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冷战前期美国对外心理战研究(1947—1969)

史澎海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又被称作“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非政府部门”(non-governmental sector)、“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等，是当今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被学术界称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古已有之，但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的凸显，以慈善、互助、社会救助、服务等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特别是二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的作用下，非政府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内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国外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美国是世界上非政府组织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国家，国外学术界研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成果也最多，代表性的成果有2003年耶尔·里奇曼出版的《文化交流与冷战：掀开铁幕》。这部专著阐述了1958—1988年间美苏根据双方签署的文化交流协议选派数万名人员前往彼此国家进行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历史，其中涉及很多美国非政府组织。作者认为，美国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活动不仅撕裂了“铁幕”，而且促进了苏联的内部变化和冷战的结 束[1]。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扬2013年发表的《冷战共识——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1953—1961)》。该文依据第一手档案资料探讨了冷战初期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合作对亚洲国家开展的教育援助。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时，美国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何为冷战以及如何赢得冷战胜利方面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并在反苏反共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合作，美国基金会在美国对外援助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成果很多，其中不少涉及冷战时期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冷战前期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行动、与政府合作的思想基础以及以何种形式展开合作等问题缺乏专题研究。本文拟在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分析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宏观论述和个案分析，以揭示冷战前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政府对外心理战行动的实质和取得的效果。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美国对外心理战的缘起与心理战略的确立

(一)美国对外心理战的缘起

自古至今，心理战是各国政府借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战在美国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8世纪。历史学家一般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政治家托马斯·杰佛逊在国外为美国的独立战争进行辩护而进行的演讲和游说视为美国对外心理战的肇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成立了“公众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CPI)来负责美国政府的信息宣传工作，同时任命《落基山新闻》编辑乔治·克利尔(George Creel)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1918年，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讲中针对苏俄的各项和平建议提出了被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公众信息委员会在克利尔的领导下，对“十四点原则”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得协约国的广大民众，甚至敌对的同盟国的民众，都对威尔逊总统倡导的理想化未来充满憧憬。同盟国后方的民众和前线的士兵都被美国政府的宣传所感染，厌战情绪日渐高涨，奥匈帝国不久土崩瓦解，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行动初战告捷[3]。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为了维护法西斯统治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也为了对外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和泛德意志思想，纳粹政府建立了以戈培尔为首的庞大宣传机构，征用大批的宣传人员来开展形形色色的对外宣传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纳粹德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对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英国等国家进行心理恐吓和讹诈，以期在精神层面击垮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了阻止美国对欧洲盟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纳粹德国从1939年开始对德裔居多的美洲国家实施心理战和经济渗透计划，从而直接威胁美国后院的安全，损害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罗斯福总统察觉到了纳粹德国在美洲地区的企图，立即下令在美洲地区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同时于1940年8月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为拉丁美洲商业和文化关系协调人，其主要使命是通过商业和文化手段向民众传递信息以遏制纳粹德国在美洲国家的经济渗透和颠覆性宣传活动。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任命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为“国家信息情报协调处”(Offic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formation,简称OCI)处长，专门负责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对欧洲盟国在精神层面上进行支持[4]。

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恣意侵略他国领土以及在美国的颠覆性宣传活动日趋猖獗，美国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先后成立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来与政府合作，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在美国的经济渗透和颠覆性宣传活动，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就是其中之一。成立伊始，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就积极参与反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活动，积极游说美国国会对深陷战争漩涡的英国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自由之家”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向英国以及其他盟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宣战[5]。宣战后不久，罗斯福总统认识到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外宣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于1942年6月初先后签署了“9182号总统行政命令”和“总统军事命令”。“总统行政命令”的主要内容是成立“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美国公开的心理战行动，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记者艾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担任局长。“战时新闻局”成立不久，先后酝酿建立了“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简称VOA)和26 个新闻机构(U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USIS)。“总统军事命令”的主要内容是成立“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美国对外隐蔽心理战行动，由信息情报协调处处长威廉多诺万担任局长。为了更有效地运用广播、传单、小册子、报纸、招贴画、图书、杂志、电影等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占领区宣传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无条件投降政策，以及通过隐蔽心理战行动瓦解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军队的士气和抵抗意志，迫使轴心国早日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战时新闻局”和“战略服务局”先后与很多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群策群力，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军队发起了公开的和隐蔽的心理战，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为彻底瓦解德意日法西 斯轴心国军队的士气和抵抗意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6]。

