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我国的翻译与研究

张健

(枣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15岁开始文学创作，一共创作了30余部作品，代表作有《莫斯卡特一家》(The Family Moskat，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The Magician of Lublin，1960)、《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1957)、《羽毛的王冠》(A Crown of Feathers and Other Stories，1974)等。辛格也凭借这几部代表作荣获很多大奖，包括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Newbery Medal)、美国全国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最终1978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登上文学事业的巅峰。纽约及佛罗里达各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波兰把每年的5月23日定为比尔戈雷镇的“辛格日”。

辛格作为犹太作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用意第绪语(Yiddish)创作，聚焦犹太教的经典和宗教仪式以及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叙事艺术高超，思想内涵深刻，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必要全面梳理辛格在我国的翻译与研究，展示成果，指出不足，以便为我国犹太文学研究提供更为明晰的思路和有益的鉴借。

一、辛格作品在我国的翻译

自长篇小说《莫斯卡特一家》(1950)和首部短篇小说集《傻瓜吉姆佩尔》(1957)问世以来，辛格开始引起包括《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内的诸多媒体的关注，其作品也随之被译成50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逐渐被更多的读者所认识。辛格的很多作品也被译成了汉语，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也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对此做一简要梳理。

1979年10月，鹿金、吴劳、杨怡合译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该小说首次被翻译成汉语，值得注意的是，在译本《序》里，译者以《辛格和他的〈卢布林的魔术师〉》为题，对辛格作了在当时最全面的介绍，扩大了辛格在我国的影响力。其他译本还有任小红汉译本(2012，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0年9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傅惟慈、万紫等多名译界名人操刀的《辛格短篇小说集》。这部精选的小说集第一版印了九万册，内容基本上包括了辛格短篇小说汉语译本的精华。

2002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台湾顶级童书创作人郝广才编译的《海乌姆村的鲤鱼》，这是该社出版的《大师名作绘本》丛书之一，该绘本系列囊括了41位文学巨匠的50本经典短篇，聘请了郝广才、林海音等28位著名作家翻译缩写，而且邀集42位来自18个国家的、曾荣获过各项国际绘本大奖的杰出画家配图插画，呈现了世界一流水平的文学与绘画的完美结合，精彩地诠释了大师的名作。

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万紫等翻译的《傻瓜吉姆佩尔》(插图本)，本书收入广受读者喜爱的《傻瓜吉姆佩尔》《玩笑》等27部短篇小说，是该社20世纪外国名家精品插图本系列。

2010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傅晓微翻译的《在父亲的法庭上》(In My Father' Court)，这是辛格这部作品首次被翻译成汉语，其特色在于采用虚构性自传形式，融合了回忆录与纯文学两种风格，已经被欧美批评界公认为一种全新文体的经典之作。

2014年7月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由任溶溶翻译的《给孩子们的故事》(Stories for Children)，2016年12月重新设计封面再次出版。这部儿童故事集曾获麦克米伦国际大奖，被翻译成汉语后荣获《中国教育报》“教师推荐的十大好书”称号。2006年4月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出版过任溶溶的译本，当时译本的书名是《傻瓜城的故事》，是该社双桅船经典童书系列之中的一本。

2017年6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肖毛翻译的《山羊兹拉特及其他故事》(Zlateh the Goat and other stories)，共包含7篇故事。这个版本的特色在于，著名儿童图画书作家及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Bernard Sendak)为此书创作了精美绝伦的插图，曾获得美国纽伯瑞银奖，不仅具有阅读价值，也有收藏价值。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辛格的多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四年就有一部作品被翻译成汉语，有的还有多个译本，比如辛格最著名的《卢布林的魔术师》，这也符合名著译介规律。另外，在译本的种类上呈现多样化——全译本、插图本、编译本等，这也跟辛格一部分作品是儿童故事有关。但是，前面已经谈到，辛格一共创作了30多部作品，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未得到译介，这方面还有待加强，以便学者、作家、读者能读到更多的辛格作品，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辛格作品在我国的研究

1978年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界和辛格本人来讲都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这一年辛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文学事业的巅峰。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8年规划会议，这是外国文学界召开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会，会议修正了“文革”期间对外国文学所采取的禁绝政策，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制定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政策，确定研究和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新成果和新思潮的重要使命。(孙致礼，2009:200)

