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与瞭望： 现代南戏学的史述形态与研究的“突围”∗

浦 晗

沿着南戏研究历经的曲折之路， 从近代起步至今， 已历经了百年时光的洗礼。 通过对这百年学术史的匆匆巡礼，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 南戏研究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中， 经过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耕耘， 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 并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形态与特征。

一、 从文献到范式：史述的主体与侧面

从宏观整体的角度， 百年南戏学术史首先是一部思想史。 虽然现代南戏研究建立与进展的具体动因离不开重要文献的发现、 学人筚路蓝缕的耕耘探索以及偶然迸发的学术灵感， 但这些根植于学科内部的因素无法完整地形塑或是囊括南戏学术的全部内容， 因为身处于二十世纪这一最为剧烈的文化历史漩涡中的南戏无法置身事外成为一个孤立的历史单元， 它同样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每一次外部思想氛围与学术环境的改变， 都深刻地浸染了南戏研究发生、 发展与转型的每一个环节， 民俗学学科语境中的价值发现、 文化移动论影响而生发的域外视角、 文艺政治二元话语下的文本意识形态解读以及新时期研究的多样化进展， 学术界与文化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所言说的主流话语体系， 同样在南戏研究中得到了呈现， 并从研究理念、 观察视角、 研究方法、 学术共同体等各个方面影响甚至是决定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方向及学科形态。 可以说， 百年南戏学术史亦是百年思想史以南戏为载体的具体呈现， 是百年中国学术史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 因而， 关于它的定位与阐释应当将其置于百年中外思想史或学术史的整体架构中进行。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 现代南戏学的发端发展则是一部南戏文献资料的发现史与南戏观念的演进史。 由于古人对南戏的偏见， 南戏的剧本与相关资料大量散佚， 文人记录的南戏的文字， 虽然客观呈现了南戏在古时的情状。 但是， 这些充斥着随意性的文字却主观地割裂了南戏的历史面貌， 造成了南戏整体概念的支离破碎。 近代以来， 在新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学人以科学的态度观照南戏， 开始收集散落于各处的剧本、 曲谱等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 《九宫正始》 《寒山堂曲谱》 《风月锦囊》等与南戏相关的文献相继被发现， 研究者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 对南戏的剧目、 曲文进行辑佚， 对南戏发生、 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 在这一过程中，南戏的历史原貌被逐步还原， 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 古时单薄、 割裂与平面化的南戏概念越发丰满， 南戏概念中的各项要素逐渐被拼接成了立体图示中的相互关联的整体， 其指称的内涵从短时段与单一化的剧种渐变为了完整与立体的戏曲形式， 具备了更加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

从研究者的角度， 南戏学的现代进路又是一部学术共同体生成、 聚合与分衍史。 王国维、 吴梅与姚华等第一批在新旧学术之交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现代南戏研究之滥觞， 吴梅把戏曲带入大学讲堂后， 诸多有志于戏曲研究的学人逐渐成长起来， 薪火相传， 编织了一条完整的南戏研究学谱。 建国后， 《琵琶记》 大讨论、 国际南戏学术讨论会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南戏研究会议的召开， 为南戏学界的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戏学术共同体逐渐生成。 随着这些学人在各地的高校、文化管理部门与研究机构中讲课授学工作的开展，他们在培育研究人才的同时， 结合当地的文化风致， 开辟符合自身研究特点的南戏学术领域， 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逐步建设， 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

