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的成就及特色

苗怀明

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中国民间通俗文艺包括小说、 戏曲、 说唱文学都有较为广泛的传播， 其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说唱文学都很喜爱， 不仅公私藏书机构藏有十分丰富的说唱文学文献， 而且很多人喜欢欣赏曲艺演出。无论是传播、 收藏还是研究， 日本均有着良好的基础。 本文重点探讨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 在此领域， 经过几代日本学人的努力， 取得丰硕的成果，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对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不仅可以为学界提供学术信息， 而且也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一

从时间上来说， 日本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较之中国学界起步要早。 明治维新之后，一些汉学家如狩野直喜、 仓石武四郎、 青木正儿等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 得风气之先， 开始对以说唱文学为代表的中国通俗文学进行探讨， 成为日本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 他们的研究代表着日本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为日本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对中国本土的说唱文学研究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代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日本学人大多涉足过说唱文学研究， 他们对文献资料的搜集、 整理与研究给予高度重视。 狩野直喜是日本敦煌说唱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对中日两国学界皆有较大影响。 此外， 他还从俄罗斯拍摄《刘知远诸宫调》 的照片。后来青木正儿依据这些照片， 对这部新发现的诸宫调作品进行深入探讨， 写成 《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 确认该书属于诸宫调作品［1］。 长泽规矩也撰写过《中国俗曲的唱本》［2］等文章。 仓石武四郎曾进行过《天宝遗事诸宫调》 的辑佚， 其成果没有公开刊布， 青木正儿借阅后曾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 一书中进行介绍［3］。

相比之下， 稍后进入学界的泽田瑞穗、 波多野太郎二人在中国说唱文学方面用力更勤， 他们以此为主要研究方向， 长期专注于此， 因而所取得的成果也更多， 并形成了各自的治学特色。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 日本学界所发表的说唱文学研究成果中， 有差不多一半都是出于这两位学者之手。 两人的研究都是依托个人的丰富收藏进行的， 偏重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研究， 在多个领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总的来看，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 他们不仅到海内外藏书机构广为寻访文献资料， 而且还编制相关的书目、 索引， 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方便。 从上节所列举的说唱文学目录、 索引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就研究方法而言， 他们重视基本文献的校勘整理， 偏重实证式研究。

二是重视实地考察， 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 了解实际的生存与演出状态。 早期的日本汉学家大都来过中国， 以购买书籍的方式获得文献， 也有进行田野调查的， 如波多野太郎为研究中国南方的说唱文学， 曾多次实地考察， 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 其研究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

其后研究说唱文学的汉学家们也大多来过中国， 相比之下， 他们更为重视亲临实地的田野调查， 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如矶部祐子的《地方戏曲的复兴及其意义——以莲花落、 鹦哥班、 宝卷的演出为论述中心》［4］。 该文即是作者三次到浙江绍兴连续调查的结果， 她一共考察了六场演出， 其中有戏曲， 也有莲花落、 宝卷。 目的在“弄清同一地区春、 秋两季的演剧异同， 即调查曾经是春天上演《祈福祭祀》 与秋天上演《攘灾祭祀》 在惯例上的差异， 经过‘文革’ 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便进一步明确民间演剧的上演与宗教关系的现状”［5］。要了解这些情况， 不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是不行的。

三是重视具体问题的解决。 日本学者很重视对具体作品版本、 本事、 演出等问题的探讨， 相比中国学界的研究， 宏观整体上的探讨不多。

二

以下分曲种， 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成就与特色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归纳， 至于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情况， 笔者曾撰有《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述略》［6］一文专门介绍， 此不赘述。

