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转变与经验借鉴

【摘要】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受外部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动态的影响，经历了从“一维式”稳健参与WTO框架下多边贸易体制，到“多维式”积极快速推动跨区域、多边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转变，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表现出阶段性突出、战略目标清晰、积极主动、准确高效、高质量和高标准等特征。但在当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其自由贸易战略在各方博弈中也遭遇了各种挑战。因此，中国在全面开放格局下调整自由贸易战略，一方面可汲取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精华;另一方面需选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协议，坚持“积极参与，避免冒进”，坚持发挥智库和咨询机构的作用，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关键词】日本  自由贸易战略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WTO  FTA

【中图分类号】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05

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开始了新一轮战略部署与调整。经济领域，受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影响，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的呼声日渐高涨。因此，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很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调整本国的自由贸易战略。日本是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是新一轮自由贸易战略转变中最“亮眼”的国家，近期在推动本国参与跨区域、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过程中，一改原来一贯的谨慎姿态，表现出从“一维式”稳健参与WTO框架下多边贸易体制到“多维式”[1]积极快速推动跨区域、多边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明显转变，不仅成功促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日欧EPA）两个世界最大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生效，而且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也在仅有4个月的超短型磋商中传出“基本达成框架协定”的消息，[2]可谓“战果”累累。那么，日本转变自由贸易战略的动机是什么？哪些因素促使它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哪些特征？在当前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兴起、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博弈之际，日本彰显出的新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引起世界各方关注。

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与日本具有相似之处，且中日经贸关系十分紧密。因此，本文一方面旨在明确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动态、探讨其进程中的特点;另一方面意在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推动我国在全面开放格局下新的自由贸易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转变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外部动因与外部因素。第一，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签署的驱动。众所周知，二战后，国际贸易秩序建立在以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之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这一框架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战略。日本1955年加入GATT，期间长期奉行在以美国为首的多边贸易机制中发挥作用。1995年，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完整的多边贸易体系框架，GATT改组为包括货物、服务、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内容在内的更宽泛的世界贸易组织，它涵盖关贸总协定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成果，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但WTO框架下的诸多贸易谈判进程缓慢，百余个国家的利益难以短时间内达成平衡。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在WTO框架之外，欧洲、北美等地区先后出现了区域一体化动向。首先，欧洲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通过《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该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其次，以美国为首，开始积极参与和推动签署区域内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内也开始讨论转变“一维式”自由贸易战略，从稳健参与单一的多边贸易体制转变为“多维式”积极推动签署区域内、跨区域的多边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第二，源于日美同盟的特殊约束。战后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日美同盟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在政治、经济领域，日美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但是，两国的地位并非平等，由于日本为战败国的缘故，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处于主导国地位，尤其是当日本与第三国关系在战略上发生重大转变、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都会表达出异常的“关切”。因此，日本在亚洲区域内处理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中日韩等双边及多边关系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美国的战略意图显然是把日本作为在亚洲利益的代表，使日本既听从于美国又不能强大到超过美国。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组阁后，提出建立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并积极启动中日韩FTA谈判之时，美国的“关切”发挥了约束作用，不仅在背后助推、导致钓鱼岛事件爆发，直接使中日关系跌入长达七年“政冷经冷”的冰河期，间接也破坏了始于2009年顺利推动的中日韩FTA谈判。同时，美国不仅参与主导了当时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协议”（TPP）谈判，还拉拢日本参与其中，使日本结结实实地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和美国利益的守护者。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退出TPP谈判，但安倍政府却在政治、军事领域加强日美安保的掩护下，试探着继续推动着没有美国参与的CPTPP谈判，且最终获得成功。与此同时，日本还宣称为美国重返这一跨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预留空间。美国对日本有的时候“严厉看管”，有的时候又会“放松鼓动”，可见，美国对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影响是重大的。从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时美国对日本自由贸易的压制与约束，到30余年后这种来自美国的拉拢与鼓动，无一不彰显着美国“利益至上”的日美同盟关系的虚伪与扭曲。