(二)美国对外心理战略的确立

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苏两国就因为国家利益和战后战略构想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社会制度的对立而逐步由战时的同盟走向对抗，继而演化为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为了在冷战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全面遏制所谓的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积极寻求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心理战因在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中的卓越表现，逐渐成为美国冷战决策者热衷的一种手段，而非政府组织再次获得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契机。

从1947年11月起，杜鲁门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协调对外情报措施的报告》(编号NSC4)、《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的指令草案》（编号 NSC4/A)[7]、《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8]、《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特别项目署的指令》(编号NSC10/2)[9]、《对外信息项目和心理战计划》(编号NSC59/1)[10]等一系列有关美国对外心理战的政策文件和法案，为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心理战行动明确了政策，从而确立了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心里战略的基本框架。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名为《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计划》(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的NSC68 号文件。这份被史学家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文件明确提出了利用国家的一切资源和力量，采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渗透；暴露苏联提出的主张的虚假性和谬误；引发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和影响力的收缩；培育苏联制度内的破坏种子，迫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修改其行为方式，使之逐步符合普遍存在的国际准则[11]。NSC68 号文件确立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即“遏制战略”，心理战略是该大战略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子战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冷战决策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公然挑衅以及对世界和平的践踏，美国国内关于苏联威胁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应对朝鲜战争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反复论证后出台了名为《国家心理战计划》(A Plan for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的NSC74 文件。这份文件归纳了NSC10/2 号文件和NSC59/1 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了美国对外心理战的整体计划，对美国未来的心理战目标、任务、主题以及开展心理战行动的国家和地区、心理战组织机构等进行了详尽的规划[12]。NSC74 号文件阐述了美国对外心理战的理论和目标，明确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战目标和行动路线，特别是对“苏东”国家、苏联卫星国、苏联控制区、盟国、盟国控制区、中立国家等提出了具体的心理战目标、主题、任务和行动路线。文件首先肯定了心理战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心理战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最有效武器之一，是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支持国家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并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支持国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心理战略是国家大战略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心理战略必须与国家大战略协调一致，并且服从于国家大战略，但是国家大战略也应充分考虑国家心理战的能力。由于国家对外心理战涉及范围广泛，任务繁多，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统一心理战计划的策划制订、协调实施和评估工作。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国家心理战机构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导下迅速制订心理战政策，协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心理战行动，同时与盟国心理战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便能够统一行动，最大限度地支持盟国的军事行动。文件同时明确了国家对外心理战的基本原则：采取一切与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一致的任务和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战行动；通过实施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客观性来确保国家对外心理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保持尊严、真诚、信心和信念，恪守现实主义；在局势发生变化时能够及时调整和优化心理战的主题和任务，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对外心理战行动的有效性。这份文件根据美国“遏制大战略”提出了利用国家的一切资源和力量、采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渗透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对外心理战的政策、目标、任务、主题以及实施手段。从这一文件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美国从本国的利益角度出发，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敌对国家、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心理战目标、主题和任务。因此可以说，NSC74 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外心理战略的确立[13]。

为了在遏制战略指导下有效实现美国对外心理战略目标，取得冷战斗争的主动权并最终赢得胜利，美国政府先后建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ic Board,简称PSB)、“行动协调委员会”(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简称OCB)、“美国新闻署”(The U.S.Information Agency,简称USIA)等机构来策划、协调和评估美国对外心理战行动，并在反苏反共、维护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以及美国全球利益的思想基础上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14]。随着冷战的逐步升级，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被纳入了美国冷战体系，成为美国冷战斗争的工具。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外心理战行动

在心理战略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以及美国新闻署的策划和协调下，包括美国的学生组织、妇女组织、劳工组织、宗教组织、基金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先后登上了美国的冷战战车，参与到美国对外心理战行动之中，并且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学生组织的对外心理战行动

