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诃夫后期小说中的“出走”母题

2019-02-21 23:38
绥化学院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萨沙母题契诃夫

郑 晔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出走是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母题。在文艺学研究中“出走”的内涵比较宽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多义性决定的:“уход”一词可以表达不同的现象(流放、逃亡、出家、神秘的消失等),例如,克拉斯诺夫(В.Г.Краснов)把人物的终结和死亡,人物生活中的转折点,危机状态以及对新事物的预感称为出走[1](P101)。在文艺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出走可以这样理解:当人物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对现有生活不满时,便决定离家出走,更换职业,与熟悉的人断绝往来,开始新的生活。

出走行为在契诃夫小说,特别是后期小说中时有发生。人物的出走在《风波》《好人》等早期作品中就已初现端倪,更成为了《决斗》《文学教师》《三年》《农民》《出诊》《新娘》等小说的主要母题。出走展现了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它可能是逃避生活的方式,也可能是寻求新生活的一种途径。作家笔下人物的出走多种多样:有惊慌失措和平静坦然的出走,有被迫和自愿的出走,有实际和虚假的出走,还有肉体和灵魂的出走。人物出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生计,有的是追求个性自由和多样性。。

在契诃夫19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初的作品中,出走母题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未实现的出走、置于未来的出走、实现的出走。笔者将对契诃夫后期的某些小说进行深入解读,以管窥作家对当时人们精神状况及存在状态的思考,探讨其后期作品中出走母题的内涵变迁。

一、未实现的出走

未实现的出走通常指,人物虽然产生了强烈的出走意识,但由于外界的阻碍,或者自身的软弱,抑或出走的虚假性等,出走行为未能实现。

《决斗》(1891)中的出走行为主要表现在主人公拉耶甫斯基身上。拉耶甫斯基是契诃夫政论文中那种用“思想”骗人,实际上不学无术的“莫斯科的哈姆雷特”。两年前,他爱上有夫之妇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觉得只要和她私奔,一起去高加索,就能摆脱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庸俗,开始全新的劳动生活。他要开垦荒地,“劳动得脸上流汗”[2](第八卷,P123)。现如今,他厌倦了高加索,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厌倦了身边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想要逃回彼得堡。

想要逃离高加索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拉耶甫斯基心头,但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主人公试图逃离时首先遇到了客观的阻碍,高加索的山峦是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外部障碍,宽广的山谷围成了一个监狱,围成了一个压迫主人公的圆圈。最为重要的是,拉耶甫斯基的出走是虚幻的,具有欺骗性。即使他回到彼得堡,也不会成为一个“正直、聪明、高尚、纯洁的人”[2](第八卷,P130),他只不过是契诃夫于书信中提到的“生活在庸俗之中,拥有欺诈灵魂的知识分子”而已[3](P212-213)。拉耶甫斯基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生活,而是想回到过去,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和庸俗的生活方式。后来拉耶甫斯基意识到,去彼得堡也是徒劳,到哪里也摆脱不了这种虚伪的生活:“到彼得堡去吗?”拉耶甫斯基问自己。“可是这等于重新开始过我目前诅咒的旧生活。凡是希望像候鸟变换一下地点就能得救的人总是会一无所获,因为对他来说地球上到处都是一样。”[2](第八卷,P216)

基于上述原因,拉耶甫斯基的出走未能实现。正如哈利泽夫(В.Е.Хализев)所言,《决斗》中的出走是虚假地解决问题,是徒劳地逃离一切困难。“拉耶甫斯基与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的分离没有前景,相反,主人公需要自觉的心理改变。”[4](P44)

这种出走也体现在中篇小说《三年》(1895)中,商人拉普捷夫是巨大财富的继承人,他虽然富有,但既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也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他相信:“百万家财以及他不感兴趣的行业将会断送他的生活,把他彻底变成奴隶。”[2](第九卷,P344)他痛恨从父辈那里继承的生意,想逃离自己的地位,但他没有能力走出这个吃人的环境,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不自由,习惯于奴隶的状态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物未能实现出走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人物性格的软弱及出走的虚假性。当人物确定自己无法出走之后,在小说情节中出现了寻求新生活的可能性:在《决斗》的结尾冯·柯连离开了高加索,在《三年》中最后提到拉普捷夫的朋友们去了美国。

