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耶儒的对话和剥离
——以黄伯禄的《训真辨妄》为例

屠 潇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 201815）

晚清基督宗教的传入和活动以及多数时期，伴随着国人的血泪、屈辱和抗争。从客观上来看，中国的近代化与传教士们改变中国的努力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迹，他们兴办学堂、开办医院、发展出版业等等，但从近代基督在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则基本上是一部国人的屈辱史，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至今还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正如黄伯禄在其代表作《正教奉褒》一书中提到：“天主教传至中国，自炎汉迄今，屡遭抑遏。”1在明末清初时期，较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也意识到基督教义和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传统习俗间有着深壑险沟，一不小心就会引起中国人民强大的抗拒心理。黄伯禄作为中国人，必定深谙此理。那么他的传教方式、传教策略，甚至是语言风格、意象隐射都是一个烙刻着时代传教特点的有趣范例，无论是对中国传统信仰，包括释、道两家，或婉转或直接的批判，还是对天主教的歌颂和赞美，都折射出耶儒两家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碰撞和交流，然后剥离出一个对中国传统习俗有重大改变的现代性思考。

一、出版和作者

《训真辨妄》成书于光绪丙戌年仲春月（1886年农历三月），由上海慈母堂印刷出版。黄伯禄在序中提到，这是在《圣教理证》2基础上增删编著而成。并对此书给予了肯定，也阐明了著写《训真辨妄》一书的缘由，即他希望通过此书来破除国内百姓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困惑，并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1.上海慈母堂

晚清时期，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在青浦县横塘的天主堂里创办了一所孤儿院，后在咸丰年间迁至蔡家湾。孤儿院让孤儿们学习包括雕版印刷在内的各门手艺，自食其力，为孤儿院有印刷活动之始。几经波折，蔡家湾孤儿院迁至徐家汇土山湾，定名为土山湾孤儿院。3 根据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7年孤儿院已有孤儿342 人，院内设立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这批12 岁左右的幼童学习制鞋、木工、雕刻、镀金、做衣、绘画等技艺，使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上海徐汇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刊印了许多传教书籍。1867年时，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中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稳定的机构，由“印刷部”、“发行部”组成。但是，早期印书馆对外使用的名称尚不稳定，由于孤儿院内有慈母堂，因此早期出版物多称“土山湾慈母堂藏板”，出版的书目也多以“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为名。发展壮大后，却逐渐成为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

出任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负责人分别是严思愠和翁寿祺修士，其建立的原始目的就是在于传教，所以早期印刷出版的中文书籍，大多是围绕着圣教福音内容。而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土山湾在当时的时代下，承担起独特的历史使命：“土山湾印书馆位于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是一个奇特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多元文化组合。而作为孤儿院一部分的印书馆，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显示出近代上海出版文化多种元素形成的复合性特点。”4甚至，除了传播圣教，偶尔也向中国民众和信徒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这让土山湾在中西文化交流，扫除积弊、移风易俗、废除孔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2.黄伯禄

黄伯禄，字斐默。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生于江苏海门。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10月8日卒，终年79 岁。为当时称“江南教区”不隶会籍司铎，是一位天主教学者，以拉丁文、法文、中文著书立说，一生著作丰硕，才华横溢。其著作皆在土山湾出版社出版，6其中《集说诠真》也堪称杰作。李强在《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中西传略考述》 中对黄伯禄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尝试探究和讨论黄伯禄在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历史作用。其中提到《圣心报》上有《黄婓默司铎传》，记录了黄伯禄不仅“致力于著述”，而且有“充主教文案”的经历，以《函牍举隅》为例：“第西士驻华传教，公余之暇，中国书籍，亦尝诵习讲求……”7黄伯禄在此书中，对晚清民国时期与天主教相关的“教务教案”作出了详细分类，提出了西方传教士应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行为准则的建议。作为一名华籍神父，黄伯禄不仅有实际真实的传教经验，又有相对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在面临具体问题处理时，能运用这种协调能力，这无疑对促进中国天主教本土化是有益的。胡适先生在读过《集说诠真》后，也曾评价黄伯禄：“所引书籍至二百余种之多，亦不可多得之作。今年余在科伦比亚大学藏书楼见之。其说处处为耶教说法，其偏执处有可笑者。然搜讨甚勤，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8认为黄伯禄博览群书值得推崇，但是对天主教的种种偏袒又略感可笑。

