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溥的骈文批评及其文论史意义

杨志君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张溥(1602～1641)是古代第一大文人社团复社的领袖，后来又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可谓晚明极为得势的风云人物。其诗文创作皆可观，《七录斋集》为其代表作，在当时影响甚大。友人陈子龙在《七录斋集序》中说：“夫天如之文章，天下莫不知其能。”[1](P338)《明史·文苑传序》将张溥与钱谦益、艾南英、陈子龙并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矮，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2](P4883)由此可见张溥在明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张溥除了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批评家。他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并于各集前撰写题辞。这些题辞，可视为张溥对汉魏六朝诗文的批评材料。学术界对张溥的文学创作以及诗歌批评、散文批评皆有较充分的论述，①但对张溥的骈文批评，却鲜有论及。而张溥对汉魏六朝作家文集的题辞中，多次谈及自己对骈文的看法，从中可提炼出其骈文理论，本文拟对此作一阐发。

一、“中情深者，为言益工”

骈文讲究对仗、藻饰，语言华丽，以文采见长。张溥对骈文的文辞华美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原叙》中说：“两京风雅，光并日月，一字获留，寿且亿万。魏虽改元，承流未远。晋赏清微，宋矜新巧。南齐雅丽擅长，萧梁英华迈俗。总言其概：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风骨，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人但厌陈季之浮薄而毁颜谢，恶周随之骈衍而罪徐庾，此数家者，斯文具在，岂肯为后人受过哉？”[3](P2)可见，张溥对两汉的赋、魏晋诗文及齐梁骈文，皆有肯定，并为以骈文见长的徐陵、庾信受到批评而辩护，认为追求文采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过程。更何况，这段文字本身就是以骈偶的形式写的，更见出其对骈俪的肯定。不过，从其评江左名流“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可窥见其置“质”于“文”前，也就是在文质关系上，“质”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

在张溥的语境里，“质”指的就是情感。他在《王詹事集》题辞中写道：“昭明哀策，中朝嗟赏，然辞丽寡哀，风人致短。东汉以来，文尚声华，渐爽情实，诔死之篇，应诏公庭，尤矜组练。即颜延年哀宋元后，谢玄晖哀齐敬后，一代名作，皆文过其质，何怪后生学步者哉。”[3](P308)张溥这里指出王筠为昭明太子写的《哀策文》，虽然文辞华丽，但缺乏哀情，故少“风人之旨”。可见在张溥看来，真情实感是第一位的，文辞华美是第二位的。而他对于东汉以来的追求声律藻缋而缺少真情实感是不满的，甚至批评颜延年《宋文皇后哀策文》、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虽是名作，却“文过其质”，也就是虽有文采，却缺乏真情实感，那也是不可取的。可见，“质”指的就是真情实感，“文”就是文采；“质”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在《沈侍中集》题辞中，他又说：“劝进三表，长声慷慨，绝近刘越石，陈情辛宛，又有李令伯风。至《为陈太傅让表》，义正辞壮，即阮嗣宗上晋王笺，曷加焉。恭子隽才，雅慕忠孝，冒危履险，情深指哀，过殷墟而箕子涕，睹风木而吾丘泣，所处然也。”[3](P337)张溥认为沈炯的《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三表“长声慷慨”，与刘琨的《劝进表》相仿；其《请归养表》委婉而辛酸，有李密《陈情表》之风；其《为陈太傅让表》“义正辞壮”，可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牋》相媲美。在此基础上，张溥进一步指出沈炯的骈文“情深指哀”，哀婉感人，突出的便是沈炯文章情感深挚的特点。