学生组织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不断参与政府策划和组织的社会活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苏冷战爆发后，美国的学生组织，特别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逐步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反苏反共的力量。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渗透，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The U.S.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简称USNSA)为代表的学生组织被纳入了美国对外心理战体系，成为美国政府开展对外公开的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学生组织的作用，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政策协调办公室”(The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简称OPC)通过国内的一些慈善组织和“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CFR)向“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提供资金，资助其参与实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隐蔽心理战行动计划。另外，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办公室还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向“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提供资金，资助其参与一些国际学生组织的隐蔽宣传活动[15]。中央情报局资助“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其领导者在世界各地开展旅游活动，以便能够结识西方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的一些亲美反共学生领袖，通过与他们交往和保持联系，促使他们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学生联盟”(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mbly,简称ISS)。为了更多了解西方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学生组织情况，将这些国家的学生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在本国开展反共亲美活动，“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不断选派学生代表以游客的身份前往这些国家收集相关情报，与当地学生领袖建立密切联系。在返回美国之前举行的告别会上，这些学生代表通常代表“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向当地的学生领袖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学生联盟的研讨会，以便通过研讨会向他们灌输反共亲美的思想，使他们逐渐对美国产生好感和向心力，最终将他们培养成本国反共亲美活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16]。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成员发表演讲，全面启动了美国政府酝酿已久的“真理运动”(The Truth Campaign)。杜鲁门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让全世界民众了解我们真实的面目，而不像共产党在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我们和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个发扬自由理想、反抗奴役宣传的持久而宏伟的计划之上。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民众听到我们的声音”[17]。真理运动表明，美国决心在全球范围内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真理运动”计划将一些地区定为美国通过心理战行动来与苏联争夺民众心灵与思想的关键所在，其核心部分包括“苏东”国家，至关重要的外围是泰国、缅甸、韩国、希腊、土耳其以及南斯拉夫，而危险地带则包括意大利、法国、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为了全面开展“真理运动”，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增加8 900万美元拨款，以加强和扩大国际信息和教育项目[18]。为了有效开展“真理运动”，中央情报局资助成立了“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Foundation for Youth and Student Affairs，简称FYSA)，曾经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首任财务主管的约翰·西蒙斯(John Simons)出任学生部主任。西蒙斯之所以出任学生部主任，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身份。在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时，中央情报局就是通过西蒙斯来提供资金以及挑选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负责协调联合会与“世界学生服务基金会”(World Student Service Fund,简称WSSF)之间的关系[19]。“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在西蒙斯的领导下，不断资助“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举办各种研讨会和学习班，大量吸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参与其中，向他们传播所谓的“真理”和“事实真相”，使他们成为本国和本地区反共亲美宣传活动的领导者以及美国心理战行动的代理人。为了确保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领袖能够积极参与美国倡导的“真理运动”，“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也向那些表现积极的学生领袖提供资金，资助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真理运动”，把所谓的“真理”和“事实真相” 传播给更多的学生，使他们心向美国，从而自觉抵制共产党的反美宣 传[20]。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冷战和国家安全问题，为此他确立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肯尼迪认为，“广大的中间地带已经成为自由世界与共产党国家争夺的主要战场，杜勒斯用来反对中立主义的那一套已经与美国的立场格格不入，而且驱使越来越多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纷纷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前冷战的主战场不在欧洲，而在广大的中间地带”[21]。在这一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决定在中间地带采取行动，与苏联争夺这一地区民众的心灵和思想，并推出了“和平队计划”(Peace Corps Program)。早在竞选总统期间，肯尼迪就来到密歇根大学，向等候在那里的近10 000名青年学生发出倡议，号召他们在“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去帮助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以便能够在这一地区为美国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播下自由的种子，从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和渗透[22]。1961—1963年间，“和平队计划”在肯尼迪的亲自关注下顺利展开，共有6 988 名青年学生在“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志愿前往海外44 个国家和地区。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继续加大对“和平队计划”的支持力度。1966年，美国“和平队计划”支援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50 个，前往海外的青年学生志愿者人数达到15 556 名。从1961年开始实施“和平队计划”到1969年，前往海外的青年学生志愿者人数达到了90 多万。