（1） 以钱南扬及其后学为中坚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研究室。 1922 年， 吴梅由北入南， 来到南京， 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前身的东南大学、 中央大学等高校， 于是南京黉宇之下， 始闻横笛檀板之声。 在教学研究之余， 吴梅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在南京授学过程中培养出了卢前、 王季思、 钱南扬等一众戏曲研究的名家。 1959 年， 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中凡先生力排众议， 向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举荐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钱南扬先生， 钱老顺利进入南大之后， 继续展开着对南戏的系统研究， 在南大任教期间先后完成了《元本琵琶记校注》 《戏文概论》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等多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南戏研究专著。 而在人才培养上， 其学生如俞为民、 周维培、 赵兴勤等人， 日后皆在南戏教研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成了当代南戏研究的中坚力量。 这些学人继承了吴梅曲学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在文献考据与曲律研究上双向并进， 如俞为民教授的《宋元南戏文本考论》 《曲体研究》、 周维培教授的《曲谱研究》 等著作， 都体现出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而现阶段任教于南大的解玉峰、 苗怀明等俞门后学则进一步在南戏学术史与文献学研究中开拓， 南京大学中文系也由此在当代南戏研究格局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分量。

（2） 以张庚及其后学为中坚的“前海学派”及其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这一研究阵营最早可追溯至1951 年4 月3 日应中央文化部号召， 以指导“戏改” 为目的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 1976年， 文化部筹组文学艺术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大部分成员， 组成戏曲研究室。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之初是一个兼有理论研究、 创作演出和艺术教育三重任务的综合性戏曲机构， 这也使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即这个被现今学界称之为“前海学派” 的学术整体， 形成了与戏曲创作演出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特色。 对于南戏研究， 这些学者同样着眼于南戏的舞台表演， 张庚、 郭汉城等前海学人以西方的戏剧艺术学科结构为参照， 结合南戏的实际情况， 在戏曲史中完整地提炼出了南戏舞台艺术的轮廓， 科学地描绘出了南戏舞台艺术研究的领域、 门类及研究对象。 1981年，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张庚成了新中国第一位戏曲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在多年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培养出了多位卓有建树的戏曲创作与理论工作者， 其后学如刘念兹、 孙崇涛等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者， 在舞台演出之外， 从文本、 文物、 戏曲史与学术史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展开对南戏的研究工作， 长时期活跃于南戏研究的前沿， 继续扩大着“前海学派” 在当代南戏研究中的影响力。 而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研究》 《戏曲研究》 等学术刊物亦是南戏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刊载了诸多高水平的南戏研究论文。

（3） 以王季思、 董每戡及其后学为中坚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以及广东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 王季思与董每戡两位前辈是中山大学的戏曲学科的开创者。 王季思先生专注于戏曲文献研究， 并在历史意识与现实感受的相互对应中找寻文献价值的存在感， 其完成的《西厢五剧注》 及为《西厢记》 校注的权威著作， 而晚年主编的《全元戏曲》 亦是断代戏曲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 董每戡先生则着眼于戏曲史研究与“戏曲阐释”， 在“阐释” 中与戏曲研究的对象展开对话。 两位先生皆生于温州， 因而对于南戏亦颇为关注。 1942 年， 王季思先生便在《星期评论》 上发表了《温州的南戏》 这一总说南戏的研究文章， 并在多篇论著中分析了南戏的文本与发展历史。 董每戡先生则在《剧说》 一书中专辟“说南戏” 一章对南戏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进行概说， 同时在《五大名剧论》 等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 《琵琶记》 的文本结构与艺术特征。两位前辈之后， 师承于王季思先生的黄天骥教授及其后学黄仕忠、 康保成等学人， 继承了王、 董两位先师的传统， 立足并强调于文献的整理与考证， 在南戏文献研究领域成绩斐然。 在文献的研究以及与中外学界的交流过程中， 中大的戏曲学人亦逐渐重视从社会学、 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南戏的民间形态。2002 年，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 五年后， 《文化遗产》 创刊， 在戏曲文献与民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4） 以温州地方学者为主要力量的温州高校与地方文化部门。 温州是南戏的故里， 也是南戏研究的学术重镇， 王季思、 董每戡、 叶长海、 孙崇涛等多位各科研院所南戏及戏曲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皆与温州有着深厚的渊源， 或是土生土长的温州本地人， 或在温州有过求学工作的经历， 而温州亦是建国之后南戏研究较早开展的地域。 温州师范学院的胡雪冈教授在1950 年代即开始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南戏研究的文章， 温州当地的文化工作者郑西村先生亦很早便开始收集各种声腔音乐资料， 从理论上研究海盐腔等声腔音乐。 1987 年5 月， 中国南戏学会在温州成立， 这是第一个正式官方的全国性南戏学术共同体。 经过多年的发展， 温州地方也形成了一支全方位而专业的南戏研究队伍， 郑西村的南戏声腔研究、 胡雪冈的南戏史研究、 侯百朋的《琵琶记研究》 以及沈沉的永嘉昆剧研究等， 覆盖了南戏研究的各个领域， 皆在学界享有盛誉。 1997年， 在温州市政府的支持与温州文化界的倡导下，“南戏新编系列工程” 在温启动， 温州当地的编剧团队以及温州师范学院、 温州文化艺术研究所等各部门的南戏研究人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 将六部著名的古代南戏剧目进行现代改编， 改编后的剧目在2000 年温州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公开展演， 获得满堂彩， 之后在全国及海外各地陆续上演， 均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在现代舞台上再现了古南戏的风采， 是南戏研究与现实戏曲工作建设的一次真正成功的对接。2012 年， 南京大学古典戏曲研究专家俞为民教授加盟温州大学， 同年11 月21 日， “温州市戏曲艺术研究基地” 在温州大学揭牌。 次年， 由俞为民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南戏文献全编》 整理与研究” 成功立项， 在这之后， 温州又相继承办了多次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南戏学术研讨会， 南戏研究的“温州效应” 依然在持续。