在《江醴陵集》题辞中，张溥评价江淹道：“身历三朝，辞该众体，恨别二赋，音制一变。长短篇章，能写胸臆，即为文字，亦诗骚之意居多。余每私论江、任二子，纵横骈偶，不受羁靮……而晚际江左，驰逐华采，卓尔不群，诚有未尽。”[3](P279)张溥指出江淹《恨赋》《别赋》在音韵上的变化，及其继承诗骚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他认为江淹、任昉的骈文不受对偶、声律的限制，能够纵横捭阖，写其胸臆。他还批评江左文士追逐文采，虽然亦“卓尔不群”，但缺少江淹的“纵横”及“胸臆”，故认为“诚有未尽”。张溥认为骈文的写作要“能写胸臆”，应该“纵横骈偶”，无疑还是以情感作为文辞之根本。而在《庾开府集》题辞中更是直接评价庾信的骈文是“辞生于情”，并以之作为庾文独优的地方，更可见其对情感的极度重视。

不过，张溥不仅批评骈文持“辞生于情”的观点，在批评散文乃至诗歌时，皆以情感深挚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其在《谢宣城集》题辞中说：“集中文字，亦惟文学辞笺，西府赠诗，两篇独绝，盖中情深者为言益工也。”[3](P251)张溥推重谢朓的诗歌《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与骈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情深”。在《夏侯常侍集》题辞中又云：“《周诗》上续《白华》，志犹束晢《补亡》，安仁诵之，亦赋《家风》，友朋具尔。殆文以情生乎？”[3](P121)张溥对夏侯湛的《周诗》，及潘岳读该作后所赋之《家风》，并为推崇，并提出“文以情生”的观点，可见张溥是把情深作为骈文与诗歌共同的标准。而在《刘伯宗稿序》中，张溥评应社诸子之散文：“序应社诸子之文，则气动辞数，思常有余。盖亦性情之系，不可类托者也。”[4](P136)可见，张溥认为散文也应该“辞生于情”。

张溥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批评观念。张溥的骈文创作虽然不多，但少数几篇骈文却是“辞生于情”的体现，如《赠大理卿制》，虽是代作，篇幅不长，却具有抒情小赋的特点，周钟眉评道：“四六之文，贵议论，贵丰骨，非徒华美也。天如诸作，仅以酬应而声律清和，字句香洁，其思长，其骨古，便为韵言开辟，才真不可测也。”[1](P531)所谓“丰骨”，所谓“思长”，指的便是篇中的情思绵长，表达了皇帝对大理卿祖父的深切怀念，及对大理卿的勉励之情。而张溥的散文创作，更体现了“情深”的特点。如《王慎五稿序》先叙述未见王慎五前，对其已神交已久；再叙与王慎五之见面，及两人默契相得之乐。行文自然，对友人的深挚情感溢于文字之间。正如周钟所评：“他人之为文，文而已。天如之为文，无非情也。情弥长则文弥曲矣。”[1](P401)《刘公子像赞》周钟眉评：“语不多，而情已甚。”[1](P520)《礼质序》眉评云“奋谈著作，不觉情至”。[1](P381)而其名篇《五人墓碑记》，更是慷慨激昂地歌颂了生于编伍之间的五位烈士，对他们“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读来让人神旺。

二、“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

张溥认为情感是文辞的根本，而深挚的情感用恰当的文辞表现出来，便会有一种“生气”。他在《庾开府集》题辞中说：“(庾信)文与孝穆敌体，辞生于情，气余于彩，乃其独优。”[3](P365)这里指出庾信骈文的特点是“辞生于情，气余于彩”——文辞是从情感中生发出来的，是刘勰所说“为情而造文”；文气溢出于文采，也就是说他的骈文不只是追求文采，还具有文气之充沛，文意之畅通，并认为这是庾信骈文优于其他人骈文的地方，可见其对骈文的文气是十分重视的。

张溥认为有“生气”的骈文便是“俊物”。他在《徐仆射集》题辞中又说：“余读其《劝进元帝表》，与代贞阳侯数书，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至羁旅篇牍，亲朋报章，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代马越鸟，能不悽然？然夫三代以前，文无声偶，八音自谐，司马子长所谓铿锵鼓舞也。浸淫六季，制句切响，千英万杰，莫能跳脱，所可自异者，死生气别耳。历观骈体，前有江任，后有徐庾，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他家学步寿陵，菁华先竭，犹责细腰以善舞，余窃忧其饿死也。玉台一序，与九锡并美，天上石麟，青睛慧相，亦何所不可哉？”[3](P333)张溥这里指出徐陵的《劝进元帝表》《在北齐与杨仆射书》《与宗室书》《与梁太尉王僧辩》等骈文，是感慨兴亡、声泪并发之作，所以有“生气”，而徐陵同时代人(除了江淹、任昉、庾信)的骈文只知道学步寿陵，缺乏真情实感，故无“生气”，因而不能称为“俊物”。