1. 宝卷研究

在宝卷方面， 以泽田瑞穗用力最勤， 取得的成就也最高， 在这方面他出版过两部重要著作：

一是《宝卷研究》［7］。 该书内容包括宝卷序说、 宝卷提要和宝卷丛考三个部分， 其中有些观点较之前人有所推进， 比如学界通常认为宝卷源于唐代的变文， 郑振铎、 傅惜华等均持此观点， 此说笼统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放在宝卷发展演进史上进行观照， 就很难讲通， 因为在唐代变文与明初宝卷之间“空白点长达宋金元三个朝代之久。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有联系， 但这只是从总体上来看， 从谱系的角度承认其间有祖先和后裔的关系而已， 很难看出变文对宝卷有直接的影响”［8］。 经过对文献的细致梳理， 他认为唐宋以来的科仪和忏法对宝卷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一观点将宝卷的起源问题落到实处， 且有文献证据， 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宝卷研究》 一书， 日本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学人称该书“在宝卷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 它不但对以往的宝卷作了总结， 同时也可以说给以后宝卷的研究开辟了道路”［9］。

二是《校注破邪详辩》［10］， 道教刊行会1972年刊行。 该书对清代黄育楩所著《破邪详辩》 《续刻破邪详辩》 《又续破邪详辩》 《三续破邪详辩》进行断句、 标点及校注。 《破邪详辩》 虽为破除邪教而写， 因其中提及大量宝卷名目，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该校注本为研究清代宝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泽田瑞穗外， 酒井忠夫也较早涉足这一领域，他在《中国善书研究》 一书中对明代和清代的宝卷皆有所论述。 他梳理了已有的宝卷成果， 对其源流得出这样的认知： “从拥有古老起源的教说、 佛教说话开始， 逐渐创作出属于教说、 说话系统的俗经、 说话的文学作品等， 而后又发展为明末清初的宝卷， 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似乎也通过种种事例而得到证明。” 对于明代的宝卷， 他认为是从变文发展而来的， “唐宋时代已经广泛流传的通俗性变文、 说经文， 在明代依然流传， 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被成为宝卷”， 这一见解与泽田瑞穗有所不同。这些宝卷“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 混合了三教鼎分说和三教思想， 以及被刊施流通”［11］。

对于清代的宝卷， 他认为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宝卷的内容出现了一些调整， 那就是走向善书化。总的来看， 酒井忠夫是从民间宗教及善书的角度来考察宝卷， 对其作为说唱文学的一面没有涉及， 但其观点可以为说唱文学角度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此外， 尚有田仲一成的《元代佛典〈佛说目连救母经〉 向〈目连宝卷〉 与闽北目连戏的文学性演变》［12］、 佐藤仁史的《当代江南农村的宣卷与民俗生活： 以宣卷艺人的演出记录为中心》、 吉川良和的《关于〈佛说目连救母经〉 及〈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 的成书年代》［13］、 浅井纪的《黄天道及其宝卷》［14］和 《九莲宝卷的成立》［15］、大冢秀高的 《 “先天元始土地宝卷” 和 “西游记” 》、 矶部彰的《明代教派宝卷的文学故事与清代故事系宝卷的关系——以西大乘教五部宝卷为例》、 松家裕子的《 〈太平宝卷〉 的六种文本——兼论民间手抄本之价值》、 二阶堂善弘的《宝卷资料之元帅神形象》［16］等。

其中佐藤仁史的《当代江南农村的宣卷与民俗生活： 以宣卷艺人的演出记录为中心》 一文系在江苏吴江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 作者有感于近年来出现的民俗文化复兴， 通过对宣卷活动的调查， 探究其背后的根由。 全文分宝卷的变迁、 一位宣卷艺人的曲艺空间、 从演出记录来看农村的民俗、 宣卷活动的组织人和小结五部分。 经过认真考察，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市镇已对农村部的娱乐圈和信仰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市镇与村落的关系的转变； 农村和市镇之间的脱离变得越来越明显”［17］。

尽管作者的着眼点在社会学和民俗信仰， 但对宝卷的研究同样可以提供启发， 该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该文在研究方法上也较有代表性， 那就是近年来日本学人多采用田野调查法探讨说唱文学的当代生存情况， 以此透视当下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与民俗信仰。

