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创新40年

□文│柳斌杰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以宣传科学真理、记录历史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的新闻出版业，在有文字以来的人类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中，从来都是启蒙者、引导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搭建阶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她更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旗帜”、列宁所说的“党的工具”、毛泽东所说的“战斗武器”和习近平所说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天，在将近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新闻出版工作作为“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抓。党的一大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办一家出版社、办一张党报、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瑞金时期的“中央出版局”、延安时期的“中央出版委员会”，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家出版总署”和“国家新闻总署”，都是领导和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机构。到1956年新闻出版业公私合营完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体系建立起来了。

长达十年的“文革”使我国新闻出版业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许多单位被砸烂了，许多出版社、报刊社、唱片社停办了，新闻出版界的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封资修的代理人”，有的关进牛棚，有的劳动改造，多数下放到“五七干校”。所以“文革”结束时，我国已是严重的“书荒”，城乡无书可读。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新闻出版业在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开始了浴火重生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

“文革”结束后，当时的中国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历史当口，由于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思想干扰，一些改革求变的思想还处在内部交流和私下酝酿的过程中。就在全国徘徊不前的氛围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0日和11日分别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不少报刊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坚持生产力论、坚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按劳分配等一系列观点鲜明的文章。报刊的这一解放思想的行动，像黑夜中的一声春雷，惊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引发了持续几年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出版业也开始恢复。当时的理论家发表了《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呼吁加快出版各种科学、理论、学术、文化、教育书籍，希望出版界打破“左”的思想禁锢，为人民出好书。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界除了加班加点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恢复高考后教材教学用书之外，一些经典和被封禁多年的学术著作、工具书也恢复了出版，以解决全国面临的“书荒”问题。

新闻出版业这些行动，得到邓小平同志明确而坚定地支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多次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篇好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得住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他还批评有关负责人，要支持报刊上的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的支持，使“真理标准讨论”迅速在全党全国深入展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我国报刊界发动的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的确定，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图书出版业也在加紧拨乱反正、恢复生产。尤其是科学大会的召开和高考制度的恢复，缺书少书的问题成了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于是相关出版机构，调集人员、组织力量，加紧高考和教学方面的书籍出版，加快译介先进科学技术书籍，以解决这些领域的“书荒”问题。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指出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图书出版是个基础问题，要千方百计恢复出版发行工作，保障教师、学生用书。中央领导的决心鼓舞了新闻出版界的干部职工，大家也在拨乱反正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思考改革，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成了新闻出版界的共识。大家也清楚地意识到，要让遭受十年动乱破坏的新闻出版业走出困境，唯有一条出路就是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开放。

二、寻找改革突破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出版业走上了探索改革的路子。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出版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读书看报的需求，“书荒”严重，报刊太少，难以满足几代人的求知要求和信息传播的需要。因为当时经济困难、百废待兴，大部分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还被关闭，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在审查、尚未平反；大部分的历史经典和学术著作还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被查封，全国处在书、报、刊的困难时期。千万知识青年改变命运需要书，高校招生、教学需要书，耽误了十年时间的青少年需要书。而那时的出版能力极其低下，一本书稿出手，大约要用一年时间才能见书。依照老一套的办法，几十年也解决不了“出书难、买书难、借书难”的问题。面对如此局面怎么办？改革开放——围绕解决“书荒”这个突出问题选定突破口，解放出版生产力！

一是恢复“文革”前就有的所有出版社，平反和解放尚在干校劳动的出版社、报刊社领导和干部职工，让他们回到出版岗位上。特别是先后停办的部委专业出版社，一律恢复出版业务，加快出版专业书籍、报刊。

二是放开省、市、自治区、特大城市办出版社的政策，允许地方、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军队的大单位筹办出版社。这一政策出台后，我们出版社的总量翻了一番，整个出版能力增强两倍，因为地方、高校和军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出版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我国三分之二的出版社、杂志社是这一时期创办的，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的结构。

三是改革了发行体制，改变了由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的模式，改由出版单位、新华书店和发行公司共同发行，形成了初步竞争的模式。同时放开了民营发行，允许民营资本办个体书店、自办发行书摊、书报销售点。大大活跃了图书市场，方便了群众，初步解决买书难的问题。

四是图书出版印刷厂转企改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实行经济核算和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改善内部经营，提高劳动效率，释放出版生产能力。这一改革，使图书印刷周期缩短了三分之二，改善了“出书难”的问题。