肯尼迪总统倡导的“和平队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促进了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开发；第二，推动了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使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逐渐接受了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第四，增进了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民众对美国的了解，使这些民众对美国逐步产生了好感和向往；第五，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共产主义在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扩张和渗透。时任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erman)不无感慨地说：“和平队计划是我们心理战计划中最好的部分。对于作为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大使来说，没有什么比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和平队更能够影响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心灵和思想了。”[23]美国知名观察家理查德·本内特(Richard Benet)在向华盛顿汇报和平队工作情况时反复强调和平队的心理战潜能：“我们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教室外的田野里、工厂里，都赢得了同对手的心理优势，有时面对面的论战竟然让对手哑口无言。”[24]“和平队计划”获得了美国政府冷战决策者的充分肯定，因此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传承，而由美国国内以全国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组织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二)妇女组织的对外心理战行动

为了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击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冷战决策者积极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美国的一些志愿者协会成为了一支重要的力量。志愿者协会代表了美国社会的合作精神、公众舆论和群体意识，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美国冷战决策者认为，志愿者协会是宣传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的重要力量，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志愿者协会对目标国施加影响，并通过志愿者协会组建更加广泛的对外宣传组织，最终吸引美国民众参与到国家对外心理战行动之中。美国妇女志愿者协会是美国对外心理战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6]。

为了有效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将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优越的生活方式宣传给目标国妇女群体，“美国高校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简称AAUW)、“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等积极选派志愿者到目标国，特别是那些战后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担任外语教师或妇女协会顾问。美国妇女志愿者协会认为，她们有义务去引导那里的妇女，使她们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的优越性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危险性。《美国高校妇女协会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于1948年刊登专题文章，全面介绍了朝鲜和日本妇女的现状：“从朝鲜和日本返回国内的一些游客专门拜访了美国高校妇女协会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向总部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样的事实：那里的妇女不知道如何面对她们战后获得的自由。她们不断寻求美国妇女的帮助和建议。”[25]另外，美国妇女志愿者协会也选派优秀的妇女工作者到德国和意大利去指导妇女工作。尽管德国和意大利的妇女在二战前就已经享有选举权，但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领导下的专制政府却处处歧视妇女，剥夺她们参与民主活动的权利。负责资助和指导德国妇女工作的“妇女选举者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简称LWV)认为，“尽管德国妇女在希特勒上台前已经享有选举权，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白色恐怖下，德国妇女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一些德国妇女因为惧怕引火上身而不敢在选举票上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苏联控制下的德国东部目前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妇女需要美国妇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因为她们是反对苏联共产主义行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赢得她们的心灵和思想至关重要”[26]。由于对她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坚定的信念，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组织开始参与到政府对外心理战行动中，以便能够通过她们的不懈努力来争取更多的目标国妇女站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1946—1948年期间，“美国高校妇女协会”向来自欧洲国家的33 名青年妇女提供了全年的助学金，目的是“帮助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欧洲国家的青年妇女能够到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帮助她们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便能够在战后国家重建中发挥作用，同时让她们亲身感受美国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使她们逐渐对美国产生好感和向心力，最终成为她们国家妇女中抵抗共产主义思想侵蚀的中流砥柱”[27]。1946年，“青年妇女基 督教协会”发起一个欧洲重建项目，在美国募捐到了2 244 470 美元。该项目强调，“在欧洲很多国家，绝大多数妇女没有为战后的重建工作做好准备，越来越多的欧洲妇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妇女迫切需要美国妇女的帮助和引导。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妇女开始转向美国妇女组织寻求帮助，因为她们心里明白，美国妇女是女性世界的杰出代表。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是欧洲妇女心仪的妇女组织，因为她们心里清楚，只有这一妇女组织才能够帮助她们走向美好的未来”。“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制作的一个小册子说明了这一项目的重要性：“美国人渴望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讲述美国民主自由的真正含义。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的教育项目能够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充分了解美国的民主自由。”[28]1947年，妇女选举者联盟发起了一个相似的项目，该项目以联盟主席嘉丽·查普曼·凯特(Carrie Chapman Catt)为首，目的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特别是那些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妇女了解推动妇女参与政府事务的方式”[29]。