张溥有时把骈文的“生气”称为“逸气”“壮气”。他在《任彦升集》题辞中说：“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齿，生意尽矣。居今之世，为今之言，违时抗往，则声华不立，投俗取妍，则尔雅中绝，求其俪体行文，无伤逸气者，江文通、任彦升，庶几近之。”[3](P293)可见张溥反对掇拾古人之辞以追求辞采，认为这样会丧尽“生意”，也就是缺少生气。他反对违时抗往、投俗取妍，认为骈文既要有声华之美，又要具备雅正之格，同时还不能伤“逸气”，也就是要有飘逸之气。而骈文不伤“逸气”的作者，在张溥眼中只有江淹、任昉两个人。他在《王宁朔集》题辞中又说：“齐世祖禊饮芳林，使王元长为《曲水诗序》，有名当世，北使钦瞩，拟于相如《封禅》。梁昭明登之《文选》，玄黄金石，斐然盈篇，即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其焜燿一时，亦有由也。”[3](P284)张溥指出王融的《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即便语多骈俪，但“壮气不没”，所以它才能在当时十分显耀。可见他认为好的骈文应有“壮气”。

张溥不仅认为骈文要有文气，认为散文乃至诗歌都要有文气。他在《冯曲阳集》题辞中说：“其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叙、官录、说策五十篇，遗逸者多，即今所传，慷慨论列，可谓长于春秋。夫西京之文，降而东京，整齐褥密，生气渐少。敬通(即冯衍)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起扬眉抵几，呼天饮酒。”[3](P37)张溥赞扬冯衍之文直抒胸臆，具慷慨之气，善于属词比事。他对东汉之文有所不满，认为东汉之文虽然文辞更缛丽，但缺少“生气”。可见张溥认为不管是骈文还是散文，都不能缺少“生气”。他在《挚太常集》题辞中又说：“东堂策对，其平生致身之文，中少壮气，沿为卑响，靡靡之句，效者益贫。”[3](P150)张溥指出挚虞策对之文，缺少“壮气”，徒有文采，以致于格调贫弱，可见其心目中“壮气”比文采更重要。他在《孔少府集》题辞中还说：“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耶？”[3](P57)张溥认为东汉文章都过于拘密，只有孔融的诗文富有豪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可见，在张溥眼里，诗歌与文章一样，都是不能缺少文气的。

张溥甚至把“气”与人的性格联系起来，认为“气”是人的一种宝贵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盛气”之人，方能写出有“生气”之文。他在《徐复生稿序》一文中说：“天下深巨之事，非有气者莫为也，况文字乎？吾友复生，士之颠然盛气者也。其为文周折规矩，行安节和，读之有《采齐》《肆夏》之思焉。……夫人所贵乎气者，非其动之谓也。……今之文人弗模弗范者有之矣，类非能特立者也，窥其中索然而干，则亦无有而已矣。使治气焉，必无是患。……复生之文，廓乎远翔，上扰云气，徘徊数处，不离其本，惟其治气者善也，治气者无衡气焉，是以大全其说，又在庄子之言鹏鸟也。”[4](P344)他认为只有有“盛气”的人才能完成“深巨之事”，才能写出好文章，而徐复生乃“士之颠然盛气者”，所以他的文章就如大鹏展翅，直穿云霄，具有一种飘逸恢廓之美。由人格到文章的风格，这体现的是一种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张溥的文章也是富有“生气”的。周钟在《七录斋集序》中这样评价张溥之文：“至其援笔为文，气高风逸，……体含自然之华，动有烟云之气，诚文家之乐事，间代之逸才矣。”[5](P252～253)指出了张溥的文章“气高风逸”，有“烟云之气”。陈子龙在《七录斋集序》也说：“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彼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1](P338～339)指出张溥的文章“逸不逾道”，即具有“逸气”，但又没有偏离儒家仁义之道。张采褒扬张溥之文云：“古文之难，难于音节，其一种亢壮顿挫激昂生气，惟韩欧能之，今仅见天如耳。”[4](P127)指出张溥的古文有亢壮顿挫激昂生气。这些评价大体上是符合张溥文章实际的。