五是对报刊出版改革进行了有效探索，报刊出版格局出现新变化。党报党刊恢复发展，分级分类办党报，转变文风，立足地方，办出特色。允许报业单位试办非时政类的晚报、都市报和专业报刊，出现了创办的热潮，报刊种类新增近万种，在服务市民生活和社会文化传播方面形成新的风景。

六是音像、电子出版迅速形成热点。过去，我国录音、录像出版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在开展，但不是大众消费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开放，日本等国的录音录像设备和随声听、VCD、DVD、卡拉OK等装备进入中国，音像出版活动迅速兴起，音像出版产品成为家庭、学校、城市的必需畅销品。于是国家发展了音像出版业，设立了音像出版社，到后来还引进了外国的光盘生产线。视听产品的出版，是出版体制的一个很大的改革创新，丰富了中国出版市场。

这一阶段的改革，从1978年持续到1992年，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探索商品经济的发展，重要的体制改革还未突破，只是出版发行印刷的市场末端有一些放开搞活的举措，一些体制性的试点开始进行，例如在印刷方面批准台湾、香港资本在内地投资合资办厂，解决了印刷难的问题，也提高了彩色印刷等方面的水平。中央批准了一些对外出版合作项目，例如在北京设立了美资的《计算机报》、合资的《时尚》杂志，中外合作出版了一些英文的重要文献等。

通过这些改革开放，中国新闻出版业面貌有所改变，“书荒”得到缓解，产品比较丰富，市场由单一变成多样，延伸到了农村基层，方便了大众消费。据统计，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品种由3万种上升到10万种，引进图书增加了好几倍，报纸、期刊、音像出版也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阅读和文化生活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取得的初步成绩，说明出版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说明改革突破口已经找到。反过来，这些成功的探索，也增加了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信心。但是，当时受“文化不能搞特区”的影响，新闻出版领域改革开放尚未能在体制方面有所突破。

三、重要关口迈大步

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进入新世纪前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关口。前者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姓资和姓社”“姓公和姓私”一系列十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促成了中国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第一次加上“市场经济”字样，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后者，是一个扩大开放的重要决策，把中国引向了国际化发展的方向，开放的力度前所未有。但在入世谈判中，美国坚持要中国开放文化市场，反复谈判，都不能认可中方“文化例外”的主张。最终，为了大局，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为应对入世后的文化冲击，新闻出版作为文化的基础行业，就必须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和全球化的开放。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新闻出版业要有市场主体、市场产品和市场体系，而中国当时新闻出版主体还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单位，无法参与市场的构建和竞争。按照世贸规则的要求，中国的文化市场要开放，外国的文化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公平竞争。而中国新闻出版业涉及意识形态、涉及国家文化安全，是敏感问题。这就给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带来了难题。必须按照中央的决心和要求，精心设计，认真实施，做到既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兑现承诺开放市场；又要坚守阵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国内外考察的基础上，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影视业改革的意见》，以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文化市场开放的新变化，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了，新闻出版业迅速行动起来了。

一是以党报、省级以上电视台、重要出版社为主体，分别组建了一批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和出版集团。当时并未转企改制，而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作为新闻出版业市场竞争主体。全国一共组建了130多家这样的集团，初步触动了原来分散的新闻出版单位，组织化程度提高。

二是放开了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发行市场，除总批发和批发外，所有经营环节都向民营和个体书商报商开放，准允他们办店设摊。这样，就出现了所谓“二渠道”，一下子催生了上万家民营书店、出版工作室、音像经营（出租）公司，街头巷尾都有书报刊、光盘销售点，街上音像店成天放流行曲，出版物市场空前活跃。

三是开放外资在中国大陆独资和合资办印刷厂，中外合作办期刊和音像出版社，中外出版社出版项目也进一步开放，世界著名印刷企业、期刊社和出版社来华洽谈合作、交流业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学习和借鉴了外国出版技术经验和文化管理的办法，丰富了我国出版业和相关规定的内容。

四是新闻出版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开始进行，经营方式和经营责任制开始新的探索，基层单位（特别是国有书店）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伙经营普遍试行，教材教辅出版采取招标进行，出版社编辑室、广播电视频道及节目组等分配机制也有创新。这些措施改善了国有新闻出版单位的经营效率，调动了内在改革的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

五是着手扩大开放的基础工作，调整图书报刊、音像、影视产品进口企业布局，改进外资和进口产品管理政策和管理办法，更加符合对外开放的要求。确保文化产品进口符合世贸开放市场的规定，又能有效调控、规避由此而带来的风险，促进新闻出版行业健康发展。