在这种背景下，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立即吸引了刚刚“解冻”的外国文学界的注意。“对外来文学活力的向往和对诺奖的神秘感，使辛格作品在国内文坛迅速刮起一阵文学旋风。翻译家、批评家、作家和普通读者几乎没有例外地‘带了久旱逢甘霖的兴奋和喜悦’来引进和阅读辛格的作品。”(傅晓微，2006)这种背景下就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第一轮“辛格热”。中国文坛的1979年可以说是“辛格年”(傅晓微，2006)。当时很多创刊或复刊的外国文学杂志都争相发表对辛格的译介与研究文章。《世界文学》杂志“现代作家小传”栏目发表了施咸荣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79)，该文梳理了辛格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历程。《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国外研究动态”专栏发表了黄育馥的《艾萨克·辛格谈文学》(1979)，该文通过分析1978年11月6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了1978年度辛格的文章《文学是人类的的记忆》，探讨了辛格的文学观。1979年10月，鹿金、吴劳在其译作《卢布林的魔术师》的《序》里，对辛格生平、创作生涯、创作思想、主要作品也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本文主要对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细致梳理，展示成果，指出不足，以便为未来的辛格研究及犹太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叙事研究

辛格可以说是一位叙事大师，这可从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可窥一斑：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既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国内对他的叙事艺术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李乃刚(2012)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出发，从叙事交流、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诸角度，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细读并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辛格的短篇小说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向珍真(2014)以辛格的第一部英文版本短篇小说集《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辛格在这部作品中所运用的叙事艺术；张星星(2014)以辛格小说文本为基础，从空间叙事角度切入，探讨其小说的叙事空间、时空关系及空间叙事的深刻内涵和审美价值等重要问题，挖掘辛格小说中的普遍结构规律，揭示了辛格在小说叙事上的精巧用心，凸显了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深化和推动了辛格小说的叙事研究，展现了辛格小说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二)伦理研究

张细仙(2012)用叙事伦理的批评方法从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层面对辛格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辛格复杂而又独特的伦理观以及叙事观；罗琴(2012)指出，《卢布林的魔术师》体现了宗教伦理冲突、爱情伦理冲突和善恶伦理冲突等种种伦理冲突，真实地再现了犹太人面临的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最终揭示了辛格矛盾的伦理思想；李可(2016)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探究《卢布林的魔术师》在情节上所呈现出的伦理线，揭示了其深刻的伦理内涵，有助于读者更好感知辛格的伦理诉求以及小说所传递出的精神启示；王慧(2016)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文化研究和文本细读方法来解读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的故事》《庄园》和《卢布林的魔术师》，指出这三部小说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启示，有着极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其人物身上都含有丰富的伦理道德因素。

(三)文化诗学研究

戎晓云(2006)通过对辛格小说中犹太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入探讨辛格对犹太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王玉玲(2007)认为悖论是辛格文学创作独特性的关键所在，并结合文化诗学理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辛格作品中的悖论并探寻其形成的根源，指出正是辛格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及犹太历史和文化中的众多悖论使辛格的作品呈现出思想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悖论形态，赋予其作品凝重、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四)宗教思想研究

黄凌(2003)通过对辛格创作文本和思想的分析，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辛格宗教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孙珍(2004)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出发，依据文本分析，围绕辛格短篇小说的主题，探讨辛格作为小说家的宗教观及其意义；季源(2010)通过分析了犹太教在辛格成长经历中的影响以及犹太历史和犹太教衰退在辛格作品中的体现，揭示了犹太传统和信仰逐渐解体后犹太人面临的身份危机。

(五)新历史主义研究

汪静(2006)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从文学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辛格三篇代表作《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冤家，一个爱情故事》(1972)和《萧莎》(1978)，通过考察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解读辛格作品中的“背弃——回归”模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六)主题研究

丁玫在其专著《为了灵魂的纯洁而含辛茹苦——艾·巴·辛格与创伤书写》(2014)选取辛格的三部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以及《肖霞》，运用创伤理论，从信仰迷失创伤、战争创伤以及女性创伤三个方面对辛格小说中创伤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这一独特视角让读者对辛格小说中所蕴含的厚重而又深刻的犹太宗教历史文化底蕴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把握。

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有道德内涵研究(王宏萍，2009)、创作理论研究(李娜，2007)等，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以 1979年“辛格热”为开端，我国学界开始从各个角度切入，对辛格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辛格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专著只有一本(丁玫，2014)，相比于辛格的国际影响力及其作品中蕴含的丰厚的犹太文化底蕴、高超的叙事艺术，目前我国学界对辛格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待加强。

三、结语

客观地讲，辛格在国内的名气比不上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其他犹太作家，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一直固守犹太传统，采用非常小众的意第绪语而非英语进行创作，显得有些“老土”，再比如，他曾经多次公开批评现代主义潮流，非难评论家，这似乎是在与20世纪文坛公然对抗，还有其他原因在此就不再赘述了，也不是本文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说，辛格对世界文学尤其是犹太文学的贡献是不能抹灭的。在当前倡导文化多元的时代，辛格身上体现的强烈民族使命感、坚守的意第绪语创作及其倡导的“讲故事”的写作理念，愈发显示出独特的文学魅力与价值。我国学界应该对辛格展开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推动犹太文学研究，同时，加强对其作品的译介工作，让更多的读者感受辛格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可为我国作家提供学习的样本，从中汲取养分，推动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