冷战前期美国妇女组织与政府在对外心理战行动中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其中在西德开展的心理战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对德国西部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后，杜鲁门政府决心将西德塑造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楷模。为了赢得西德民众的心灵和思想，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德的扩张和渗透，杜鲁门政府决定与美国妇女组织开展合作。在“美国军政府办公室”(The 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简称OMGUS)和“德国高级专员公署”(The High Commission for Germany，简称HICOG)的协调下，美国妇女组织选派大批优秀妇女前往西德进行巡回演讲、参加妇女问题研讨会以及开展文化交流项目，使更多的西德妇女了解妇女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她们渴望了解美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最终对美国产生向心力。在美国政府与妇女组织的联合推动下，共有800 名西德妇女先后前往美国进行参观学习，她们的费用全部由妇女选举者联盟、“美国高校妇女协会”、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全国天主教妇女委员会以及“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提供[16]。这些西德妇女亲身感受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优越的生活方式，使她们从心底深处对美国产生了好感。返回国内后，这些西德妇女在她们的周围人群中积极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优越的生活方式，使越来越多的西德妇女心系美国，渴望有机会目睹美国社会的真实风貌。在美国“劳工部妇女局”(The Women’s Bureau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简称WBDL)的协调下，越来越多的西德妇女前往美国。“这些西德妇女在美国妇女组织的资助下前往美国，这样她们就能够全面了解美国优越的生活方式、文化和理想，能够了解更多有关美国非政府组织，掌握更多组建妇女组织以及在妇女中开展工作的经验。这些西德妇女返回国内后，就会运用她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在西德开展宣传工作，引导越来越多的西德妇女加入将西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30]。

为了增强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了解美国，艾森豪威尔上台不久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实行“人民与人民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鼓励和支持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对外心理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人民与人民项目”，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政府的参与，让美国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进行直接交流，从而增强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使那些刚刚赢得选举权的妇女更多了解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抵制苏联集团的蛊惑性宣传。

为了反击美国倡导的人民与人民的交流活动，苏联也开始利用非政府的妇女组织开展对外宣传活动。然而与美国不同，苏联政府尽管对外宣称参与对外宣传的妇女组织都是非政府组织，但实际上这些妇女组织是由苏联政府直接组织、领导的政府组织。美国全国妇女委员会主席罗丝·帕森斯(Rose Parsons)在写给她的好友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一封信中抱怨说，“资金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自愿的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至少需要花费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募捐资金。然而，共产党国家的妇女组织只要申请资金，她们的政府就会向她们提供大量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国家的妇女组织能够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对外宣传活 动”[31]。为了有效反击苏联的宣传攻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大了对美国妇女组织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参与对外宣传的妇女组织提供资金，使这些妇女组织逐渐成为美国心理战行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劳工组织的对外心理战行动

冷战爆发后，以“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劳联”AFL)和“产业组织大会”(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产联”CIO)为代表的美国劳工组织先后被纳入美国冷战体系，并积极参与美国政府将西欧建设成为一个反击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堡垒的心理战行动。为了有效开展对西欧国家的心理战行动，“劳联”和“产联”联合实施了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其目的是消除苏联共产主义对西欧的影响，推动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以反击苏联倡导的意识形态在西欧的扩张和渗透。为此，他们在西欧各国积极支持各种形式的劳工运动，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西欧应该继续成为民主自由的地区还是逐渐被苏联的专制主义所控制？[32]“劳联”认为，苏联正在试图控制欧洲的劳工组织，特别是西欧各国的工会组织。在这些劳工组织的配合下，苏联就能够使欧洲的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使欧洲的重建进展缓慢，从而为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军事竞争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斯大林的计划是控制整个欧洲，使欧洲各国听命于克里姆林宫。如果斯大林的计划得到实现，那无疑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甚至导致美国国内产生一些拥兵自重的州县。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严重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动摇美国劳工组织作为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自由的劳工组织将不复存在。同样，民主社会依赖自由的劳工组织，因为劳工组织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从劳工组织的利益出发，西欧各国的劳工运动必须保持自由、强大和反共产主义的特点[16]。