事实证明，这个阶段新闻出版改革是积极的努力的，但成果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认识不到位、不深刻，似乎为了应付外部的压力而改革，而不是内在要求的改革。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不断认识、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因而这十年的改革，还没有深入到新闻出版业的根本问题上，体制创新还没有成为主导方向。

建立相应的校园文化纪念日、纪念活动也是常见的保护与建立模式之一，并且常常以两者结合的方式出现，即在校园文化纪念日的当天举办相应的纪念活动，常见的纪念活动以文化节、行为倡议、学习会、赛事举办为主。这种模式的保护与建立工作，有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更有效的感染力，更多的教职工和学生能够对相应校园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对于学生而言，这种模式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弘扬工作。

四、改革开放排头兵

从2002年党的十三大开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这十年是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段，新闻出版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走出去等实质性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新闻出版走上创新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六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到党的纲领上来认识，对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一样，作了三位一体的部署。第一次把文化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应地提出了加强文化公共服务和发展文化产业的任务，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清晰思路，使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高水平推进的阶段。

新闻出版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党中央极为重视。首先要求全行业用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一切落后观念都要破除，一切束缚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规定和做法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新闻出版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革除。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党中央组织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进入为期3年的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全面推开。这次确定的9个地区和35家文化单位，重点都在新闻出版行业。9个地区都是以新闻出版行业为重点，35个文化单位中21个是报社和出版发行单位。由此，可见新闻出版担负着主要改革任务。

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同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之中。通过3年试点，6家新闻单位、15家出版发行单位提前完成了中央确定的改革任务，顺利实现了转企改制、公司制改造和股份制改造，有的成功上了市，为新闻出版现代化探索了路子。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央下发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国新闻出版业展开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画卷。概括起来就是推动四大转变，塑造三大主体，实施八大工程，落实四大战略，建设新闻出版强国。

第一，在推动新闻出版改革开放方面，首先从四大转变入手，解决在两种属性、两种心态、两种任务的情况下，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问题，总体设计上就注意处理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保证两个效益统一。所以，把推动“四个转变”贯彻到改革发展全过程。

一是推动思想观念大转变。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思想观念，认为新闻出版业就是党的宣传工作，不需要改革。如果转变观念这一关过不了，改革就难以进行。因为要砸“金饭碗”“铁饭碗”，阻力特别大。于是就组织全行业学习十六大关于“三个解放出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特别是“南巡讲话”，用中央的精神转变固有观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改革开放中来。

二是推动政府职能大转变。新闻出版总署带头转变职能，在中央部门中第一个实行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分开的改革，把所属的40多家直属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分别组成中国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和印刷集团，分别交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剥离上万名职工。这一个改革使政府、企业、市场各自回到本位，政府由办出版变为管出版、由“管脚下”变为“管天下”，使职能发生了根本转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推到市场上竞争发展。

三是推动经营体制大转变。新闻出版体制转变是改革的核心，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推动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经过全国的努力，530多家出版社转企改制，30多家出版集团成了上市公司，在市场融资达到2900多亿元，增强了实力，充满了活力。3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了转企改制，变成了独立的法人实体，经营管理、科学发展水平大为提高。1万多家国有书店完全推向了市场，实现了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物流运行的现代业态。电子出版、数字出版完全以公司制运行。整个新闻出版经营体制完成了大转变。

四是推动运行机制大转变。体制的转变必然要求运行机制改革，机制不变新的体制也运行不了。为了解决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在机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突破。政府在转变职能的同时，大力推进“放管服”的改革，简政放权、分级负责，提高了效率，例如放开出版物批发审批，废除许多许可规定，印刷业完全下放到省市行政机构管理，实行了网上实名申领书号的制度，为企业提供了方便。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公开、透明、规范、公正地一站式服务。受到中央领导充分肯定，并向各部门作了推广。出版单位转制后完全实行了公司化的运行体系，内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化，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也改掉了事业单位那一套，职工收入大幅提高，工作热情倍增，为建设高素质的队伍奠定了长期稳定的基础。事业单位也进行了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整个新闻出版业运行机制改变了，直到现在还充满活力，保障了新闻出版业的持续高速发展。