第三，源于对中国崛起的警惕。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期，中国自此开始大踏步地融入经濟全球化。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陷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萧条的日本来说，形成巨大冲击。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就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在“雁阵模式”[3]中居于首位。因此，中国经济后来者居上的赶超型发展越来越令日本感到不安和焦虑，甚至参与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阵营。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10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或ABII），次年底，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2019年7月13日，亚投行理事会批准贝宁、吉布提、卢旺达加入该机构，至此，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0个。美国与日本基于对中国的“警惕”不仅没有加入亚投行，相反，却提出“亚太再平衡”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牵制中国”的战略。在由日本主导的CPTPP和日欧EPA两大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都有涉及对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这些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约束性条款。2012年，激进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其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转变发展战略，他们的一个突出目的非常明显地就是“牵制中国”，这四个字在近年来的日本媒体上几乎成为热门词汇。2019年8月28日，日本主导的第7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下简称TICAD），在日本横滨举行，来自非洲的5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对方国家债务过重就会妨碍大家投资的进驻”，这一说辞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非洲的巨额投资会引发债务风险的批评。日本1993年发起、每5年举行一次的TICAD是在与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框架下帮助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发展日本与非洲经贸关系、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项举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组阁后，日本政府又把它赋予了许多新内涵，使它成为日本国家战略不断调整中的又一新环节，正如媒体的报道“日本加强援非牵制中国影响力”[4]“兜售印太战略，瞄着一带一路：日本援非战略与中国暗中较劲”。[5]由此可见，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已在悄然形成中，包括自由贸易战略。

第四，源于韩国、东盟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的挑战。近几年，韩国经济发展缓中有升，企业竞争力逐年增强。日韩贸易结构显示，两国在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韩国一些行业赶超日本的势头非常迅猛。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韩国积极推动跨区域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希望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助力企业发展。进入21世纪后，韩国继2005年与东盟签署、生效FTA后，2011年韩国与欧盟的FTA、2012年韩国与美国的FTA、2014年韩国与加拿大的FTA、2015年韩国与中国FTA等都先后顺利签署并生效。这一来，韩国成为亚洲FTA签署国最多的国家。韩国如此积极快速地推动自由贸易战略的态势对日本形成了巨大压力和极大刺激。

长期以来，东盟一直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地和进出口对象区域。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就是在与日本产业对接和合作中成长起来的。当今，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加强，东盟市场不仅在亚洲，在世界市场中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重要工业化国家争相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域外的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十分重视发展对该区域的贸易与投资。此外，在战略利益上，由于东盟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在地缘政治中越来越凸显出重要的一面。中国“一带一路”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此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曾把其纳入其中，如今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更是把东盟许多国家拉入其中。在这种地缘政治与经济多重博弈的复杂背景下，东盟一直注重加强其自身的影响力，2002年，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该地区已经在对内和对外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对东亚其他国家也带来挑战。

内部动因与内部影响因素。一是尽快走出经济低迷，振兴经济。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专注于”经济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经历了投资拉动、贸易拉动、内需拉动的几个经济增长阶段，不仅使日本成为“世界工厂”，还使日本赶超了英、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源于造船、钢铁、化学、汽车、电子等产业在引进美国技术上的便利条件以及国内二次技术革新的成就;另一方面，可谓是源于“贸易立国”战略下自由贸易带来的机遇。但“自由贸易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日本经济进程中就有过深刻的教训。1985年，由美国主导签署的《广场协议》标志着为解决日美贸易摩擦实施的日元升值措施落地。《广场协议》规定，在两年时间里日元要从当时的1美元兑换278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换120日元。因此，《广场协议》是战后日本经济成长的转折点，日本遭遇来自美国的打压，日元汇率进入大幅升值轨道，日本经济不得不从原来的贸易拉动型转为内需增长型，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泡沫经济。但仅三年时间，泡沫经济破裂，大量不良债权产生，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中小企业破产激增，通货紧缩的特征显现，最终日本经济陷入战后最长的萧条和不景气，人称“失去的二十年”。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转变了自由贸易战略，开始积极推动“多维式”的多元化自由贸易战略。因为这不仅有利于解决贸易纠纷，避免贸易摩擦政治化，[6]还可以通过扩大外部市场振兴本国经济。有研究表明，日本经济萧条主要是由外需不足造成的。[7]