2. 诸宫调研究

日本学界对诸宫调相当重视， 开始研究的时间也比较早， 狩野直喜1917 年9 月至1918 年6 月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中国戏曲史时， 就曾专门讲到诸宫调， 其讲义有 《金之连厢词与董解元 〈西厢记〉 》 一章。 他提出董解元《西厢记》 “专以弦索歌其故事也， 然较之宋杂剧与乐曲， 当见其大进一步矣。 元人杂剧即大受其影响也”， “又为元人王实甫《西厢记》 之蓝本”［18］。 他将董解元《西厢记》 放在中国戏曲史上进行观照， 强调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稍后， 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也提及诸宫调， 认为它是“小说之支流， 被之以乐曲”［19］。

其后， 狩野直喜弟子青木正儿撰长文《刘知远诸宫调考》 进行详细探讨。 他细审这部新发现的说唱文献， 肯定是“一种名为‘诸宫调’ 之说唱”。在文中他首先以《董解元西厢记》 《天宝轶事诸宫调》 为参照， 对《刘知远诸宫调》 的体例、 曲牌、用韵等情况进行梳理， 对其创作年代、 流传地区进行考察， 认为《刘知远诸宫调》 为“最古之作”。随后将其与同题材的《新编五代史平话》 《白兔记》 等四部作品进行比较， 辨析人物、 情节等内容方面的异同， 以见其渊源关系。 其结论是“ 《刘知远诸宫调》 直接或间接影响于后世之戏曲， 良非浅鲜。 故此书之发见， 实为诸宫调最原始的典型体例， 其为新资料之价值， 犹不仅在文学史上特放光彩已也。 ……宋元古椠， 始得重现于今日， 徇为学术界一大可庆幸之事也”［1］。

该文写成时间略早于郑振铎的《宋金元诸宫调考》， 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第一篇研究诸宫调的论文。

日本早期研究诸宫调的文章还有吉川幸次郎的《诸宫调琐谈》、 田中谦二的《作为文学的董西厢》《董西厢中俗语的助词》［20］和饭田吉郎的《董西厢异文表》［21］、 《董西厢的构成——以作品的谐谑手法为主》［22］、 《董西厢语汇引得》［23］等。 其中吉川幸次郎的《诸宫调琐谈》［24］一文梳理了历史上有关诸宫调的各类记载， 对《双渐小卿诸宫调》 等失传作品进行钩沉。 田中谦二的《作为文学的董西厢》［25］［26］一文将《董解元西厢记》 放在中国文学史上进行考察， 他比较了小说《会真记》 与《董西厢》 在人物与主题上的异同， 指出 《董西厢》虽然沿用了《会真记》 的故事框架， 但在许多方面做了改动， 这种改动导致两部作品在主题上的差异。 该文还对《董西厢》 的语言技巧和风格进行精细的分析。 饭田吉郎的《董西厢异文表》 将八种《董西厢》 版本与两种曲谱中的异文以表格的形式显示。 《董西厢语汇引得》 则是根据《汇刻传奇》 甲种本编制， 全书按《国语辞典》 编排， 语句后附有原书的卷数和页数。 两书带有工具书性质， 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上述著述对诸宫调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为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后， 不断有诸宫调的研究成果刊布。 比如赤松纪彦、 井上泰山、 金文京、 小松谦、 高桥繁树和高桥文治合著的《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研究》，1998 年由汲古书院出版。 该书由解说、 文本、 曲谱、 《董西厢》 主要论著目录、 语汇索引几部分组成， 其中解说对诸宫调、 《董西厢》 的内容、 文学特性、 作品背景、 作者、 用韵等问题进行系统介绍， 文本篇包括原文的整理、 注释、 翻译等内容，整理则是以明代张羽刻本为底本进行。