第二，塑造三大主体是新闻出版改革的攻坚战，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一是塑造合格的市场主体。长期计划体制，使得新闻出版单位都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附属事业单位，等同于自己宣传机关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当然也就没有市场主体了。搞市场经济首先就要有市场主体，它是生产、经营、销售、竞争、发展的责任承担者，政府不能到市场上去竞争，只能制定市场规则和监管市场运行。转企改制的一个目的就是塑造新闻出版市场主体。正如前边说到的，新闻、出版、发行、印刷、电子和数字出版方面的转企改制、新建企业都是企业法人，都成了市场主体，担当了新闻出版市场开拓的重任。

二是塑造新型的公共服务主体。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主要是担负公共服务的职责，把政府剥离出来的服务职能担当起来，在政府政策指引下，独立开展服务工作。我们选择主要的党报、国家通讯社、人民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公益性强的单位，作为公共服务的事业法人。按照事业单位的要求，明确职能定位、改革内部机制、剥离服务和经营业务，激活内部的服务活力和创造能力，加以改革、改造、改组，使之向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开展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机制上改革了“包养一切”的大锅饭模式，改革为公共服务政府采购模式，财物、分配等实行企业化制度，大大提高了事业单位的能力和政府服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是塑造合格的市场管理主体。政企、政事职能分开后，政府的职能就是管理，是当然的市场管理主体。但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以保证企业依法治理。所以，我们对政府管理也作了改革，主要精力放在制定规则、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市场监管，而不是直接管企业人、财、物。行业协会也改造成为行业管理的主体，与政府管理脱钩，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企业是管理自己企业的主体，要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尤其是在完成任务、提高产品质量、资产增值保值、改善职工收入、依法依规经营等方面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在明确管理主体的同时，单独组建了新闻出版执法队伍，专司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生产秩序和出版物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创造性地实行了新闻出版八大服务工程，在国内外文化发展史上都是创举，受到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国际组织的高度赞扬。

一是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军营书屋）建设工程。为了解决基层群众读书难、借书难、买书难的问题，为全民阅读创造物质条件，我们发动和实施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农家书屋工程。短短几年内建起了书报刊、音像制品、电视、书柜、阅读桌凳配备齐全的农家书屋和其他书屋80多万家，覆盖了60多万个行政村和车间、工厂、营房，为书屋配送和采购图书11亿册，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送书下乡”的活动，解决乡村读书问题。现在每年都以“财政出钱、农家选书”的方式补充、更新农家书屋的图书、音像制品，满足了农民、乡村少年读书的需求，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也成了农村最主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农家书屋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二是全民阅读工程。为了提升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基层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组织实施了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战略工程，受到党和国家、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先后推广了苏州、深圳、北京、上海历次读书活动的经验，迅速形成了读书热潮。目前这一活动已纳入国家文化建设日程，不断深入发展。通过活动，中国历史上“唯有读书好”的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全民阅读率几年间提高了26%（包括在线阅读），全国城乡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等活动此起彼兴，感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我国一些城市为“全球阅读示范城市”。

三是民族文字出版工程。为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缺乏的矛盾，中央政府出资扶持民文出版，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延边等自治州建立全额拨款的民文出版基地，出版民文历史文献、民文教科书和民文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支持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各民族文化权益得以保障。

四是国家传播力建设工程。文化、理论、思想的出版传播是国内外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主渠道，必须加大力度建设传播阵地，提高高新技术下的国家传播力。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制订了专门计划，予以推进。支持中央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开展印刷、电子、数字、互联网多业态国家出版工程，先后以主宾国身份在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大国举办了书展，轰动全球。版权输出每年达1万多项，书报刊进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参加40多个国家的书展或书市活动，担当了国际出版的主要角色，中国出版走近世界中心。

五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修订出版工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整理修订出版发行始终是中国出版的重点任务。从2002年开始国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工程，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出版家，搜集、引进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研究成果和版本，特别是前苏联、东德等国家的版本和档案资料，客观、准确、科学地补充和校勘了全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的著作，出版新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斯大林文集》以及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集和研究文集。整理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集、选集和文集。这些出版工程的实施，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版中心和研究中心。

六是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改革开放一开始，党中央就专门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先后制订了1982-1990、1991-2000、2001-2010、2011-2020四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五个与五年规划相适应的“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全面实施，做到了工程项目、专业机构和资金保障“三落实”，达到了出成果、出精品、出人才的目标。改革开放40年中，完成了古籍调查、编辑出版《中国古籍总目》，公布重点古籍目录、善本再造、重点修复、域外汉籍回国、经典校勘出版等历史性的工程。出版了整理点校、释义、今译等各类古籍3万多种，形成大量的传世精品，如点校、今译《二十四史》、先秦经典整理出版、《两汉全书》《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以及历代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碑贴的大全出版，都有效传承了几千年留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文化珍宝，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比较，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出版工程。

