外第一次和张老师打交道，是入学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班同学去逛颐和园，没有相机，班主任徐雅民老师带着我们到张老师家去借。张老师和夫人张秋舫老师（也担任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授课教师）热情接待我们，教给我们如何使用，事后还为我们洗了照片。后来我班同学节假日经常拜会二位张老师。2012年春，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成立一百周年，张老师90岁了，但他还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参加纪念活动，并应邀出席我们班的午宴，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上世纪70年代末，林毅夫从金门岛国军那边游过来投奔大陆，要读研究生，有人怕承担政治风险不敢接受，张老师说我来带他，于是有了一份传奇色彩的师生缘。张老师从年轻时就酷爱摄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就有一架照相机，曾为北大、西南联大以及社会名流如闻一多、马寅初、吴晗等留下了稀世珍贵的照片。中学课本里为闻一多文章配发的照片就出自张老师之手。他的晚年致力于用第一手素材和亲身经历、参与、拍摄、访谈取得的资料，回忆整理老一代学术大师的非凡足迹。每完成一篇，他都由他的子女复印邮寄给当事者、朋友、学生，我和我们班的几位同学每年都能收到张老师的几封邮件，直到他老人家2015年去世。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共记述了包括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马寅初、许德珩、艾思奇、陈岱孙、季羡林、薛暮桥、邓拓、周炳琳、沈从文等在内的二十几位名人，2012年以《张友仁回忆文集》为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这些内容都是鲜为人知、闻所未闻的，为我们勾勒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间，围绕着北大展开的盘根错节、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现在，每当再翻阅这些经典之作，睹物思人，一股崇敬和感恩之情就激荡在心头，思绪难以平静。

熊正文。熊老师是一位不用介绍，谁都能从一群人中一眼把他认出来的人物。他的突出特点是衣着朴素，常年穿着或灰或蓝的陈旧中山服，戴一顶旧布帽。1910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祖父是清朝末年海军官员，其父是北洋政府的北京陆军大学校长、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后来出任山东省长。因曹锟失败，退出政界，寓居天津。1937年天津沦陷，拒绝出任伪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30年代，熊老师在北大读经济学研究生，师从赵迺抟、周炳琳等，毕业后留校工作。我在武汉工作期间，接触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在谈起熊老师为什么一生朴素、谨慎时，这位老教授说，解放前他是胡适的研究生，在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又是胡适的秘书。其实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当时我对这个说法存疑良久。后来才弄清是以讹传讹。解放前熊老师在北大读的是经济学研究生，并非文史。毕业后，除开设“经济学概论”课程外，长期担任北大法学院（辖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系）周炳琳院长的秘书。办公室在北大四院的西厢房，正好对面东厢房是胡适校长的办公室。1949年熊先生也确实主持过北大校长办公室工作，但此时胡适早于1948年12月18日离京南飞。这大概是事情的真相。而且，解放后在北大留任的教授中，熊老师的出身、学历、个人履历并不算很特殊。所以，他一生不计名利，低调做人应该看作是他的仁德或个人修养。据说，熊老师备课很认真，讲课很亲民，深得學生欢迎。不过我没有听过。我和熊老师的接触另有机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1965年9月我们进入大三，根据北京市委和学校安排，我们班被派往朝阳区高碑店公社参加农村“四清”，我和熊老师是一个工作组，驻半壁店村。我们共同住在一家老乡的土炕上，坚持着与老乡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般规律是白天劳动，晚上“运动”。熊老师衣着简朴，不修边幅，人又热情，工作很认真，比我们深得老乡认同，他又有解放初期参加农村“土改”的经验，我们年轻人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本领。那年冬天，天寒地封，到了农闲季节，工作组谋划着为村里平整土地。组长是北京铁道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他从学校借来水准仪等测量设备，做好施工方案。开工后，遭遇困难，大地冻得有一尺多厚，铁锨、洋镐都用不上劲。后来，群众想了一个办法：先用铁镩打眼，切割地块，然后用一块长长的厚木板做翘板，一端插入冻土下面，支点处放好枕木，然后小伙子们就站上另一端，喊着号子往下踩，等翘板着地，冻土就被被撬起来了。熊老师受小伙子们的热情感染，要和大家一起登上翘板。当时他已55岁，身体又很瘦弱，大家不让他上，他说着“没关系，没关系”就挤上去了。等冻土松动以后，翘板猛然着地，他被摔了下来。大家赶紧扶他，但还是胫骨骨折住进了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调养，到1966年春天病愈。熊老师闹着要回工作队。但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并且发生了邢台地震，人心有些不安，政治上又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以北京市委为靶向的批判运动正如火如荼，学校劝说熊老师就留在学校搞运动吧，这样熊老师就没有回来。到了5月25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文革”轰然爆发，还没有来得及对四清运动做出什么结论，我们也被学校撤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已成破土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出了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我们这些大学上了两年、荒了十三年的“学子”，心有些“死灰复燃”、蠢蠢欲动，却又信心不足、缺乏底气。当时我给熊老师写了封信，谈了谈想法，并请他帮我找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没几天书寄来了，是一本为工农兵学员赶写的简编教材，还写信嘱我一定要努力争取。这本小书成就了我的考试，我的这门主科取得了84分的好成绩，顺利地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首届研究生。第二年，我的同班同学也想考这个专业，我又把教材转送给他，他也考上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我们都非常感谢熊老师。我的著名师兄王梦奎在回忆熊老师时，说他谨慎但并不寡言，很准确。熊老师不但爱说，和谁都谈得来，而且还很幽默。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们几位同学相约去看望熊老师，当年他88岁，米寿之年。到了他家，屋里很乱，桌上、地上、床上都是他为同事们写的篆书书法。我们无法就坐，熊老师也站起来和我们聊天。他笑呵呵地说，大家都来讨债、逼债，我得加班加点，怎么也得在绝笔之前给大家还愿呐。谈到书法，我们说起启功先生。熊老师说，启功啊，我的亲戚，他喊我表叔。有一次碰上他，我跟他说，启功啊，你的字怎么从小学毕业就没有长进啊。说得我们哈哈大笑。熊先生学术严谨，写出了《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等著作和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但总的说来，他一生并不专注个人著述，而是把60多年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与陈振汉教授一起整理《清实录—经济史料》之中了，为这部皇皇巨著的问世作出了特殊贡献。