二、置于未来的出走

置于未来的出走,即人物本人没有表现出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而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出走的建议。他还没有做好出走的心理准备,没有产生自己“出去谋生”的打算。但会把出走的行为推迟到未来,或者把出走的希望寄托在后辈人身上。置于未来的出走鲜明体现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中。作品中的三位女性无时无刻不想着出走:到莫斯科去,回到她们出生的地方,去找回她们心中的家园。出走成为她们的梦想,成为她们的期待。尽管这个梦想未曾实现,但她们坚信总有一天会实现。她们甘愿在期待中顽强地生活下去。因为于三姐妹而言,痛苦是永恒的,希望也是永恒的,哪怕是无望的希望,也要比绝望好。

在《出诊》(1898)中,作家借助“工厂”形象揭示了人屈服于社会的必然的生活法则,触及了个性与命运之间的错位这一深刻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柯罗辽夫一天来到莫斯科近郊的李亚里科夫纺织厂,给工厂主的女儿丽扎看病。但这位工厂继承人“并不是生理上有病,她患的是一种社会病,正是高尔基作品中那些名门商贾的后裔所患的那种:她认识到她的生活没有意义,不合理,因而感到心头压抑;她的病是她的祖辈们压制住了的那种良心的声音。”[5](P346)她也意识到,自己的病由社会地位引起:“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社会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2](第十卷,P233)她为祖先的罪孽感到痛苦,柯罗辽夫明白,这种病没有药物可以医治,他给这位生病的工厂继承人开出了一剂药方——出走。但柯罗辽夫没有直接对女主人公提出出走的建议,而是把改变生活、出走的希望寄托于后代人身上。当丽扎问柯罗辽夫,他们的子孙处在他们的地位会怎么办呢?柯罗辽夫这样回答:“……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2](第十卷,P235)至于去往何处,男主人公却这样回答:“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啊,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2](第十卷,P235)柯罗辽夫的回答为女主人公打开了一个辽阔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惊慌失措,注定她不会出走。但在小说的末尾还是出现了对未来的希望,柯罗辽夫在离开李亚里科夫工厂时,他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离得很近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2](第十卷,P235),而此刻的情景好像是没有出路的。

在契诃夫笔下,置于未来的出走并不多见。大多数人物要么产生了出走的想法,但没有付出行动,要么抛开原有的生活,实现了出走行为。

三、实现的出走

已实现的出走通常被安排在小说的结尾处,这与契诃夫最后的创作阶段相契合。研究者卡塔耶夫和齐列维奇都强调人物出走之后的不确定性,人物在作品结尾的不稳定状态。在契诃夫笔下,已实现的出走表现为两种形式:被迫出走与自愿出走。

(一)被迫出走。在小说《农民》(1897)中,人物的出走并非个人的意愿,而是迫于环境、他人及生活的压力所做的无奈之举。曾在莫斯科当过仆役的尼古拉害病后因无钱医治,没法生活,便带着妻子奥尔迦和女儿萨沙返回了故乡茹科沃村。然而,家里人并不欢迎这些从莫斯科来吃闲饭的人,大家都悄悄地盼着失去了劳动能力、久病不愈的尼古拉早些死去。贫困压迫得人们已经丧失了骨肉之情。穷困潦倒的农民只剩下生存的欲望,这种欲望如同一把刀,把亲情与爱心齐根斩断。尼古拉在庸医的诊治下最终死亡,奥尔迦和萨霞迫于亲人的排挤,也迫于农村的贫困,最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道路。

小说中被迫出走与自愿出走之间,“必须”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了。小说不时洋溢着尼古拉和奥尔迦对城市的回忆,他们急切地要从黑暗、贫困、饥饿的王国——农村挣脱出来,回到心爱的首都去。奥尔迦轻声地像唱歌似地讲述着莫斯科的生活,讲她在那些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作女仆时是怎样生活的:“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四个1都不止,亲人儿。”[2](第十卷,P93)“啊,主呀!”她那生着病的丈夫尼古拉满怀愁思地说,“让我看一眼莫斯科吧!哪怕在梦中看一看也好呀!”[2](第十卷,P101-102)最初幻想着再度返回莫斯科的主人公,最后被置于了必须出走的境地,他们被陷于困境的亲人排挤出家门。虽然出走的方向并不是人物自己的选择,但这并没有违背他们自身的意愿。小说中的出走是在渴望生活有所改变的某个人物死亡之后发生的,正如辛格尔曼(Б.И.Зингерман)所说,在契诃夫笔下对未来幻想的母题伴随着牺牲的母题[6](P432)。小说中尼古拉的死亡中断了渴望幸福和美好未来的仪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女主人公与此前的生活决裂。小说中作家对农民的生活作了异常鲜明而深刻的描绘,没有丝毫美化之处,对农民身上因贫困黑暗的生活而扭曲的人性进行了尖锐透彻的分析。契诃夫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身上的愚昧、落后、冷漠和野蛮的性情。

