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教育问题分析

李德刚，杨 颖

（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简单说来，城镇化是指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定社会由传统乡村型向现代城市型转变的过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而是包括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变迁、人口转移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诸多方面因素。横观世界各国，城镇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据相关资料显示，“199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26.4%，到了2000年我国城镇化达到36%，2010年达到49.68%，2016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7.3%”[1]。城镇化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大量农民从乡村涌入到城市，过上了城市生活，从事着非农产业。那么，从乡村到城市，在深刻的变迁面前，农民能适应吗？他们需要接受再教育！这种农民教育对于城镇化不断深入有着非凡的意义，值得我们探讨。

一、农民教育及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对于“农民”，绝大多数人明白其意思指向，但具体界定何为“农民”却成了一个难题。英国著名人类学家M·布洛克曾说，“学术界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巨大困难”[2]。作为一个概念，根据现有资料，在中国，“农民” 最早见于《谷梁传·成公元年》，内中讲“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很显然，这里的“农民”是指务农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主要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做工，居住在城镇；农民种地，居住在农村，因此适应这种变化，国家的户籍制度也将社会人口简单化地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但随着时代变迁，现在的农民不一定居住在农村，也不一定种地，反之亦然。因此，根据文章论证的需要，我们将农民界定为拥有农村户口并在农村有适量的土地，以经营土地为其收入主要来源或部分来源的人。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成为非农生产的重要主体。但是，城市的非农生产和生活方式毕竟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有较大差异。城镇化对农民有着自己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农民要有良好的适应能力。从农村到城镇，生活习惯、饮食文化、思想观念的不同必然会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提前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转变传统的小农意识，主动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便能适应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它要求农民有一技之长。要想在城市安身立命，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相对较好的，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就要求农民必须掌握诸如建筑、烹饪、美容、美发等技能，否则就只能做一些出苦力并且薪酬较少的工作。另外，农民要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不可否认，大多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这将不利于他们适应城镇生活。农民还应当学习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在不违反法律规则的同时又能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满足城镇化对农民的这些要求，就需要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因此，农民教育，从本文的论证需要出发，简单来讲，就是针对农民进行的包括思想品德、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在内的各种教育。

改革开放后，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教育，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21 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教育是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对城镇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农民教育有效满足了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陶行知曾说过，农民教育“办得好，能叫农夫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夫下地狱”[3]。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要性。要想实现工业带动农业、城镇带动乡村，就必须提高农村的劳动力素质，向农民传授最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劳动技能，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人均收入，使农产品的剩余量增多。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才会增加，他们才会选择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而其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市场的洞察力，能理性判断市场发展潮流和趋势，并对大环境有比较科学的见解，能更快地实现转岗就业，在城镇扎根立足，其迁移的成功率也更高。

第二，农民教育有利于城镇化政策的实施。农民教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党密切与群众联系的重要形式。2017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乡村振兴”写进报告。尽管新时代农民的思想意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但仍存在一些封建愚昧、奢侈浪费和环保与民主意识不足等现象。因此，不加强农民教育，不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修养，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将十分困难。像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要想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就必须重视农民教育。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素质过硬的领导干部、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更需要群众的积极配合参与。而加强农民教育能让农民加深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从而更好更快的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方针。

