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五官箴非原作考辨

王允亮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于扬雄官箴的流传情况，《后汉书·胡广传》载：

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这段记载成为后人考察官箴流传的基本信息，也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其真伪的重要依据。严可均《全汉文》辑录扬雄官箴作品之后说：

谨案：后汉《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駰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箴。群书征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

按：严氏注意到扬雄传世官箴篇目数与《胡广传》所言不合，断定扬雄流传下来的官箴篇目不止二十八篇，认为亡阙九篇并非九篇尽失，乃所谓九篇内有亡有阙也，以为这样就解决了扬雄传世官箴篇目与《胡广传》所言不符的难题。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今人对扬雄官箴作品的判定多从其说，但实际上却未必准确。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中就说：“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可见亡阙与亡失并无区别，皆指亡佚而言，并不是严氏所言的有亡有阙共为九篇。

既然如此，那么亡失的九篇又是哪些呢？严氏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扬雄官箴作品共三十七篇，严氏辑得三十三篇，其中《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署名有争议，即使除去此四篇仍得二十九篇，按《胡广传》所言三十七篇亡失九篇当为二十八篇，两者仍有一篇的出入。因数目上无法契合，所以严氏干脆认为这五篇都是扬雄的原作。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严氏认为没问题的二十九箴中，仍旧有一篇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交州牧箴》。我们来看看《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四国内侵，蚕食周京。臻于季赧，遂以灭亡。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顾瞻陵迟，而忘其规摹。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濑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

据《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又《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交州牧箴》中“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写的就是这件事。对于扬雄官箴的写作年代，大致有初始元年(公元8年)和元始四年(公元4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之间两种观点，均以王莽元始四年将十三州改成十二州为扬雄官箴创作的时间上限。但官箴中有《廷尉箴》一篇，而廷尉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已经改名为大理。如果官箴创作于此时，就不应该再称为《廷尉箴》，而应名为《大理箴》。其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但这一点往往被学者忽视了。其实，成帝末年也曾有州制改革，并以《尚书·尧典》之义，将十三州改为十二州。因此，扬雄的官箴创作应该在成帝绥和元年末至二年初(前8年左右)，早于黄支国献犀牛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约十年。扬雄不大可能用到十年后的典故，这说明《交州牧箴》并非其原创之作，应出自后人的补苴。

如果将剩余二十九篇官箴中的《交州牧箴》再减去，正好符合《胡广传》所言三十七篇，亡失九篇，存二十八篇的情况。因此，胡广所言的亡阙九篇应指《交州牧箴》《司空箴》《尚书箴》《太常箴》《博士箴》与其他失传的四篇而言，严氏所辑的残缺之作，胡广时可能保存仍较完整，或者虽有残失，但他显然没有将它们列入亡阙之列。

除《交州牧箴》之外的四篇：《司空箴》，《艺文类聚》四十七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一作崔骃；《尚书箴》，《艺文类聚》四十八作扬雄，《古文苑》卷十五作崔瑗；《太常箴》，《艺文类聚》四十九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二作崔骃，《古文苑》卷十五作崔骃；《博士箴》，《艺文类聚》四十六作扬雄，《古文苑》卷十五作崔瑗，作者归属均有争议。对于归属有争议的这四篇作品的判定，严氏仅言：“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至于为什么可以据信却没有给出理由。严氏仅依据《艺文类聚》单文孤证，不顾《初学记》和《古文苑》中的不同记载，遽断定《司空箴》等四篇为扬雄所作实嫌武断。其实，如果仔细考察这四篇作品，就会发现将它们归于扬雄名下均存在问题。

我们先来看《司空箴》：

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画为万国。乃立地官，空惟是职。茫茫九州，都鄙盈区。纲以群牧，缀以方侯。列列隽乂，翼翼王臣。臣当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赋以均。昔在季叶，班禄遗贤。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力斯人，匪政斯敕。流货市宠，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荒，孰不倾覆。空臣斯土，敢告在侧。

此作无论名称还是内容，都和扬雄创作官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四月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三月改大司空为御史大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御史大夫复为大司空。可见在成帝末期，御史大夫名为大司空，据《后汉书志·百官志》注：

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复加‘大’，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可见御史大夫名为大司空，是为了和县道官的狱司空相区别，所以此处的“大”字是不能省略的。《后汉书志·百官志》又载：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足知汉代的司空官一直到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以后才出现，之前则一直名为大司空。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

