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40年*

□文│周蔚华 杨石华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习近平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势的基础上，围绕“要不要继续开放？朝什么方向开放？怎样开放？”创造性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思想。[1]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建设对外话语体系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要承担“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任务。出版业是新闻舆论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与文明交流的重要传播载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为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对40年来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有助于以史为鉴，为中国出版未来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提供更好的借鉴。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

对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的阶段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但根据该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阶段划分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本文认为，在出版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中，中国于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该领域两个影响最大的事件，因此，本文以此为依据与节点，将中国出版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1.第一阶段（1978～1992）：走出国门开启合作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过“文革”期间的封闭，走出去睁眼看世界，将国外专家请进来向中国出版界传经送宝，引进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图书，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成了打开国门后的第一选择。以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分界线，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历程到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履行相关国际版权义务，是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第一阶段。在该阶段，虽然有走出去和引进来，但主要特征是引进来。

中国出版业的对外开放从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开始。走出去首先是人走出去，包括外出访问、参与国际出版研讨会、参加书展活动等，学习西方出版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以时任国家出版局负责人陈翰伯、陈原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出版代表团出访英国。回国后，陈原在《访英观感》 的汇报中指出：“这次出去，我们是带着虚怀若谷的精神去的，我们相约多看看，多听听，多问问，不懂的就说不懂，懂得的也要弄得更清楚些，把看到的听到的带回来研究，消化。”[2]此次出访的成果之一是与英国出版家协会达成协议，由英国几家较大的出版公司为我国培训编辑人员。1981年1月，陈力等6人作为第一批学员前往英国学习6个月。[3]之后，我国不断派出各类代表团到英、美、法、德、意、日、前苏联等发达国家进行参观、考察、学习和业务交流。

参加国际性出版研讨会有助于促进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1979年7月，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合作出版计划委员会会议。[4]此后，相关的出版管理部门与从业者开始主动参加各类合作出版、出版论坛、版权保护等相关的研讨会。自1980年首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我国出版界也开始积极参加各类国际书展甚至在国外举办书展，仅1983年就先后参加了尼日利亚、黎巴嫩、埃及、墨西哥、阿根廷、约旦、桑给巴尔、苏丹、津巴布韦、苏联、坦桑尼亚、法国等国际书展，并在27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书展。通过这些活动，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中的影响得到了扩大，也增进了与交流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国外出版界建立了更为广泛的业务联系，畅通了对外合作交流的渠道。[5]

除了走出去外，为加强与国外出版界的交流合作，出版界还做了诸多引进来的工作。一方面，出版界大力引进国外图书并进行翻译出版；另一方面，出版界邀请了诸多国外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华访问交流，该工作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并指出在中国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个好事情”；1980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由查尔斯·斯旺森率领的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董事会代表团，并对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中国部分自己来写，可能还有许多议论、争论和一些不同的看法。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好了；1985年9月10日上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出版，邓小平第三次会见了美国不列颠公司代表团。[6]此外，1980年5月10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会见南斯拉夫“评论之友”访华团。该团由11个国家23家出版社的43人组成，王任重在讲话中肯定对外合作出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要加强国际宣传，必须采取像合作出版这样的有效措施。[7]

在合作出版方面，1978年许力以率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和日本讲谈社商定了中日合作出版的事宜，此次会谈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对外合作出版成果，即 1979年3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谈讲社合作出版的《中国之旅》。[8]此后，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方兴未艾。该阶段合作出版的具体方式主要有：其一，双方共同拟定选题，共同选材、组稿和审稿，共同投资，一起印刷发行，经济上的利益平均分配；其二，双方共同商定选题，由我国出版社提供稿件与图片，由国外出版公司出版、印刷和发行；其三，双方协定，各方编撰一部分内容，合作出版或以一方某书为模本，改编、改写一部分内容，由一方出版或双方合作出版；其四，期刊的合作出版；其五，委托出版，双方达成协议，一方将图书或稿件，委托另一方出版，或翻译出版。[9]当然，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相关版权组织，很多图书都是直接翻译成中文，没有经过版权所有者授权，因此不够规范。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版权贸易开展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对外合作也处于较为表面层次，深入合作的领域还不够广泛。

