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全面开放重要抓手

【摘要】如何认识人类经济的性质，如何认识我国100多年特别是最近40年的现代化经验？从世界经济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本质是一种全球性的分工和交换经济，分工、国际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开放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条件，打破国家壁垒的自由贸易港等经济特区就应运而生了。通过比较我国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发现了即便是文化、人口大国也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外部冲击、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有效发展的基本经验，而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更是推进我国体制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现代化  全球化  对外开放  自由贸易区  开放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高速度、系统性的巨大成就，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如何全面认识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土广大、经济落后的大型国家的发展问题，准确揭示中国奇迹的发生条件、一般原则和实施方式，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这显然兼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在人类文明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揭示了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100多年的历史反复表明：全面开放、认真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就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是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手段。

人类经济是全球化经济

人类是全球发展的生物。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一种在自然界产生、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源才能够生存、发展的生物。人又是从一种社会化、全球化的生物，20万年前完成进化、具有语言等能力的晚期智人，一波又一波地沿印度洋海岸线走出非洲，经北非、西亚而渐次进入了亚洲、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经过不断繁衍、扩散、竞争、发展，成为了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大约13000年前的最近一次冰期结束后，各地人类尝试培育、播种小麦、水稻等谷物，驯养动物，使用金属，发明文字，文明渐渐开始了。约5500年前，埃及尼罗河流域、中东两河流域首先出现了城市和青铜器文明，随后兴起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华夏中国文明、希腊爱琴文明等古代文明。

作为一种异养型、单性生长、个体脆弱的生物，人的天赋能力和天文、地理、气候、矿产、生物等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的不断增长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消费需要。孤立脆弱的个体如果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克服人的自身和外部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克服人的个体能力和地方资源的限制，在更大地区、更长时间利用各种来源的劳动和资源，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地持续创造价值。以中国文明为例，从其形成、发展到现代化，从古代的部落、皇朝到现代的国家，一直不是单一民族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性的分工、交流、竞争、融合的结果。即如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中国不只是地理、民族、国家的概念，更是宇宙、天下、文明的概念。

分工、国际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人类如何更大规模、更高效率地持续发展？在逻辑和经验上，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每个人、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一种基于知识的创新、扩散、应用的高效率、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消费满足。改革、开放的本质和内容是什么，创新、增长、满足如何克服个体和自然、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实现每个人、所有人的协同发展？其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人类的分工劳动或劳动分工，就是各种形式、各个地方的分工，就是分工的不断进化和扩展，就是基于分工的交换、竞争和合作，分工是交换、竞争、合作和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分工是指人们从事各不相同的劳动或工作，生产不同的产品或商品，或者完成产品或商品的不同部分或环节。分工可分为两类：个人、家庭、企业等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之间为生产不同产品或商品的社会分工，独立的家庭、企业、政府、军队等组织内的个别分工。社会分工是交换、竞争、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分工的基本形式。社会分工不仅在地区、国家内部展开，还在地区、国家之间展开。所谓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和人类文明这一命题，其内涵实际上是指分工劳动或劳动分工才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

对于劳动、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国际分工，从古代的柏拉图、色诺芬到配第、狄德罗、杜尔阁等人都给出了精彩的论述，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就把分工置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理论的基础性位置：“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进而提出了分工的三大作用：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免除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损失;劳动中的机械发明能够简化和节省劳动。换言之，分工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分工能够导致组织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分工能够导致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也提出，工场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表达了对分工的高度崇敬：“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开放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条件。分工是交换、竞争、合作的必要条件。分工以及交换、竞争、合作还应当是自由的、社会性、交互性的人类活动，必須打破文化、地理、国家等因素对分工的限制。然而，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国家性的习俗、道德、法律又限制了分工和交换，甚至出现了地方割据、小国林立的现象，某些国家内部还出现了地区、行业、民族之间的相互封锁现象。不同的、众多的社会主体如何能够参与分工，每一个分工者如何能够自由地、理性地参与分工，分工为何和如何出现、持续和扩展，分工如何通过交换、分配而实现效益？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仅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分工及其原由，而且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命题。由于国内开放、国际开放才能够保障分工扩展和经济增长，斯密还提出了国家改革、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争长期贯穿于各国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由此，劳动和资本在国内和国际自由流动和配置，分工在国内和国际不断扩展和进化，企业内的个别分工和合作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自由竞争、国际开放的社会分工劳动形成了迂回式生产、聚集经济、城市化和世界经济，这才能够不断降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本，全面提高劳动、资本的配置效率。为了促进国际分工和交换，我国古代曾经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16世纪地中海沿岸出现了自由贸易港等经济特区。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对于分工、竞争和全球化提出了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洞见：“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然而，资产阶级时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由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资本论》发表之后，人类迎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从国内的分工和竞争走向竞争和垄断，从国内竞争走向全球竞争。1991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更是打破了经历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森严疆界，确立了立法、货币和财政政策、外交的共同政策，实现了商品、劳务、人员、资本的自由流通，欧盟超越了各国分散改革、多头开放的自由贸易港模式，成为了跨国、超大的自由竞争、开放发展的经济体。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移动通信、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创新，国际分工和交换又呈现了新的特征，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主导的工业时代走向金融资本、知识资本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相应地，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措施，诸如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拥有国家资本和建立国家银行、逐步消灭城乡对立、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许多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部分国家还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义务教育，建立了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福利体系。

