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学者论中国崛起的根源、动力和前景
——以当代世界体系论的分析为例

范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核心内容是强调以世界体系为单位研究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同时也以世界体系为单位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路向。①当代世界体系论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等人，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崛起，并在各自的著述中分析了中国崛起的根源、动力、前景和世界历史意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把中国的崛起置于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同时也以中国的崛起为切入点追踪世界体系的当代演化。不同之处在于：阿瑞吉从体系积累周期出发强调新一轮霸权更迭的特殊性和中国所代表的“新东亚道路”的胜出；阿明从“依附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的新“脱钩”战略和替代性探索；哈维则从新帝国主义的弹性生产机制出发讨论了中国在新一轮“时空修复”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

一、阿瑞吉：资本霸权的“末世”和中国的“新东亚道路”

乔万尼·阿瑞吉关于世界体系和中国崛起的核心论点是：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会带来一种“创造性破坏”——一方面“破坏”旧的积累结构和组构中心，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的积累结构和更为强大的组构中心，从而使体系的资本积累周期和帝国的新旧霸权更迭相对应；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积累和帝国霸权之间的这种“滚雪球”效应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其“末世”；与此相对照，中国所开创的“新东亚道路”(以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非剥夺性积累、勤劳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为特征)则给危机深陷的世界体系带来了一线转机，中国在东亚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更为民主的、多中心的、超越帝国霸权逻辑的新的世界体系正在生成。

(一)新一轮金融扩张和帝国霸权的“末世”

在当代的世界体系论中，阿瑞吉特别强调金融扩张在资本积累周期和霸权更迭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总会指向积累过度的危机，从而使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变大，资本积累的流动性偏好增强，金融扩张逐渐代替前一阶段的物质扩张，成为此轮周期进入萧条的“晚秋”的表征。与此同时，金融扩张也拉开了新的积累周期以及新旧霸权交替的帷幕。一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霸权的“晚秋”总是预示着另一个霸权的“春天”即将到来。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金融扩张阶段，英国的旧体制被摧毁，美国的新体制得以创建；20世纪50～60年代的物质扩张阶段，美国的新体制得以巩固。除了美国周期，阿瑞吉还识别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史上的其他三个积累周期：15～17世纪的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的荷兰周期、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

阿瑞吉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金融扩张出现了一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本具有空前的流动性，盈利不再持续投向新的增长区域以形成有效需求的循环，而是不断转移到各类投机行为中，并制造出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②这就使得资本积累难以再通过“创造性破坏”开启新的物质扩张之路，资本积累周期的更新也难以完成。这主要是源于80年代以来资本推行的“灵活积累模式”(生产和积累在全球空间上的灵活配置)③使金融扩张失去了转向一个固定修复地的持续性动力。或者说，即便出现了一些新兴中心，这些新兴中心的资本又总是重新流回旧中心(美国本土)，以支持以旧中心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扩张，但这种物质扩张并没有代替金融扩张，反而成为旧中心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的主要原因。④因此，对于阿瑞吉而言，当前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追问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完成霸权转换并存活下去，而是要发现新逻辑支配下的世界体系的可能性——这种新的世界体系在经济上不以资本逻辑为根本性驱动，在政治上也更为民主和公正。⑤

(二)“新东亚道路”：兼论中国崛起的根源和动力

阿瑞吉把建构新的世界体系的希望投向了中国。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代表着历史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东亚道路(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勤劳革命”和 “自然发展路径”⑥)的复兴，而且也由于中国所独具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使其走出了一条“新东亚道路”。所谓“新东亚道路”，就是由“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共同塑造出的一条跃出资本逻辑和帝国霸权逻辑的新的发展道路，具体体现在“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资源的流动，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⑦等方面。

阿瑞吉认为，“新东亚道路”的两个关键点——“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不仅是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崛起的根源和动力所在。

首先，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遗产为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准备了优质的劳动力。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在其数量庞大所带来的“廉价”，而在其高素质所带来的“质优”。⑧这种质上的优越性，主要不是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先进管理和教育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长期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的人才养成机制——其中既有小农生产模式的熏陶，也有近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实践的锻炼。阿瑞吉认为，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分工不明显，知识和经验的完整性得以保存，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相比总是具有更高超的智慧和更灵活的技能，是“多面手”。⑨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赋予农民群众以优先权，不仅使农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也赋予了他们以充分的自信和斗争精神。