(二)自愿出走。《新娘》是契诃夫的最后一则短篇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公娜嘉的出走是自觉主动地寻求一种突破性的超越,是自我放逐,是自我发生根本改变的表征。小说讲述了外省富家女娜嘉在萨沙的启迪下,于婚礼前夕毅然推却婚事,走出家门去寻求知识、寻求人生真谛、走向宽广新生活的故事。契诃夫的同时代人把娜嘉的出走行为看成是一种革新[7](P474),它展现了俄国女知识分子为寻求生活意义,实现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尝试。

在整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完成了两次出走,它们分别构成了小说的高潮与结尾。国内研究者彭甄分别称之为“出走”与“后出走”[8](P85-90)。娜嘉的第一次出走是在来自莫斯科的远亲萨沙的启蒙下完成的。在萨沙出现之前,娜嘉每天忙于参加各种无聊的社交活动,此时,她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罪恶”,只是对空虚乏味的生活产生些许质疑,内心感到苦闷和不安。后来,在好友萨沙的开导下,娜嘉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状况,重新评价周围的一切。萨沙唤醒了娜嘉的觉醒意识,使她萌发了“不能再这样活下去”的决心。此后,娜嘉弃绝了旧的生活方式,开始寻求新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当娜嘉满怀欣喜地告诉萨沙自己出走的决定时,萨沙并没有对娜嘉出走的意义进行评定,更没有对娜嘉的选择做出有效承诺。

小说以娜嘉的再次出走作为结尾。久别之后,正在求学的娜嘉重回故里。她在这个世界中嗅到了糜腐之气,故乡在她眼中“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她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出走的意义。而这时,曾经鼓励她出走的萨沙已被病痛折磨得失去了奋进的力量,最后撒手人寰。萨沙这类人已落后于时代,不过他们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娜嘉在萨沙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以“默念”的形式完成了再次出走:“别了,亲爱的萨沙!”。至此,出走唤醒了娜嘉的主体意识,让她拥有了生命的尊严。虽然她对未知的生活也有担忧,但还是放弃了庸俗的过去,义无反顾地奔向神秘的未来。

结语

为什么契诃夫如此热衷地关注人物的出走?首先在于,大多数人物都处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日常生活”在作家笔下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生活琐事”的代名词,它庸俗而丑陋,它因其不可理解而变得没有意义和荒谬。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在哀叹:啊!这个世界多么丑陋,多么可怕,真想弃之逃跑。诸多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想逃离这个庸俗、荒诞的世界。于是,出走成了多数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所采用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出走作为一种需要,是对人们普遍社会心理的深切关照。其次,出走与作家的个体经验有关,人物的出走释放的是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契诃夫生活在一个被知识分子包围的上流社会中。周围世界的冷漠、腐化和堕落,早已使作家感到了生活的沉闷和无聊。契诃夫写信告诉朋友苏沃林:“这个知识阶层萎靡、颓唐、冷漠无情,懒洋洋地空谈哲理……颓唐的心灵,萎靡的肌肉,缺乏运动,思想摇摆……”[9](P147)当一个人发现了生活中的丑恶与肮脏,但又无力改变这些现象时,他所选择的生存道路已经很少了:一种是他毁,以仇恨的目光去否定世界的一切;一种是自毁,以一种自杀的形式宣告他对这个世界的反抗;还有一种就是出走,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寻一个避风港。最后,作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踏上了前往萨哈林群岛的路。故而,契诃夫本人的经历及对生活的感受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得到流露。

总体来说,契诃夫后期作品中的“出走”母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未实现的出走、置于未来的出走、实现的出走。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作品中,人物虽然萌动了出走的意识,但由于外界的阻碍和人物自身的软弱,出走化为了无法实现的幻想。在90年代末期作品中,虽然人物没有实现出走,但仍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把出走的愿望和改变生活的期望寄托于后代人身上。在作家的最后一篇小说中,人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走,这为契诃夫笔下的“出走”母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契诃夫往往把出走行为置于情节的末尾,这是一种新的、开放式的结尾类型,它预示着人物未来道路的不确定性。在此,重要的是与旧生活决裂及对新生活充满期待,重要的是“离开习惯的、曾经亲切的,但庸俗不堪的、有缺陷的、无法忍受的旧世界,奔向未知的、神秘的、自由的新世界”[10](P173)。在出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着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契诃夫借由人物而进行的精神世界探索的过程,它是作家小说创作转变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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