第三，农民教育能促进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农民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极有可能会出现诸如环境、治安、就业等各种问题。党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泛开展农民教育，提升农民的思想政治意识，增长他们的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并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环境意识等，就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的素质和进城务工时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就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乃至巩固他们转变为市民的意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培养有道德素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农民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农民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只有农民文化素养水平提升了，才能顺利完成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二、当前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会经济稳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九年义务教育使农民的受教育质量有了巨大进步，但进城农民的教育工作事实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农民教育的定位不精准以及教育培训不系统。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单位面积的耕地需要的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他们需要转移就业。并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非农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常态。但是，客观地讲，大量农民在知识水平、技能掌握程度以及思想意识方面依然存在着不适应城镇需要的情况，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势在必行。但是，农民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方面，当前农民教育的定位实际上并不准确，许多情况下依然在秉持着过去的那种方式，指导和培训农民怎样掌握农业技术、怎样使用农业技术等，而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现代的民主法制意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关注不够，并且尤其对于农民如何适应城镇生活、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技术忽视较多。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视角来看，这种农民教育培训在定位上并不精准。并且，实际的教育培训并不系统和科学。这一方面表现在授课方式上，很多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依然延续着传统方式，采用大量说教的方式，依靠老师的讲授，从理论到理论。我们不能说采用这种方式授课培训的老师不认真，机构不积极，但是农民本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就不足，单纯的理论说教让这些缺少专业理论背景的农民可能吃不消。而且，即便农民听懂了，没有实际的田间地头或工厂车间的操作，体验不深，事后实践的效果怎样实在也是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的表现是教育培训的时间安排上比较机械，这可能是出于师资不足、场地不够等因素的限制，但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其着眼点应该在农民身上，应该给农民以方便，确保农民听懂学会。而农民的时间安排，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全年概观起来可能比较“闲”，但特定时间段却是真的“忙”。农忙季节他们没有时间接受这种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定点教育，而农闲时段他们还惦记着进城挣点“热钱”补贴家用。基于农民的这个特点，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与田野或工厂相结合才可能“堵”住农民，提升对他们的教育效果。脱离这种结合，单纯的培训机构进行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另外，农民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往往是“缺啥补啥”，针对性较强，但城镇化对农民劳动力的需求在素质上却是综合的。从对综合素质的需求方面来讲，当前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显然不够系统。

第二，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市民化身份转变困难。城镇化包含多种因素的变化，但归根结底是人的变化，是农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能方面与城镇居民接轨，农民融入城镇生活的过程。尽管城镇化是客观趋势，对农民的吸纳也是客观需要，但农民整体上素养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成为了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生活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农民中的文育、半文盲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达到8.61%，他们中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水平，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9.12%。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尽管经过10年的发展，这个结果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大变化，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14.3%，比10年前略有提高。并且，“2013年，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也显示，在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民中，文盲占到1.7%，小学文化与初中文化程度占据大部分，达到75.4%，其他的是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4]。这个数据显示的结果，基本上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相同，也就是说，农民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农民在城镇工厂从事非农生产，现代化的流水线需要他们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农民在城镇从事服务业，待人接物和应答顾客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必要的知识；进城农民在生活中随时都要与城镇居民交流沟通，而人际关系的处理得体也需要必要的知识水平。显然，过低的文化水平，使得进城农民很难通过其知识与技能来融入城市，阻碍其市民化身份的转变，最终也影响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第三，农民接受职业培训的比例较低，难以适应城镇职业化的要求。近年来，各地农村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农民几乎是倾巢出动，涌入到城镇寻找工作机会。同时，以深圳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各个城市频繁出现“民工荒”。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真的是进城的农民在人数上不够用吗？ 显然不是！“民工荒” 说明大量农民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不够，技术好、技能强的农民供不应求。不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不掌握应有的知识，缺少必要的技能，即便是对于农民来讲也是不行的。但当前实际参加农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农民却较少。根据2013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年各地农民参加高等继续教育学习的仅为760 人次，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的为3900 万人次，参加短期城市继续教育讲座的为243.3 万人次。看起来后面的两个数据较为理想，数量不菲。但是，即便是保守估计，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会少于2.5 亿。相对于这个2.5 亿来讲，前面所讲的区区几百万、几千万的数据显然远远不够。这种状态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有所改观，但依然不够理想。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民经常参加（一年至少3 次以上）农业技术培训占的比例为11.5%，经常接受非农技术职业培训的占25.3%。没有技术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进城后只能是进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依靠体力来获取报酬，并且还可能随时下岗。而按照全国总工会的相关研究看，有一技之长的钳工、焊工、电工及各类技术工种的工资是普工工资的3-4 倍，同时，农民技工的职业成就感及城市归属感明显高出普通农民。因此，农民只有接受技能或技术培训，才能适应城市工作职业化及专业化的要求。只有就业能力增强了，农民才能有条件更好地融入城市，才能够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第四，农民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育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更是如此，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农民教育工作发展的主要掣肘。长期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偏低，直到2013年才首次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4%，2017年更是达到4.35%，但依然低于世界5%的平均水平。在这些用于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中，用于农民教育的部分很小，仅占总投入的2%左右。对于农民教育来讲，经费投入的不足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后果：一方面，教育机构不足且分布不平衡。在全国2000 多所大学中，带“农业”两字的仅有20 多所，并且它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按照普通院校进行建设，朝着大而全的综合方向发展，“农”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培训的师资非常短缺。尽管各地纷纷建立了从事农民教育培训的机构，但里面的人员却明显不足，并且越往基层，该类机构里越“空”，有的机构里就那么几个人，不要说推动农民教育发展，连基本的内部工作的分工都成问题，存在着教师流动性大、临时性教师较多等种种问题。经费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农民教育和培训的发展，使得很多教育、培训工作不得不流于形式。