为了有效实施对西欧国家的心理战略计划，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欧的扩张和渗透，防止西欧各国劳工组织被苏联控制，“劳联”和“产联”在华盛顿和纽约先后建立了国际部，并选派代表到西欧建立劳工组织管理部。这些管理部实际上是美国劳工组织驻西欧各国的代表，目的是争夺西欧各国劳工组织成员的心灵和思想，使他们服务于美国的心理冷战战略。纵观美国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劳工组织驻外机构的先例，冷战开创了美国劳工组织在海外建立机构的先河。“劳联”的国际部和欧洲管理部由詹·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欧文·布朗(Irving Brown)以及亨利·卢茨(Henry Rutz)负责。“产联”的国际部和欧洲管理部由迈克·罗丝(Mike Ross)和维克特·鲁特(Victor Reuther)负责。他们不仅与欧洲各国的劳工组织进行官方的联系，而且通过个人关系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工作网，人员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和国际劳工运动的政治家、工会领袖、出版商和记者。他们开展心理战行动的重心在西欧和南欧，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芬兰和冰岛也被纳入了他们的心理战计划。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展，他们开始将心理战行动扩展到东欧，包括东德、匈牙利、波兰等国。在欧洲局势逐步稳定、美苏双方在欧洲达成一种冷和平后，美苏双方开始对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国家展开激烈的争夺。为了在中间地带的争夺中占得先机，美国冷战决策者决定通过以“劳联”和“产联”为代表的工会组织来争夺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心灵和思想。为此，“劳联”和“产联”联合行动，先后在拉丁美洲、东南亚、远东、非洲以及近东等地区开展心理战行动，以便能够将这些地区的劳工吸引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使他们成为美国在这些地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中流砥柱[33]。1947年，“劳联”驻欧洲代表欧文·布朗在给国内总部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劳工组织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管在组织和信息传播方面，我们在欧洲各国的劳工组织之间都建立了严密的网络，从而使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心理战行动更加得心应手。”[34]

美国政府与“劳联”和“产联”建立合作关系的最初目的是推动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1948年，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劳联”成立了“欧洲复兴计划工会顾问委员会”(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ERPTUAC)，这是一个跨国工会组织，主要是处理与马歇尔计划有关的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也参加美军对德国的占领，其中一些成员参加了军政府的管理工作以及美国在德国的高级委员会的工作。这些成员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德国劳工组织的重建，并在必要时向该组织提供建议和指导，以确保它的亲美和反苏反共倾向。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积极寻求与这两个工会组织建立秘密的合作关系。早在二战时期，“劳联”和“产联”就开始选派代表参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的隐蔽心理战行动。当“劳联”设在欧洲的分部在1948年经费紧缺时，布朗和勒夫斯顿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寻求经费支持。1949年，中央情报局开始支持“自由工会委员会”(Free Trade Union Committee，简称FTUC)，并向其提供经费[35]。

西德是以“劳联”和“产联”为代表的美国劳工组织在欧洲心理战行动中的重点国家，因为西德处于美苏在欧洲冷战的最前沿，为此，“劳联”和“产联”向西德选派了比其他西欧国家更多的劳工组织代表，目的是通过与西德工会组织运动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简称SPD)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争夺西德产业工人的心灵和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能够自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德的扩张和渗透[36]。为了赢得西德产业工人和农民的信任，使他们完全接受“劳联”和“产联”的心理宣传，以布朗为代表的美国劳工组织代表深入西德各大工业中心的厂矿和车间以及农场和养殖场，与产业工人和农民交朋友、拉家常，使他们逐渐对美国劳工代表产生好感和信任。为了使远离工业中心的城镇产业工人能够接受心理宣传，布朗与其他“劳联”和“产联”的代表联合在西德建立了一个劳工组织网。这一连接西德产业工人、劳工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劳联”和“产联”代表的网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劳工组织网[37]。在组织网的助推下，“劳联”和“产联”代表在西德的心理战行动范围不断扩大。

(四)基金会组织的对外心理战行动

冷战爆发后，为了有效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渗透，美国冷战决策者积极寻求与国内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使基金会成为对外心理战行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交流项目是美国基金会开展对外心理战行动的一种主要方式[38]。冷战期间，美国的交流项目主要包括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等。交流项目的目标主要是推动美国心理战略目标的实现[39]。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合作开展各种对外交流项目。冷战爆发后，美国冷战决策者试图再次与基金会合作，使它们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40]。1944年出台的《富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强调建立一个对外奖学金委员会来确保富布莱特项目的实施，委员会根据该法案的有关条款积极开展与美国各大学之间的合作[41]。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最大限度地利用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和设施来开展对外交流项目”[42]。1961年的《富布莱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进一步强调了国务院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企业、协会、机构以及其他团体最大程度地参与执行这一法案中的各项条款，同时积极提供资金、设备以及各种服务，国务院根据总统授权来接受这些捐赠。”[41]在这些法案的支持下，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积极参与政府的对外交流项目。1949—1963年间，这些基金会组织共计为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提供了81 500 份助学金，资助外国青年学生和学者来美国进行学习和交流。在这些交流项目中，美国国务院仅提供了5%的助学金[43]。