我国开放发展的阶段和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冲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是八方交通、三教并设、思想兼容、四民竞争的产物。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1949年以来的70年的我国发展过程，更是不断寻找、交流和吸收世界文化先进成果，探索、推进和优化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外部冲击、对外开放对于我国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30年的曲折開放。从逻辑和经验的角度，任何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应当是基于国内的知识、劳动、资本等各种条件和国际环境，在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支持下，通过全球性的分工和交换、竞争和合作，生产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和服务，最大化满足广大人们的消费需要。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以上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都为我国的社会分工、国际开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过早推行了非公有制经济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对外关系上从最初一面倒的中苏合作到后来的反帝反修，推行的主要是国内平衡发展、自力更生为主的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发展战略，这种虽迫于无奈但长期偏执的进口替代的经济型式，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之间应有的发展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这种经济效应几乎不为我们所认识和分享。相反地，我国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重复性、高消耗、低效益的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我国GDP占世界比例从1950年到1978年一直停留在5%，1978年我国人均GDP不足160美元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超过2000美元。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尽管如此，由于封闭、管制的计划经济未能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积累和稳定问题，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长期停滞，对外开放仍是我国弥补计划经济不足的一项重要政策。事实上，我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而中美代表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也开始了接触商谈，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恶化，我国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席位，1972年促成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中央陆续批准进口成套化纤、化肥、炼钢、化工等设备，1973年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我国还是开始调整了过去片面、被动的对外开放政策。

后40年的开放发展。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革发展过程，我国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对外开放推动的对内开放。后40年的开放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6年至1991年，开放发展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逐渐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封闭经济体制，重大举措包括：1977年提出了加速经济建设、扩大技术和设备引进的新跃进、洋跃进政策，宣布从1978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华国锋、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家领导人时隔20多年首次出国访问欧洲、日本，耳闻目睹了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进一步坚定了开放发展的改革决心。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先于对内改革而颁布第一部企业法，随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而面向国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迟至1993、1997、1999年才先后通过;同年7月，中央批准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出口特区，次年改为经济特区，由此揭开了我国开放发展的序幕。1980年，我国恢复了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4年，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我国开始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同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90年4月提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问题，我国逐渐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2年至2001年，开放经济体制的初建阶段。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地区发表不争论、大胆开放的讲话，8月中国与韩国建交，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4月，海峡两岸在香港、澳门基本法相继通过后开始和谈，两岸四地经济逐渐开放融合。1994年，对价格、企业、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全面改革。1999年，国内首批20家私营生产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国，我国从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初步转向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道路。

2002年到2016年，开放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基于成员国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原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未来15年的过渡期内，接受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的中国产业如果能够证明在制造、生产和销售（manufacture， production and sale）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时就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比较，否则就使用替代国的价格或成本。为了发展现代化、开放型经济，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继续提出发展全面开放的开放型经济。

我国开放发展中的问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基本转向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国内增长全面得益于世界各国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对外开放、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从国际形势上看，世界在力量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同时，也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技术进步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民粹主义活动兴起，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随着中国不断提高经济实力和2008年美国和世界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分工不断调整，国际竞争又趋激烈，欧洲议会2016年5月竟然以中国未满足欧盟有关确定市场经济地位的五个标准为由，决议不支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随后日本、美国相继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频繁发生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争端，美国进口关税率从2017年底历史低位的1.5%提高到了2018年底的3.2%，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也下降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3%。

