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命运与身体教育的变迁

侯玺超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关于身体教育的内涵，尽管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身体教育是以“身体”为对象而开展的教育。至于人们对“身体”的界定和认知，则不尽相同。“身体”是体育的手段也是终极目标，对身体的不同观念将会导致身体教育的不同走向。在人类文化的开端，身体被作为获取利益的物质手段，无论是劳动还是战争，对身体的教育和训练都构成了身体教育的起源。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开展，人作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意识到了身体对于一个完整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开始探讨身体本身的价值，身体教育的内容和重点也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而转变。人文主义思想的介入，使身体的教育更加注重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需要。进入20世纪，身体超越了作为“载体”的价值意义，身体的体验和感知被重新提起，身体主体性的观念逐渐影响了身体教育的方向。历史证明，身体观对身体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身体教育的时代任务正是在于身体观念的重塑。

1 物化身体：身体教育的萌发与异化

古希腊时期，由于宗教、战争和部落生活的集体作用，作为物质的身体被人们发现和利用，力量成了身体的代言，而对力量和荣誉的追逐则催生了体育竞争精神。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中，各种体育赛事的出现，如骑马、击剑、拳击等，表明了体育竞争已经成为了希腊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由此，军事、竞争、荣誉几乎是古希腊身体教育的关键词。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身体教育的最初形式，但是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动的意义，而是将身体作为物质工具，将对身体的教育作为一种军事政治的手段，身体教育在军事训练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

1.1 军事化的身体教育：身体教育的源头 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化的欧洲。”[1]古希腊文化是建立在独特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丰富的海洋资源，天然的运输和交通渠道让古希腊的手工业商品经济很早地出现了萌芽。航海贸易成了古希腊人重要的谋生手段。在航海运输的过程中，人们必须使自己的身体足够强壮、灵活和拥有耐力，因为他们一边要靠拳头争夺船只、港口等资源，一边又要对付海上复杂的自然环境。在宗教、战争和部落生活的集体作用之下，作为物质的身体被人们发现和利用，力量成了身体的代言。长达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的最终胜利，使人们更加坚信身体在战争中的作用。荷马时代作为古希腊发展的第2个重要阶段，盛行英雄崇拜，而古希腊的英雄和诸神们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们崇拜的首要目标。对力量和荣誉的追逐，催生身体运动的竞争精神，各种体育赛事的出现，表明了体育竞争已经成为了希腊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军事、竞争、荣誉几乎包含了古希腊人一生的重大事件，同时这几个词语也是古希腊身体教育的关键词。他们的儿童甚至从一出生就开始为军事做准备，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教官、教练和体育教师的管制中度过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从客观上来讲已经出现了身体教育的最初形式，但是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动的意义，因为此时的身体教育并不是单纯的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而是将身体作为物质工具，将对身体的教育作为一种军事政治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身体教育在军事化的训练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

在我国，军事化的身体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呈现出来。诸侯争霸，战事频繁。步卒的训练项目主要有射箭、御车、拳勇、角力、跳跃、奔跑、投掷等，这些项目对身体的力量、协调技巧等方面有很高要求。以射箭为例，箭是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的重要武器之一，要想在战争中取得优势，不仅要有上好的弓箭，更要有好的射手。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探究和训练，古人早已洞悉了射箭术的精华所在。《吴越春秋》中曾记载“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磋足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之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此正持弩之道也”[2]。射箭与射弩一样，讲求身心统一，形神和谐，在身体训练中也加入了育心成分，可见，即使是对作为物质化的战争武器而存在的身体的教育，也必然摆脱不了对精神的影响。除了技术上的训练，还要对士兵进行身体力量的训练。角力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军事身体训练项目。此外，为适应步卒作战需要，军队对士兵的长跑、快跑、跳跃等技能也有很高要求。

1.2 向神的致敬：身体教育的竞技化 古希腊有诸神崇拜的传统，古希腊人信仰神、崇拜神，认为神是一切命运的主宰。希腊雅典的奥林匹斯山，被希腊人认为是神灵的栖息之地。作为祭献活动之一的祭祀竞技赛为后来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希腊，有许多规模不同的竞技会，有些是城邦范围的，有些是整个希腊范围的，如德尔斐神庙的皮索赛会、柯林斯的海腰赛会。这些竞技赛是后来竞技体育的雏形，是竞技体育的源头。