杨勋。一位心直口快、侠肝义胆的传奇式女教授。生于1932年，革命烈士子女，13岁在父亲壮烈牺牲后被八路军接走，16岁加入共产党。1951年受组织选派，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经济，1956年毕业分配到北大经济系。她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但和我们班交往较多。她给我们上《毛泽东经济著作选读》课，经常来参加我们班的活动，1965年下学期跟我们班同学一起到高碑店公社搞四清，“文革”中又和我班同学经常接触。大家愿意和她交往，因为她清纯如水、思想自由、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不像老师，倒像我们的老大姐。但她的这种性格，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而不知悔改。1958年她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斋堂农村劳动锻炼。1959年在农村调查中，她发现农民缺乏积极性、土地无人栽种等问题很严重，影响着农村发展。她的革命热情和使命感上来了，连夜把她所见所闻写成书面材料直接寄给了党中央毛主席。很快来了中办电话，表扬她的高度责任感。她心里美滋滋的。但没想到形势一转，到1960年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撤销了党内职务。后来才弄清楚，还是那封曾经受到中办表扬的信惹的祸。严冬过后必有春来。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炮打中央文革”“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才被一风吹。改革开放中她又重新焕发青春，走上了本行老路，为农村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发表《论包产到户》，受到万里的高度重视；一群力主农村改革的热血青年邓英淘、陈锡文、周其仁、杜鹰、王小强等都来参加她的“课外活动小组”，讨论农村改革；1981年主编出版改革意味浓厚的全国第一本《农业经济学概论》教材，并撰写《包产到户的农村人口问题》；1982经万里推荐，杜润生安排她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理事；1985年发表《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的破坏》，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同年离开北大，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潜心编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于1992年出版，1996年荣获国家图书奖。她的像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总算没有被“口祸”招致的灾难所浇灭，而且开花结果了。

我们的公共课老师

北大就是北大。即使是给我们上公共课的老师们，也绝非等闲之辈。

我们的党史课老师沙健孙。在一个150人左右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家都津津有味地听课。这是一堂党史课。听课的，是北大1963年级经济、政治、法律、图书馆等系的学生；讲课的，是一位中年男教师，高个子，很俊俏，标准身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很精干。爱抽烟，手里总是拿着几张资料卡片。不看讲义，直面学生，逻辑性很强，没有语病，没有废话，需要引用时，念一张卡片，说明资料出处。讲课中，不时地穿插着他的研究成果。他的声音并不高亢洪亮，一口略带苏南味的普通话，也没有过于张扬的手势，但他的课却能容易地送达到最后一排。他靠的不是评书艺术，而是讲课艺术。如果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评论一下这位老师，就是两个字：超酷。我们的这位老师就是年轻时的沙健孙。沙老师1934年2月生，江苏宜兴人，回族。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他把自己60年的精力献给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他始终坚守的信念是 “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在谈到自己的治史心得，他强调，要努力做到“文章不写一句空”，要尽可能地把所研究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占有到穷尽。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 5卷本，共300万字；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全国高校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的编写；后来又完成了《毛泽东思想通论》的撰著。严谨的治学和丰硕的成果，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专家地位。他先后成为全国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他写的散文《难忘的启蒙》，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对自己的启蒙老师给予深深的礼敬，沁人肺腑，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我们的汉语写作课老师乐黛云。对北大的文科学生来说，语文类课程常常被边缘化。但我们的汉语写作课老师却能把我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她就是乐黛云，1931年生，苗族，生于贵州贵阳，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乐老师是才女，但算不上美女，个子不高，挺胖。但她很会讲课。她不单知识渊博，而且很有方法，经常使用作文比赛、有奖征文之类的活动激励大家。她总是很热情，课上课下和同学们互动得很和谐。大家非常喜欢乐老师。大学生的语文类课程到底怎么上，就当时来说，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次，我们的汉语写作课上多了一个人，一位满头白发、很和蔼、很有文气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叶圣陶，是来与北大的语文老师讨论教学的。“文革”以后陆续得知，乐黛云老师的丈夫汤一介先生，是我们上学时还在的学校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先生的长子。这对夫妇一个是儒雅内敛的君子，一个是热情奔放的“小火苗”，正可谓天作之合，在北大被称为“学界双壁”，都是中国文化名人。乐黛云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集刊主编。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主编有《世界诗学大辞典》、“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4卷）、“中学西渐丛书”（8卷）等。汤一介先生被誉为“千年儒学的当代布道者”。1988年与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梁从诫、朱伯昆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汤先生任院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传播起了巨大作用。2002年汤先生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并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献给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直到2014年先生去世。记得汤先生生前在讲到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时曾说，儒学产生在2500年前，好像很久远了，时代变化也可谓天翻地覆；但反过来一想，2500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不过一瞬，当时的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到如今好像变化并不大，儒家在两千年前讲过的许多话，今天听起来也很有道理。现在，汤先生虽已作古，但是他的教诲犹在耳畔。