（5） 以省市戏曲、 艺术研究所等文化机构的学者为主要研究力量的福建地区。 福建的南戏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0 年3 月， 福建戏曲研究所宣告成立， 该所内外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展开对福建地方剧种资料文献的大规模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 走访的方式， 抢救记录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福建传统剧目及其与之相关的曲牌、 表演等文献、 文物，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南戏研究的实证材料。 由北京派来协助调查的专家刘念兹先生即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了《南戏新证》 一书， 确立了福建南戏的历史地位。 1980 年代以后， 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恢复建制， 在1982 年6 月召开的首次福建省地方剧种历史学术讨论会上， 关于“莆仙戏与宋元南戏关系” 的问题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南戏研究的课题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之后的十余年中， 福建省先后在1988、 1991 及1994 这三年接连举办了三次国际性的南戏学术研讨会， 共收论文百余篇， 其中福建学者的论文占了半数以上， 足见福建南戏研究队伍的规模。 在研究人才的培养与建设方面， 福建业已形成了一支以蔡铁民、 赵日和、 刘湘如、 刘浩然等福建戏曲研究院及各地市研究所工作者为主要力量的南戏研究队伍。 福建南戏研究的特点是立足于福建本身， 以莆仙戏、 梨园戏等福建当地的地方剧种为切入， 通过对其剧目、 表演、 音乐、 语言、版本等多角度的考察， 以此探索福建地方戏与南戏的密切关系以及南戏在福建传播、 发展的具体情况， 福建的当地学者在对大量第一手文献、 文物材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过诸多新见的学术观点， 在南戏地方戏的研究中成果卓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福建学者与温州学者关于南戏产生是“温州一点” 还是“东南沿海多点” 问题的争论， 亦是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学术事件。

在这些地域之外， 还有诸多其他地区的学者，同样在南戏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朱恒夫、 赵山林、 叶长海等上海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在南戏与目连戏关系、 南戏的传播接受、 南戏的曲牌声腔等研究的贡献， 以及流沙、 黄振林、 欧阳江琳等江西各高校院所的研究人员， 对江西南戏的发展、 南戏的存遗以及南戏演剧形态等问题的阐述，这些都是南戏学术史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 百年南戏学术史还是一部南戏研究方法的发展史。 在现代南戏研究初建之时， 由于研究资料的极度缺失以及古典学术传统的影响， 学者大多仅注意到了南戏作为文献的形态，以剧目辑佚与文本考证为主体的文献学研究成了早期南戏研究的主要形式。 1950 年代政治环境的变化将南戏拉入了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 文艺社会学全面地进入了南戏的文献研究， 虽然这一研究方式最终滑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沼， 但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南戏作品批评的理论性高度， 并同时更加全面地形塑了南戏戏曲史阐释的学理框架。