受政治因素影响，竞技比赛项目大多与军事训练项目有关，如赛马、拳击、投掷、赛跑……获胜者将获得至高无上荣誉，他们将在宙斯的神坛前面，接受礼赞，他的雕像还可以摆在宙斯圣园里。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共举办了293次运动会，每次都会有盛大隆重的祭祀仪式，每个城邦挑选出3名体格健壮、希腊血统的成年男子作为使者，在赫拉神殿前庄严点燃圣火，象征着神的旨意的圣火熊熊燃烧，整个希腊开始了“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人们虔诚地祈祷，用心地表现，既展现自身，也愉悦神灵。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古奥运会达到了鼎盛。虽然此时还难以摆脱宗教和军事影响，但在竞技赛场上体现出来的力量、技巧已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身体本身的健美以及在赛场上获得的荣誉渐渐地淡化了竞技的初衷，人们开始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战。专业的训练器材以及专门的运动场地显示出人们已经开始为了获胜而进行系统的身体训练，对身体的教育和训练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尼科斯在《古希腊的体育教育》中说：“奥林匹亚的神祇们不仅是为竞技才发起运动会，他们首先是为反对无秩序和反理性的力量才创建了竞技奥运会”[3]。

直到今日，奥林匹克运动依然延续着古奥运会习俗，这既是一种宗教文化传承，也是一种纪念。在中国宗教文化中也存在类似情形。屈原《九歌》部分篇目所描述的男女巫师迎神送神的场面，也是以身体为吸引和沟通的媒介。可见，在原始宗教文化中，身体是人向神表达敬意的途径，是神和人沟通的中介。

1.3 对身体的抛离：身体教育在禁锢中喘息 进入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主的神学开始影响人们的身体观念。在教会的禁欲主义影响下，人们已经完全摆脱古希腊时期以身体健壮为美的标准，人们重视精神而压制身体，一切身体的欲望和实践都被认为是邪恶的，一切有益于身体发展的运动都被视为阻碍精神提升的障碍。身体教育被取消，身体命运受到严重迫害，进入了黑暗期。“中世纪人们对于死亡和末日审判的畏惧，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灵魂的纯洁而忽略身体的健康。”[4]基督教的原罪、救赎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对来世的美好期望和憧憬成为了今生所有痛苦的理由，无辜的身体只能承受这莫须有的罪名并且接受一切苦难。

在中世纪，教会是整个社会统治的中心力量，他们干涉学校教育，将体育教育从教育内容中剔除出去，竞技体育被视为异教活动受到压制。幸运的是，12世纪，尚武、忠诚、正义的骑士精神所引领的尚武风潮使体育运动获得了一丝生机。与主张禁欲的僧侣不同，骑士精神由古罗马的角斗场发展而来，崇尚身体斗争，通过身体力量的角斗，以将对手的长矛折断、将其掀翻下马作为至高荣耀。对于骑士们来说，要想在角斗场上获得胜利就必须身体强壮、武艺非凡，而达到目的的途径便是身体的训练——骑马、游泳、投枪、打猎、下棋。从骑士训练的内容可以看到，此时的身体教育依然是将身体作为物质工具，而不是从人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因此从本质上说，“骑士教育实际就是基督教和世俗封建主的武士道”[5]，没有摆脱物质化身体观念的影响。

2 赞美身体：启蒙的“人”与觉醒中的身体教育

公元14-18世纪，经历了思想启蒙的人们认识到身体的意义，真心的赞美身体，开始崇尚和彰显个性的力量，反抗宗教禁欲的束缚，身体的教育，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身体的教育不再是纯工具化的教育。

2.1 人的觉醒与身体教育的新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是以人文主义来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主张追求人的个性和解放，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在重拾经典的过程中，古希腊关于身体和体育的思想被重新提及和启用。例如苏格拉底关于锻炼使人健康和获得荣誉的论断以及身体是精神的载体等身心和谐发展观等，受到了人们的再次追捧。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也可以窥见人们对身体的赞美和对体育的热衷。如《巨人传》描写了巨人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从小学习骑马、练习武术，尝试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宗教社会的批判，体现的是身体和灵魂的关系。闻名世界的雕塑作品《大卫》，以裸露、健美的男性身体向世界宣告身体的魅力。达·芬奇的很多作品也透露出身体美学的光辉。对身体的赞美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身体、重视身体的力量和激情，从而重视身体的运动和教育。

