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注重话语权引领

苑秀丽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基于历史经验和制度全局，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作出最新部署，是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精神新指导。中国应该注重国家治理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坚持我们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  话语体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0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全会公报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示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但是，如何让世界准确理解和真正认同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的思想主张和话语体系还有很大的影响，在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中国的国家治理与西方国家治理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误读以及分歧。考察、分辨这些误读与分歧，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则立场、思想主张为指导，厘清和破除这些思想误区，阐述我们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对于我们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的定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但是，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应该向西方的国家制度看齐;西方国家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西方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理想的，是“好制度”“好政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应该以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为方向进行国家治理建设;“一党制不民主、多党制才是民主的”“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等。这些主张在我们国家一些人那里很有市场，却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要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向歧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搞了西方的那一套并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稳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的结果是：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尤为关系根本、关系全局。在中国，移植而来的“飞来峰”式政治制度必然行不通。“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吸纳了西方关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治理等理念和制度的积极探索和有益成果，但与此同时，中国从来不是全盘照搬、随波逐流。“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1]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用事实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取得的成功显示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充分汲取了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制是行之有效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基于历史经验和制度全局，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等等。全会的概括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有利于维护好这些制度。这是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密钥”，只有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拥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推动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新起点。我们要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政治稳定”

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度肯定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一些人却因此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落后于经济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反对这类看法。他指出：“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间，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方面改了，哪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2]这一判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有学者指出，从世界的大视野也可以看到这一规律，“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历经奴隶制的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始终沒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那些动辄折腾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会迅速搞垮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3]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结构，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政治制度乱了，国家的存在就难以为继。“苏联解体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而美国历史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4]一些国家在面临经济、腐败等问题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选择从政治制度改革开始，期盼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解决问题，但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反而造成国家陷入全面危机。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优于西方“轮流坐庄”的多党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这优于西方的议会制;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优于西方的选举制。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把党的领导切实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去国家化”“去政党化”的西方治理理论行不通。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受到国内一些人推崇，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去除或者弱化政府权威，弱化政治权力，主张多主体、多中心治理，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共治。如何理解西方的“治理理论”呢？有学者指出，“西方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的，因此，其取向于‘社会中心主义，希图在政治管制和政府管理之外，超越市场和政府，通过第三种力量即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治机制，达成理性有效的治理。”[5]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发展矛盾提出了对政府管理方式和机制变革的要求，这是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基础。国内一些人对西方“治理”理论的错误解读，以及出于立场的分歧等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理解的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向了“去国家化”“去共产党化”。[6]一些人质疑和挑战国家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认为竞争性选举才有合法性，执政党只有经过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

在中国，一些人将民主与选举划等号，认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才是合法性政治，而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在程序民主下实际上是无效治理。从“选举式民主”到“合法性”都是程序性的范畴，这些程序性的合理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其背后的实质。从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可以看到，西方选举式民主就是“党争民主”。党派之间的分歧和争斗必然会加剧固有的社会分裂。现实与国内一些人信奉的“完美西方治理图景”相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国家遇到了治理难题、一些实行了竞争性选举的非西方国家反而陷入了治理困局，比如，一定意义上，印度的选举式民主更加加剧了印度的政治无序。西方式所谓民主、选举、程序公正导致的问题比比皆是。

面对一些质疑和攻击，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的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党的领导切实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和健全各项制度，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这次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在5000多字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中，“制度”一词出现了77次之多，全会提出了中国治理的时间表：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结语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党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扎根于中国大地，不断取得治国理政新成就，让我们欣喜的是，在国家治理问题上，我们正在形成引领性的话语权。

在本世纪，“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的话语。中国充分关注并吸纳世界的先进成果，同时批判“拿来主义”，批判作为“拿来主义”产物的流行错误理论。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在国家治理建设过程中消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民主、治理等问题上无所不在的影响，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这对一个执政的大党、大国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不能用一些西方的理论检验中国。要围绕国家治理展开各个层次、多个角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和治理话语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新表述已经形成自己丰富的话语内涵，从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国家治理话题已经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释义、进行阐述，“用‘国家治理与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对话，不但能使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中国，也更能彰显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7]

但是，话语权建设依然是一项挑战。一些流行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观点依然是来自西方的，依然影响着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的理解和评判。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概念为尺度衡量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成效，这就难以对中国作出客观评价。中国思想界亟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当今许多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保持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保证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不被釜底抽薪。从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可以看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有效革除西方错误思想主张的影响，进一步凝聚共识、塑造共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涵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多个领域，这些都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些显著优势的概括将进一步增强将治国理政建设推向新高度的制度自信和蓬勃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期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高超的国家治理智慧。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回顾和展望，可以看到，过去中国的国家治理成绩，已经使来自西方政治中的概念、逻辑受到有力挑战，有效化解了其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将不断以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凝聚人心，引领话语体系！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3]杨光斌：《中国制度优势：权威民主法治的有机统一》，《学习月刊》，2017年第8期。

[4][5]杨光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人民论坛》，2017年第25期。

[6]参见杨光斌：《政治思潮是世界秩序形成的“基因”》，《北京日報》，2019年7月29日。

[7]杨光斌：《用“国家治理”引领时代的话语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北京日报》，2014年8月4日。

参考文献

杨光斌，2019，《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3期。

王绍光，2018，《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第2期。

王浦劬，2014，《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