1980 年代之后， 在 “理论自觉” 的驱使下，西方戏剧及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开始全面地进入南戏研究的领域。 以张庚为代表的“前海学派” 着眼于戏曲作为场上艺术的本质， 将南戏的艺术特征与西方戏剧学学科概念相对接， 完整地提炼出了“南戏舞台艺术” 的概念， 勾勒出了南戏场上演出的形态。 钱南扬则以古代“戏场” 为依据， 建构了南戏的“剧场” 空间， 将南戏舞台的外延扩展到了戏班、 观众、 后台等各项要素。 与此同时， 心理学、 伦理学、 结构主义、 女性主义等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也大量地运用在了南戏的文本批评中， 彻底扭转了之前阶级立场分析到思想性评判的单一模式。 而随着全国性地方戏整理的持续， 田野调查的方法普遍地被戏曲研究者所采用， 文物在南戏研究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在这一过程中， 南戏学科的研究理念开始向民俗学回摆， 田仲一成等民俗学者将南戏的文本与演出放置在乡村基层组织中进行观察， 以“民间性” 的立场将研究的视阈从文字延伸到了外围的农村社会因素， 以此展现南戏在民间“活态” 的生存形式。 从百年南戏研究方法的整体与趋势来看， 南戏研究已然形成了立足于文献与史料， 以文献学研究为基础， 以文本批评考证与舞台要素考察为两条基本主线， 并向民俗及社会学研究渗透转向的方法论形态。

二、 域外及数字人文：学科的瞭望与突围

作为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学术史研究， 考察的内容是漫长的研究经历， 其目的在于为当下的研究需求方向与突破口， 以往诸家在进行学术史研究时皆会无一例外地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朱恒夫教授曾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关口对百年南戏研究进行总结， 并在文末提出了五个“新” 的研究课题， 这五个课题分别为： 在古来剧种的流行地区， 做更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 寻觅南戏时期的痕迹与文物留存； 将已收集到的南戏或接近南戏的作品， 如福建戏研所珍藏的抄本整理出版， 进行全面的研究； 考察南戏与民俗、 民间祭祀的关系， 以期在南戏的生成与传播等问题上有所进展； 像 《琵琶记研究》那样， 每部作品都进行专题研究； 编撰南戏全集与南戏研究资料集①朱恒夫： 《南戏研究的百年回顾》， 《古典文学知识》 1999年第1 期， 第82 页。。

问题提出至今已将近二十载， 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中， 南戏研究依然在不断拓进， 以今日的研究状态去检视往昔， 其实这些问题皆已为学界所关注， 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南戏的地方戏存遗研究已经进入了综合总结的阶段， 不仅是福建地区， 全国各地与南戏相关的地方戏抄本皆在不同程度上被研究者所挖掘、 著录并研究。 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早已在南戏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并逐渐成了一种常规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这一民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式也被南戏研究者所普遍采用。 与之相关的， 戏曲文物的地位也越发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学者通过对地方民俗与戏曲文物的调查， 在南戏的生成发展以及剧本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而随着“ 《南戏文献全编》 整理与研究” 这一国家重大课题的立项与完成， 南戏文献的研究也已然全面地打破了专注于几部剧本与著作的“点”的局限， 学界越发地注重文献的全面性， 越来越多的资料开始被研究者所利用， 系统化的南戏剧本集、 研究资料集也已在编纂的过程中并在不久后即会付梓出版。