足知御史大夫虽然在成帝末年改称大司空，但其职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负责图籍秘书，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等事务，这些职能与《司空箴》所言明显不是一回事。因此，无论从作品的标题还是内容来看，《司空箴》都不会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应另有其人。

接下来再看《尚书箴》：

皇皇圣哲，允敕百工，命作斋栗。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我视云明，我听云聪。载夙载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风，动于民人。涣其大号，而万国平信。《春秋》讥漏言，《易》称不密则失臣。兑吉其和，巽吝其频。《书》称其明，申申其邻。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陨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威福同门，床上为辜。书臣司命，敢告侍隅。

“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一句，《古文苑》“出入王命”作“出入朕命”，此处明显用了《尚书》“帝曰：‘龙，朕即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的典故。但除此之外，其中“是机是密”一语，则另有出处，东汉应劭《汉官仪》引用汉明帝的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此处“是机是密”明显出自于此。另外，“出入王命，王之喉舌”一句亦有出处，东汉李固在对策中说：“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海。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李固将尚书出纳王命，喻为王之喉舌，为《尚书箴》所袭用。这就表明它的创作年代至少要在李固以后。再考虑到扬雄时期尚书一职仅止于在皇帝身边收发文书，于朝廷政令并未发生重要影响，而东汉光武帝为了贬抑三公之权，大幅度提高尚书的权力，使位卑秩微的尚书，一跃而成为帝国官僚中枢机构运转中的重要环节，与本箴所言情况较为相符。所以现存《尚书箴》也不可能是扬雄的原作，应是后人的补苴之作。

我们接着来看《太常箴》：

翼翼太常，实为宗伯。穆穆灵祗，寝庙奕奕。称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报。不矫不诬，庶无罪悔。昔在成汤，葛为不吊，弃礼慢祖。夔子不祀，楚师是虏。鲁人跻僖，臧文不悟。文隳太室，桓纳郜赂。灾降二宫，用诰不祧。故圣人在位，无曰我贵，慢行繁祭。无曰我材，轻身恃巫。东邻之牺牛，不如西邻之麦鱼。秦殒望夷，隐毙钟巫。常臣司宗，敢告执书。

其文末云：“常臣司宗，敢告执书。”因为春秋时鲁有宗伯掌宗庙祭祀，太常职责同乎此，所以文中言“翼翼太常，实为宗伯”，这里说“司宗”看似照应旧典，没什么问题。可是，在同为扬雄名下的另一篇《宗正箴》末也说：“伯臣司宗，敢告执主。”因为周室曾有宗伯掌管宗室之事，彤伯曾为周成王宗伯，箴文亦言“经哲宗伯，礼有攸训”，这样说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它们因旧称宗伯，两篇官箴中单独说“司宗”都可以，但是如果同时提出来，则面临不能回避的问题：两篇官箴都言“司宗”，这里的“宗”有没有意义上的区别？我们知道太常和宗正在西汉时都属于九卿系统，二者所司不同，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太常负责宗庙祭祀，宗正负责统领皇室宗亲，二者各司其职，互不混淆。这样的话，两者虽同言“司宗”，势必有所区别。但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扬雄同时创作这两篇官箴，他会用同样的字眼来指代两种官职吗？尤其是可能给皇帝看的作品更应谨慎细致，在需要表明身份的关键字眼上，他却用毫无区分度的同一词语来提示，且文中均出现易滋混淆的“宗伯”字样，这一切不免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其中缘由何在？其实，《太常箴》作者《艺文类聚》四十九署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二和《古文苑》卷十五却均署作崔骃，其作者的疑莫能名已经透露出其中端倪。这两篇作品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人创作的，只是后人将它们归并于一处了。我们知道扬雄的官箴创作于成帝末年，其时太常和宗正的官职名称均未改变，因宗正官名中“宗”字的凸显及其管理皇室宗亲的权责，《宗正箴》出于和官职呼应的修辞考虑，用到“司宗”一语的可能性更大。但就因已经于《宗正箴》中使用此语，扬氏也更不可能在《太常箴》中再原样袭用。再根据《初学记》和《古文苑》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判定，现存的《太常箴》应是后人的拟补之作，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慎被并入扬雄名下而已。

最后来看《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礼是修，画为辟雍。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经启其轨，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桢，惟周以宁。国人兴让，虞芮质成。《公刘》挹行潦，而洒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昔圣人之绥俗，莫美于施化。故孔子观夫人大学，而知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无为，而衽席平还师。阶级之间，三苗以怀。秦作无道，斩决天纪。漫彼王迹，而坑夫术士。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陈，而颠其社稷。故仲尼不对问陈，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学，而闵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宾。