其次，中国的崛起也得益于一种和资本的剥夺式积累完全不同的“非剥夺式积累”。阿瑞吉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并不以剥夺农民的土地为前提(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限制个人出售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的家庭劳动机制不受资本主义的侵害，防止了农民的生产条件被整体性剥夺)，这使得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窟问题。

第三，中国的崛起有赖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阿瑞吉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这为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性条件。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和前景

阿瑞吉认为，中国崛起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他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最具活力的国家，由此也改写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力量的配置，出现了“全球经济中心向东亚回归、东亚经济中心向中国回归”⑩的趋向。在他看来，“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带动东亚和其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

其次，中国的崛起指向了一个和帝国霸权逻辑不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地缘政治来讲，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崛起，中国不是帝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因此也并不寻求领土的扩张，“目前领土范围内的中国实际上已存在了2000年”。从历史来看，欧美发展道路的优势在于金融和军事能力的协同配合，但在日益一体化和竞争加剧的全球资本主义态势下，这样的优势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而中国对合作意愿的肯定和对军事挑战的否定，预示着新的世界体系并不是一种冷战式的对峙，而是一种更强调合作和稳定的国际体系。此外，中国以“从属性”地位融入世界体系，因此并没有完全摧毁原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其结果是产生了混合的政治经济模式，为东亚经济复兴及随后的世界演变提供了特别有利的环境”。

二、阿明：“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和中国的新“脱钩”战略

在当代世界体系论者中，萨米尔·阿明最为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他从“依附论”出发，指出：在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结构下，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能再遵循早期现代化论者所推崇的那种“落后追赶先进”的战略，而是要尽量使“外围”摆脱对“中心”的依附以制造出“替代性社会”。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不以“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为模板，也不服从“中心”的全球性安排，才能在和资本逻辑相对脱离的条件下构建“另一个社会”。阿明把这一战略称为“脱钩”(delinking)战略。

阿明认为，当代中国崛起的根源，除了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强调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非剥夺性积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一贯遵循“脱钩”战略。或者说，中国作为“唯一一个真正崛起的国家”，和其他曾经“风光”一时但最终证明是“昙花一现”的南方国家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在和全球化对接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自身的民族发展战略纳入到全球化的绝对命令之中，而是强调外部关系服从内部发展逻辑，使“经济选择的理性标准建立在具有民族基础和大众内容的价值规律之上”。

(一)中国的崛起和新“脱钩”战略

阿明指出，一种肤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时代的“脱钩”战略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融入”战略——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坚持的是一种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民族内向型”(national auto-centric)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全面拥抱全球化，并自觉接受全球资本逻辑的塑形。

阿明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毛泽东时代实行的“脱钩”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制、处理好该体制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控制中国向美欧日三巨头垄断的世界体系的融入，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仍然沿着以民族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行进。阿明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而是一种有市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而这种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延伸。

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加入WTO)使中国快速参与到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截至目前中国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放松，即仍然保留了一个相对自主的金融管理体系，而且近年来开始以一种渐进和可控的方式谋求建立一个摆脱美元的地区性金融体系。

但阿明也指出，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脱钩”战略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时代的“脱钩”战略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寻求替代性制度的生长点，这种“脱钩”战略体现了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内外势力时，为了回应自主发展无可避免的需求而采取的策略性扭转”，而改革开放后的新“脱钩”战略则强调体系内部的相对脱离，以及在体系内部构建新的生长点。比如，新“脱钩”战略强调与各种国际平台的对接以及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引入，认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是第三世界取得跨越性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新“脱钩”战略还强调在世界体系内部构建“另一个社会”，即在体系内部去依附化的基础上推动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建，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建基于协商，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排他性利益”。

阿明指出，正是新“脱钩”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国家自主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因此也走出了一条和南方国家 “破落式发展”(lumpen development)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阿明看来，南方国家“破落式”发展(以巴西的城市贫民窟为代表)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能建立起面向本国的国民生产体系，而“真正的竞争力必须是整体生产体系的竞争力”，它“取决于众多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包括整体的教育水平、各级劳动者及员工的培训，以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机构的效能”。