可以说， 南戏研究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 相比研究初建之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 资料文献与研究的空白被逐渐填补， 许多问题甚至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 抛去学界在南戏历史与剧本问题上一些长久的诉讼纠纷， 南戏在当代已经得到了研究者多角度、 跨学科的观照。 但近些年来， 由于市场经济对文化遗产功利化的驱使， 许多地方学者在对南戏的剧本、 传播以及发展历史的研究中都试图将南戏贴上某一地区的标签， 试图以这一地区的冠名权来创造经济和文化效益。 南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 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情境中，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的背景下， 南戏研究不能在地域性的狭隘视阈中局限一隅， 这只会伤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整理， 而应当以更加开阔的胸怀以及全球性考量而积极地“走出去”。 俞为民教授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指出， 南戏不应当仅是某一个地区的南戏， 它是中国的南戏， 也是世界的南戏， “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南戏， 应当走出去， 让世界了解南戏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戏曲形式”①俞为民： 《南戏研究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温州大学学报》 2017 年第4 期， 第1 页。。

与世界的接轨，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是国内学术研究必然的发展趋势， 同样是当前的南戏研究所必需要经历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在一些学者、 文化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共同努力下， 数次规模较大的国际南戏学术研讨会在温州、 泉州等地举办， 近百位来自国内与世界各国家、 地区的学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南戏相关的研究问题， 商讨未来南戏研究的方向。 通过与国外学界的沟通交流， 国内的研究者深度地接触到了世界人文研究的前沿领域， 在推动南戏研究发展的同时， 向世界传播了南戏文化。 但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之外， 要真正实现南戏研究的“走出去”， 在研究方面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注意的问题与开拓的空间。

其一是对民国南戏研究文献与学谱的梳理。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要做到的即是研究规范与世界的接轨。 虽然当今南戏研究成果的积累速度已经远过从前， 尤其是近几年来， 学术书刊与研究文章的出版量激增， 但研究成果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水准却参差不齐， 在总体上不甚令人满意。 造成这一现象原因， 最主要的即是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学术传统的淡漠， 以及对研究文献的忽视， 一些学者不掌握专题材料， 不关注学科发展， 一味闭门造车， 以致将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观点矜为独得秘籍， 学术规范与学术准则严重缺失。 南戏研究应当主动地在研究时前置学术史的观照， 尤其应当更多地关注民国时期的南戏研究文献。 民国的学者虽然在掌握的材料与研究的条件上与今日相去甚远， 学科意识也相对淡薄， 但这些早期的学人却秉持着严谨的态度、 实证的方法， 并以通观的知识体系进行着研究， 初步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基础与框架， 现今被学界反复商讨争论的观点， 其实在民国时期已被相关学者提及， 甚至在论述的深广程度上更胜一筹。

1980 年代以后， 南戏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多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尝试早已屡见不鲜， 西方的文艺研究方式与批评理论体系也多被研究者所采用。 但由于多数学者理论运用能力的欠缺， 加之自身专业知识积累的薄弱， 导致论述往往浮于表面， 缺乏问题意识， 有明显的生硬套用之嫌， 带有鲜明的随意性与商标性， “言能中窍或有， 无端类比则多”。 这一问题的解决， 同样需要在对民国研究历史的回顾中找寻答案。 民国的学人所处的是西学对传统旧学强烈冲击， 学术被迫“重构” 的时代， 这与新时期不可逆的全球化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通之处的。 但当时从旧学中走出的学人， 却在一个最为恰切的位置中为中西之学找到了平衡点， 从方法、 视角、 文献各个方面将西学与中学相互通融， 以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 这对当前的南戏研究无疑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现今如苗怀明、 赵兴勤等国内知名的戏曲研究者在数年前已开始在这一领域耕耘①苗怀明教授在2010 年主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说唱文学文献研究史论” 后便发表了多篇关于民国学人研究的文章， 并于2014 年出版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 一书； 赵兴勤教授则一直专注于其业师钱南扬先生的学术年谱研究， 于2016 年以“钱南扬学术年谱” 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立项。， 对民国戏曲学者的人生经历、 研究文献与学谱进行系统的整理， 但对于南戏而言， 仅整理数位学人的研究资料显然是不够的， 民国是一个思想剧烈激荡、 各种文化元素激烈碰撞的时代， 南戏研究在这样的时代中， 在“初建” 的形态之外， 还有更多需要解读的含义， 可以说， 民国南戏研究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矿藏， 是一个还远未说完的学术话题。