文末云“儒臣司典，敢告在宾”，此处之“在宾”何解？有学者解释为师居宾位，因为居于宾位的一般是身份尊贵的师者，所以此处“在宾”指代师者；又因汉时博士具有师者之尊，于礼居于宾位，所以也有学者将“在宾”释为指代博士。这两种解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师居宾位，《后汉书·桓荣传》：“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汉明帝为了尊崇桓荣，特命他东面居于师位，自己则以学生的身份讲经讨论。这里的东面是什么位置呢？《仪礼·士冠礼》：“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郑玄注：“阼，犹酢也。东阶，所以答酢宾客也。堂东西墙谓之序。”又云：“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可见在庄重的礼仪活动中，主人位东面西，宾客位西面东，东面即是宾位。因此，说师者身份尊贵居于宾位没有问题。扬雄此处不言“敢告于宾”而言“敢告在宾”，可见在宾位的应是非宾客的他人，常居宾位的师者自然可能性最大。再看第二个问题，博士是不是该居于宾位？《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此奏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博士即具有传经授业的职责，是当之无愧的师者。因博士有师者之尊，于礼居宾位，“在宾”可指代博士自然也没有问题。

但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博士成了此箴“敢告”的承受者，《博士箴》的箴谏对象也变成了博士，而非大家通常认识中的皇帝。由于“敢告在宾”的上句是“儒臣司典”，其中言有“臣”字，似乎只有针对皇帝时才能这么说，其实不然，我们看东汉崔琦《外戚箴》中的一段：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据《后汉书》所载：“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则此箴为讽谏外戚梁冀之作，但最后却也以“微臣”自称，可见其时在对皇帝以外的人箴谏时称臣亦未尝不可。

由于博士一职的师者色彩，以及师者于礼居宾位的礼仪传统，《博士箴》中“敢告在宾”一语，便将箴谏对象指向了博士官，而这和扬雄官箴文的做法有着显著不同。我们知道，扬雄的官箴秉持的是官箴王阙的理念，其箴文的箴谏对象是皇帝，《博士箴》在这方面的特点说明，它显然不是扬雄的作品。由于以官箴箴官阙的风气起自东汉，如崔琦的《外戚箴》和高彪的《督军御史箴》均为此类，而扬雄创作官箴时尚无这种情况，所以此箴也应该是误入扬雄名下的后人之作。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这四篇在《初学记》或《古文苑》中标为他人的作品，都被证实非扬雄所作。根据这个规律，再结合《胡广传》所言扬雄官箴亡佚九篇，崔骃及子瑗与刘騊駼等曾予增补的记载，则此四箴应均为后人之作，只是由于作品风格和名称上的相似，在流传中和扬雄的作品相混淆了。胡广生活年代大致与崔瑗同时，尚能分清其中的不同，可以将后人之作与扬雄原作区别开来，指出包括这四篇作品在内的九篇扬雄原作均已亡佚。只是不知是因为后人没有对其他几篇进行拟写，还是它们再度亡佚的原因，只有包括《交州牧箴》在内的五篇流传下来，其他四篇仍然付之阙如。

由于崔瑗在《叙箴》中说：“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扬雄只作了九篇州箴，十二州箴的后面三篇是后人的伪作。其实“九州”一词在汉代的含义相当含糊，既可以指确实的九个州，也可以指整个国家，前汉如桓宽《盐铁论·忧边》：“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后汉如王符《潜夫论·遏利》：“守志于一庐之內，而义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载之上，而名传乎百世之际。”这都是在全国已经分为十三州或十二州的情况下，仍以九州代指国家的例子。因此，崔瑗《叙箴》中的九州箴当指国家全境之箴，而不能限定为九篇州箴。最重要的是，胡广(公元91—172年)和崔瑗(公元77—142年)生活年代相当，据《后汉书·崔瑗传》记载，汉安帝初年胡广还曾经和窦章共同举荐过崔瑗，这说明胡、崔二人间是有所交往的。胡广对崔骃、崔瑗父子为扬雄官箴做的增补工作十分清楚，如果崔瑗能知道扬雄只做了九篇州箴，胡广岂容不知？而且后世也很少有人对十二州箴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这足以说明扬雄所作的州箴是十二篇而非九篇，所谓后面三篇皆系伪作的说法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