2.第二阶段（1992～2001）：大规模“规范性引进”

1992～2001年是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第二阶段。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意味着中国出版界需要遵守国际出版市场中的版权保护规则以及市场竞争规则。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而版权贸易是WTO三大贸易体系（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重要方面，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阶段，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虽然继续沿袭了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合作出版、举办书展活动等方式，但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引进成了该时期的主要合作方式。因此，这一阶段出版对外合作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大规模“规范性引进”。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我国这个期间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约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可见这一阶段我国图书的对外版权输出还非常薄弱，所占新书比例极低（版权贸易数据来源见下图，中国新出图书出版数量数据来源于新闻出版总署年度“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图 1992～2017年中国版权贸易品种数及版权引进、输出品种数

为了积极履行中国在1991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时的承诺并达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中国在各领域积极展开了“规范性引进”行动。199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态度与立场、法律制度、执法体系，使国际社会对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奉行的原则、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采取的措施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同时，出版界在贸易活动中也建立了相应的规制，如1992～2001年先后发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1992年）、《对侵犯著作权行为行政处罚的实施办法》(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1994年）、《关于严厉打击盗版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通知》（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1995年）、《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管理办法》（1997年）、《关于归口管理参加国际书展及展销会的通知》（1998年）、《关于加强对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中国常驻代表机构进行管理的意见》（2000年）、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2001年）、正式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2001年）等。

为了更好地落实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件，实现版权贸易的规范性引进，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努力。版权贸易作为该时期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其具体操作离不开版权代理的支持。这些版权代理机构除了代理版权转让或许可使用外，还帮助解决了大量的版权纠纷，使得众多版权贸易项目得以顺利进行。为此，就版权代理机构的设置与规范，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也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为营造一个良好的版权贸易环境，1995年3月，经外交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加入国际书商联盟（IBF）并成为正式成员。此外，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积极组织出版从业人员学习版权集体管理的理论知识、派遣人员到国外考察版权集体管理并举办相应的版权集体管理研讨会。这些政策文件和相应管理措施的施行保障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中国的落实，同时也保障了中国出版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规范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出版市场的要求。

3.第三阶段（2001～）：版权引进输出快速增长，走出去成就卓著

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进入到了第三阶段。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增加，但在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中，引进来依旧占据了主流，走出去相对较少，版权贸易逆差较大。由此出现了新闻出版业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以及和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呈现出不相称的问题。[10]因此，充分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来减少版权贸易逆差、降低经济增长与文化影响力之间的不对称性，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中国，就成了中国出版界的当务之急，而出版走出去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第三阶段的必然选择。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版权引进还是版权输出都在快速增长，这期间我国版权引进总品种数达到了近22万种，占同期新出图书品种的比例达到7.4%；而同期我国的版权输出增长速度更快，图书输出总品种达到了75506种，占新出图书总品种的比例达到了2.5%，而相较于上一阶段的0.7%有巨大的进步。

对外走出去最初是由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和大力推动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改革开放水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11]在此基础上，2003 年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改革的任务之一是“健全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12]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加快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走出去。2006年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实施“中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也曾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开放格局。[13]2011年，国家单独针对走出去制定了五年发展规划，即《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2012年，《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对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进行了全方位布局。

出版物直接出口、输出版权、国际合作出版和建立海外出版机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四条路径。[14]在出版物直接出口方面，借助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图书翻译资助类项目的资助，中国出版扩大了图书走出去的种类与数量。在国际合作出版方面，近年来相应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积极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印度、越南、科威特、斯里兰卡、克罗地亚、伊朗、塞舌尔共和国等国家的相关出版管理部门以及出版集团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如“出版交流合作备忘录”）以加强合作、促进中国文化与中国出版的走出去。较早在海外设立出版机构的出版社主要有科学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15]在海外设立出版机构的除了各大出版社，也出现了民营企业的身影，民营书业也积极进行走出去，如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成立纽约中国时代出版公司等。[16]在这一阶段，出版企业的对外交流与和国际合作相较于第一、二阶段的实践方式有着较大的变化。除了以往的合作出版方式、出版物走出去、版权贸易，第三阶段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新方式是资本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其中到海外设立出版机构就是典型的资本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出版走出去经历了从产品走出去到版权走出去再到资本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17]