其二是对域外南戏传播与研究的关注。 回顾近代以来国内的南戏研究， 尽管过程中历经了诸多曲折， 但其发展的历程与状态一直未曾完全“孤立”而与世界相隔绝， 学界始终都关注着域外的学术动态， 与世界保持着交流。 1920 年代， 叶恭绰在英国发现了因战火流于海外的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第一个南戏研究的高峰由此而来； 1930 年代， 众多学者在印度戏剧中探讨南戏的起源， 考证南戏与梵剧的交流， 在南戏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诸多新见， 将研究带入了专门化的阶段。 建国后， 藏于欧洲的戏曲选本《风月锦囊》 辗转回国， 又引发了南戏研究的热潮。

在另一方面， 南戏作为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 也长时期地被域外汉学家所关注。 早在明治后期， 森槐南、 笹川临风等日本汉学家便开展了对《琵琶记》 等南戏剧目的专题研究， 青木正儿、 吉川幸次郎、 严城秀夫、 田仲一成等学者则不断踵事增华， 继续推动着日本学界的南戏研究向前发展。在英语世界， 由于受限于英译南戏剧本数量以及南戏剧作本身的内容， 南戏的概念并未在欧美学界得到广泛认同， 但专业的研究却也不乏其人。 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 于1974 年写成了《南宋的早期南戏》 一书， 以开阔的研究视野论述了南戏的起源发展以及蕴含的戏曲文化，开英语世界南戏研究之端②Tadeusz Zbikowski： 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Warszawa： Wydawnictwa Universytetu Warszawaskiego，1974.。 此后， 英国汉学家威廉·多比尔（William Dolby）、 美国汉学家简·穆里根（Jean Mulligan）、 澳大利亚汉学家柯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 等人， 或从时代整体着眼，或从单一剧目入手， 在南戏研究领域取得建树③其中代表作有威廉·多比尔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Paul Elek， 1976）； 简·穆里根的 《The Lute： Kao Ming’s P’i-p’a ch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柯林·麦克拉斯的《Chinese Theatr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从这一层意义来说， 域外南戏的传播与研究应该得到学界更多的视点。 无论是文献、 学术交流还是本身的学科建设， 南戏研究都需要与世界更加深广地相联通， 在世界各地的公私藏书处还收藏着大量南戏相关的文献， 《琵琶记》 等南戏剧目也早已被国外剧作家、 翻译家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域外汉学家对南戏的关注与研究同样仍在持续， 而这些， 都是当前国内南戏学界所需要深度了解与掌握的内容。 值得欣慰的是， 现今已有不少学者将自身研究的重心向这些问题转移， 如张秋林、石峻山对域外《琵琶记》 改编与传播的拾掇， 张真、 林施望对日本、 欧美南戏研究论著的梳理④代表作如张秋林《 “他者” 之镜像： 论南戏〈琵琶记〉的跨文化戏剧改编》 （ 《戏剧艺术》 2017 年第3 期）； 石峻山《 “高尚且真诚的目标” ——20 世纪中叶美国改编版〈琵琶记〉（ 〈琵琶歌〉 ） 之成形与剧评》 （ 《温州大学学报》 2015 年第6期）； 张真《近代日本的南戏研究（1890—1945） 》 （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2015 年第1 期）； 林施望《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及其南戏研究述论》 （ 《温州大学学报》 2017 年第4 期）等。，皆兼具文献与学术价值。 但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的成果相比于“域外南戏的传播与研究” 这一广袤的学术空间而言仅仅只是沧海一粟， 亟待开掘的学术资源还有很多很多。