为了有效开展对外交流项目，美国政府开始将重点放在目标国精英的身上，试图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来“影响目标国精英们的心灵和思想，使他们支持美国对外政策，成为美国在这些国家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中坚力量”[44]。在西德，美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主要由美国在西德的军政府办公室指导进行。在具体的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国在西德的军政府办公室主要依赖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IIE)、“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ACE)等非政府组织。另外，美国在西德的军政府办公室还通过一些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个人来实施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以便使这一项目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从而有利于培养各个领域的西德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和向心力，为美国对德国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德的扩张和渗透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战略服务局”驻中国战区的官员奥利佛·科德威尔(Oliver Caldwell)积极参与美国国务院人员交流部的工作。1949年西德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转由国务院负责后，科德威尔受命专门负责这一项目，他将工作的重点放在西德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上，以期通过这些精英来争夺西德民众的心灵和思想，使他们始终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曾经在“泛美事务处”(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简称OIAA)任职的科内斯·霍兰德(Kenneth Holland)于1947年开始担任文化事务部主任助理，后来又担任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以及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青年和学生事务基金会”(Foundation for Youth and Students Affairs)的董事会成员。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霍兰德积极引导西德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以交流项目的形式前往美国，使他们能够目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优越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逐渐接受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成为美国在西德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代理人[16]。

在西德实施交流项目取得一定效果后，美国国务院又与基金会组织合作实施“外国领袖项目”(The Foreign Leader Program)。该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对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袖人物的心灵和思想产生影响，使他们亲身感受到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和价值观的正确，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自由思想，成为美国实现对西德政策目标的一支可依赖力量[45]。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成为资助西德社会各领域领袖前往美国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非政府组织，而它们的资金大多数来自美国政府的秘密资助和大财团的捐赠。为了使西德社会更多的青年领袖感受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国务院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专家项目”(The Specialist Program)，目的是选派美国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向西德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另外，美国国务院与卡内基基金会合作组建了“巡回演讲团”(The Tour Speech Team)，主要由美国劳工组织代表、学术界专家以及大学教师组成，在西德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将美国对西德的政策、美国劳工组织的活动、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成果介绍给西德民众，使他们感受到民主制度下的美国的无比强大，从而使西德民众在心理上对美国产生仰慕和向往，甘愿为美国的冷战事业服务[46]。

除了美国的学生组织、劳工组织、妇女组织、基金会外，美国的宗教组织、少数族裔组织、科学家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也与美国政府合作，不断参与美国政府策划的对外心理战行动，为美国扭转冷战前期的不利局面以及最终赢得冷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外心理战行动的得失

冷战前期，美国的学生组织、妇女组织、劳工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心理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缺失。

(一)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外心理战行动的效果

首先，有效地支持了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行动。冷战爆发后，心理战因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而逐步成为美国冷战决策者热衷的一种冷战武器。为了有效实施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计划，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建立了一系列的政府机构来策划实施针对“苏东”国家、欧洲国家以及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战计划以争夺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心灵和思想，实现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展和渗透的大战略目标。但是，由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加之美国民众对宣传的偏见，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为了迅速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美国政府积极寻求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联合开展对外心理战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欧洲以及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由于苏联的宣传对美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反美情绪在一些欧洲国家不断高涨。为了反击苏联对美国的恶意中伤，提升美国在欧洲国家以及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民众中的形象，美国政府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公开心理战行动的同时，还秘密资助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隐蔽心理战行动。特别是通过“和平队计划”、教育与交流项目、精英项目、外国领袖项目等，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目睹和亲身体验了美国民主自由和社会制度的优越，从而提升了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苏联对美国进行恶毒攻击的阴谋破产。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心理战行动支持了美国政府的对外心理战行动，推动了美国政府对外心理战略目标的实现，使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不利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扩大了美国在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在欧洲局势以一种冷和平的形式得到稳定后，美苏双方开始将争夺的焦点转移到了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英、法、美等新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统治和掠夺，二战后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摆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冷战的爆发，特别是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和平宣传攻势，使一些新兴国家开始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越来越多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因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反感，反新老殖民主义情绪此起彼伏。为了扩大在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积极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一系列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以及经济援助项目，试图通过美国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赢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心灵和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引发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抵触情绪，美国选派大量的劳工组织代表、和平队、教育和文化交流人员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援助”，试图以此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经过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不懈努力，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贫穷落后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开始接受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并逐步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47]。