二、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取得的成就

40年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对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推动作用。

1.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

对于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而言，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出版业在出版业务能力、版权贸易、出版品牌等方面得到了巨大提升。在出版对外交流早期，国内出版界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出版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使得出版选题的内容得到丰富，效率得到提高。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也推动了出版业的改革，我国出版业无论是在部门设置、规章制度、考评体系、品牌建设等微观层面还是在公共服务、规范市场、法制建设、管理理念、国家形象塑造等宏观方面，都充分借鉴了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加快了出版业自身的改革。对外合作出版的方式使得中国出版界学习了国外出版机构的出版业务流程，并促进了自身出版业务能力的提升；以版权贸易为主体的交流方式，锻炼了国内出版社的市场竞争能力，使得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1992～2001年期间，全国大多数的省（区、市）在版权贸易方面均形成了一定规模，北京、江苏、上海、广西、吉林等地的版权贸易规模较为突出；版权贸易经历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转变；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版权贸易大社，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以引进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版权贸易特色突出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通过版权贸易获取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壮大。[18]

中国出版走出去最直接的成效是降低了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推动了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健康发展。从中国出版实施走出去以来，图书版权贸易总数呈上升趋势。200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量为8903项（其中引进版权为8250项，输出版权为653项），而2016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增长到24915项（其中引进版权为16587项，输出版权为8328项）。同时，国际版权贸易品种逆差也大幅度下降，从2003年最高时的15.43：1下降为2017年的1.31：1，这是一个具有质的飞跃的历史成就。

通过走出去，中国品牌逐渐得到了国际出版市场的认可。出版类别、出版产品、出版公司、明星作者以及中国文化都是出版品牌体系的组成部分。[19]国内的知名出版社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明星作者在各出版领域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如在童书出版走出去领域中，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及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等积极参与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并在童书出版走出去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获得了国外出版同行的认可。这种品牌的建设成效还可从具有海外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中得到体现。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7版)》显示，中国出版机构在海外图书馆藏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中，学术、教育等专业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以品牌影响占领海外馆藏机构用户市场特征越来越明显；文学、生活等大众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依靠知名作者等独特出版资源获得海外馆藏市场的趋势越来越突出。[20]

2.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文化的核心是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图书的内容是为其传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服务的，所以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离不开出版的大发展和大繁荣。[21]中国出版业在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40年发展历程中得到了较好地发展，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因“文革”的历史原因，1978年全国仅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图书种数约1.5万种，这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加之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书荒”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亟需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随着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开展，中国出版界开始积极引进国外前沿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畅销书。20世纪80年代，出版界翻译出版了诸多的现代外国学术著作，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都是该时期影响巨大的系列翻译图书。西方图书的翻译出版不仅解决了“书荒”问题，更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给人们以思想启迪，从而掀起了“文化热”浪潮。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我国急需在全社会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市场经济运作经验和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界大量引进了经济管理类的教科书、研究著作以及大众普及读物。这些图书的出版不仅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还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并作用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之中。而新世纪以来国外“哈利·波特”系列等文学畅销书的引进更是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并推动了诸多亚文化现象的兴起。

图书的引进来也使我国学术界及时掌握国际最前沿的理论、使大众了解国外社会动向，既促进了我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使国民文化素养获得了极大地提升，中国学者以及作者将其内化为自身文化积累后也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和文艺作品。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施，这些作品以图书的方式向世界各国传播，从而增加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对文化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以显现。这种推动作用的机制与文化体制尤其是出版体制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40年来，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与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相辅相成，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而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所带来的各种发展及其问题又推动了出版体制的改革。出版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化与出版体制从“放权让利”到“治理整顿和强化管理”到“转企改制和集团化”再到“融合发展和加强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22]是相互映照的。出版对外开放深度与出版体制改革力度共同推动了文化交流的发展程度，并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自信。