其三是“南戏数据库” 的建设与数字化研究的开展。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技术条件的不断升级将大数据的运载与处理从“可能”提升到了“必然”， 各种大小规模数据库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政府行政管理与普通民众生活工作的效率， 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 要翻看基本的古籍资料， 有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基本古籍库”； 要参阅地方志的信息， 有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开发的“中国方志数据库”； 要了解近代的报纸期刊， 有上海图书馆运行的 “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要研究唐宋诗歌， 有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联合推出的“全唐诗、 全宋诗分析系统”。 此外，“元代文献数据库”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数据库” 等传统文献数字化工程也在筹备过程中。 通过这些资料与文献数据库， 研究者可以直接以键入关键词的方式便捷地找到其所需要的信息， 节省了在灏瀚的纸质文献中“大海捞针” 所浪费的时间。

放眼当前国际人文研究领域， “数字人文” 也已然成了极具潜力的新兴学科和前沿研究阵地。 具有创新性强、 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越来越多独立的“数字人文中心” 在北美和欧洲相继开设， 国内的数字人文研究也在这一浪潮下声势渐起。 2017 年6月， “数字人文： 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前沿与探索” 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数十位国内外学者聚集南大， 探讨了数字人文的前沿思想与主要议题， 如数字人文与计算、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 数据挖掘与文学研究、 图像分析与艺术、 数字博物馆、 数字史学等， 来自哈佛大学等名校的专家教授还详细地介绍了目前国外社会人文科学在数字时代的专项研究成果。

“数字人文”， 简单的理解， 即是以计数、 线性拟合、 画图、 统计等计量手段， 将抽象和感性的人文语汇转化为具象可视的表格、 曲线与地图， 直观地呈现文学思潮演进的趋势、 文学家一生寄旅行藏的轨迹等人文历史。 “数字人文” 在考据之外极大地补充了人文学科实证研究的方法， 提升了人文研究的科学性， 因而被国际人文学科研究所普遍认可， 逐渐融入了研究的主流并走向了前沿。 国内的南戏研究要真正走出去与世界接轨， 数字化、 计量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而“数字人文” 研究的基本前提即是“元数据” 的收集与提取， 因此， “南戏数据库” 的建设也应当被提上日程， 这不仅是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需要， 更是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本世纪初， 在 “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大获成功的推动下， 温州图书馆就打算趁着这股“南戏” 热， 以温州的地区优势和馆藏资源为基础， 建设“温州南戏数据库”， 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温州南戏筹建小组”， 召开了多次研讨会①严海帆： 《 〈温州南戏数据库〉 建设刍议》，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5 年第1 期， 第69 页。。 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数据库至今未能建成问世。 客观地来说， “南戏数据库” 的建立不单单只是温州图书馆和温州地方的工作， 而应当以国家、各省、 市及地方文化部门与图书馆为主体， 让学者广泛参与， 将与南戏相关的纸质文献与文物数字化， 并按照一定的分类进行数据库建设， 如涉及南戏发展历史的专业词语、 南戏的剧目与作家、 南戏的曲牌与声腔以及南戏在现代的改编、 评论与研究等， 将收录的数字信息以此归类， 并统筹为一个多媒体与网络化的南戏大数据库， 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 需要学界长时间的努力与深度合作。

站在今日的历史坐标上， 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 既有浓郁的沧桑感， 亦有沉重的责任感， 新时代的学术环境为新时代南戏研究工作与从业者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如孙崇涛先生所言：“做一名称职的戏曲史学家确实不易， 史学家的眼睛， 理论家的神经， 杂学家的胸藏， 朴学家的脑袋和艺术家的细胞， 缺一不可， 现代科学的发展， 还需要添生操作智能工具的科技家式的双手”②孙崇涛： 《中国南戏研究之再检讨》， 《戏剧艺术》 1996年第4 期， 第119 页。。 作为这个时代的戏曲研究者， 身上的任务与工作依然很艰巨， 但前辈的成就与榜样在前， 我们有理由相信， 新一代的南戏学人会在前辈的肩膀上， 去攀登新的学术高峰，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创造南戏研究的新纪元， 进一步引领着南戏与南戏研究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