二是为“安倍经济学”助力。“安倍经济学”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为应对经济萧条高调颁布的一揽子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成败既关乎日本经济是否可以摆脱长期低迷，又关乎安倍政府政权的稳定，甚至也关乎安倍晋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因此，他们期待一个成功的“安倍经济学”，期待安倍政府成为“有为政府”的标杆。日本国内长期经济不景气下弥漫的悲观气氛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战略决策层从“保守谨慎”走向“积极进取”、从“防守”走向“进攻”[8]的一种力量。“安倍经济学”中提出“大胆金融、积极财政”的大型量化宽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振兴农业”等经济政策，从多方面采取了积极干预经济的模式。[9]但这些经济政策，最终要靠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驱动才能实现。目前，在日本国内消费市场仍然低迷、民间企业扩大投资动向仍不够强劲的背景下，拓展海外市场显得异常重要。据日本官方测算，CPTPP和日欧EPA两大市场可以为日本GDP提供超过一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可以提供近50万人的新增工作岗位，可以为广大中小企业主提供上万个创业机会等。因此，日本政府以更快、更高效的态势积极推动新一轮自由贸易战略的调整，这与“安倍经济学”具有密切关系。

三是为本国企业和农民利益寻求外部机会。在过去的20余年，经济全球化对日本企业来说，加强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地位，但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价值链中不断的嵌入，竞争环境日益复杂，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加。另外，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特点，日本农业一直处于竞争劣势，这往往使日本参与多边及双方自贸谈判时遭遇困难。农民是日本自民党的重要票仓，损害了农民利益对安倍政府政权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安倍政府在增加财政支出受限、不得不逐步降低对农业保护的同时，开始督促地方政府大力培育新型农业，加大对信息化、网络化等现代农业的投入，推广科学管理农业的新口号，试图让农业自身更好地适应市场化需求，助力农产品实现“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10]

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需要。经济利益往往与政治利益叠加，有时政治利益甚至大于经济利益的战略博弈，主要还是体现在日美同盟、亚洲主导权、中国崛起这些问题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也有实现“正常国家”的“大梦想”，为此，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在坚定地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面对习近平主席的“大国外交”路线、“一带一路”倡议等，安倍政府提出的“积极的和平外交”以及“自由开放的亚·太构想”等诸多战略转变也都突出了“盯住中国”“牵制中国”的色彩。因此，政治手段加经济出击，体现在国家自由贸易战略的调整中便不足为奇。

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特征及成果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表现出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日本贸易政策的灵活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灵活性使日本能够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诸多战略性成果。

阶段性突出、目标清晰。以1998年和2013年为界限，日本战后自由贸易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5～1997年），1955年日本加入WTO前身的GATT后，一直是在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多边体系的参与者，没有触及规则外区域性FTA。[11]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可以称之为是在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维护期。这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从高速发展到泡沫经济崩溃的跌宕起伏。

第二个时期（1998～2012年）可以称之为是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稳健推动期。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使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暴露出一定局限性。这之前的1994年，美国已经牵头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NFTA），且有把整个美洲进行整合、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设想。在此背景下，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出现变化，开始由WTO一边倒的维护多边体系向重视区域内经济合作倾斜。2000年，日本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在其颁布的《国际贸易白皮书》中第一次概括了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把目标锁定在四个较容易谈判的双边协议上，即东亚的日韩（JKFTA）、东盟的日新（JSEPA）、跨区域的日墨（JMFTA）和日智（JCFTA）。2001年小泉纯一郎强势组阁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外贸易战略，于2002年提出《日本经济活性化六大战略》和《日本的FTA战略》，2003年又提出成为日后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基石的《日本加强经济伙伴关系（EPA）的政策》[12]等重要文件，强化了以东盟和东亚为首的亚洲区域内及双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如自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EPA正式生效之后，2005年日本与墨西哥、2006年日本与马来西亚、2007年日本与泰国、2008年日本与菲律宾、印尼以及東盟之间的EPA都先后签署并生效，取得了稳健且丰硕的成果。