相关著述还有长田夏树的 《董西厢文法笔记》［27］、 高桥繁树的《论金诸宫调与元杂剧的韵》等。 其中高桥繁树的《论金诸宫调与元杂剧的韵》一文对金代诸宫调与元杂剧的用韵问题进行考察。经过认真梳理和对比， 他认为“诸宫调和元杂剧与金元时代接近， 口语表现所多用的配乐说唱故事和演剧体裁较为接近， 使用的宫调和曲子也相类似，所以两者间关系的紧密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由于两者押韵的差别， 包括作者层、 作者群水平的不同， 文化水平差异的表现也是很明确的”［28］。

3. 说唱词话研究

日本学界较早对说唱词话进行探讨的学者是泽田瑞穗， 他撰有《四帝仁宗有道君——论明朝说唱词话的开场套语》 一文。 该文重点探讨明代说唱词话的开场套语， 作者梳理上海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 发现有五篇作品的开场套语中皆有“太祖太宗真宗帝， 四帝仁宗有道君”， 另外三篇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和意思。 而郎瑛在《七修类稿》 中谈及陶真这种曲艺形式时也提及这两句。 作者认为这不能证明郎瑛的“小说起宋仁宗” 说， 这种说法“不但是臆测而且是附会之辞”［29］。

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是《花关索传研究》 一书，井上泰山、 大木康、 金文京、 氷上正、 古屋昭弘著， 汲古书院1989 年出版。

该书对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花关索传》 （包括前集、 后集、 续集和别集） 进行集中研究， 全书分解说篇、 校注篇、 资料篇、 影印篇、 附论和索引篇六个部分。 其中解说篇对明成化说唱词话的整体情况， 《花关索传》 的体裁、 内容， 与《三国演义》、 民间传承的关系， 文学史的意义及其发现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该书由五位对中国说唱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合作完成， 融《花关索传》 的文献整理、 研究于一体， 是《花关索传》 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既体现了日本学人的治学特点， 也反映了他们的治学成就。

相关论文还有根山徹的《关于明代包公说话的展开——以〈成化说唱词话〉 为中心》［30］、 古屋昭弘的《明刊说唱词话12 种与吴语》［31］、 金文京的《关羽之子与孙悟空——明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 的神话意义》［32］等。

4. 弹词研究

在此领域用力较勤者当数轮田直子， 其博士论文题目为 《清代弹词研究——雅俗之间的娱乐》［33］。 该文分《苏州弹词说唱形态的特征》 等六章， 对明清时期南方流行的弹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其中涉及苏州弹词的说唱形态、 车王府所藏弹词作品、 与《桃花扇》 的关系、 《何必西厢》、文人弹词的创作等重要问题。 其相关著述还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弹词目录》 等。

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著述有方兰的《色情与贞节的鞋子： 弹词小说的世界》［34］、 仓田淳之助的《弹词研究》 《弹词考》［35］、 冈崎由美的《弹词〈倭袍传〉 的流传与诸文本》、 束洪芬的 《同治本弹词〈珍珠塔〉 的相关考察——以曲牌和脚色为中心》［36］等。

其中《弹词〈倭袍传〉 的流传与诸文本》 一文“探讨《倭袍传》， 包括其中非文本形式的口传故事， 根据杂记书目类来梳理重整诸文本的流传途径， 再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木活字本弹词《倭袍传》 的藏书印、 札记， 来追溯这一特定版本的流通足迹。 俗文学是如何经禁书和流行的曲折进退而相传不息的”［37］。

5. 鼓词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井口淳子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 文本、 表演》。 该书系作者1998 年在大阪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是在对河北乐亭大鼓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于1988 年至1995 年间， 到河北乐亭进行了五次历时三个月的调查， 又于1993 年至1994 年间在北京进行了9 个月以访查文献资料为主的调查， 两次调查搜集到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

全书分口传文化的形成和口传文化的生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分为地域文化中的乐亭大鼓、 体裁的形成和乐亭大鼓的地位三章， 第二部分分为乐亭大鼓的书——书面文本的创作、 从文本的传承到演唱、 音乐表演与文本三章， 对乐亭大鼓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该体裁本身或该体裁之中， 通过对这一体裁的研究， 探讨包括说唱在内的中国农村口传文化整体的共通问题”［38］。显然， 作者以乐亭大鼓为个案， 目的在通过这个典型、 生动的个案探讨中国农村口传文化的生成、 演进与传承， 这与通常进行的说唱文学研究在视野及方法上有所不同， 颇具启发性。

