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来华女传教士的别样人生
——《优雅的福音》书评

万 方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3）

19 世纪美国基督新教的女性化趋势受到很大的关注，简·亨特的这本书主要把关注点放在了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女性化现象上。本书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这些内容和描述都是基于曾经在华传教的四十多位女性传教士的真实生活记录，非常博人眼球，引人入胜。

在1890 到1905年间，在中国有大约3300 名女性传教士，占新教女性传教士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亨特认为来华传教的机会拓展了美国女性原有的生活圈子。对单身女性而言，她们所面临的选择不只是必须嫁人、变成男性的附属或是变成老姑娘、孤老一生，而是可以通过传教获得一份事业和尊重；对已婚女性而言，在她们完成人生最主要的抚育子女的任务之后，也可以通过传教充实自己的生活。Page Smith（Daughters of the Promised Land，1972）认为，宣教工作使得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多少平等的专业地位”。与她的观点不同的是，亨特却认为女性与男性并不平等，即便她们远离家乡来中国传教，做着与男性传教士相似的工作，在群体生活中获得了社会认可，但她们无论在选举权、薪酬、婚姻自由还是地位都低于男性。但是，这个领域却能使得单身女性离开自己的原生态家庭不再依附家人独立的生活，而且，如果她们愿意努力的话，也能够像男性一样从事非常专业的工作。

亨特从在华女传教士寄给家人的信件中敏感的捕捉到传教生活的细微之处。但是，她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亨特鄙视女传教士的这种地方狭隘主义观念，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来自大城市的女传教士面对来自乡村的女传教士存在心理上的优越感，相似的，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对英国女传教士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既看做竞争对手，又看做效仿对象；另一方面，她又能非常冷静、客观的看待女传教士们在枯燥、孤独的传教生活中对于同性的特殊情感，这也是第一次在此类著作中女传教士这种情感和身体的亲密的关系被揭露出来。

除此之外，她虽然对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女传教士们所深处的困境表示同情，但无法宽恕这些女传教士对潜在的、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持有种族歧视的态度，她们遵循上帝的指示对中国人传福音的同时，却又在自己高筑的教区围墙内像美国南方种植园一样管理自己的家务，经营着一个“家庭帝国”，用一种天生的种族优越性对待家中的中国帮佣们。读者通过此书的阅读，同样也会对这些女性深表同情，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没有什么女英雄形象，有的只是那些没有走出国门在自己母国有可能沦落为永远依靠自己家庭的老处女，或是，即便在中国也如同永远生活在男性阴影之下和抚养下一代重担中的家庭主妇。来中国，正如亨特所暗示的那样，对于这些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仅仅是换了一个异域的背景而已，其他都未曾更变。

传教士们毕竟是带着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志愿受命前往中国的，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教，女传教士们亦是如此。女传教士来华之后所面临的的传教对象主要是女性，而且是地位相差极大的两个群体，一类是农村妇女，另一类是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官宦人家的女儿。由于关于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女性的资料有限，所以很容易获得这种印象，即：那些数量有限的皈依基督教的知识女性与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大多数是在家中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但无论她们因何原因皈依基督教，这却使她们在家中获得了独立地位。亨特认为，随着辛亥革命和儒家帝国秩序被摧毁，基督教这一身份从最初对于女性来说除了彰显独立之外别无它用，渐渐变成了具有自我能量的积极身份，代表了一种现代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新的出路。除此之外，亨特还认为，信教并没有使得这些女性不关心民族问题，两者并非是对立的，反而是交融在一起的，她们的民族观念恰恰是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中培养出来的。

这部作品是无疑对历史学有杰出的贡献，但也提出一些问题。作者仅把关注点放在两个最大的教派，公理会和美以美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其他较小的教会也会有如此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吗？ 这些女传教士跟日本、土耳其和其他在本国传教前线的女传教士有什么不同？ 亨特的著作一本极易引人入胜的作品，她的奇妙的构思和精心制作会为此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