弗吉里奥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视角系统阐释教育思想的第一人，在《论绅士的教育》中，他阐述了教育所要培养的人应当是身体和心理协调发展的健康之人。他主张解放人的天性，张扬人的个性，通过身体的训练来磨练人的意志[6]。被称为“仁爱之父”的维多利诺，对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实践探索，在他看来，人类所获得的一切荣耀都来源于身体的活动。他坚决反对宗教的“肉体监狱说”，因此，他非常注重儿童的身体和心灵的协调发展。他的“快乐之家”重视学生的身体锻炼，认为只有健康的体魄作为基础，健全的精神才能得到好的发展。维多利诺洞悉了人性、发展与教育的内涵，人的身心和谐统一观念影响着他身体训练与心灵培养相结合的教育实践，这种实践是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必然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也强调人的发展应该以身体的发展为根本，而身体运动和训练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身体强健：“在所有的训练中，身体的强健是首要目标，它既是道德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智力发展和有贡献于社会的前提。”[7]

正是由于这些教育思想家们敏锐的目光、大胆的尝试和对教育的改革实践，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体育事业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重回人生意义的轨道。为了塑造一个全面、完美的人，身体运动开始被学校所重视，为后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做了铺垫。

2.2 宗教改革与身体教育的大众化 16世纪欧洲社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借着文艺复兴的“东风”开展起来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少数的新兴贵族阶层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就可以说是一场宗教内部旧势力的自我瓦解。宗教不再是掌握在教会手中统治人的武器，而是成为人人都可以触及的信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人们抛弃了来世，转而看中现世，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尽职尽责，不违背道义，就可以升入天堂。正是由于宗教改革将人们从宗教教义中进一步解脱出来，才使得身体的运动开始在广大民众中复兴。

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强调保持身体的健康本身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职，因此人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将身体从禁欲中解放出来，要肯定和重视身体的价值。他鼓励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身体锻炼，无论是骑马、跑步，还是摔跤、射箭，只要是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处，就应该去做，女孩子也同样需要身体的锻炼，不能完全沉浸在学校的知识中，要实现精神和身体的共同发展。宗教改革使身体运动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就连顽固的耶稣教会学院也接受了人的身体应坚持运动的观点。塑造新的人的教育理念被赋予了新的身体观念。

(3)重介质选和浮选效果差，实际生产数据与理论数据偏差大。主要表现在介耗高达4.5 kg/t，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循环水浓度高，为保证矿井生产，不得不强制洗煤生产，导致重介质选和浮选效果恶化；重介质操作困难，不稳定，导致矸石中小于1.80 kg/L密度级达到4%左右，洗混煤中小于1.40 kg/L密度级在10%上下。

2.3 身体教育在科学理性下走向独立 17-18世纪欧洲社会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的愚昧蒙蔽，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启蒙运动时期的身体教育摆脱了纯理论上的阐释和空想，逐渐走向了理性和科学指导下的实践。人体解剖学方面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使人们对于人体方面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医学专著如《人体结构》《论血液循环》等的出版，使整个欧洲对身体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由此而形成了新的身体观和思维方式。人们用科学的理性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身体，自由、民主等现代教育的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渊源。

主张“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将体育活动引入学校课程，从感官的感觉开始，来实现对知识的获取。他认为“应当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求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8]。因此，他在教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建立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从而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饮食、作息、运动等方面来关怀学生的身体，从而促进他们智慧等方面的发展。

与夸美纽斯不同，洛克更强调经验的作用。他将体育放在与智育和德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并组成了他的教育体系。“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9]，他认为健康是人幸福生活和快乐工作的前提，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生的追求，就必须具备能够忍耐劳苦的体魄。因此，他的绅士教育将身体的运动和训练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他鼓励学生们游戏和玩耍，在洛克看来，那是一种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需要，通过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等方式，来促使学生们进行身体的运动和锻炼，从而达到强健体魄的作用。洛克还将自己掌握的医学方面的知识发展成了一套养护身体和锻炼身体的方法。