大塚秀高虽以研究小说为主， 但对说唱文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曾对清末民初时期上海刊行的鼓词进行过专门研究， 撰写了系列论文， 包括《关于“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石印鼓词》［39］、 《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石印鼓词目录》 以及 《关于“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石印鼓词札记》［40］［41］等， 主要是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石印鼓词进行全面调查， 对其种数、 版本及其与南通童子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梳理， 并编制专题目录， 著录这批石印鼓词的函册、 作品名、 书肆名、 页数、 备考等基本情况。

相关研究尚有阿部泰记对包公题材鼓词作品的深入探讨， 主要见于其《包公传说的形成与发展》一书［42］。 该书涉及说唱词话、 鼓词、 弹词、 宝卷等多个曲种的包公题材作品， 特别是其第四章《作为更强力的忠臣》， 对清代艺人石玉昆的石派书《龙图公案》 及其与小说《龙图耳录》、 其他艺人的鼓词《龙图公案》 《三侠五义》 《包公案》、 评书《大五义》 之间的演变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 颇多发明。 其中部分内容以《鼓词〈龙图公案〉 是石玉昆原本的改作》［43］等为题翻译成中文。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44］时， 曾参考了阿部泰记的相关研究成果。 此外， 阿部泰记还发表有《鼓词〈刘公案全传〉 三部作品的编纂》［45］等论文。

后藤裕则则对三国题材的鼓词作品进行研究，他著有《三国说唱文学研究》 一书［46］。 该书以车王府所藏《三国志》 鼓词为核心， 并与其他同类作品进行对比， 对三国题材的说唱文学作品进行考察。 作者将相关作品分成口述笔记本、 加工整改本和拟唱本三种类型， 并辨析了说唱文学与戏曲之间的关系。 该书的特点在以说唱文学为立足点进行探讨， 通过详细的梳理和辨析， 不仅展现了三国说唱文学的全貌， 而且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强调了说唱文学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 这种强调是有必要的。

同样关注三国说唱文学的还有上田望和中川渝， 他们一直在进行《三国演义》 的研究， 对其说唱文学也进行过探讨， 主要著述有《三国说唱文学浅谈——自清朝至现代》 《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演义〉 》 等。

其中上田望的《三国说唱文学浅谈——自清朝至现代》 一文是以唱词限于七言或十言的诗赞系的三国题材说唱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改编《三国演义》 的动机。 作者将这些作品分为长中篇之部、 短篇之部， 分析其语言、 文体、 刊印及流行情况，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从接受者来看， 这个时代不懂文字的人， 或者能认识一些字不过还没被列入‘识字’ 的社会秩序中的人在人口上仍然占优势。 对他们来说， 说唱的语言和结构比小说更容易懂， 看小说不如看或听说唱。”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提出一个问题： “在中国， 三国说唱文学是否还有发展的余地呢？ 还是历来产生了三国故事的说唱， 在二十一世纪要结束其长久的历史呢？”［47］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答案恐怕是后一个。 该文在文后还以表格形式列出41 类三国题材的说唱文学作品， 分别标明篇名、 版本及收藏单位， 颇具参考价值。

中川渝的《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演义〉 》 一文则重点考察《三国志玉玺传》 和《三国志鼓词》 这两部作品， 经与《三国演义》 对比对照发现， 清初成书的《三国志玉玺传》 没有受到毛宗岗评本的影响， 而清后期成书的《三国志鼓词》 则深受毛评本的影响， 由此可见清代《三国演义》 版本流行的真实情况。 那是毛评本刊行之后， 其他版本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都被淘汰了， 事实上毛评本直到清代后期才流行起来。 “我们考察清代的 《三国演义》 或三国通俗文艺时，应该注视清代的 《三国演义》 版本流行的情况，同时决不要忽视毛宗岗本以外的明代以来的版本吧”［48］。