三、张溥骈文批评的意义

张溥对骈文华美的文辞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踵事增华符合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相比于文采，他更重视的是情感的深挚及表现于文章中的“生气”。

“辞生于情，气余于彩”，这种观点其来有自。战国时期屈原提出“发愤以抒情”(《九章》)的看法，西汉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的观点。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亦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6](P212)这里的“辩丽本于情性”，意思跟“辞生于情”几乎等同。刘勰又说，“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6](P214)“繁采寡情，味之必厌”。[6](P216)指出情感是文辞的根本，不能一味追求文采而寡情忽真，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中唐时期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北宋时期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命题，而明代前期薛瑄也有类似的表述：“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词》、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7](P648)再加上李梦阳的“情真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以及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将明代文学重情理论推向高峰，故重情之说成为晚明文人的普遍主张。[8]可见张溥的“辞生于情”远绍屈原，近承李梦阳诸子。

张溥对“文气”的重视，亦有渊源。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浩然之气”，不过它主要指的是一种道德修养，尚未用到文学批评中。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看法，把“气”分为清气与浊气两种，认为它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力强而致”；还指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9](P113)表明曹丕已经自觉地运用“气”来品评当时的诗文了。而齐梁时的刘勰也多次提到“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气有刚柔。”[6](P189)《声律》篇又说：“声含宫商，肇自血气。”[6](P222)在刘勰看来，“气”或“血气”，是人天生的气质，它的刚柔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刚柔。《才略》篇云“孔融气盛于为笔”[6](P318)，“阮籍使气以命诗”，[6](P321)《明诗》篇评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6](P31)表明刘勰也把作家气质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丽辞》篇又云：“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6](P238)他认为，运用骈偶，贵有奇气异采，如果词句平庸，会让人昏昏欲睡。这些表明刘勰已经自觉地运用“气”这个概念来批评诗文。唐代韩愈针对古文的创作提出“气盛言宜”，侧重也是作家的道德修养，但他把气与文勾连了起来。张溥的“气余于彩”或“以生气见高”，应是吸取了上述文论家的观点，并把它自觉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

可以说，“辞生于情，气余于彩”的观点并非张溥的原创，张溥的贡献就是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具体的骈文批评当中，而之前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骈文这一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际，鼎盛于齐梁之间，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及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古文运动，骈文渐趋衰落。到了元明，骈文一度陷入低谷。杨旭辉说：“从唐宋直到明末，骈文既没有出现经典作家，也没有经典的名作传世作品。”[10](P24)台湾学者张仁青的《中国骈文发展史》从先秦写到清代，两宋之后便直接跳到清代，元明两代的骈文未立章节，仅于第九章《清代骈文之复兴时期》第一节《缀语》的首段略加说明。骈文创作在明代处于低谷，骈文批评自然也难以兴盛起来，只有王志坚的《四六法海》、蒋一葵的《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隽》，以及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值得一提。而前两部著作在骈文方面的价值，学界已有关注，但对后者中所包含的骈文批评，学界却有所忽视。比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其对张溥的论述着重于其“宗经复古”，认为张溥编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体现了其“兴复古学”的主张，指出“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是其品题百三家集的标准，“‘吐华含实’，故不废齐梁；‘先质后文’，则尤重汉魏”[11](P575)。该著把张溥归入应社、复社一派，对其评价道：“这一派以通经学古为宗，重视人品学问的修养，重视事功，故政治色彩也最浓，而文学观点则不甚鲜明。”[11](P567)对张溥的骈文批评没有展开论述。从其评语“文学观点则不甚鲜明”来看，可以说该著对张溥的骈文批评基本是忽视的。