七是坚持实施了“东风工程”，为改变西藏、新疆舆论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一批文化阵地建起来了，各类文化产品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旗帜鲜明地引导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打击藏独、疆独分子的文化渗透和反对极端宗教势力、恐怖分子的破坏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正气压倒了邪气。

八是文化环境净化工程。我们打造了“扫黄打非”“网络治理”和版权保护三大工作平台，坚持依法打击非法出版和违规传播，净化网络空间，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作为文化创造力的版权，使我们的文化市场和文化环境不断向好，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国际相关组织公认，中国的文化环境良好，文化市场健康，版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这个时期，新闻舆论战线开展了以“三贴近”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即在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全部要转变，使得新闻舆论更加贴近实际、更加贴近群众、更加贴近生活。这样就涉及了报刊分类改革、广播电视频道专业化和制播分离、时政与生活类节目分离等问题。这一阶段改革使我国新闻体制有了大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我国新闻体制机制改革在过去十几年里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现代新闻发展打开了前景。这一时期发生了三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2003年全国性的“非典”，二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三是中国首办奥运会。这三件大事，中国和世界都忘不了。其中新闻舆论战线更是刻骨铭心，因为它凸显了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也见证了其艰难性、复杂性。突如其来的“非典”在春节后已在广东发生，情况相当严重，而到全国两会时仍未公开，舆论保持了“沉默”，导致在北京和全国多数地区爆发。特别是北京，已有大批人员死亡的情况下，还在隐瞒事实，引起了民愤。后来中央纠正了错误，追究了北京市领导的责任，公开了新闻报道，引起了全国重视。血的教训触动了新闻改革，随即改革突发事件审批过程，纠正报道不及时不真实的问题，要求新闻尽力及时、准确、客观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这件事也使新闻工作者感受到了新闻的价值，在那样的条件下真实的新闻是与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不少新闻工作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作出了特别贡献，受到了表彰。

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是中国新闻舆论大开放的一次改革实践。因为奥运会是世界性的大型赛事，其新闻报道要向全球开放，盛况要向全世界转播，涉及新闻采访和版权两大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新闻管理体制的矛盾，谈判进行得非常辛苦。开放是大趋势，规则要国际化也不会逆转，关键要做好接轨和应对，即：既要与奥委会新闻规则衔接，又能有效应对突发的新闻事件。于是，以国务院条例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奥运会期间各国新闻记者采访和新闻开放的21条规定，大大满足了国际奥委会的条件和各国记者采访的需要，显示了中国新闻开放的气魄。在转播权等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专门成立了版权保护工作委员会，对全球电视和网络转播实施了监控，协助国际奥委会查处了违法转播行为。国际奥委会事后专门表彰了中国对版权保护的贡献。

2008年5月，发生了史上少见的汶川大地震。按以往的办法发个消息、不出现场、不让救援的外国人到事发地点。但当时已是中国加入世贸、大开放的八年之后，怎么办？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决定新闻报道公开透明，救灾全开放，新闻报道现场全开放。这就完全突破了以往新闻报道的条条框框，各种媒体24小时全天候报道，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第一次这样及时地看到了惨烈的自然灾害，党和国家领导的灾区现场指导慰问，各国救援专业队伍的灾区工作，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奋起抗震救灾以及全国全球支援救灾的人道主义壮举。这是中国新闻的一次重大改革实践。事后，这些经验和做法，进入了我国新闻管理和体制改革的规范之中，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到2013年之前，我国报刊中3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实现了转企改制，建立了规范的公司制；行业报纸和县、市报纸实行了关、停、并、转的整合，治理了摊派发行等行政不正之风；省级党报和大中城市的党报实行了新闻宣传业务和经营市场两分开，不允许搞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谋私活动，确保舆论公正。党报集团和广播电视台实行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劳动、分配、人事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改革。这与上世纪相比，虽不到位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国际舆论斗争。

大改革促进了大发展，到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业实现了质的变化，年出版各类图书由5万种增长到40多万种，发行量由30多亿册增加到86亿册；年出版报纸1987种，发行43亿份；年出版期刊10164种，发行22亿多册；电子出版和互联网出版也是高速发展，不仅影响力、社会效益大增，新闻出版产业收入在低定价条件下达到2.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新闻出版大国。