自由贸易试点与大国开放经济

以自由贸易试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开放经济。但是，我国距离企业平等地位（国民待遇）、產权有效激励、市场统一开放、竞争公平有序、价格反应灵活、要素自由流动的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尚有许多不足，某些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有待落实。特别是2017年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了大国开放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那么，我国如何闯出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自由贸易试点，不失为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中介措施，以开放倒逼、促进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曾有自由贸易港之议，自由贸易港后来转身为我国的各类保税区。1990年9月，我国首次批准在上海浦东开发区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集自由贸易、出口加工、物流仓储及保税商品展示交易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体，实现商品、人员、商船关税豁免、自由出入。随后，我国建立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区，保税区数量到2018年达到135个，这些依法设立、境内关外、封闭监管、政策优惠的经济特区又称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3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赋予比世界贸易组织更加优惠的制度安排。2015、2017、2018、2019年，相继批准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三地，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地，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六地等总计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开放试点覆盖全国、多种开放形式并存的开放创新格局，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

自由贸易港性质的外高桥保税区1990年落户上海浦东，就带着冲击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的樊笼，引入国际通行、普遍有效的创新基因的改革初衷。2013年以来新一轮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目的依然是全面冲击、依法改革滞后性、不合理的各种体制。按照2018年《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为了全力推进制度创新实践，并将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复制推广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诸如服务业开放领域、投资管理领域、贸易便利化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改革事项，又包括特定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这些领域的制度创新还要有政府治理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相配套。到2016年，国务院依法调整了51项法规和某些审批事项，推广了100多条可复制经验。从今后看，通过将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地试点改革经验推广全国，消除国内的城乡、地区、行业、所有制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和做法，建成公平竞争、全面开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完成改革试错使命的经济特区、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也要退出中国舞台。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条件保障。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只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开放，建立公平竞争、全面开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还应当是为了全面推动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为了全面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此，我们还必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全方位、系统性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构建人民主体、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的民主法治保障。分工、交换的主体和动力是什么，开放、改革的主体和内容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已经概括了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再如我国宪法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坚持的，我国和世界发展经验所揭示的：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全面依法治国，这才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大国开放经济的根本保障。具体而言，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是为国内外居民、企业提供自由平等的发展条件，是为了平等有效地走出去和引进来;对外开放还内含着、要求着对内开放，国内的城乡居民、公私企业更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了每个人、所有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体现人民的意志，尊重人民的首创，只有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凡是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所有居民、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才能全面、深入、持续地激励每个人、每个企业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拥有各种资源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一定意义上，法律中的权利、自由与公平与经济中的分工、交换和开放在本体和实质上并无二致，拥有充分平等权利的个人才能有效地分工、交换和开放，未来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就是自由准入、充分分工、内外平等、公平竞争、创新推动、法治健全的市场经济、开放经济。

二是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和身体素质。个人、企业、国家之间的一切竞争在本质和根源上都是人的竞争，而教育和医疗是形成人的劳动能力或综合素养的基本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抽查数据，我国人口存在着以下几个严峻问题：（1）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趋于加速，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6.15%，远远超过国际通用的10%的老龄化标准。（2）人口的教育程度偏低，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为4.5年，2015年为9.4年，刚刚达到初中学历。（3）科学素质偏低，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仅占6.2%，2018年仅占8.47%。（4）健康水平有待提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待完善。（5）人口的民主、法治素质也存在着不足，社会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从国际经验上看，2010年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平均占比为74%，没有一个国家低于70%;1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平均占比为72%。然而，我国高中及以上人口2010、2015年仅占22.9%、27.8%，远远低于高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年限，居民现有的人口结构、教育水平、科学素质等难以满足国内发展、国际竞争的现代化建设要求。

三是全面提高我国的知识创新能力。据国家统计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统计，2017年我国专利、商标申请数量，远远超过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总和，其中工业设计、实用新型分别占世界的95%、50%以上，中文论文数世界第一，仅研究开发经费、SC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等居世界第二。不过，我国专利中缺乏实质性创新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多而发明专利偏少，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中仅有2.2%向境外提交国际专利申请;论文数量多而篇均引用次数偏低，有知识创新的论文更少;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大而人均水平偏低，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长期不足5%而欧美日韩大多超过15%。总之，我国基础性、前沿性、關键性创新能力依然严重不足，经济运行和增长效率不高，某些指标有恶化趋势，如1999、2009、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36.4%、67%、71.7%，2018年我国约生产、投入了全球钢材、水泥、煤炭的61%、58%、50%而生产了世界15.8%的GDP，我国只有华为、中集、大疆等极少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开始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创新能力是引领个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徐帅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美]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版。

[德]马克思、恩格斯，1997，《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版。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华社，10月18日。

陶大镛主编，2001，《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劳伦·勃兰特、[美]托马斯·罗斯基编，2009，《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由，2000，《大国经济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由，2015，《中国发展道路：条件、原则、方式与未来》，《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第1期。

[美]霍利斯·钱纳里、[以]莫伊思·赛尔昆，1988，《发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印]阿玛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