第三个时期（2013年至今）为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转变的积极推动及快速实施期。这一时期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目标转为区域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这一转变恰好出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抬头之际，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发动组建亚洲投资基础建设银行之际，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轰轰烈烈提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之际。我们看到，虽然2008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高调加入TPP谈判，并借此主导扩大了原有框架，但日本并没有马上跟进，直到2013年日本才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2002年，日本就出台《日本FTA战略》，[13]同年日本与新加坡经谈判签署了第一个FTA，并生效;这期间日本不仅已经与东盟签署区域FTA，而且也与其中的8个成员国又签署了双边EPA协定（2007年日印尼JIEPA），并着手启动中日韩FTA的谈判。但就在日本稳健推动以亚洲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达到几近高潮之时，政治层面的动荡破坏了这一大环境。日本国内，民主党野田佳彦上台执政，否定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主张优先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对外战略。中日关系这时也由于钓鱼岛事件爆发进入对立和互不信任期。野田佳彦执政一年零三个月由于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不得不下台。2012年12月，激进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组阁后，修订了日本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自由贸易战略的调整便是其中之一。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日本回来了”，其内涵是“日本将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推动者、海域共有理念的保护者以及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有效率的联盟者和伙伴”。[14]具体体现在新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向美国靠拢、牵制中国”，一边加强美日同盟在各领域的合作，一边在亚洲抢占地缘优势，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抢占亚洲资源，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不断产生的影响力，在各领域牵制中国发展，CPTPP、日欧EPA的签署和生效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积极主动、抓住机会。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陷入经济低迷，国内通货紧缩严重，对海外市场依赖严重，因此，扩大海外市场，改善贸易环境，加强日本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成为重要一环。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组阁后表现强势，如上述内容中已经提到的，安倍政府提出的一揽子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都放在“安倍经济学”中，显示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其中的量化宽松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对内刺激经济增长，对外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在对外出口方面，这次范围不仅局限于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工业品，甚至还包括竞争力弱势的农产品，实施了农林水产业“六次产业化计划”，提出2020年将“农业、林业和渔业及食品年出口额增加到5万亿美元”的目标。[15]安倍政府为了实现竞选期间的承诺，实现振兴经济的目的，这次的确拿出了“破釜沉舟”的精神，在对外区域合作领域方面，参与了由美方主导的跨区域多变化的TPP谈判，为迈向更广阔的太平洋、实现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走出了重要一步。也正是日本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和这种决心，才使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TPP谈判后，安倍政府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圆滑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紧紧把握住各层面的制度设计，快速成为推动区域自由贸易的主导者，实现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跨亚太地区的大型自由贸易谈判，并取得成功。这可以说是日本安倍政府契而不舍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无意间送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个礼物，这是安倍政府政权期待，但并没想到如此快速成为现实的一个成果。这一成果为在后面的对欧洲EPA谈判中增加了日本的谈判砝码。若从更高的层面解读，日本这次犹如华丽转身，不仅国际形象有所改善，在与美国关系上似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之前的美国跟随者到现在是否可以对美国产生影响的地步，[16]因为日本随时想把美国重新拉回到TPP中来，倘若这一愿景实现，日本在亚太的力量将更加凸显。

准确高效、成果显著。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对日本超越，对日本形成冲击。在东亚地区，中国、韩国积极推进各自FTA战略，中国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RCEP）协议取得成效，韩美FTA于2012年生效，中韩FTA当时也已启动谈判（2015年生效），而中日、日韩之间却由于经济安全和缺乏信任制约了经济领域的合作。[17]因此，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整体外交战略的转向，日本把新的自由贸易谈判伙伴锁定在域外的欧盟。当时，欧盟也面临欧债危机过后经济的艰难恢复期，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特别是遭遇到与日本同样尴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的“干扰”，导致欧盟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复杂。为此欧盟积极投入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赛程”中。欧盟在推进地区一体化中具有传统优势，也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它在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中，一边扩大欧盟势力一边寻求与其他经济体的优惠贸易安排，与日本顺利签署EPA便是成功的案例。

日本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彼此存在较好互补性，在战略和外交领域合作大于竞争，且双方倡导多边合作机制、维护多边主义。因此，在共同面临美国盟友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日欧经贸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在美国退出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TIP）后，日欧EPA的谈判在高水平上加速进行，甚至意欲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地带。

2013年3月，日欧正式启动自贸区谈判。2017年7月，双方就EPA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显示出双方希望向全球展现支持开放贸易的姿态。同年12月，日欧宣布EPA完成除解决投资争端外的其他谈判，再次加快推动的进程。进入2018年后，随着美国对日本和欧洲提出钢、铝产品征收特殊關税与各国贸易摩擦升级，同时，在美国又酝酿汽车关税之时，欧日双方均感到来自单边保护主义的压力。此时，双方经贸政策协调力度不断增大，日欧不仅均参加了在WTO框架下对美国钢、铝关税等措施的申诉，而且推动EPA的政治意愿进一步增强，这成为双方最终签署EPA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日本与欧盟为了尽快使EPA生效，都一再加紧在双方各自国会、议会上快速审议。据《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7月18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7日在日本首相官邸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本政府甚至在2018年秋季举行的临时国会上就通过决议，拟定2019年3月底该协议生效。可见，日本在日欧EPA达成的协议进程中，其谈判速度的高效率是少有的。该协议中，在关税领域，包括农林水产品和矿工业制品在内，日本方面将取消大约94%的关税，欧盟方面取消大约99%的关税。欧盟对日本生产的乘用车征收10%关税的规定将在生效后第8年免征。日本产汽车零部件也将有92%的品类免征关税。日本也将对欧盟产葡萄酒免征关税。针对欧洲产软质奶酪也制定了低关税进口框架，规定在双方协议生效的第16年免征关税。