尽管两人的立足点与后藤裕则也有所不同， 都是将三国说唱文学作品作为材料， 用以考证《三国演义》 的版本及传播接受， 但客观上对三国说唱文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并且以具体的个案揭示了说唱文学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密切且复杂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 说唱和小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 而且说唱也不仅限于鼓词， 而是涉及各个曲种， 这方面的论文比较多， 比如田村彩子的《明清历史小说与说唱艺术的关系》 专门考察春秋战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与说唱文艺的关系。 所涉及的作品包括《全相平话》 《列国志传》 《新列国志》、孙庞斗智故事、 乐毅图齐故事、 鼓词 《走马春秋》， 经过比较， 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历史小说基本上是将民间传说与史书结合起来形成的……之后， 历史小说分成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接近史书的历史小说， 另外一个是使本来的民间要素更充实的历史小说。”［49］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大塚秀高的《从福州评话西游记看原本〈西游记〉 》［50］、 广田津子的《说唱与小说之间——鼓词与海游记》［51］等。

6. 相声研究

尽管中日之间相声的交流演出颇为频繁， 但日本学界研究相声者却相当少， 值得一提的是藤田香的相关研究。

藤田香（后更名大野香织） 1983 年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 北京大学留学， 以《中国的女相声》 为题获得硕士学位， 再以《京津相声考》 于1999 年获得博士学位。 其后， 她先后与导师汪景寿等人合作撰写《相声艺术史》 《中国相声史》 等相声研究专著。

《京津相声考》 以近现代北京、 天津地区的相声为研究对象， 对其发展演进及在相声史上的地位、 作用进行探讨。 全文分相声在北京产生、 相声在天津落地生根、 京津相声比较、 相声民俗四章。就选题而言， 确如作者所说， 相声在北京产生， 在天津落地生根， 探讨中国相声的发展演进， 这两个地区是必须重点进行考察的。

相关研究还有冰上正的《关于北京相声现状的一考察》 一文。 作者曾到北京专门考察过相声的情况， 针对近年来相声的复活， 结合其发展历程， 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他将百年来相声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 “文化大革命” 期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 进入新时期之后， 随着茶馆、 小剧场的复兴， 随着东北地区二人转的流行， 相声开始复兴， 代表这种复兴的是高晓攀的嘻哈包袱铺等说唱文学演出团体。

在文章的最后， 作者对相声的未来表示担忧：“即使现在的北京相声市场现状有所改观， 但如今的相声盛况是否会像日本的漫才热那样流行一阵之后又走向衰退， 还是会展现相声原本具有的草根性和坚韧性， 通过活用千锤百炼的说话技巧和对语言节奏的精确掌控能力， 以其一贯的讽刺风格替老百姓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使相声的传统表演艺术风格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暂且还需要继续关注下去”［17］。

该文是对相声现状的考察， 其所关注的话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 而且也是个现实问题， 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从业人员， 都具有参考价值。

最后要专门介绍一下波多野太郎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 其涉猎范围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子弟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在此方面的著述主要有： 《子弟书研究： 影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52］、 《满汉合壁子弟书寻夫曲校证》 和《子弟书集》。 在子弟书研究方面， 波多野太郎无疑是一个开拓者。

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南方说唱文学的研究。 波多野太郎在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道情弹词木鱼书》［53］［54］、 《木鱼与南音： 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55］、 《华南民间音乐文学研究》［56］、 《客途秋恨校注》［57］等。

波多野太郎曾于1969 年5 月、 1973 年两次到香港、 澳门地区寻访， 搜集了不少珍贵的中国南方说唱文学文献， 这些文章即是依据这些文献写成的， 并附有相关作品的目录， 彼此在内容上有关联之处。

中国南方说唱文学， 历来不受重视， 波多野太郎关注于此， 搜集资料， 撰写文章， 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可见其学术眼光， 他也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