3.出版对外开放交流与国际合作推动了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是我国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使命任务就是“连接中外，沟通世界”。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指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形象传播战略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到“国富民强、团结统一”再到“安定和谐、负责任的大国”[24]的调整。在这些国家形象传播战略调整中，图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图书是历史最悠久的传媒之一，其内容涉及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图书相较于报纸、电视、移动互联网等媒介具有系统性、影响力更持久等优势，由此被视为是“最持久的宣传工具”。图书的这种特性在二战时期美国出版界的海外图书市场扩张及其文化宣传得到了印证。图书之所以具有这种持久影响力的原因在于：其内容的系统性能够很好地达到慰藉民众、重塑民众思想、阐释意图的“巩固性宣传”目标。[25]因此，图书出版是承载中华文化、实现对外有效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成功地讲述了一个延安故事，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6]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党领导出版的外宣图书一直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载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合作出版是外宣图书及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出版对外交流早期，出版界率先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批全面介绍中国历史、现状、文化、风俗和名胜古迹的图书，向国外读者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和新面貌，让世界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国。例如，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南斯拉夫评论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中国》、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旅游摄影画册《中国的旅行》、由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等图书都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27]随着出版对外交流的深化，主题出版在宣扬中国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在外宣部门的推动下，出版界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中积极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主题图书在国内外出版发行。这些主题图书的海外发行使得海外读者通过诸多特定的主题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从而达到了讲好中国故事意图的“巩固性宣传”目标。此外，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施，出版企业通过主题图书的走出去，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文明、东方、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认知。

三、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对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文化内涵、文化精华加以提炼和总结，并运用生动形象的故事传播出去，这是摆在出版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树立问题意识，找到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的正确方向。

1.当前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40年来，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和繁荣，中国正在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仍然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是中国出版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没有产生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市场运作能力的大型出版企业。二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图书影响力和传播力仍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在走出去的出版物中出现了像《狼图腾》《三体》等文学畅销书并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具有影响力、传播力的思想类等出版物仍较少。三是中国出版在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时，需要更加重视质量的提升，比如在走出去目标上应注意从知识传播转向价值传播，在传播方式上应注意从单载体输出转向多载体互动，[28]以提升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力。四是中国出版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方式还比较单一，目前的走出去仍是以图书为主，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整体比例仍较低。出版企业在走出去时应顺应海外用户版权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改变数字输出内容和海外营销方式不够多元的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问题；[29]充分利用媒介赋权的优势，利用数字出版拓展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内容与形式。

2.提高传播质量：未来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向

基于当下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以及文化交流的新需求，未来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是打造并向全球市场推广中国的优质精品图书，扩大中国图书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出版走出去的实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在逐渐减小，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中国还不是出版强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单纯数量提升并不足以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在提高传播“四力”、提高传播质量上下功夫。为此，出版企业需要从精品图书的打造与推广入手，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精品力作推广到全球文化市场之中。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新的传播技术分析国外读者的消费需求、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实现精准传播、个性化传播、定制化传播等，以适应国外读者的审美偏好和阅读习惯，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形式上的隔阂与质量上的差距。同时，要注重改善我国对外图书输出结构，改变过去以语言文字、传统文化以及国情介绍等基础类别的图书占据主体的状况，向国外读者提供更多具有影响的思想文化类、反映当代中国火热生活的图书，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方读者对中国特色的文化思想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出版走出去时，出版企业应及时调整图书产品结构，积极打造具有高水平的人文思想类图书，在连接中外、沟通世界、展示形象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四、结语

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40年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对外开放是一个互利双赢的过程。中国出版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有助于其他国家正确认识中国，并为彼此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合作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40年来，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总的来说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在行为特征方面，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在行为主体方面，经历了从“国家主体”到“企业主体”的转变；在行为模式方面，经历了从“传者中心”到“读者中心”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中国出版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对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及我国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扩大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大国，中国出版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正在扮演着提供“中国方案”的角色，对此出版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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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出版年鉴社(编).中国出版年鉴1984[M].北京：中国出版年鉴社，198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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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于殿利.文化发展 出版当先[J].出版参考，2013(7)

[22]周蔚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40年:历程、主要任务和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18(8)

[23]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24]袁赛男.建国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历史演变及启示[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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