开放度更高、质量标准更高。如上所述，从日本牵头已经达成的CPTPP和日欧EPA两项跨区域多边大型自由贸易协议的内容看，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这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市场开放度更高;二是质量标准更高。关税削减方面，一改过去对农产品市场的过度保护，在CPTPP和日欧EPA协议时，日本没有一如既往地对涉及到的个别农产品提出冻结条款或重新谈判的重大议题，这是日本态度转变的重要标志。尽管这在国内遭遇一定的反对声，但安倍政府在面向国内经济发展的“新成长战略”中已经有专门针对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应对措施。如前所述，在发展科技农业、智慧农业上面加大对农户的支持以及推动日本高质量农产品出口等措施。此外，在两个大型跨区域自贸协定中，日本自由贸易化率都达到95%以上，这被称之为是日本战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前所未有地放开。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协定在涉及服务、金融、投资、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众多方面发挥了从提议、疏导到落实的带头作用，且实现了高水平运作。日本甚至把这一“高水平、高质量”带到RCEP谈判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都与日本取得一致，认为“低水平谈判毫无意义”。可见，某种程度上，当下正在进行的RCEP谈判中，日本竟也成了“高水平的倡导者”，这种角色与日本成功签署CPTPP和日欧EPA不无关系。

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经验及启示

日本自1955年加入GATT，迄今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已逾60年。日本长期推行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战略，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本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近几年，在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经济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日本灵活地转变自由贸易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以下概括分析几点经验、教训及启示。

坚持多边为主、区域及双边同时推进的策略。在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背景下，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虽然都举起反对的大旗，但也都不放弃采取与美国沟通协调的对策。日本近期自由贸易战略的成功“转型”就证明，在全球经贸格局和规则迎来变化之际，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正施展浑身解数，以加紧战略布局赢取先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贸易规则下的受益者，自然应当处理好与美国的经贸博弈，同时，注重加强与日本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沟通，在WTO规则重构的进程中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

WTO是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当今中国不仅在涉及WTO改革中提供中国方案，还在积极维护这一多边贸易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区域方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存在APEC、曼谷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和正在推进的RCEP。双边的自贸协定，包括与智利、巴基斯坦、韩国等。因此，今后加快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显得更加紧迫。

坚持符合本国经济发展高质量水平的原则。日本虽然倡导“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水平、高质量”，但签署的CPTPP是美国退出后的内容，至少比原来少了22个条款，而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所要求的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务、中小企业方面的一些条款与日本国内的经济体量并不相符，尤其在市场开放度与规则融合落差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领域。日本是否存在为达到某种政治利益而过分迁就伙伴国利益的一面有待今后的经济数据证实。因此，日本高调参与并积极主导的跨区域经贸合作也会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所以，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协议应该是中国追求的最终目标。

坚持以亚洲为中心面向世界开放的路线。中国是亚洲大国，处理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邻国不能选择，只能相处”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的外交理念。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韩国等已经签署FTA，中日经贸关系最近也出现回暖迹象。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再次重回3000亿美元大关，同年10月26日，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论坛并致辞，同意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打开了中日经贸合作的新空间，也成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18]

自由贸易战略必定带有国家间博弈的色彩，甚至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如日韩之间、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常会导致双方关系失去信任。日韩FTA虽然在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中按照顺序，启动较早，但两国谈判没有成功，如今日韩的贸易摩擦还染上了“政治报复”的色彩。因此，要想在亚洲真正发挥地区主导者的作用，首先，必须建立本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其次，面向世界坚持开放。中国已经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贸区更大主动权，包括进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等新政策。自由贸易港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在于可以发挥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以及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解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关境间货物流动的贸易便利化问题，[19]这些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举措成果可期。