最后，推动了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冷战爆发后，美国从杜鲁门政府起就制定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特别对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明确的政策目标。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美国重拾二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心理战，被一些史学家称之为“第四种武器”的心理战逐渐成为美国热衷的一种政策武器。在实施对目标国家的政策目标中，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开展了直接和间接的合作，并通过形式多样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教育和文化交流等项目推动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48]。在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联合心理战行动作用下，美国对外政策目标逐步得到了实现，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一些亲美的党派在美国的支持下纷纷上台执政，开始唯美国马首是瞻，最终成为美国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桥头堡，西德、意大利、法国、希腊、土耳其等国家就是其中的代表[49]。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外心理战行动的不利影响

首先，在冷战大背景下，一些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违背了建立的初衷，逐步沦落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冷战爆发后，为了将苏联的势力推回去，美国政府积极寻求与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苏东”国家、欧洲国家以及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心理战行动。在美国政府冷战决策者的鼓噪下，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冷战，在美国政府的秘密资助下参与对外心理战行动，逐步沦落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

其次，在对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战行动中，美国非政府组织肩负着强烈的文化价值观输出的使命。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被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视为文化的入侵和扩张，从而不断引发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反美情绪此起彼伏。另外，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成员，特别是一些宗教组织的传教士与地方官员和乡绅秘密勾结，大肆掠夺当地的资源，廉价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为美国攫取最大的利益，结果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美国花费巨大人力和物力开展的旨在赢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众心灵和思想的心理战行动得不偿失[50]。

最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对外心理战行动，特别是隐蔽心理战行动归根结底对目标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激化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由于以“白色”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公开心理战主要由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把持，因此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将重点放在了以“黑色”和“灰色”宣传为主要形式的隐蔽心理战方面，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经费。但是，由于“黑色”和“灰色”宣传自身的特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隐蔽心理战行动往往给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时甚至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爆发部族之间的冲突，最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连年不断的内战深渊。

四、结束语

冷战初期，美苏双方积极寻求除战争以外的手段在世界各地展开了争夺。为了扭转冷战初期的不利局面并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重拾心理战这一有效武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对外心理战政策文件，制定了对外心理战略，同时积极寻求与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来实现对外心理战略目标。

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心理战略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子战略，其目标是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渗透，不断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树立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形象。美国政府冷战决策者清楚地认识到，赢得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心灵和思想，就赢得了冷战斗争中的主动权，也就实现了美国对外心理战略目标。为此，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采取各种手段资助美国国内的学生组织、妇女组织、劳工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家的对外心理战行动。在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直接的和间接的合作下，美国在西德、意大利、法国、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国家有效地遏制了共产党的发展势头，支持建立了民主政府。这些所谓的民主政府往往唯美国马首是瞻，成为美国在欧洲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桥头堡。在与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政府通过学生组织、基金会、劳工组织以及妇女组织在这些国家实施了“和平队计划”和交流项目。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不断扩展这些项目的实施范围，从而增强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逐步培养了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和向心力，有效地遏制了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扩张和渗透，为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声誉，从而扭转了美国在冷战斗争中的被动局面，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本身就是一个庞杂、松散联合体的非政府组织往往会因为诸多因素而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这些非政府组织虽然被纳入了美国冷战体系之中，但却始终处于一种合作或者从属的地位，只能在美国政府心理战组织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参与国家对外心理行动，不可能单独开展针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心理战行动。同时，由于一些非政府组织深受美国政府冷战思维的影响，放弃了创建的初衷，一步一步踏上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车，最终沦落为美国政府实现对外心理战略目标的工具。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冷战思维，竭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力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对于那些妨碍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政府则采取和平演变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来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颜色。在美国政府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下积极参与针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战行动，继续充当美国和平演变他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