三、提升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教育水平的建议

城镇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需要逐渐地将更多的农民纳入城镇中来。要想推动城镇化更加深入，就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客观地存在着种种问题。从提升城镇化水平的视角出发，针对当前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气馁、不放弃，努力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农民教育。

第一，提高农民接受教育的意识，增强农民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当前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全部是建国后出生的，甚至其中坚力量已经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个时间段不同于建国前的旧社会了，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这些农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有很多农民出于个人原因而放弃了当时的教育机会，成为新时代的“文盲”或“半文盲”。城镇化是社会大势，并且城镇化需要农民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因此，农民应该意识到，自己接受继续教育，主动学习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农民平时可能会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要具备，并且要主动接受教育。他们可能会工作很忙，但可以在工作中接受教育，在交流中学习。只要心中有着接受教育的这种意识，生活处处是课堂。

第二，加大农民教育投入，完善农民教育监管机制。教育属于公共服务体系，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大投入、加强监管来促进农民教育的规范化，提升农民教育的效能。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国力得到巨大提升，财政收入也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政府已经比较有能力强化农民教育工作。具体而言，一方面，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的投入是农民教育培训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扶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我国政府财政部门已设置专门的资金，但在资金使用上较为平均化，西部地区因为历史欠账多而难有较大起色，因此亟需对中西部地区农民教育培训实行政策倾斜。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厘清政府、用人单位、进城农民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各方的投入比例，让用人单位及进城农民自身承担部分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努力完善对农民教育的监管机制。农民教育属于成人教育，尽管具有战略意义，但往往被地方所忽视，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地本来为数不多的用于农民教育的财政预算往往被挪用甚至滥用。从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来讲，有必要加强对农民教育工作的监管，完善监管机制，加强问责力度，推动专款专用的落实。

第三，积极完善农民就业培训的制度规范。在城镇化进程中，要让农民变市民，保障农民的合理就业是主要问题。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制定者，需要制定并且完善每一项能够促进农民教育培训和合理就业的政策与和详细制度。有关部门需要落实国家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每一项政策，制订各种各样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农民就业、技能培训计划，引领农民合理就业和成功创业。总之，既要落实国家相关的保障农民就业的政策和法规，并且进行具体的细化和分工，加强政府、进城农民、用人单位等三方的责任；又要及时掌控农民流动和迁移的主要方向，督促用人单位完善员工的培训制度，在能够保障和规范农民权益的基础上，经过督促用人单位的就业培训来使农民就业风险与机会成本降低；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劳动力和就业市场的调控作用，经过引导逐渐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农民自主择业的教育培训格局。

第四，更新农民教育方式，发挥实践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目的，我们之所以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后续的实践。实践具有良好的教育作用，一千句说教可能不如一次实践更让人印象深刻。农民整体上淳朴、踏实，但也存在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因此，单纯的说教往往因为农民的相关背景知识不足而使得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而实践的直观、具体等特点可以让进城农民直接感受到对与错、美与丑、合法与不合法等。比如，进城农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其生活、居住等问题都要着落在特定的城市社区，社区环境的优美、管理的规范可能在让他们赏心悦目、倍感新奇的同时接受了一次无形的环境教育。由于常年的生活习惯，他们在老家农村可能存在着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毛病，而居住在城市社区，一旦让老毛病重犯，社区的管理人员乃至同样生活在社区中的其他居民都不会答应，批评教育乃至惩罚性措施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一旦有这么一次“遭遇”，他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并且会谨记。

总之，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缓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在此过程中，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教育工作势在必行。对于这项工作，党和政府是重视的，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客观地存在着诸如农民教育定位不准、职业培训偏少、经费投入不足各种问题。从城镇化的大局出发，回应农民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提升农民主动接受教育的意识，加强投入和监管，而且还要注意进一步规范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并更新教育方式，从而推动农民教育走向深入。

注释：

[1]任远.未来的城镇化道路[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3.

[2]转引自云溪.何为“农民”[J].南方农业，2014-01-15.

[3]陶行知.陶行知文集（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22.6.

[4]转引自孙可敬.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J].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6-11-1.