黄伯禄在很多方面另有建树，比如撰写《中西历日合壁》9、《中国地震考》、《从法律观点看中国婚姻》、《行政杂记》，有些也编入《汉学论丛》10。他一生著述颇多，其中中文著作19 种，法文著作10 种，拉丁文著述5 种，合计30 余种。

二、《训真辨妄》内容及浅析

《训真辨妄》共119 篇，96 张页。拆分“训真”和“辨妄”，分成两部分，“训真”一词表示阐释基督教义，按照此书目录编排，此内容占1-30 篇；“辨妄”一词则是批判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内容占31-119 篇。整部作品浅显易懂，以“对话”方式阐述基督教理论以及一般的教规教义，包括对中国传统信仰（主要针对儒教）的批判和考察研究。在其序中，黄伯禄阐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加以剖析，企图探寻更为有效的传教方式。

在“训真”的内容中，黄伯禄作为神父，其立场是一贯的天主教立场，因此，书中许多观点如今看来有点可笑和幼稚，比如：

例1、天主二字何解

“非天、非地、非理、非道、非气、非性、非物、非鬼、非神、乃造天地神人，万物之大主，万民之公父，万国之共主……一见天地万物，则知必有造物之大主。”

在这个例证中，可以看到他将儒家典籍中的“天”、“上帝” 等名词概念偷换成天主教中的 “上主”，这种做法早在利玛窦时期就开始成为许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即为了争取信徒，故意将儒家文化与天主教勉强对接。而带来的最明显感受是，明明是基督教的宣传，但没有一处能够撇开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显得极为牵强。

例2、奉儒教犹未足须奉天主教11

客曰：“天主教固是正教，但儒教亦是正教，为何奉儒教为未足必该奉天主教乎？

曰：“夫尽美尽善之教务，必能令人在世时得尽所以为人之本分，俾身后得遨所以为人之究竟，但其道元微……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儒者之教，虽亦导人向善，劝人避恶，然总有人立，焉能尽善尽美……惟天主教乃造物真主躬降亲立，而于宜信之端，当行之事，罔不一一指示其余所以为人之本分及所以为人质究竟，训诲诱掖，至备至周，故奉儒教犹未不足，必须奉天主教也。”

说服力也犹显不足。例2 中基本只说明儒教并未尽善尽美，“且于人所以为人之本分，均未明示，则何所遵循，而所以为人之究竟，更未言及”，而认为基督教可以补足，但说明力度很弱，并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不足之处。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其后各主要朝代或历史时期，都是官方指导思想。而且儒家的传统信仰在中国民间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这使得传教士很难绕开儒教另起炉灶，一定要找到和儒教相通的地方，对话并融合。

例3、教之邪正不系朝廷之崇黜（第23 篇）

黄写道：“教之邪正不以朝廷崇黜为凭，惟以道理真假为证。”

例4：儒释道三教未尝无帝王贬黜（第24 篇）

列举了很多史实来证明儒家、佛家、道家皆受到过打击。

例5：天主教尝有朝廷褒崇（第25 篇）

用非常大且详细的篇幅来列举唐、明时期很多传教士受到封赏重用。

黄伯禄虽在文中一直强调宗教的好坏与朝廷的推崇和贬黜无关，但却用最大的篇幅来极力强调天主教受到历朝历代朝廷礼遇，可见在儒家的强势文化下，基督教的在华传播的确略显心虚，以及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在“辨妄”的内容中，我们能观察到，很多对话在形式上都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传教士不得不与儒家“合作”，从而让民间大众去接受基督教。比如：

例6：“能代世人转求赐佑者，我人亦当顶礼钦敬，犹之敬国君者敬其臣……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为友尽信”。（第68 篇）

例7： “外教人人行善不得邀天堂福报”、“要得朝廷之赏，必当忠以事君；要得父母之赏，必当孝以事亲，若不忠不孝焉能望报”。（第118 篇）

这些话都极具儒家“风味”，迎合大众的阅读习惯，是为一种非常典型的传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教会、传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