在古代文论史上，“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后来便形成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文以载道”是古文的重要命题，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直到新文化运动对其展开猛烈的抨击，这一命题便不大提及。而“文气”这个范畴，针对的对象主要还是古文。张溥把诗学领域的核心范畴“情”与古文领域的重要范畴“气”运用到骈文批评中，并把它们作为评价骈文的核心标准，这对历来只重视骈文的对偶、声律、藻饰、用典等形式而忽视其内容，是一种纠偏。虽然张溥最重视的是质实的汉魏诗文，但他对重文辞的六朝骈文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六朝的骈文进行具体的评析，还在自己的创作中骈散兼融——这从前引《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原叙》一段文字就可见一斑了，这其实与清代中期的“骈散合一”论是相通的。

更重要的是，张溥的“气余于彩”的观点，在骈文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虽然提出骈文需要有奇气，但他并未把“气”运用到具体的骈文批评中。在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上，第一个自觉地运用“气”来评价骈文作品的，当属张溥。骈文最初被称为“四六”，到宋代才有专门的骈文批评著作，以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为代表。《四六话》中也运用了“气”这个概念，如《四六话·序》云：“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12](P942)又说：“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凡此之类，皆以气胜与语胜也。”[12](P951)从文中的语境来看，王铚笔下的“气”主要是指彰显庙堂气象森严的“朝廷气象”，而不是“文气”。而谢伋的《四六谈麈》中几乎没有“气”的概念。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主要是谈论辞章技巧，属于“辞章之论”，还没有对于文气的自觉关注。这正如莫道才所说：“总的来看，从宋代《四六话》《四六谈麈》开始有正式的四六话后，骈文文论的核心话题是骈偶句法，基本停留在具体的骈句的点评和讨论上，或者偶尔涉及章法的话题，偶尔提到‘气’但并没有进入理论层面。”[13](P121)莫道才认为“气”进入理论层面，是从清初蒋士铨的《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开始的[14]，这其实忽略了张溥这位骈文“气”论的先驱。

清代关于骈文的“气”论文献非常多。蒋士铨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总论中说，“气静机圆、词匀色称是作四六要诀，今之作者气不断则嚣，机不方则促，词非过重则过轻，色非过滞则过艳”“四六不可无才，然虑其为才累；四六不可无气，然虑其为气使；四六不可无雕琢，然虑其为雕琢所役；四六不可无藻丽，然虑其为藻丽所晦”。[15]蒋士铨把“气静机圆”作为四六的要诀，并提出“四六不可无气”，已经从理论上指出“气”对骈文的重要性了。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亦说：“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16](P597)李兆洛在《骈体文钞·自序》中也说：“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途，可以知文焉。”[17](P629)阮元在为孙梅《四六丛话》写的《后序》中褒扬欧、苏、王、宋：“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18](P3)类似的文献不胜枚举，这里只是列其要者而已。到了晚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提出了“潜气内转”说，这是对骈文“气”论的总结与升华。

综上所述，张溥的骈文批评对传统文论有所承继，其把情感置于第一位，又重视骈文的“生气”，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以往(主要是宋代)过于重视骈文形式技巧的弊端。张溥重视质实的汉魏诗文，但对六朝的骈文并不偏废，对骈文作品加以具体的评析，多有肯定，且把骈偶运用到自己的骈文批评及文学创作中，显示其骈散并存的开阔胸襟。而其把“气”这个概念自觉地运用到骈文批评中，更是开创了骈文的“气”论，成为清代骈文“气”论的先声，其意义不容低估。

注释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莫真宝.张溥文学思想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陆岩军.张溥研究[D].复旦大学，2008.陆岩军.论张溥的散文观[J].兰州学刊，2015，(5).陆岩军.论张溥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