(二)中国崛起可能面临的挑战

阿明认为，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村和农民问题。阿明认为，“新农民问题”是21世纪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小农问题，因为它的解决之道就是在亚非拉地区制造城市贫民窟。因此，中国要坚持实施有别于资本主义农业的运作原则，即在国家层面制定保护小农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政策，实行农村“本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二是把握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相对位置”。阿明认为，实施“脱钩”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逻辑，并用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来管理市场和守住底线。这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和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空间相分离”的条件下并非不可能，关键是要利用这一分离而不是被这一分离所统摄。

三是构建“另一个社会”的问题。阿明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外围国家如果不能在构建“另一个社会”中扮演推动世界变化的“积极角色”，就只能扮演以调整被动适应旧体系的“消极角色”，尤其是在外围国家的“发展”口号日益被“调整”口号所取代、在“调整”日益成为一种常识的情形之下。因此，阿明指出，中国应该积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盟友，“如果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做出积极贡献的话，就会创造出强有力的联系红带和一个更强大的面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

三、哈维：新帝国主义的“时空修复”机制和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

和阿瑞吉和阿明两位学者注重中国崛起的内生性动力不同，大卫·哈维作为当代世界体系论中更为强调空间和地理因素的左翼学者，主要是从新帝国主义论出发论证了中国崛起的外部动力机制。哈维的核心观点是：新帝国主义的体系性积累及其“时空修复”机制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关键性力量；从某种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是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一种“非意图后果”。尽管哈维也承认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具有一些内在的特殊性，但他认为这些特殊性只是对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有影响。或者说，在哈维看来，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有着相同的动力源，即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背后的新帝国主义“时空修复”机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有可能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延续这一增长之势。

(一)新帝国主义的“时空修复”机制

哈维认为，新帝国主义策略主要体现在——不是通过向外扩展商品循环、而是向外扩展生产和投资循环来修复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具体来讲就是：资本内含的无限积累趋势所导致的过剩(主要是货币过剩)不断通过地理扩张以获取空间性转移和时间性延迟，从而使过剩的危机得以修复。哈维把这一机制称为“时空修复”(temporal-spatial fix)。其中，fix是个双关语，除了“修复”还有“固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资本通过在别处进行长期项目投资的“固定”而完成“修复”。但空间位置的“固定”在完成“修复”的同时也会使体系内的竞争再次走向垄断(空间的任何竞争都是指向垄断的竞争)，从而又会造成新的过剩。换言之，“大量的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时空修复，但同时又会由于地理惰性的影响使得此次修复归于失败。这样一来，通过吸收大量的过剩资本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固定地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惰性因而需要寻找到新的固定地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由此体系也开启了下一轮的时空修复。

和阿瑞吉相似，哈维也认为，尽管“时空修复”机制既有破坏性一面也有创造性一面，但自70～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一种新的“灵活积累机制”的开启，时空修复的破坏性一面凸显。而对于资本而言的“灵活”积累，也是对外围国家的“剥夺性积累”，其特征就是：“以极低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盈利活动”。可见，“灵活积累机制”并不以扩大有效需求为目标，而是寻求廉价投入和低成本。随着金融体系对资本积累驱动性的强化，时空修复机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即利用金融投机将危机转嫁到易受攻击的领土之上。哈维以80年代美国资本侵入拉美以及对冲基金影响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例，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利用金融这个杠杆在国际上进行剥夺性积累的，即通过导演一场危机“对现有资本资产和劳动力进行贬值，然后利用在其他地方缺乏赢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性使用”。

(二)中国崛起的外部动力机制和可持续性

从时空修复机制的视角来看，资本积累总是青睐于一些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吸收剩余完成非对称性地理转移的最佳场所。哈维认为，中国崛起的背后动因正是新帝国主义最近一轮的时空修复。

哈维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放，恰好发生在中心国家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寻求时空修复和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结构形成的那段时间内。从时空修复的序列来看，中国的崛起对应于上一轮修复地出现饱和并转移剩余的时机。当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国家已经开启了自身的空间修复进程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即从纯粹的过剩接收者变成过剩输出者。而这一时期，中国以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从日本、韩国等地吸收了大量盈余，并在生产和出口领域快速取代上述国家作为新的修复地。

和阿瑞吉和阿明强调中国崛起的自主性动力机制不同，哈维认为，尽管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激活国有企业以增强其生产能力，但“中国非比寻常的经济演变，如果没有此前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打开的空间，从而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就不可能走上这条路，也不会有目前这样的成就了。因此，中国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某种程度来看是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所造成的非意图后果”。