另一方面，这部“福音书”也有一些很现代的、进步的观点。比如，第27 篇之“圣教不准娶妻何故”、“传教士远离父母不伤孝道”、“传教士不婚有多益处”，在第31 篇之后，几乎都是对中国民间风俗进行批判，比如第三十二篇“叩拜亡人”、“木主”、“家堂”、“天地君亲师五字碑” （包括缠足、祭祖、蓄婢、丧葬）等等。尤其是礼仪之争。对于像跪拜、叩首、供奉这样的传统礼制，会在当时产生很大的争执，在直观感觉上，比起婚制婚俗，传教士对丧葬祭祖关注更多，基本都要求基督徒的丧葬活动一律从简（比如驳斥不要焚烧纸钱等），对改良中国社会风尚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观点，客观上应该暗合了中国需要变革、自新、富强及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三、《训真辨妄》中耶儒的对话与剥离

历史学家雷海宗有过一段广为传播的话：“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这种西方文明首先是以基督教的形式进入中国，而传教士则是这种交流的重要媒介。但是，虽然基督教的传播在炮火的掩饰下进入中国，却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而遭受巨大的冲击，不得不改头换面，采取新措施，以求适应和发展。

在《训真辨妄》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解释有些牵强，对民间习俗难免矫枉过正，存在不少失实或欠妥之处。或批判，或迎合，或断章取义，或混为一谈。总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比较可笑的，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文化上的劣势，就显得捉襟见肘。深入阅读后我们可见他对佛教、道教的批判是从现代科学的理性角度进行批判的，但是他在面对天主教的审视上却是非科学的、宗教的。比如提到“外教人行善不得邀天堂福报”，即不信天主教，不敬天主，便不得享天堂之福，这种双重角度就难以让人信服。他们明显地包容儒家，尤其对古儒的推崇和对近儒的批判，黄伯禄本人就对宋明理学批驳甚深。12

黄伯禄对中国传统典籍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对儒家经典的引证剪裁颇为熟练，广泛地引用儒释道典籍充当论据。但在“合儒”、“补儒”的外衣下，实则还是宣扬基督教，无非从服从君主，转而服从天主，接受基督。13

在碰撞和对话过后，基督教的本土化再一次被强调，他们大力培养和启用中国籍的神职人员，并发展慈善和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医院、孤儿院、学校，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改变形象，期望争取和感化民众。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有另外一种东西从基督教中剥离出来，即现代性。

现代性比基督教的教义更具有普世价值，在近现的世界成为主流文明话语和文明建制。它虽然脱胎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但在扩张和演变的过程之中，也不再仅仅属于西方，反而成为了一种脱离了特殊文明背景的世界普遍精神。中国也接受了基督教带来的这种现代性，尤其在20 世纪初发生的剧烈的社会文化运动时，西方现代文明改造了我国古老的儒教文明，向欧洲趋同，而作为母体的基督教却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抛弃。

所以，这也带给笔者一些问题与思考，西方土壤中成长的基督教是否应该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基督教是不是原教旨的基督教？是不是所有文明在中国本土化是必然的？ 当今还需要本土化吗？

注释：

1 黄伯禄：《正教奉褒》，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东传福音，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6月，第462 页。

2 《圣教理证》：由鉴牧任斯德范编著，1852年出版。

3 邹振环：《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 期。

4 同上。

5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中国旧书局》，第19 页。

6 沈超、余继堂：《海门籍天主教学者黄伯禄》，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91 辑，第212 页。

7 李强：《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中西传略考述》，《基督教学术（第十五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246 页。

8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640-643 页。

9 《中西历日合壁》，光绪十一年（1885）出版，137 页。

10 《汉学丛书》是土山湾印书馆历史上出版时间跨度最长的一套丛书。参见张伟、张晓依著：《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 页。

11 黄伯禄：《训真辨妄》，上海慈母堂，1886年出版。以下涉及例子皆出此版本，不另作注解。

12 陶希圣：《明史论丛明代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第164 页。

13 袁邦建：《耶儒对话与传教策略——<训真辨妄>探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