面对如此卓越的改革成效，中央领导同志感慨万分，多次指出，新闻出版改革说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会大变样；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大发展；新闻出版行业始终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五、融合发展谱新篇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部署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央先后多次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出版改革开放在既往的基础上，又走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这个时期的新闻出版改革开放主要围绕几个重点问题展开。

一是加快传播能力的建设。由于传播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迅速崛起，打造出了社会性的平台，公众阅读、收看转向了新平台上的新形式新产品，读书看报看电视的人多数转向了读网看屏看手机，微信、手机使用者稳定在7亿人以上。很显然传统媒体的传播能力远远不适应了，有的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新技术扩大和增加主流传播能力，就成为迫切任务。于是我们大力发展数字出版和互联网出版，创办国家新闻网站、鼓励各类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台创办自己的新技术平台，发展自己的网络和微传播。经过几年努力，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已经达到年产值7000多亿元的规模，主流媒体的“两微一端”用户最高时达到10亿的规模，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国际互动能力也有所加强。

二是坚持融合发展。面对新的媒体格局和传媒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融合发展，打造多业态、多形态的新型主流媒体。为此，中央下发专门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媒体的融合发展。刚一开始不少新闻出版单位把搞数字出版、办个网站、开个微信公众号，当成融合发展，以为就是延伸自己的传播手臂而已。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融合发展不是相加”，而关键是“融”，就是“融为一体、共同发展”。他形象地强调，融合发展是三个阶段的境界：第一步是现在，传统媒体就是传统媒体，新媒体就是新媒体，互不相融，叫作“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第二步要“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融合是第三步，就是做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分彼此，融为一体，共同发展。这样，整个新闻出版业就在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技术、平台、渠道、产业、产品、市场、服务和资本、人才、机构等方面，开始全面、深度的融合，像一些上市的出版公司、一些大型的传媒中心、一些“三跨”的文化企业等，都在融合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正在实现由“相加”到“相融”的转变。可以预见，通过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党的十九大要求必须突破和破除的“三大障碍”的清除，一些政策措施会完善到位，为出版和新闻媒体的融合发展创造政策环境，这项工作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国媒体两极化发展的局面就能改变，整体传播能力会有所提升。

三是加强了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强调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保障人民群众的各种文化权益。国家制定实施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发布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设施建设、提供标准化均等化服务的实施意见，加大了各级财政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预算。这些措施的出台，落实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和任务，大大提高了公益性新闻出版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水平，巩固了农家书屋工程和图书馆建设的工程，提升了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建设的水平。新闻出版业在建设小康、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素质、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各地都把这些工作当作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四是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由于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推动，新闻出版业已经进入印刷、电子、数字、互联网、大数据五种业态交叉竞争、立体发展的时代，原有的传统格局和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必须进行以供给侧革命为重点的转型升级，调整分业发展的那种产业结构。坚持以引导正确舆论为重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推出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的新闻出版产品为目标，推动新闻出版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重构原有的产业体系，不断提高主流新闻出版业在国内外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

五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不断开展跨文明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在走出去跨文明交流、跨国沟通对话方面，实现了新突破。首先是对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方面，举全行业之力，在一百多个国家展示、推介、宣讲有关书籍，其发行量、影响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其次是围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展了以出版交流合作为重点的对外文化推广活动。图书贸易、版权输出、出版合作、人才培训、投资办社办刊办报办电视等多种方式都取得长足发展，双语词典、通用教材、百科知识、儿童图书、语言文化类出版项目都务实进行，促进了跨文明对话和文相通、民相亲、心相连，为“一带一路”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出版交流空前的活跃，增进了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促进共享发展。与此同时，在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大国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出版合作和新闻交流，我们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及非洲、拉美等一些国家设立中外合作的出版机构和新闻机构，实现了在40多个国家注册中国出版机构的目标，本土化发展势头良好，有的已成为当地主力出版社，广受欢迎。这几年，国际出版业兼并重组的主导力量是中国，撼动了国际出版界。国际出版界都认为这个世纪是中国的出版世纪，参加北京国际书展的国家将近100个，中国的图书进入了世界200多个国家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正在走向世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家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把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事关民族复兴的高度上，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基础行业的新闻出版行业，担负着新时代文化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的光荣使命和历史重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四十年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继续发扬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坚持融合发展不走样，坚持中国文化立场不动摇，以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的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为“小康社会”的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