在哈维看来，对中国崛起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如何使这一成果保持下去，不被剥夺性积累和时空修复的新帝国主义动力机制所吞没。哈维指出，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崛起在可持续性上具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能够长时间地承载修复而不至于发生饱和。其次，中国也具有抵制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制度性潜能。哈维强调，如果说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的非意图后果，那么中国要把经济奇迹持续下去，则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自觉选择不被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所俘获。此外，中国的崛起也使中国正在成为区域性大国，由于中国没有放弃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和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会对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做出类似阿瑞吉那样的乐观判断，而是指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促进新的亚洲联盟的形成(类似于1955年的万隆结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政治生态的位移。

四、结论

通过对上述三位学者相关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从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出发，把中国的当代崛起置于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从而彰显了一种“整体性”和“替代性”兼具的视角。比如阿瑞吉把中国的崛起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500年的长时段中去考察，并指出中国的崛起指向了一个具有替代性的新的世界体系；阿明则是把中国的崛起置于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连续性进程之中，并指出了中国的崛起对于构建“另一个社会”的积极意义；哈维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化生产对于中国崛起的推动作用以及中国在后续发展中所具有的超越性潜能。他们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崛起的背景和意义，而且对于建构21世纪的中国方案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从他们的一些具有共性的论述出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具有启示性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建构中国方案离不开“传统”的根基。无论是阿瑞吉还是阿明都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反对把中国的当代崛起和“传统”——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相分割。他们尤其反对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和后30年作截然区分。比如阿瑞吉一直强调“革命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的重要性，阿明也对改革前后战略(包括农村农民战略和“脱钩”战略)，的连续性进行了论证，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崛起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分不开。

其次，建构中国方案要坚持“替代性”方向。在阿瑞吉和阿明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源就在于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另类”发展道路，“另类”并不仅仅指向“另一种现代性”，而是指向“另一个社会”——即一个和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社会。尤其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陷入体系性危机的条件下(阿瑞吉所说的帝国霸权的“末世”)，中国更应该坚持“替代性”的发展方向。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不放弃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过渡——尽管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也都指出了一些需要坚守的“底线”，包括：“不放弃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坚持金融的国家管制，抵制新自由主义逻辑，等等。

第三，建构中国方案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寻求突破。世界体系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总是不断地把资本的“外部”变成“内部”，并把外部的不平等转换为内部的不平等，这就使得任何在外部寻求“自然生长”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因此，阿明指出，“脱钩”只能是体系内部的相对脱离，阿瑞吉的“新东亚道路”也不是主张从外部对旧秩序进行颠覆，而是在内部构建异质性的生长点、由“混合”再到演变。在他们看来，这种“内在性”方案的可行性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些分离之上：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分离，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和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空间之间的分离。但要把可行性变为现实，就需要在积极介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分离，在体系内部寻求突破。

第四，建构中国方案也要考虑到“新的联合”。对于上述三位西方左翼学者而言，构建“另一个社会”要在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全球化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替代性”探索最终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使新的生长点成为构建新体系的支点。无论是阿瑞吉提出的“新亚洲时代”，还是阿明的“共同战线”，或是哈维的“新亚洲联盟”，都强调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新的联合”推动帝国霸权逻辑的终结和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

注释

①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同时也吸收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康德拉季耶夫理论、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东亚的另类现代化理论、新帝国主义论等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其核心论点包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重要的不是时间上的先进和落后之分，而是同一个空间内的“中心”和“边缘”之分；资本积累主要不是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来，而是通过体系“中心”对“边缘”的剥夺性积累而来；由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生产是全球性的，国家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与国家之内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就会产生一种交叠效应，从而使阶级结构跃出民族国家疆域，日益呈现出复杂化态势.

②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③哈维也称之为“剥夺性积累”，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相关论述.

④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366页.

⑤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⑥阿瑞吉认为，由于东亚的自然条件就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因此，东亚在近代发生的是一种和西欧“工业革命”不同的“勤劳革命”。工业革命以能源密集型大生产和要素市场自由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为特征，而“勤劳革命”则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劳动力在相对小规模的单位上的劳动为特征。勤劳革命也成就了东亚的一种“自然发展路径”，即一种和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主要特征就是依靠国内市场、不以技术分工为基础；发展先从农业开始，然后是工业，最后才是海外贸易.

⑦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⑧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

⑨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⑩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