坚持“积极参与，避免冒进”的方针政策。避免过分重复的优惠贸易安排和叠加效应带来效率降低的风险。每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中都有根据两个及多个协约国协商而成的制度和原则，内容复杂且细腻，越是高级水平的协定越具有这一特征。因此，相互交叉利用协定优惠时难免容易产生混乱，甚至相互冲突。[20]因此，也需要认真考虑“积极参与，适当整合”的策略。如在日本积极快速推动下签署生效的CPTPP中，仍有四个成员国并没有按照协议规定完成自己国家内部政府的审批手续，其中像马来西亚，在总理马哈蒂尔上台后就明确指出协议条款中存在对马来西亚不利的内容;还有像越南劳工问题;文莱煤炭服务业开放及投资保留措施;加拿大的文化例外问题等，可见，虽然协议已经签署生效，但在并没有充分讨论和平衡参与国家利益状况下的协议往往会导致效率降低的风险。从这个层面上看，目前虽然也有声音呼吁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积极参与CPTPP，认为加入CPTPP有助于推动中国在亚太战略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可以加大对“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力度等，但中国现在集中精力推动RCEP谈判并争取年内结束应是首要工作，过度重叠的加入是否会出现“冒进”的风险，须慎重考量。

坚持发挥智库和咨询机构的作用，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国际贸易秩序治理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下，跨区域、多边及双边贸易正日益走向成熟化，但这是否也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和权威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中国自身如何应对这一多变的世界贸易局势？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如何提供让其他国家认可的中国方案？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如何协调众多国家的利益？如何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诉求等都是摆在中国面前的课题。中国主张多边协调的贸易自由化原则，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主张在WTO框架范围内解决贸易争端及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中国也在推进跨区域、双边及多边贸易谈判，这一进程中必须要有充分准备，各层面的认真研究比任何时期都重要。日本在贸易自由化战略中取得的进展和获取的优势，与国内知识界、政府智库以及企业咨询机构长期关注和开展研究密切相关，特别在博弈论的运用方面成果突出。近几年，中国自上而下各部门、各机构纷纷成立积极为政府谏言献策的智库，拿出了不少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也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智库也存在短板，对别国研究不透、不深。对日本、美国、英国、欧盟这些重要的经济体一定要从其国家历史、国民性等根源上去研究，才有可能为巨变下的国际局势把脉，为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咨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中国的古训，也是人类的智慧。

注释

[1]“一维式”和“多维式”：前者指在WTO框架下一边倒的、单一的维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方式;后者指除WTO之外，在区域内、区域间多边以及双边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是一种非单一的、多元化的自由贸易协议。

[2]《日美贸易谈判达成一致》，《朝日新闻》，2019年8月26日。

[3]“雁阵模式”指的是日本学者赤松要、小岛清等一桥学派学者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结合以延长一国的产业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它最早应用于日本，后传播至“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亚洲，出现了以发达国家日本为雁首，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等梯次跟进，排成似大雁飞行的阵势发展工业，实现本国经济腾飞。

[4]《日本加强远非牵制中国影响力》，《参考消息》，2019年8月30日。

[5]《兜售“印太战略”瞄着“一带一路”：日本援非战略与中国暗中较劲》，《参考消息》，2019年9月1日。

[6]刘昌黎：《日本自由贸易战略浅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7]张乃丽、刘巍：《日本“泡沫经济”成因的逻辑判断与统计分析（1985～1991）》，《现代日本经济》，2013年第2期。

[8]贺平：《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

[9]张乃丽、蔡俏：《“安倍经济学”传递机制中的企业投资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10期。

[10]张乃丽、欧家喻：《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分析：以1970～2014年的日本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11]范斯聪：《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无奈转变：过程与战略动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6期。

[12]EPA是以削减关税为主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基础上，在更宽泛领域展开贸易合作的一种自由贸易协定，称之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它包括削减关税、服务贸易、投资协定、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https：//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index.html。

[13][日]浦田秀次郎：《日本の戦略》，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年，第5頁。

[14]范斯聪：《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无奈转变：过程与战略动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6期。

[15]http：//www.maff.go.jp/j/shokusan/sanki/6jika.html.

[16]贺平：《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

[17]黎純阳、崔健：《经济安全主导下的日本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其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18]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0/20181002800324.shtml.

[19]彭羽、沈玉良：《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目标模式》，《亚太经济》，2018年第3期。

[20]马建军、付松：《基于美欧经验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5期。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