卢梭延续了洛克的经验论，强调感觉在人的知识构成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坚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客观存在，而感觉是客观物质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纽带。在卢梭看来，身体的锻炼同思想的锻炼同样重要，二者之间还必须相互调剂，相互配合，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人类真正的理解力不仅不是脱离身体而独立形成的，而是有了良好的体格才能使人的思想敏锐和正确”[10]。卢梭强调了身体对于思想的重要作用，良好的体格对于敏锐思维的重要性。从爱弥儿的教育上可以看出，卢梭将身体的教育、感官的体育作为其他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感受到个体的存在方式，只有不断地尝试、体验，才能获得知识。爱弥儿的健康灵活，智慧仁慈，正是卢梭教育理念下的完美作品，他所推崇的正是身心和谐的全面发展教育观。

在洛克和卢梭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主张平民大众教育的思想家涌现出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体育终于作为了一门正式的、独立的课程。巴塞多作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老师，开启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大门。古茨姆茨的《青年体操》则最早对体育进行了分类，使体育逐渐走向学科化和近代化。他的这本书被翻译成7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传播，其本人被称为“西方现代体育之父”。

在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中，体育也完成了在教育系统中的初步探索。在英国，一所名为泰勒学校的课程表中，已经包含了体育。校长理查德·马尔卡斯特根据身体运动的场所将体育课程内容分为室内活动和室外活动，他希望通过这些身体运动的锻炼能使学生拥有健康的身体，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够得到和谐统一的发展。在瑞士，教育家斐斯塔洛奇建立了一套包含智育、德育、体育以及劳动教育在内的课程体系，为后来各国的体育教育的进展起了推动作用。

3 超越身体：走向多元价值的身体教育

3.1 身体教育为“人”而服务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潮之后，人们不再局限于追求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表现，而是开始追求超越身体的完整的人的意义。

在19世纪新人文主义的思潮中，人们将“人”做为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康德人的哲学中，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因为人类价值需要所赋予的、被动的、第二性的。人类生而具备一种主体性，是一切存在的中心，人类的尊严和理性思维引导着人追求价值的行动。在这一理论当中，体育的价值是因为人类价值实现的需要而被赋予的，体育运动成为人类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体育游戏和身体训练能够促进人的身体力量的提升，增强人的敏捷度，同时还能提升人内在的自信心，对于提升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受康德哲学影响，斐斯泰洛齐肯定了人的先天优越性，认为人天生就具有渴望发展的尊严和促进发展的能力。他强调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心、脑、手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教育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发展，仅仅使人性的某一方面特殊地发展，这是不正常的、错误的”[11]。为此，他认为体育应该必须是赋予人性自然发展需要的知识和品德。如果体育仅仅是肉体健康的训练，那么体育便失去了教育的真正意义。真正的教育必须要顺应自然人发展的规律需要，从而实现对人性完善的追求。

斯宾塞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来阐释人类生命的意义，将科学意义上的身体与教育、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自然体育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主张体育的科学化。在斯宾塞看来，体育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懂得身体运行的规律，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促进身体的健康。他提倡进行自然的运动，如从人性本身生发出来的游戏，这种运动能够使人体收获幸福，是身体发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斯宾塞的体育教育观念中渗透着科学的光辉，使体育运动有了科学的支撑。总的来说，在19世纪新的人文主义的观念的影响下，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可和重视，体育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也正是由于体育的蓬勃发展，更多的人参与了对体育的思考，为20世纪体育价值观的流变奠定了基础。

3.2 多元价值观下身体教育的多元取向 进入20世纪，体育事业进入到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形势，导致了体育新的价值走向，体育观念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新思想为西方体育观念又提出了新的思路，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的“新体育”流派。