我们的体育课老师管玉珊。管老师也是一位奇人。在第一堂课上，他就希望我们称他为管先生，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很个性的举动。因为那个时代，“先生”这个称谓的阶级属性是“封资修”。后来又知道他是国民党少将，这倒没有引起我们对他的歧视，反而对他更加有兴趣，觉得他很神秘。管先生是山东恩县（现为平原县）人，1911年生，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但他体育才能卓越，为篮球、棒球、田径代表队队员，尤擅“三跳”（跳高、跳远、撑杆跳），成绩突出，名列全国前茅。1935年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当了一段时间的化学老师后，燕京大学甚为惋惜，于次年把他聘回学校当了体育教师，同时从事运动生理学的研究。1938年由燕大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获硕士学位后重返燕大工作。阴错阳差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被关闭，管先生辗转外地就业，无意中进入重庆国军战地译员训练班的教务工作，继而到桂林美军总部任秘书，并晋升为少将。抗日战争胜利后，管先生受胡适校长之聘，来到北京大学着手建立体育部，并担任主任。在此期间他指导的一支篮球队“木乃伊”，崛起于华北体坛，所向披靡，威震平津，并于1948年去上海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新中国建立后，管先生继续留任北大，还曾担任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参与创办《新体育》杂志，发表了不少论文。1963年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当时他已50多岁，但修长匀称的身材，直挺的腰板，极富弹性的肢体，令我们惊羡不已。走路、说话、做示范动作，都极规范，板眼分明，像是仪仗队训练有素的士兵。管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北大文科学生运动素质差，是出了名的。我们班有位同学叫唐述安，从小就怕上体育课，管先生对他特别“关照”，经常在点名时先问一句“唐述安来了没有？”结果这句话成了管先生的“口头禅”，也成为我们班的“流行语”，大家凑在一起时，有事没事就会有人冒出一句“唐述安来了没有？”于是便大笑一场。这个“风俗”一直保留至今。记得第一次在昆明湖上游泳课是5月下旬，水温不足20度，下水后大家都冻得哆嗦，管先生要求大家挺住，并按规范要求做动作，他给大家一一纠正。然后上岸暖和一下再下水。经过这样的训练，激发了我们对游泳的极大兴趣，游泳水平大有提高。后来我和我们班的不少同学都参加过横渡昆明湖的纪念活动。如今我 74岁了，还坚持着游泳。想起这些，就十分感谢和怀念管先生。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比起我们的父兄来，读书的条件好了许多。但是建国初期，全国的大学在校生只有11.6万人，相当于2016年规模的0.43%。对于绝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上大学依然是个过高的奢望。我们却是荣幸的，是新中国把我们送进了北大。当年入学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有的穿着补丁衣服，有的打着赤脚或穿着一双人字拖鞋，有的卷着一张破凉席，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这座学子们心中的圣殿。这群工农子弟的到来，改变着大学的生源结构。现在想来，这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是一项伟大的人才工程、社会改造工程、社会进步工程。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受到德高望重的北大老师们的教诲，在传承“北大精神”和担当社会责任方面有了充足的准备。能力有大小，岗位有不同，财富有多寡，但我们同是北大人，一生恪守初心，努力做一个正直的 、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初心像一面镜子，愈擦愈亮。感恩北大，我们终生不悔。

（作者简介：刘福寿，男，1944年出生，河北任丘人。1963年在北大经济系读书，1968年毕业到农村劳动锻炼，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81年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先后在海军工程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任教，退休前为经济学教授、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