19-20世纪，美国体育完成了对德国和瑞典体操的改革，而美国体育通过身体的发展来实现对人的教育这一观念也逐渐取代了自然主义下的身体教育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单指人的认知，而是包含了情绪、行为等的整体反映。在这种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体育与教育的关系。如被誉为美国“健康教育之父”的托马斯·伍德，他积极地主张将杜威的实用主义运用到体育教育的发展中。按照实用主义的观念，体育应当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美国的新体育流派强调在体育过程中“育”的作用，而这当中的“体”只不过是机体运动而已。身体是实现更好生活的途径。在实用主义影响下的体育，不单单是为了身体而进行的教育，也不单单是为了精神的教育，而是通过对身体的教育过程而促进人的各种能力的提升。新体育流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威廉姆斯，主张将体育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对于个人来说，体育关系着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情绪的反应以及智力、品德等，对于社会而言，体育有着重大的社会功用及文化意义。因此，在他看来，体育应当超越为了教育的目标局限。体育可以促进健康，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无条件的为健康服务，况且对健康的定义也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的。体育观念也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适当地改变。健康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而是我们实现完满生活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体育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实现身体的健康而进行的教育，而是同健康一样，最终实现人在社会中的全面平衡的发展。体育的价值应当是帮助人实现在社会中的价值，树立并实现现实中的理想。他鼓励人们进行以娱乐为目的的休闲体育，不赞成过分的健美。在体育运动的项目上，他主张进行与人类自然需求相一致的锻炼，如奔跑和球类运动。

总之，20世纪的美国新体育流派，超越了为身体本身而进行的教育，而是将眼光放在了现实社会中人的生活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上。这对于自然主义身体观下的体育运动是一种发展。

此外，军国民体育思潮是20世纪另一种体育观念。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整个世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体育也不可避免。一战后德国和意大利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体育被利用为国家野心和军事扩张的工具。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德国的学校教育中增加了体育训练时间，体育课地位大大提升，对身体的训练被看作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在学校体育训练中，国家的政治需求被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现代体育的历史中，这种为了实现国家的侵略目的而进行的身体训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日本也积极引进了德国的体育教育体系，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在学校中振兴兵式体操既有利于德育也益于体育，鉴于帝国教育之现状，人们确信这的确是紧要而不可缺的大要务”[12]。这种军国民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20世纪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积极主张发展军事体育，如蒋方震、严复、梁启超等人。他们认为军民与国民应高度融合，国民是拥有强健体魄、军人精神的军民，军民也是参与普通生产的国民。他们将民族的振兴直接诉诸于人民的身体。

进入20世纪后半期，人类身体健康迎来了新的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30年，由于缺乏运动而导致的缺血性心脏病将成为致死人数最多的3大疾病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身体健康问题，世界各国都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身体教育的重要作用。1965年，保尔·朗格郎在成人教育国际促进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并确认了终身体育的价值意义。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本国体育事业发展，并且积极制定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个各项政策计划。1970年以后，“健康体能促进计划”开始在全世界各国推行起来。80年代末，美国500强企业中有超过半数的大公司积极推进工作场所内的健康促进计划。联邦德国甚至将工作中的身体健康问题写进了立法。除了各国政府和国内社会人士的努力，国际组织也为身体教育的大众化、终身化和休闲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83年，“大众体育工作组”在国际奥委会的组织下成立，主要负责召开国际性的大众体育会议，促进全球大众体育的发展。除此之外，国际健身大众体育协会、国家体育教育联合会、国家大众体育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都为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大众体育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学校体育也迎来了课程改革的高潮。随着世界教育发展呈现出终身化、个性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学校体育也必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学校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之历史使命关键在于对‘身体教育’的正确理解、定位及实践操作”[13]。那么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和定位身体教育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首先要从转变身体观念开始。我们的身体不仅是能够被计算和测量的客观物质，更是具有主观体验和能动力的主体。身体是“能思维的物体”，是“身”与“心”的统一，“灵”与“肉”的结合。学校教育要想真正实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任务，就必须在整全的身体观的指导下开展身体教育，从生理、心理和社会身体3个维度去培养人，才能够摆脱当前身体教育的功利主义等困境。不仅如此，学校体育还要完成使“身体”从“自然肉身”向“价值生命”的跃升，还需要将体育对人的塑造向生活世界深植，也就是要将体育回归到生活，使学校体育成为帮助学生缔造自由与休闲生活方式的“幸福公理”。

4 结 语

客观世界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人们的意识反过来又能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反作用。人类的身体观念是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决定的，而一旦形成的某种身体观念反过来又会推动身体教育走向不同的道路。正如身体的命运一路走来，充满坎坷，身体教育的历史也是在曲折探索中逐渐向前。对过去的梳理是为了指明未来的道路，今天的身体教育要想摆脱一切物质的、功利的目的，就必须将“身体”从物化中解脱出来，树立起完整的“肉体”和“心灵”合一的身体观，使身体教育超越“身体”本身，为了完整的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